第57章 好“自我”而知其惡

“自我”是新時期文學中的王牌概念之一。我十分贊同作家珍視自我、認識自我、表達自我，反對人云亦云眾口一詞的同質化，還有那種全知全能指手畫腳的教化癖。

但前人說過：好而知其惡。我也明白，“自我”一詞本身未免過於籠統、簡單以及含混，一旦離開了對話者之間的語義默契，就可能成為一劑迷藥。事實上，九十年代以來，“自我”確實在一些人那裏誘發自戀和自閉，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鏡子千姿百態，而鏡子裏的自我一個個不是越來越豐富，相反卻是越來越趨同劃一，比如鬧出一些酒吧加卧床再加一點悲愁的標準化配方，見諸很多流行小說。“自我”甚至成為某些精英漠視他人、蔑視公眾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見，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這一說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個實利化和商業化的社會環境裏，在一個權貴自我擴張資源和能量都大大多於平民的所謂自由時代，這一說法的經驗背景和現實效果，當然也不難想像。好比羊同羊講“自我”可能沒有什麼壞處。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我”，羊有什麼可樂的？

一個人並沒有天生的自我。嬰兒的自我與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日而語，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洩慾，有什麼可供認識和表達嗎？從嬰兒到成人的過程，豈能在一面鏡子前封閉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學常識的人知道，一個生物個體的特異，不是這個個體遺世獨立的結果，恰恰是諸多個體組成了系統並且在系統中持久交流與衝突的結果。倒是不能構成共生性系統的眾多個體，只能像沙子一樣勻質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這就是說，自我只能產生於社會環境與文化過程，公共群體幾乎是自我之母。

在這一方面，有些照鏡專家好談佛老。其實佛學一直力破“我執”。大乘佛教倡導“自度度人”，也是擔當社會責任的。佛教重“因緣”，內因外緣就是對一種環境系統的描述。唯識宗將“依他起性”列為要旨第一條，強調任何“種子”在轉化為“現行”的過程中，有賴於他者的作用，純粹的自我從來不可能生成（見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識思想論集》）。有些照鏡專家還好談海德格爾，其實也是愛錯了對象。海德格爾不太懂得整體主義，但還不至於在他的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與時間》中最有洞見的部分，恰恰是他發現了“自我”差不多是一個行騙的假面。他是這樣說的：“此在總是說：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許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時候它說得最為起勁。”連“冷漠相處”也是一種“共在”，“這與互不關聯的東西擺在一起有本質的區別。”他不承認“無世界的單元主體”，倒是強調“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見陳嘉映編著《存在與時間讀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本書，來說明自我與外部世界是怎樣一開始就相互糾纏和相互滲透，不容人們一廂情願地機械兩分。

引用這些說辭很可能讓人掃興。這無非是有感於時下一些人理論上的混亂，若不稍加澄清，很可能以訛傳訛混淆視聽。作家當然大多是個體戶，作家當然有別於記者、法官、社會學者、慈善家、政治領袖等等。這要求作家經常內省式地回到個人體驗，回到自我的感覺、經歷、記憶以及想像，也是回到理解他人和理解社會的最可靠入口。我只是懷疑有些人錯把慈母當仇敵，以為只有脫離社會才能找到自我；也懷疑有些朋友錯把險途當捷徑，不知道“表現自我”其實意味着極為苛刻的標準和極為危險的任務，恐怕不宜成為群眾運動，更不宜成為青少年的流行娛樂。自我是有不同質量的。當自知閱歷貧乏的時候、感受膚淺的時候、人格卑微的時候，我情願躲在技巧的後面，做些沒出息的工匠活計，而不敢赤裸裸跳出來以一個醜陋“自我”使他人受驚狂逃噁心翻胃。就像一個功底深厚的歌唱家，唱得越輕鬆就越有狀態；如果一個初入歌壇的音盲來提前玩一把輕鬆和秀一把輕鬆，豈不會一塌糊塗？

孔子主張因類施教，稱“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借用這一格式，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成熟入世者以上，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不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上，可多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宜少言自我也。事情至少得因人而異。從這個意義上說，青少年尚處經驗和學識的欠缺階段，以學習為要務，似應特別注意防火、防盜、防“自我”，不必去參加仿盧梭或者仿卡夫卡的高風險冒進。一不小心成了先瘋（鋒）派和前偽（衛）派的怪胎，靠扮鬼臉發尖聲來混生活，恐怕就是不折不扣地自毀其我了。

2002年6月

*最初發表於2002年《上海文學》雜誌，后收入隨筆集《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