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讀書拾零

關於《騎兵軍》

很少有作品具備巴別爾《騎兵軍》這樣多的商業賣點：作者的慘死，猶太人的悲情，哥薩克的浪漫，紅色的恐怖，藝術上的獨特風格，甚至還有西方教派之間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別爾與商業無關，與任何暢銷書作家沒有共同之處。一般暢銷書作家是用手寫作，高級暢銷書作家是用腦寫作，但巴別爾是用心寫作，用心中噴湧出來的鮮血隨意塗抹，直到自己全身冰涼，倒在斯大林主義下的刑場。在倒在刑場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紙上已經流盡。

巴別爾站在一個歷史的壓力集聚中心，一個文明失調的深深痛點，在白熾閃電的兩極之間把自己一撕兩半：他是猶太詩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歐羅巴的一方；也是紅軍騎兵，是貧困、暴力、曠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遠有視野重疊：既同情猶太人的苦難，也欣賞哥薩克的勇敢；既痛惜舊秩序虛弱中的優雅，也傾心新世界殘酷中的豪放。他幾乎散焦與目盲，因為各種公共理性對於他無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個個生命存在。換句話說，他集諸多悖論於一身——這是他作為個人的痛苦，卻是他作為寫作者的幸運。

第一流作家都會在黑暗中觸摸到生活的悖論。老托爾斯泰在貴族與貧民之間徘徊，維克多·雨果在保皇與革命之間猶疑，但巴別爾的悖論是最極端化的，是無時不用刀刃和槍刺來逼問的，一瞬間就決定生死。這使他根本顧不上文學，顧不上謀篇佈局，遣詞造句，起承轉合，情境交融，虛實相濟乃至學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工夫，甚至顧不上文體基本規定——他只能脫口而出，管它是文學還是新聞，是散文還是小說。

大道無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說是無形式的形式渾然天成。他血管里已經奔騰着世紀陣痛時期的高峰感受，隨便灑出一兩滴都能奪人魂魄。他不是一個作家，只是一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靈魂速記員和靈魂報告人。這種作品的出現是天數，可遇而不可求，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很多。就像中國詩人多多說過的：這樣的作品出一部就會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會多一部。

他在法文與英文中成長，浸淫於歐洲現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歐洲兩大邊緣性族群：其一是猶太人，給歐洲注入過正教與商業，卻在集中營和浪落旅途成為歐洲的棄兒；其二是斯拉夫人，為歐洲提供過大量奴隸和物產，卻一直被西歐視為東方異類——其“斯拉夫”（奴隸）的賤稱，無時不在警示這種冷泠距離。這兩大族群缺乏權力體制的掩護，承受着歐洲文明轉型的特殊代價——巴別爾就是這一歷史過程的見證人。因此，《騎兵軍》不是一個關於蘇維埃的簡單故事。書中的種種慘烈，源於文明之間的擠壓，也許更多源於自然的物競天擇和歷史的刪繁就簡。它一度出現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將來也可能出現在另外一片大陸。

東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難念的經。種族和宗教是歐洲的敏感問題，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可能稍覺隔膜。當今中國讀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區，比如西歐與北美，而且只是看它們的某一階段或某一層面。如果我們也看看歐洲的“郊區”甚至“遠郊”，比如斯拉夫地區、南歐、北非、中東，我們的西方觀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巴別爾在譴責誰呢？我們又能譴責誰呢？歐洲文明在災難中前進，一如其他文明一樣，我們沒法改變這一點。我們能譴責那些報復壓迫的壓迫，還是激發凌辱的凌辱？該譴責那些無力阻止戮殺的詩歌，還是實現了秩序和勝利的暴力？

也許，我們只能嘆息人類的宿命。

關於《病隙碎筆》

史鐵生躺在輪椅上，大多時候都在抗爭着沉重的呼吸與高燒的體溫，每隔兩天還得去醫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濾一遍。我曾經與他談到行為藝術，他笑了笑，說一個人活着，一次次洗濾自己的血，這還不算行為藝術？

歐洲偉大的當代科學家霍金在輪椅上思索着宇宙，寫下了《時間簡史》；中國的作家史鐵生則在輪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小說散文，還有最近這本由何立偉配畫的《病隙碎筆》。我是在《天涯》雜誌上陸續看到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來。一邊看一邊想：這本身都是奇迹，或者說也是常例——身體的虛弱正好迫壓出心智的強大。

鐵生知道危險隨時懸在頭上，因此他必須抓住病魔指縫裏遺漏出來的每一刻，把自己還未完成的思考進行下去。什麼是人的慾望？什麼是人的靈魂？什麼是真實以及什麼是愛願？……他已經沒有工夫也毫無興趣像很多作家那樣，在文學陳規中繞圈子，耍招式，而是用最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們內心深處那些尖端和終極的價值懸問。在一個缺乏宗教傳統的國度，一個連宗教也大多在投資來世福樂的世俗化國度，鐵生有價值的饑渴卻沒有特別的神學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滿着活潑知識而沒有偏執迷信，他的言說仍然平易近人而從不故作虛玄，但他的理性足跡總是通向人生信仰，融入一片感動和神聖的金色光輝。在這個意義上，《病隙碎筆》幾乎是一個愛好科普知識的耶穌，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風琴樂聲中閱讀的童話，是一種在塵世中重建天國的艱巨努力。在當下中國能這樣做的人，數一數，除鐵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筆》是一部人學，一部心學。什麼是心？什麼是精神或靈魂？設若一個人生活在孤島上或者月球上，他會有精神或靈魂嗎？他連語言和思維都會迅速退化，還怎麼會有感動、愛情、道德、志向等等神物？據此可知，精神是一種高智能生命的群體現象，是維護人類安全和幸福的群體意識沉積，因此殺一人可能有“靈魂的不安”，無非是這種行為傷害了人類的一部分，也就是傷害了人類；吃一碗飯卻很少有“靈魂的不安”，無非是稻麥五穀尚處人類範圍之外，其存亡就不被靈魂所牽挂——這顯現了靈魂的管理邊界。靈魂與肉體當然有關係，用鐵生的話來說，靈魂是“愛的信奉”和“遼闊的牽繫”，類如一種“無限消息的傳揚”，它與肉身的關係，是一種“消息”與“載體”的關係。這就是說，靈魂這種公共物品可以呈現於個體大腦卻從來不隸屬於個體大腦。個人的肉體連同大腦可以消失，公共的靈魂卻亘古常在。當鐵生突然感到書架上幾千本書其實是“全有關聯”的一本大書的時候，他已經抵達了靈魂追問的理性最前沿位置，已經逼近精神現象的謎底，並且與自然科學領域裏的整體主義哲學不謀而合。

在這種哲學看來，整體大於或小於部分之和。因此鋸子的本質是鋸齒的組合而不是任何單個的鋸齒，蜜蜂的本質是蜜蜂的群體而不是任何單個的蜜蜂。正像鐵生願意把幾千本書看作一部多卷本大書那樣，這種哲學更願意把人看作是活了幾萬年並且佈滿全球的一個霧狀生物，災荒和戰禍只是這個龐然大物的局部潰爛，和平與繁榮只是這個龐然大物的局部營養，哲學、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的燦爛群星則構成了這個霧狀生命的閃爍心思。總而然之，這種哲學需要一種奇特的想像，一種把“人”從“個人”中解放和超脫出來的想像。

“個人之於人類，正如細胞之於個人，正如局部之於整體，正如一個音符之於一曲悠久的音樂。”（見《病隙碎筆》之五）鐵生已經進入了這種想像。這也是整體人類在當代的偉大發現。因為鐵生並不僅僅是鐵生，而是鐵生所參與和承傳的心流，是無數陌生人共同構成的精神長征，將其命名為史鐵生，或者命名為屈原、莎士比亞、貝多芬、愛因斯坦等等，只是一些不夠準確的臨時指代。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細胞”的每一個人都終會消亡，但並不影響公共靈魂繼續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麼了不起呢？我們悲哀於一己的消亡，也就是人類共同體個別細胞的消亡，有什麼道理嗎？既然如此，靈魂怎麼可能會死呢？中國前人說“視死如歸”，就暗示了肉身只是一個臨時寓所而我們的靈魂來於整體終將又要“歸”於整體。正是讀着這本《病隙碎筆》，我看見鐵生將輪椅輕輕一推，就跨越了生與死，跨越了瞬間與永恆。

把個人想像成“細胞”、“音符”一類局部，當然並不是要廢除人的個體性，並不是要強加一種集權倫理。整體是由眾多局部組成的，只可能由眾多局部組成，因此任何對局部的傷害也就是對整體的傷害——除非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特殊處境，整體的保全可能需要有個別局部的犧牲。鐵生對這一點是很清醒的，因此在這本書中的很多地方，他甚至更多採取了一種個人主義的姿態，對歷史上種種壓迫個人、盤剝個人、取消個人的專制敘事保持深深警覺。其實這不僅僅是個人主義，也是整體主義的應有之義，因為歷史上那些壓迫、盤剝以及取消，同樣是對整體的掠殺，“文革”也許就是難忘的一例。更進一步說，“文革”罪錯並不僅僅是對某些個體形成侵害，同時也是族受其戕和國受其傷。正因為如此，鐵生的個人主義並不一味放縱慾望，倡揚自由的同時，常常用愛願來補充和詮釋自由，對市井化的放辟邪侈——如果說這也俗稱為個人主義的話——同樣保持了深深警覺。

這是一場腹背受敵的雙向抵抗，而且是面對一系列不可能靠理法推演而只能在具體實踐那裏相對解決的難題。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剝奪了他人自由的自由？什麼是愛願？什麼是妨礙了他人愛願的愛願？富貴者與貧賤者的兩份自由相衝突時怎麼辦？指向小鳥和指向鄰居的兩份愛願需取捨時怎麼辦？……靈魂並不能提供一本實用通行手冊，並不能預製實踐者在現實中分寸各異的隨機判斷。這便是宗教的局限，是終極價值追問的局限。

這種追問昭示着精神方向，但並不會指定每個人的日常路徑。這種追問是與上帝的對話，是思想的天馬行空，但並不能取代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各種世俗思辨和權宜安排。術可亂道，這是沒有錯的；然善無獨行，亡術亦非道——中外先賢一直奮鬥在這種道的有術和無術之間。

鐵生並沒打算在《病隙碎筆》裏完成一切。每一個聖哲即使沒有躺入輪椅，也不可能完成這一切。這沒有什麼關係。他們只是人類靈魂不同的入口，通向共同的幽深、廣闊以及透明，在書架上向我們默默敞開。

2002年1月

關於《劉艦平自選集》

劉艦平為湖南人氏，體魄雄健，臂力超群，在角力遊戲中很少遇到對手。儘管如此，朋友們還是願意用“漂亮”甚至“嫵媚”這些較為女性化的詞，來描述他的面容——尤其是他的眼睛。

大約十多年前，這雙美麗得幾乎讓人生疑的眼睛開始夜盲，繼而視野殘缺，最後被確診為一種極其罕見的先天性眼疾。在一般的情況下，這種眼疾將在十到二十年的時間裏，無可避免地導致患者完全失明。

一切可以嘗試的救治方案都嘗試過了，還在嘗試下去。但是坦白地說，他的雙眼裏已經漸生黯淡、渙散、遲鈍，就像曾經燦爛的星星正緩緩熄滅。他和他的親友們仍在等待奇迹。但如果現代醫學最終不能保住他殘存的視力，他就將進入一片永遠的黑暗——這種沉重的可能一直懸在他的頭上，甚至已經超前進入他一次次自我調侃式的心理預習。在那片黑暗裏，當然還會剩下很多聲音。循着這些聲音，一個人可以找到它們各自的來處，一些大的或者小的、軟的或者硬的、冷的或者暖的、動的或者不動的物體。世界萬物將被一個最簡單卻是最重要的標準來區分：是障礙或不是障礙，能把腳和腿撞痛的或不撞痛的。

對於他來說，腿腳上的痛感，將成為世界一切事物的形象和意義。

這就是盲人的世界，某一類殘疾人的世界。在我看來，“殘疾”的定義有些含混不清。如果一個人患上胃病、關節炎、高血壓，甚至割去半個肺，拿掉一隻腎，血液里流淌癌細胞，同樣是損壞了身體，但人們並不會將其稱為殘疾。可見“殘疾”並不完全是一個測定健康的概念，至少也是一個生理學中特殊的概念。“殘疾”指涉人的視、聽、觸、言、行、思等能力，與佛經里“六根”與“六識”的範疇相當接近，雖然所言生理，意旨卻偏向心理，幾乎是一種佛學化生理概念。

其實，從個人感知世界這一方面來說，有誰可以逃脫生理局限呢？有誰可以無所不能呢？我們無論有多麼健康，也缺乏狗的嗅覺，鳥的視覺，某些魚類的聽覺。我們聽不見超聲波，看不見紅外線，聲譜上和光譜上大部分活躍而重要的信號，一直隱匿在我們人的感官之外。在生物界更多靈敏的活物看來，整個人類庶幾乎都是“殘疾”的。直到最近的一兩個世紀，我們依靠望遠鏡才得以遙望世界，依靠航天機才得以俯瞰世界，依靠核反應堆和激光儀才得以洞察世界。在擁有更高科學技術的人們看來，前人可憐得連一張高空航拍照片都不曾領略，對世界的了解是何其狹窄和粗陋。這種狀態與健康人眼中的“夜盲”或者“視野殘缺”一類，似乎也沒有太大的距離。

局限總是相對而言。人不是神。人一直被局限所困，還將繼續被局限所困——即便正常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循着介入世界的無限慾望，以不斷突破和超越自己生理局限的過程，構成了迄今為止的歷史。人們靠科學拓展對物界的感知，同時也用藝術拓展對心界的感知，比如從文學史上最初的一個比喻開始，尋找聲音的色彩，或者色彩的氣味，氣味的重量，重量的溫度，溫度的聲音，就像一個盲人要從一塊石頭上摸出觸覺以外的感覺，摸出世界的豐富真相。這幾乎就是文學的全部所為。文學不是別的什麼，文學最根本的職事，就是感常人之不能感。文學是一種經常無視邊界和越過邊界的感知力，承擔著對常規感知的瓦解，幫助人們感知大的小，小的大，遠的近，近的遠，是的非，非的是，丑的美，美的丑，還有莊嚴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兇險的仁慈，奢華的貧窮，平淡的驚心動魄，恥辱的輝煌燦爛。文學家的工作激情，來自他們的驚訝和發現，發現熟悉世界裏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

艦平起步於詩歌，後來在小說、散文方面有卓識和真情，可見眼疾並不妨礙他看到這個世界上更多的東西。他最近剛經歷了一次眼科的大手術。不管這次手術的效果怎麼樣，他今後的新作將展示出越來越寬闊的視野。

*以上三篇最早分別發表於2006年《第一財經》報、2002年《北京青年報》、1996年《書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