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關於社會與歷史》：完美的假定
一
回顧一下三十年代，也許很多人會大為驚訝。那是史學家命名的“紅色三十年代”，批判資本體制的文學，“勞工神聖”的口號，貧窮而熱情的俄羅斯赤衛隊員，不能提供一分錢利潤，卻居然成了人們的希望，居然引導了知識界以及一般上流開明人士的思想時尚。不管是用選票還是用武裝暴動的方式，左派組織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漸坐大，眼看着國家政權唾手可得。布萊希特、A·勃勒東、阿拉貢、加繆、德萊賽、瞿秋白、聶魯達、羅曼·羅蘭、芥川龍之介以及時間稍後一些的畢加索和薩特……一大批重要知識分子的履歷中，無不具有參加共產黨或者自稱社會主義者的記錄。
六十年代，又發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燒。中國“文革”不用說，法國的“紅五月”也驚天動地，紅皮語錄本在地球的那一邊也被青年們揮動。勃列日涅夫在蘇聯上台向左轉，太平洋彼岸的黑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也交相輝映，在白宮前炮打司令部。不僅是廣獲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數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亞非拉弱小民族，競相把“社會主義”和“國有化”當作救國的良方。不僅是格瓦拉、德欽丹東和阿拉法特，一切窮苦人和受難者的造反領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眾多青年學子耀眼的時代明星，成了偶像和傳說。
這些離我們並不遙遠。
二
同樣並不遙遠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轉折之後，都似乎緊接着向右的反覆和循環。左派的理想，左派在這個時代的諸多含義：國有化、計劃經濟、階級鬥爭、均貧富、打破國際壟斷資本等等，從來沒有得到歷史的偏寵，在實踐中並非能夠無往不勝。
變化周期似乎總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間。
三十年代以後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變，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轉向，中國的夏季鳴放和廬山諍諫，蘇共的二十大反“左”報告以及社會的全面“解凍”，歐美各個共產黨的紛紛萎縮或潰散，加上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反共恐怖插曲。對於左翼陣營來說，一個雲霧低迷和寒氣暗生之秋已經來臨。紅色政權即便可以用武裝平息內亂，用政治高壓給經濟運行的鐘錶再緊一把發條，但發條上得再緊，很多零件已經出現的鏽蝕和裂痕卻無法消除，故障噪聲已經嘎嘎漸強。
六十年代的狂熱一旦落幕，歷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共產主義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間，柏林圍牆推倒了，革命導師的塑像鋸倒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紛紛易幟，貧窮而憤激的人們成群結隊越過邊界，投奔西方，尋找麵包、暖氣、搖滾樂、豐田汽車、言論自由、綠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凱旋門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熱淚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經成了十惡不赦的貶詞。眾多知識分子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經歷深表懺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閃爍其詞，或者三緘其口。相反，重新認識西方的管理體制和技術成就，重新評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成為了全球性知識界流行話題，成了現代人開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經“化”了的地方也還嫌化得不夠，戴卓爾主義和里根主義接連出台，向自家園子裏的經濟國有成分和社會福利政策下刀，竟沒有太多的反對派膽敢多嘴。
一個西方記者說，眼下除了梵蒂岡教皇和朝鮮，再沒有人批評資本主義了。這個話當然誇大不實。但從全球的範圍來看，現在還有多少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在繼續憎惡利潤和資本？還有多少聽眾會從這些政黨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許，這是一個左翼人士不願正視的問題，卻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處境。
事情已經大變。對變化的過程，當然還需要由歷史學家做出更周詳更精確更清晰的描述。一個基本的現象，卻不難在我們粗略的回顧中浮現，不難成為我們的視角之一：經過一個短短的周期，歷史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則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現代化昌榮，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認和復活。
下一個十年，會怎麼樣？再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又會怎麼樣？
我聽到未來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物極必反，陰盡陽還；風水輪流轉；七八年再來一次……中國人對歷史演變規律的樸素把握，雜有過多神秘的揣測，兩分模式也顯得過於粗糙。我對此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歷史是被什麼樣的一隻手在操縱？我感興趣的是，不管是左還是右，一種思想是如何由興到亡？一種體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們是如何產生、然後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體制優勢？如何獲取、然後喪失了自我調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機能？如何匯聚、然後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資源和道義光輝從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無情的大限？
想一想這些問題，似乎顯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窮苦人民對格瓦拉簡短的昵稱，也幾乎成了相當時期內在他們之間秘密流傳的神聖暗語。
這個神聖的暗語生於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愛爾蘭人的後裔，年輕時就習慣於獨身徒步長旅，結識和了解社會最底層的卑賤者。他所獻身的革命游擊戰在古巴獲勝之後，這位卡斯特羅的密友，這位全國土地革命委員會主席和國家銀行行長，因為失望於勝利以後的現實，突然從所有公眾場合銷聲匿跡。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卡斯特羅公佈他留下來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說：“因為其他國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幫助”，他決定去那些國家重新開始鬥爭。這位命中注定的“國際公民”，這位被哲學家薩特稱為“我們時代完美的人”，後來在剛果和玻利維亞等地的故事，我是從一部錄像帶里看到的。錄像帶有些陳舊模糊，製作者顯然是一個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鏡頭下，格瓦拉消瘦蒼白，冷漠無情，偏執甚至有些神經質，是一個使觀眾感到壓抑和不安的游擊戰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叢林中的飢餓，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襤褸的跋涉，在戰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後捐軀時的從容——還有孤獨，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里。
他流在陌生異鄉的鮮血，他被當局砍下來然後送去驗證指紋的雙手，無疑是照亮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閃電——儘管關於他的錄像帶，眼下是最滯銷的之一，最沒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帶店的青年這樣告訴我。
與格瓦拉同時代的吉拉斯，則是另一種類型的理想者。與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選擇了更左的道路，而是從右的方向開始了新的生命——當時他同樣官階顯赫位極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總統、國會議長，是鐵托最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書傳入中國，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紅衛兵中偷偷翻印和傳閱着的《新階級》，與遇羅克的《出身論》同時不脛而走。在我讀過的一本油印小冊子上，作者當時的譯名叫“德熱拉斯”。讀到他的第二本書則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會》討論了宗教、帝國主義、現代科技、所有權多樣化、暴力革命、民主、中產階級等等問題，給我的印象，作者對這個世界有清醒的現實感，拒絕相信任何“完美”的社會模式。他描繪了資本主義正在汲收社會主義（比方社會福利政策），稱社會主義也必須汲收資本主義（比方市場經濟）。他的很多觀點，無異於後來大規模改革的理論導引。
因為發表這些文章，加上因為公開在西方報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變等等，他不但被剝奪了一切職務，而且三度入獄，被指責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沒有預料到這樣的後果，不，他是自己選擇了通向地獄之路。當他打算與同僚們分道，他滿心哀傷和留戀，也不無臨難的恐懼。《不完美的社會》中很多論述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寫歷歷在目：這是一個舊貴族留下的大別墅里，燈光輝煌，豐盛的晚宴如常進行，留聲機里播送着假日音樂。在一群快樂的黨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發作了熱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當侍者的老人，眼下在為他的同僚們當侍者。他看到革命前為貴族拉貨或站崗的青年，現在仍然在風雪中飢餓地哆嗦。唯一變化了的，是別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個刺心的問題：勝利的意義在哪裏？
就是在這個夜晚，他來回踱步整整一個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也不願用他的想法驚擾家人。但他決定了，決定了自己無可返程的啟程。如果他一直猶豫着，該不該放棄自己的高位，該不該公示自己的批判，那麼在天將拂曉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決，注入了他平靜的雙眼。
歐洲一個極為普通的長夜。
這個長夜是一個無可爭辯的證明：同情心，責任感，親切的回憶，挑戰自己的大義大勇，不獨為左派專有。這個長夜使所有經過了那個年代的我們羞愧，使我們太多的日子顯得空洞而蒼白。
四
吉拉斯的理論深度不夠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這並不妨礙我的感動。
我慶幸自己還有感動的能力，還能發現感動的亮點，並把它與重要或不重要的觀念剝離。我經歷大學的動蕩，文場的糾紛，商海的操練，在諸多人事之後終於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觀念，不再以觀念取人。因此，我討厭無聊的同道，敬仰優美的敵手，蔑視貧乏的正確，同情天真而熱情的錯誤。我希望能夠以此保護自己的敏感和寬容。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吉拉斯的理論是不太重要的，與格瓦拉的區別是不太重要的，與甘地、魯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譚嗣同、托爾斯泰、布魯諾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熱血之軀的區別，同樣是不太重要的。他們來自不同的歷史處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政治立場，有不同乃至對立的宗教觀、審美觀、學術觀、倫理觀……一句話，有不同乃至對立的意識形態。但這些多樣的意識形態後面，透出了他們彼此相通的情懷，透出了一種共同的溫暖，悄悄潛入我們的心靈。他們的立場可以是激進主義也可以是保守主義，可以是權威主義也可以是民主主義，可以是暴力主義也可以是和平主義，可以是悲觀主義也可以是樂觀主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呈現出同一種血質，組成同一個族類，擁有同一個姓名：理想者。
歷史一頁頁翻去，他們留下來了。各種學說和事件不斷遠退，他們凝定成記憶。後人去理解他們，總是濾取他們的人格，不自覺地忽略了他們身上的意識形態殘痕。他們似乎是各種不同的樂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軌跡和去向的天體，輝耀着同樣的星光。
於是，他們的理想超越具體的目的，而是一個過程；不再是名詞，更像一個動詞。
他們也是人，當然也有俗念和俗為，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局限，難免利益集團的背景和現實功利的定位。挑剔他們的不足、失誤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麼特別困難的事。在當今一些批評家那裏，即便再強健再精美的意識形態，都經受着懷疑主義的高溫高壓，也面臨著消解和崩潰的危險，何況其他。隨便拈一句話，都可以揭破其中邏輯的脆弱，詞語的遮蔽，任何命題的測不準性質，於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變成鬼臉。問題在於，把一個個主義投入檢疫和消毒的流水線，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義都是人的主義，辨析主義坐標下的人生狀態，辨析思想賴以發育和生長的精神基質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現實性的批判，是理論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識形態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過時，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們與仿格瓦拉和偽吉拉斯永遠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存在，使以後所有的日子裏，永遠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區別。
這不是什麼理論，不需要什麼知識和智商，只是一種最簡單最簡單的常識，一個無須教授也無須副教授無須研究生也無須本科生就能理解的東西：
美的選擇。
年輕的時候讀過一篇課文，《LibidoforUgly（對丑的情慾）》，一個西方記者寫的。文章指出實利主義的追求，使人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愛上丑物醜態，不失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厲的妙文。很長時間內，我也在實利中掙扎和追逐，漸入美的忘卻。平寧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興緻勃勃地開始，忘卻是我們現代人的心靈安全設備。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政治：一個叢林裏的“紅色高棉”，第二職業是為政府軍打工。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宗教：一個講堂上仙風道骨的空門大師，另一項方便法門是房地產投機的盤算。我們開始習慣這樣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別紛爭可以鬧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紛爭雙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設同樣的宰客騙局，享受同樣的異性按摩，使人沒法對他們昨日的紛爭較真。我們開始習慣西方資本主義的語言強制，interest（利益）與interest（興趣）同義，business（生意）與business（正事）同義，這樣的語言邏輯十分順耳。我們習慣越來越多名譽化的教授、名譽化的官員、名譽化的記者、名譽化的慈善家和革命黨，其實質可一個“利”字了結。總之，我們習慣了寬容這些並不違法的體制化庸俗。我們已經習慣把“崇高”一類詞語，當作戰爭或災難關頭的特定文物，讓可笑的懷舊者們去珍藏。
我們只有在猛然回頭的時候，偶爾面對那些曾經感動過我們的人，才會發現我們少了點什麼。不，我們似乎什麼也沒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豐富，但我們最終沒法迴避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們的內心已經空洞，我們的理想已經泛濫成流行歌台上的擠眉弄眼，卻不再是我們的生命。
沒有理想的自由，只是千差萬別的行屍走肉。沒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裝優美設備精良的諸多球賽，一場場看去卻沒有及格的水準，沒有稍稍讓人亮眼的精神記錄。
五
理想從來沒有高純度的範本。它只是一種完美的假定——有點像數學中的虛數，比如√-1。這個數沒有實際的外物可以對應，而且完全違反常理，但它常常成為運算長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和重要引導。它的出現，是心智對物界和實證的超越，是數學之鏡中一次美麗的日出。
嚴格地說，精神的√-1還有“自由”、“虛無”、“人性”、“自我”、“真實”等等。只要沒有喪失經驗的常識，誰會相信現實中的人可以擁有完全絕對的“自由”？可以修鍊出完全絕對的“虛無”呢？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以裸示完全獨立的“真實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這一類概念，取消這些有益的假定，我們很難想像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是什麼樣子。
比較起來，在很多人那裏，理解“理想”比理解其他假定要困難得多，總是讓人大皺眉頭，不管加上多少限定成分的作料，配上多少美言名言格言的開胃酒水，還是咽不下這一個詞。這並不妨礙他們正在努力——也在要求人們努力——理解世俗，理解唯利是圖，理解摧眉折腰和賣友告密，理解三陪小姐和紅燈區，理解用紅包買來的文學研討會，理解十萬元養一條狗，理解中國人對中國人偏偏不講中國話。
理解是個意義含混的詞。理解不等於贊同。理解加激賞算是理解，理解但有所保留算不算理解？理解但提出異議算不算理解？提出異議但並沒有要求政府禁止沒有設冤獄也沒有搞打砸搶，為什麼就要被指責為白痴或暴徒式的“不理解”？駁雜萬端的世俗確實是不可能定於一格的，需要人們有更多的理解力，這個要求一點也不過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中產階級是世俗，遠沒有中產起來的更多退休工和打工仔也是世俗；星級賓館裏的慾望是世俗，窮鄉僻壤里的樸實、忠厚、貧困甚至永遠搭不上現代化快車的可能也是世俗；商品經濟使這裏富民強國是世俗，從全球的範圍來看，商品經濟造成貧富差別、環境污染、文化危機等等弊端也是世俗，對後者保持距離給予批判的人，其優劣長短生老病死，本身同樣是不折不扣的斯世斯俗，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世俗”什麼時候成了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人的會員制俱樂部？
濫用“理解”、“世俗”一類的詞，是一些朋友的盲目和糊塗，在另一些人那裏則是文字障眼術，是不便明言的背棄，周到設防的勾搭，早已踩進去了一腳，卻繼續保持局外者的公允和超然，操作能進能退的優越。這些人精神失節的過程，也是越來越怯於把話說個明白的過程。
其實，真正的理想者不需要理解，甚至壓根兒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計索取理解的回報，如果他對誤解的處境焦急和憤懣，對掉頭而去的人漸生仇恨乃至報復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麼他就早已離理想十萬八千里，早已成為自己所反對的人。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須以他人的利己為條件，為著落——決不是把利益視為一種邪惡然後強加於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並不一定贊同的眾多異類作為永遠忠誠奉獻的對象。他們不會一般化地反對自利，只是反對那種靠權勢榨取人們奴隸式利他行為的自利。而刻意倡導利他的人，有時候恰恰會是這些人——當他們手裏拿着奴隸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會一般化地反對庸俗，只是反對那種吸食了他人血肉以後立刻嘲笑崇高並且用“瀟洒”、“率真”一類現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頌崇高的人，有時候恰恰會是這些人——此時的他們可能正在叩門求助，引誘他人再一次放血。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極端化、惡質化、強權化——其中包括隨機實用以巧取豪奪他人利益的偽理想。
六
歷史上，暴君肆虐、外敵入侵或者天災降臨之際，大多數人須依靠整體行動才能抵抗威脅，理想便成為萬眾追隨的旗幟，成為一幕幕歷史壯劇的腳本。對於理想者來說，這是一個理解豐收的時代。但好心人不必因此自慰，不必在意哲學家關於“人性趨上”的種種喜報。事實上，特定條件下的利義統一，作為理想暢行一時的基礎，不可能恆久不變。
理想者更多理解稀缺的時代。在人們的利益更多來自個人奮鬥的時候，社會提供一種利益分割、貧富有別、鼓勵競爭的格局。這時的理想無助於一己的增利，反而意味着利益它移，於是成為很多人的沉重負擔，成為額外的無限捐稅，無異於對慾望的壓迫和侵奪。他們即便對崇高保持慣性的客套，內心的懷疑、抗拒、嘲弄以及為我所用的曲解衝動卻一天天燃燒如熾。這沒有什麼。好心人不必因此悲哀，不必在意哲學家關於“人性趨下”的診斷。事實上，特定條件下的利義分離，作為理想一時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樣不會恆久不易。
舍利取義是群體自保的需要，卻不是個體的必然。宗教有一種夢想：使大眾統統成為義士和聖徒。每一種教義無不譴責和警戒利慾，無不指示逃離世俗的光明天國，而且奇迹般地獲得過成千上萬的信眾，成了一支支現實的強大力量，成為歷史暗夜裏一代一代的精神傳燈。不幸的是，宗教一旦體制化，一旦大規模地擴張並且掌握政權，不是毀滅於自己的內部，滋生數不勝數的偽行和腐敗；就是毀滅於外部，用十字軍東征一類的聖戰，用宗教法庭對待科學的火刑，染上滿身鮮血，浮現出猙獰面孔。
左派的“文革”是一種仿宗教運動，曾有改造大眾的宏偉構思。他們用世界大同的美景，用大公無私的操行律令，用一個接一個交心自省活動，用清除一切資產階級文化的大查禁大掃蕩大批判，力圖在無菌式環境裏訓練出一個沒有任何低級趣味的民族。這場運動得助於它的道義光環，曾鼓動人們的激情，甚至使很多運動對象都放棄心理抵抗，由此多少掩蓋了運動當局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種種不智。但一場以精神凈化為目標的運動，最終通向了世界上巨大的精神垃圾場。比較來說，當時的人們還能忍受貧窮——生活畢竟比戰爭年代要好很多，人們在那個時候沒有失去對革命的信任。人們最無法容忍的是滿世界的假話和空話，是遍佈國家的殘暴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是權貴奢華生活的真相大白。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經歷了當年，都有銘心的記憶。時間流逝，常常使以往的日子變得熠熠閃光引人懷戀。某些左派尋求理想夢幻的時候，可能情不自禁地舉起懷舊射鏡，投向當年一張張單純的面孔。是的，那個時候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貧有所憐，弱有所助，那個時候很少妓女和吸毒和官倒，那個時候犯罪率很低很低，但這都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即便說明當時的人們較為淡泊錢財，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淡泊錢財沒有什麼了不起，錢財只是利益的形態之一。原始人也不在乎錢財，但可能毫不含糊地爭奪賴以生存的神佑和人肉。下一個世紀的人也不一定在乎錢財，但可能毫不含糊地爭奪信息、知識、清潔的空氣或者季風。我們無須幼稚到這種地步，在這個園子裏爭奪蘿蔔的時候，就羨慕那個園子裏的蘿蔔無人問津，以為那些人對白菜的爭奪，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擁抱。
“文革”當中，利慾同樣在翻騰着，同樣推動無義的爭奪——只是它更多以政治安全、政治權勢、政治榮譽為戰利品，隱蔽了對住房、職業、級別、女色的諸多機心。那時候的告密、揭發和效忠的勁頭，一點也不比後來人們爭奪原始股票的勁頭小到哪裏去。那時候很多人對抗惡義舉的膽怯和躲避，也一點不遜於後來很多人對公益事業的旁觀袖手。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參加過很多下廠下鄉的義務勞動，向最窮的農民捐錢，培養自己的革命感情。但為了在誰最“革命”的問題上爭個水落石出，同學中的兩派可以互相掄大棒扔手榴彈，可以把住進了醫院的傷員再拖出來痛打。我還記得，因為父母的政治問題，我被眾多的親人和熟人疏遠。我後來也同樣對很多有政治問題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問題的人，小心地保持疏遠，甚至積极參与對他們的監視和批鬥——無論他們怎樣幫助過我，善待過我。
正是那一段段經歷，留下了我對人性最初的痛感。
那是一個理想被萬眾高歌的時代，是理想被體制化的強權推行天下武裝億萬群眾的時代。但那些光彩奪目的理想之果，無一不能被人們品嘗出虛偽和專制的苦澀。
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勝利，也是理想的毀滅和冷卻。
七
都林的一條大街上，一個馬夫用鞭子猛抽一匹瘦馬，哲學家尼采突然衝上去，忘情地抱住馬頭，撫着一條條鞭痕失聲痛哭，讓街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從這一天起，他瘋了。
格瓦拉會不會瘋呢？——如果他病得最重的時候，戰友偷偷離他而去；如果他拼到最後一顆子彈的時候，他的讚美者早已撤到了射程之外；如果他走向刑場的時候，才知道根本沒有人打算來營救，而且正是他曾省下口糧救活的饑民，充當了置他於死地的政府軍的線人。
吉拉斯會不會瘋呢——如果他發現自己倡導的改革，不過是把南斯拉夫引入了一場時曠日久的血腥內戰；如果他記憶中當侍者的老人，後來不過是淪為老闆一腳踢出門外的難民；如果他思念中的拉貨或站崗的青年，後來成為了腰纏萬貫的巨商，呵斥着一大群賣笑為生的妓女，而那些妓女，一邊點着閃光的小費一邊大罵吉拉斯“傻帽”。
理想者最可能瘋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導致瘋狂（比如詩痴）；理想是美麗，美麗容易導致瘋狂（比如愛痴）；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導致瘋狂（瘋者最大的特點是失去約束和規範）。理想者的瘋狂通常以兩種形態出現：一是“文革”，二是尼采。“文革”是強者的瘋狂，要把人民造就成神，最後導致了全民族的瘋狂。尼采是弱者的瘋狂，把人民視為魔，最後逼得自己瘋狂。“他們想親近你的皮和血”，“他們多於恆河沙數”，“你的命運不是蠅拍”……尼採用了最尖刻的語言來詛咒自己的同類。這種狂傲和陰冷，後來被歐洲法西斯主義引申為鎮壓人民的哲學，當然事出有因。
尼采毫不缺少淚水，毫不缺少溫柔和仁厚，但他從不把淚水拋向人間，寧可讓一匹陌生的馬來傾聽自己的號啕。我也許很難知道，他對人民的絕望，出自怎樣的人生體驗。以他高拔而陡峭的精神歷險，他得到的理解斷不會多，得到的冷落、叛賣、譏嘲、曲解、陷害，也許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他最後只能把全部淚水傾灑一匹街頭瘦馬，也許有我們難以了解的酸楚。馬是他的一個假定，一個精神的√-1，也是他全部理想的接納和安息之地。他瘋狂是因為他無法在現實中存在下去，無法再與人類友好地重逢。
他終究讓我惋惜。孤獨的憤怒者不再是孤獨，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絕望者不再是崇高。如果他真正透看了他面前的世界，就應該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會化的；反過來說，社會化正是理想的劫數。理想是詩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藍圖；是十分個人化的選擇，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強求於眾強加於眾的社會體制。理想無望成為社會體制的命運，總是處於相對邊緣的命運，總是顯得相對幼小的命運，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會價值所在，恰恰是它永遠與現實相距離並且指示和牽引一個無限過程的可貴前提。
在歷史的很多歲月里，尤其是危機尚未震現的時候，理想者總是一個稀有工種，是習慣獨行的人。一個關懷天下的心胸，受到一部分人乃至多數人乃至絕大多數人的漠視或惡視，在他所關懷的天下里孤立無援，四野空闊，恰恰是理想的應有之義。一個充滿着漠視和惡視的時代，正是生長理想最好的土壤，是燃燒理想最好的暗夜，是理想者的幸福之源——主說：你們有福了。
美好的日子。
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走入了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入了陌生的人流，走入了尼采永遠不復存在的世紀之末。我走入了使周圍的人影都突然變小了的熱帶陽光，記起了朋友的一句話：我要跳到陽光里去讓你們永遠也找不到我。我忘不了尼采遙遠的哭泣。也許，理解他的瘋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寫下來但最終沒有做下去的話，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創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說：他們扔給隱士的是不義和穢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顆星星，你還得不念舊惡地照耀他們。
1995年10月
附註：有關爭議及後續反應
《完美的假定》引來文壇爭議。如《作家》雜誌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題為《商品化與消費化：文化空間的拓展》的對話錄中，劉心武說：“韓少功提出的一個見解還是值得考慮的，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地點，天然應該進行的，知識分子就應該站在俗世的對立面上，不管如何都應該按一種最高的標準來評價社會，應該給社會一些最高的原則。”張頤武說：“恐怕不能像韓少功這樣做一種比較機械的理解……我覺得張承志、韓少功等人的困境在於，他們都對自己的運作方式，自己受到歡迎的情況，自己與市場的極為微妙的互動關係還缺少或根本沒有反思，這樣，他們的自信、自傲、唯我獨醒，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獨斷的色彩和專制的味道。張承志、張煒、韓少功，絕對否定世界，而絕對肯定自己。”劉心武又說：“他們對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對自我的肯定為前提，來否定他人，這是很奇怪的，這在現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筆者對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編輯部：“我得說明一下，這些不是我的觀點，不知劉心武先生引述的觀點是從哪裏來的。”該信發表以後，張頤武與劉心武都無答覆，但隨後張頤武發動的“馬橋風波”風生水起。張頤武在《為您服務》報上指控筆者《馬橋詞典》“從內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匯報》、《羊城晚報》等數十家報刊及中央電視台據此開始報道“剽竊”、“抄襲”、“照搬”事件。
*最初發表於1996年《天涯》雜誌，后收入隨筆集《完美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