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多義的歐洲——答法國《世界報·辯論》編者問

親愛的韓少功先生：

《辯論》雜誌是《世界報》集團編輯的一本人文社會科學月刊，擬請一些不同國家的作家表達他們對“歐洲”的感受。在最近與A談過並讀了她翻譯的一些你的作品之後，我相信我們的公眾將有極大興趣讀到你在這方面的文章。

在我看來，與主題有關的下列問題是可以分析的：——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你怎樣看待歐洲？——對於你來說，歐洲的存在是一個大陸，還是涵蓋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一個稱號？——歐洲文化遺產對於你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是否有影響？——被歐洲國家所大體分享的政治原則，是不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這些問題僅供參考。

祈盼你積極的回答。

你忠實的：M·盧克伯特

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

尊敬的M·盧克伯特先生：

我在法國有幾次短暫的停留。我猜想自己在貴國即便僑居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要想對法國作一全面而準確的評價，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不要說對整個歐洲了。這正像我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四十年，這個中國還是每每讓我感到陌生。說這些，是想申明我在接到您的約稿之後一直感到為難。

對於中國人來說，遙遠的歐洲歧義叢生。我的祖父把歐洲叫做“番毛”，他的歐洲是鐵船、傳教士、鴉片貿易以及叫作番毛的紅頭髮人。在我父親眼裏，歐洲意味着化學、交誼舞、中國的英租界和法租界，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我女兒的歐洲是漢堡包和格林童話。至於我的鄰居青年小王，他津津樂道的歐洲包括性解放、吸毒、牛仔褲（可能是美國的）、卡拉OK（可能是日本的），以及可以罵倒一切的個人主義時尚（不知道是哪裏的）。曾經有兩個青年農民，想過上好日子，決意投奔西方，好不容易跑到離他們家鄉最近的城市，看見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便高興地以為自己已經到了西方，並且開始打聽國民黨在哪裏（他們認為西方肯定被中國國民黨統治着）。這就是說，霓虹燈象徵著他們的西方，與香港，與台灣，與國民黨，都是同義語。

這沒有什麼奇怪。從來沒有統一的“歐洲”，沒有標準化的“歐洲”概念，即便對歐洲人自己來說，恐怕也是如此。英國人認為他們屬於歐洲嗎？土耳其人、俄羅斯人乃至北非人和中東人，認為他們不屬於歐洲嗎？什麼是歐洲文化，也從來說法紛紜。印度人講英語，南美洲人講西班牙語，非洲人流行基督教，亞洲人愛上西服，但對於歐洲人來說，這些地方的文化可能還是陌生多於熟悉。其實，一種文化興盛擴展的過程，就是它在接受者們那裏分解和異變的過程，讓文化原創者們無可奈何。佛教傳出印度，便有了各個不同的“佛教”。毛澤東思想普及全中國，也就有了連毛本人也會要大吃一驚的“毛澤東思想”。那麼歐洲呢？它能不能對那兩個投奔霓虹燈的農民負責？能不能對他們的“歐洲觀”負責？

反過來說，一種文化被人們分解和異變的過程，正好證明了這種文化的擴張能量。歐洲無疑不是一塊版圖，而是當代最強勢文化的搖籃。它的科學、文藝、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還有它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和法制原則等等，早已越過洲界，影響了中國最近三四代知識分子的心智與命運——正是這些人約定了歐洲國家美好的譯名：英國是“英雄之國”，德國是“道德之國”，法國是“法理之國”，瑞典和瑞士是“祥瑞之國”，歐洲那個大兒子美利堅則是“美麗之國”。已經一個世紀了，歐洲大舉進入了中國的圖書館、大學乃至小學的教材——從學習牛頓力學第一定律開始。這不僅僅因為歐洲是富強的，更重要的是，歐洲是當代創造制度的最大專利者：從刑法到會計制度，從代議制到交通規則，人類一個個生活角落，都先後染下歐洲的指紋。當代大多數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成果，都多少透出歐洲人的奶酪味。

說二十世紀是歐洲的世紀，並不過分。但二十世紀的這張臉上，也不無病容和觸目驚心的傷口。人類兩次最大最殘酷的世界大戰，就發生在這個世紀而不是別的世紀。在這個未結束的世紀裏，戰爭中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前十九個世紀的總和。人類史上最糟糕的環境危機，也是出現在這個世紀而不是別的世紀。還有更重要的是心理污染：財富成了孤獨和空虛的豪華包裝。知識成了謊言和貪婪的巧偽之技。現代主義文藝在經歷了挑戰意識形態統治和偉大起義之後，日漸淪為沙龍時尚，常常成為誇張的擠眉弄眼，成為自大狂們廉價的精神吸毒，與空洞的表情相聯繫。

我並不認為這僅僅是歐洲的錯失，而願意將其看作整個人類心智能量的局限——當然也包括歐洲人在內。我在法國的時候，碰到很多法國人驚訝的提問：“太奇怪了，你怎麼不會講法語？”中國人一般不會有這種驚訝。相反，如果一個白人或者黑人能夠講中文，中國人倒是說：“太奇怪了，你怎麼會說中文？”這種區別暗示了兩種態度：中國人認為自己不是唯一的世界，遠方還存在着其他的世界。而那些驚訝的歐洲人（當然不是歐洲人的全部），則可能認為他們代表世界的全部，他們曾經擁有的《聖經》、民主、市場經濟、法式麵包和晚禮服，當然還得加上法文或者英文，應該成為世界的通則。

這是一個危險的警號。文明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地創造，需要保持多樣性的互相對抗和互相補充。優秀的文明，其優秀只是體現在它能激發優質的對抗和優質的補充，而不是取消這種對抗和補充。世界是不可能定於一式的。英國人的信念，不一定能適用意大利。歐洲人的經驗，也不一定能移植其他大陸。用天主教反對墮胎的教義，顯然無法解決很多發展中國家人口爆炸的困難。東方的集權主義和儒家道德哲學，也不大可能成為治療歐洲社會弊端的良方。一種文明是很多特定條件的產物，簡單移植他方必是危險之舉，是文化帝國者的愚行。

因此，爭論兩種文明哪個更好，常常是無聊的市井話題和孩子們餐桌上的學問，就像爭論蘿蔔和白菜哪個更好，沒有什麼意義。好蘿蔔比壞白菜好，但不能代替白菜。好白菜比壞蘿蔔好，但也不能代替蘿蔔。努力種出更好的白菜和更好的蘿蔔，才是有意義的。這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不過是農民的常識。

“歐洲”不意味着文明的終結，因此不應該也不可能被視作文明的全部——也只有這樣，它本身才能避免衰竭。這片大陸已經演出了人類史上動人的一幕，它在正義和智慧方面所達到的標高，毫無疑義地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意義。但同樣毫無疑義的是，它只是文明的一個階段，只是歐洲文明的一個階段。即使忽略它的弱點，即使是它最好的政治遺產、經濟遺產、文化遺產，處在未來的入口，也面臨著懷疑和批判的巨大空間。如果歐洲人自己不預留這個空間，不走向這個空間，歐洲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將來就會成為這個空間的主人。

地球並不算太大，只是條小小的船。歐洲更不算太大，只是這條小船上的一角。歐洲的事，也是所有地球人的事。正像某些發展中國家“全盤西化（歐化）”的口號，同樣應該被歐洲人警覺。因為這並不是歐洲的榮耀，那種天真的文明複製企圖，正好背離了他們所嚮往的歐洲，背離了歐洲的精神——如果歐洲仍在燃燒着創造。

此致

敬禮

你忠實的：韓少功

1995年1月

*最初為法文版，發表於1995年法國《世界報·辯論》雜誌，后發表於同年的《海南日報》，收入隨筆集《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