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陳善亮，心明眼亮探汞源

陳善亮，浙江大成島人，現年48歲，工程師。1984年9月26日上午，他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我1957年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全家現有100多人居住在東山。我是1948年，跟着一個很小的叔叔來到福建念書的。大成島浩劫是1955年1月。我當時在福州念中學。1957年畢業後分配到貴州省，有三個同學是右派，分配到湖南。我本來是分到湖南，后重新分到貴州的。

貴州省汞礦資源豐富，汞，又名晨砂。貴州省的汞礦最多，佔全國汞礦的89%。貴州的汞礦大多是清朝開採過的老礦洞，像有名的白馬洞汞礦。汞礦開採過的洞很小，普查要從洞口爬進去，洞裏黑呼呼的要點燈，容易垮塌，還會碰到野獸。與搞其他野外普查比較，除了共同存在的艱苦之外，還時刻面臨著危險。

我是共青團里的組織委員，我主動要求到普查隊，做汞礦調查。組織上接受了我的申請，安排我跟隨蘇聯專家謝格洛夫，他50多歲，是斯大林派來的。他對我說得最多的，就是年輕人要能吃苦，越苦越好。他嘴裏這樣教育我，自己行動上更是這樣做，哪裏找礦最苦、最險，他就親自帶着我去哪裏，危險地方他都是走在前頭。我當時還是實習生，就任命我擔任普查組組長。

有一次，在修礦縣平坑找礦，4個人，其中一個山地工人，姓曾，黨員；一個取樣工人，少數民族；一個黨支部書記；再就是我。我當時膽小，很怕進洞，少數民族工人先進，前面帶着手電筒，我帶電子燈走在第三爬進去的，進了10多米以後，有一個圓洞，面積較大，可能是採礦較多。走在第一個的姓曾的工人結結巴巴地講：“有、有野獸。”我們急了，握緊地質錘，準備戰鬥。老曾追那隻野獸，洞口又被第二個人堵住了，野獸奪路而逃，衝過第二個人，繼續沖了出來，鑽過了我的胯襠，原來是只豬。我們都沒有受傷，只是虛驚一場。

貴州的開陽磷礦，有幾個工人找礦，在深山密林中發現老虎，派人去報告，上面立刻派來了很多人，把老虎趕走了。還有一個開槽的同志在洞裏找礦，看到一隻老虎蹲在洞口，他知道，老虎是不進洞的，因為洞裏有蝙蝠，蝙蝠屎屙到老虎身上，就會潰爛。開槽工躲在洞裏等老虎走了，才敢出來。

一次在修文縣龍岩，刻槽工鄭興典，30多歲，斜身進入山洞，按照我划的樣取樣。三點鐘左右刻完了槽，不小心電視燈掉進了黃泥潭裏，他只好一根接一根的划火柴，衣服也點不燃，因為洞內太潮濕。他只好蹲在原地不動。我和組裏其他同志回到住地，吃晚飯時，清點人數沒有發現他，就趕緊帶了手電、電視燈，回到江岩礦來尋找。我們對着洞內大聲呼喊，他答應了。我爬進洞，看見他蹲的手腳發抖不能動彈了，是我把他背出來的。第二天，他照常上班。

同樣在這一礦區，我們取樣以後，鑒定此地礦石好。平手伸進採樣的洞內，探到有兩個垂直往地底層的洞，放線下去測試，竟有24米深。我們立即準備下洞，每個人身上捆了一根粗繩子，留一個工人在洞口看着繩子，防止壞人剪繩。每個人抓着繩子，相繼下洞，採集樣本。從洞裏上地面時，我和鄭興典主動留在最後，要別人先上，因為先上的較安全，後面的危險一些，如果前面的踩掉石頭就會壓傷下面的人。前兩個人順利地上到了地面，鄭興典上到一半，雙腳沾不到洞壁，上不去。我就把繩子盡量往下面洞壁上拉，讓他的腳能接近壁面。如果他身上帶的十幾斤重的樣品掉下來，就會把我砸死。好在我們都出了洞，上到地面，仰天躺在紅薯地里，大口出着粗氣。此時如果有餅乾、白開水，就是求之不得了。

此事不久，有個叫楊東征的同志，參加過上甘嶺戰役。一次進洞取樣，他帶的水不好，聽到附近洞裏有滴水聲，他就去接水，摔進洞裏，當地一位老農從洞口經過，聽到哎喲哎喲的聲音，趕緊報告給我們。我們趕到，把他從洞裏拉出來，手腳摔斷了，將他緊急送往醫院搶救。我們下到他探礦的洞裏，繼續取樣，可洞內漆黑，隨身帶的手電也沒電了，身上的火柴全划完了，洞內陰風很大，只燃了火柴頭，連火柴棒都無法點燃。不過我們憑藉經驗和感覺，還是取到了樣本。此外，我們在洞內還發現了祖先留下的煙袋，碗、缸、屍骨。可當我們從洞裏出來時，聽到令我們撕心裂肺的壞消息，楊東征被抬出山裡不遠，不等到達醫院，他就死在了半途中。他在上甘嶺戰役中留回的一條生命，就這樣奉獻給了祖國的地質事業。他的離去，給我們心靈留下巨大的創痛。大家都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完成他的未竟事業，決心要把他犧牲的那個礦洞探個明明白白。那個礦洞，是清朝時候開採的，結構複雜，弄不好進去了就出不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必須先畫好方位圖。星期天，我也不休息，到洞口勘查畫圖。天上下雨，就將雨傘把插在上衣口袋裏，用下巴夾住，騰出雙手划圖。

我從1957年到1961年，都是在貴州搞汞礦普查，哪裏普查，就到哪裏安家。從1961年到1963年，進入特種水晶普查階段。這是高度保密的。領導考慮到我有東山關係，因此就沒有要我搞了。

在貴州的道正縣，我們往四川交界處追礦。叫一個同志從大路走，在公社接我們。一路上，途中下大雨，杳無人煙，無地方躲雨，全身都濕透了，帶的衣服也沒一件乾的，到了旅館先吃飽肚子，躺在被子裏，衣服顧不上洗就先晾起來，真是等皮蒙鼓呀！我得了急性氣管炎。此時，隊裏來了電報，要我到遵義縣城去開會。我只好拖着高燒41度的軀體，艱難地爬上一輛拖木材的便車，趕到遵義縣所在地，彙報了工作，然後趕緊住進了醫院。在醫院裏，每4個小時打一針，吃流汁，不飽肚子，我就請一個同志悄悄給我帶饅頭。結果被護士發現了，再也不讓隊裏的同志來看我。

患病、虱咬、蛇咬、狗咬，沒地方住等種種困難，對地質工作者來說，如同家常便飯。每次外去普查回來，隊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身上脫下的衣服，全部放進高壓鍋里煮，目的不是煮衣服，目的是要煮死衣服上的虱子。

羅旬縣礦區探礦，要走60里不毛之地，全是蹚水，才能到達苗族居住區。隊裏的行政人員都害怕，不願帶探礦組去。我在探礦組負責，徵求技術人員的意見，願意去，還是不願意去。大家異口同聲願意去。並不是搞技術的人就不怕死，而是一種強烈的責任心。因為這個礦區很複雜，有利於提高業務水平。隊裏給予三天時間，建一個臨時工作和居住地。於是自己動手，用樹樁、樹枝、竹竿、茅草，搭建起一座茅棚，聯結玉米乾子，做成茅棚的間壁。又就地取材，支起簡易床。夫妻與夫妻之間相隔，也就是如此。用褲子當袋子，下山60里，背米上山。我是在綜合組負責，遍身浮腫，可不僅不能休息，除了正常上班之外，還要經常加班加點的工作。分隊的黨總支書記對我們知識分子很有感情，他和他的母親就熬中藥給我喝，幫我治浮腫。我小便多，一個晚上爬起來三四次，四肢無力，飯量特別大。我當時已結婚了，家裏寄去的營養品也不解決問題，郵費很貴，幾個工資都花光了。我當時很苦，但很有樂趣，不知道什麼是苦。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開陽縣的人民代表，共青團員。組織上把我作為業務尖子培養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隊上的人們給我的綽號是“權威”。儘管受批判，卻工作熱情不減，一年勘探一個礦區。

在貴州開陽磷礦楊水礦區極樂礦段找礦的日子裏，我作為大隊工作組派到這裏，專門負責抓設計。貴州工學院地質系來了4個人，實習鍛煉。分隊負責技術的領導和貴州工學院的同志，與我們在技術上發生了分歧。他們提出打三四條勘探線，鑽機一定要打在線上。這是地質上常用的辦法，我提出來反對這種辦法，不在線上打。技術人員在討論技術問題時，各自堅持自己的意見和觀點，是很固執的。於是，把我們的兩種方案，提交大隊黨委討論，大隊長、副大隊長都很同意我的方案，又把兩種意見報到局裏，請省局的顏總工程師裁定，省局最終同意了我的方案。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有人認為我在海外有黑線，要我寫檢討，並逼我揭發顏總工程師的問題，我始終沒有按那些人的要求做。我雖然為此吃了很多苦，但我無怨無悔。“文化大革命”期間，貴州省地質局在惠水縣弄了一個五七農場，把我搞到那裏勞動。兩三個月之後，又把我這個又臭又硬的知識分子弄到修水縣的一個農場，開荒、種麥。接我們回單位的汽車，不在貴陽市裡停，生怕我們看大字報。局裏兩派打得一塌糊塗。兩派都抓我，都要我來抓技術工作。我不參加這一派，那一派，但我願意抓技術工作。我倒成了技術負責人。我為了躲避兩派鬥爭，我借解決遵義錳礦技術方面的問題，需要到長沙冶金設計院諮詢、請教，我便離開貴陽，隻身北上長沙。登上貴陽開往長沙的火車，又遇到了我不願意做的事情。開車前，列車長要求車上所有的人都要向著火車的正前方三鞠躬，向毛主席表示忠心。我覺得這太封建了。我不想做。但每節車廂的列車員盯着的，說是誰不鞠躬誰下車。被逼無奈，我也只好三鞠躬。人的一生，往往會無可奈何地做出很多違心的事。車到懷化，看到一個爬車的婦女，帶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腦袋耷拉着，看樣子病得很嚴重。既沒吃的，也沒喝的。我天生就同情弱者，便拿出自己帶的一飯盒包子、一軍壺開水，要她跟我一起吃包子，一起喝水。眼看那個女孩子吃了包子，喝了水以後，漸漸有了精神。我心裏很高興。滿意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沒料想從長沙出差回到貴陽，一月之後，我自己發現了肝炎病，就是傳染的那個女孩子的。單位批准了我的病假，我回到福州住院治療，此時我愛人在福州成了逍遙派，有充裕的時間，有足夠的精力對我進行護理、照料。於是我很快治好了肝炎病，體力也得到恢復。當時兩派鬥爭還沒有完全停息。我沒有急於回單位，就到福州的一家安裝隊勞動。

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很好，然而到一個單位，到實際工作和生活中，卻停留在口頭，喊的多，落實的少。媒體吹的多，不合實際。像我住的房子就只有九平方米。住房窄、入黨難、工資低。這些都是明擺着的事實，有誰來具體解決。行政人員的待遇，總是優於技術人員。領導總是考慮自身的利益多，為群眾、為知識分子考慮的少，甚至根本連想都不想。

我對貴州很反感了，說我好，也是那些人，說我不好，也是那些人。我死也不願死在貴州，堅決要求調回福建，換一個環境工作。經過自己反覆爭取，我調到了福建省地質局閩北四隊，搞沿海砂礦調查。我在船上不用床，其他人昏船，嘔吐。我是船上長大的，很習慣生活在海上。我帶着一部分轉業軍人到海上作業，碰到雨淋，他們還罵我。罵我的人現在已經自殺了，因為他愛人跟別人搞兩性關係。

我的兒子在上海醫學院耳科系，19歲，讀了4年，快入黨了。女兒讀小學五年級，被授予福州市優秀少先隊員稱號。

我辭去了福州地質學校教務處副主任。一個多月前，我調到了省地質局資料室工作。

我敢講，我沒有辮子讓人可抓，我不怕。我雖然有親屬在東山，但那是被強擄去的。我曾經痛罵過福州地質學校的一位副校長，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我看不慣他的霸道和自私，所以我要罵他，教訓他。這個人在鄧小平上台以後，被降職當了學校圖書科科長。我們教務處60多個教師中，只有20個黨員，教務處正、副主任都不是黨員，成立一個黨支部，卻沒有適合的人選擔任黨支部書記，只好請圖書科科長當黨支部書記。這下對我入黨可大為不利了。就因為我罵過他，他就報復我，不讓我入黨，所以對入黨我也就不去想他了。不是我不想入黨，而是把持着入黨權力的人不讓我入。這並不影響我對共產黨的信任和感情。我只要自己思想上入黨就行了。僅憑我教育兒子必須積極要求入黨這點，就足可證明我對黨是何等的忠誠。

現任福州市教育局局長，是我高中時的班主任老師，我沒有錢上學，是他供我上學。我讀大學，也是他出面幫我爭取到助學金。幾十年來，他一直引導我往入黨的道路上走。我至今還沒有入黨，只是覺得愧對了他對我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