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林令婉，不愧為烈士的後代

林令婉，廣東人，現年47歲，工程師，北京地質學院畢業。中等身材，白格灰條襯衫，藍布褲子，紫色紅塑料涼鞋。捲髮、粗眉、牙齒有點點暴。1984年9月26日下午，她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我爸爸林基陸，是革命烈士，犧牲在新疆，1943年被盛世才所害。他先是在新疆學院任教務長，國民黨說他赤化學生，后把他調庫車縣任縣長。他早年在東京搞學生運動，1937年被黨中央召回延安。我母親陳英素，在日本時懷了我，在延安生我，她一直隨部隊，步入老年後轉業到地方，任江西省文聯副主席。我爸爸犧牲時年僅27歲，我未見到過我的父親。解放后，母親才把我從廣東爺爺奶奶家接到身邊，開始到湖北，后調到北京。我是在湖北念小學，在北京念中學。我繼父是長征時的紅軍醫生，現為江西省衛生廳副廳長兼醫學院黨委書記。

我母親在日本，幫助我爸爸管理文件，公開身份是音樂系學生。我爸爸喜歡寫劇本，用文藝形式聯繫學生。我爸爸是在上海由周揚介紹入黨，兩次被捕以後，就被派到東京支部去工作，1934年去，1937年召回延安。

我是受了母親的教育，在師大女附中念書，決心繼承父親遺願，又聽了地質工作者的宣傳教育，我就立志當個地質工作者，當時有人說女同志不能搞地質工作，我很好強，你說不行，我就偏要行，總共11個大學志願，我有9個是填的地質學院。

我在大學期間學的是放射性專業，畢業時，很多人要求留室內工作。我認為搞地質的，大實驗室就是野外，我要求到父親犧牲的新疆去工作，因為當年那裏不要人，我就沒去得成。我又要求到內蒙去，那裏正向地質學院要人。我辦手續時，又說福建是前線，別人不願意去。我說別人不願意去，那就我去吧。我正好希望上前線。我便改派來了福建。我從小就單獨生活在學校，母親在部隊，幾個月就轉動一次，根本沒時間管我。我在選擇地質學院的時候，母親要我認真考慮，我說早考慮成熟了。母親見我是父親的一根獨苗，希望我生活得好一些，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

我來到福建，先把我安排在地質局工作，我不肯，堅持到野外去。書記對我說，需要你留在地質科搞設計工作。我跟他辯論，我就說：國務院有要求，地質學院的畢業生必須先在野外工作5年，然後才能在室內工作。我辯贏了。書記就批准讓我到野外去工作。

後來，我被留在了室內工作。我是學俄語的，從早到晚，泡在辦公室里工作，與地質人員混在一起，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沒想到後來給戴上了只專不紅的白專帽子，延長了三個月才轉正。這個時候，卻把我放到野外去工作，走遍了閩北的建歐、建陽一帶，對全省進行普查。我到野外，好像是鳥出籠一樣，我那個隊，就我一個搞地質的女同志，男同志怎麼走，我就怎麼走。

有一次，我跟到現場去了，晚上，一個人走回來，在閩北的深山老林里是可怕的。我沒有帶圖紙，茅草很多，迷路了，轉來轉去，很怕，生怕有老虎。我在學校實習時也迷路過一次，邊走邊回憶，終於回到了山路上。心裏很想見到人，又怕見到人，怕見到壞人。只有啄木鳥在頭上唱，溪水在腳下流，有一個挑擔子的山民，始終和我保持一定的距離，送我到了隊部。山裡人誠實、可靠。令我終身難忘。

我真正的野外工作是在將樂。經常碰到竹葉青蛇，眼鏡蛇。一次看到蛇吊在樹上，轉回身；又看到樹身上一條蛇，撿了塊石頭，石頭底下又是蛇。一下就碰到5條蛇，我們隨身帶的是季德勝蛇葯。碰到蛇盤在路上，我就拿棍子敲敲，它就走了。人家說我傻，不知道可怕。我好像覺得並沒什麼值得可怕的。在我負責分隊工作期間，一次勘查面臨下陡壁，連男同志都很害怕，兩腿發軟。我就帶頭，抓住一根樹枝，盪了下去。男同志覺得體重，生怕樹枝壓斷、摔傷，我就要他們繞道過去。

我在學校，有過一段戀愛生活，我們班的一個黨員同學向我求愛，他說：“如果我們能成功的話，我幫助你入黨。”我很反感。不與他談戀愛了。他就告我的狀，說我不跟他談戀愛了。我20歲考入大學，畢業時足足25周歲了。

工作之後，我們隊裏的工程師，業務比較成熟，我就和他好起來了。後來組織上發現他隱瞞了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的階級成份，就把他調走了。調走時，領導還特地安排我去陪他吃飯。他走了，我的什麼問題都出來了，這是1964年的事情。後來，我挨批評，其中就有一條說我談戀愛立場不堅定，組織上給我施加壓力。我媽媽來出差，順便到邵武野外工作隊看我，她也阻止我跟這位隱瞞了身份的工程師談戀愛。當時，全黨都是這種思想，我媽媽自然也是這樣。我也就不敢堅持自己的看法，和他斷掉了。他現在仍在新疆工作。我現在的愛人是林宛光，也是搞地質工作的。

我是1976年調到局裏來工作的，搞鈮鉭會戰。結束之後，我搞全局的成果展覽，以後，我就在科技處工作。

我曾經與我帶領實習的大學生有過一次歷險，令我記憶深刻。那次，從河南拉一條剖面，拉到湖北，進行區調。在山頭看下面，一片開闊地，以為很近，其實一下來，進入溝窪就出不去了。拉到哪裏，就在哪裏睡覺，睡在山上破廟裏，鋪開油布、行李就睡覺。在當地老鄉家吃飯，蒼蠅多，吃了就拉肚子。在山溝里跳，從這塊石頭跳到那塊石頭，到處是瀑布，很難走。上不去，陡崖；下不了，深溝。抓住樹枝，野草，往上爬。又沒路了。只好又像小孩玩滑梯一樣，滑到原來的路上，再從石頭縫裏鑽，朦朧的月光下，發現有一條灰灰的小路，就往前走。看到一農舍，開始不敢過去，生怕是壞人。屋裏出來一老太婆，熱情地把我們接進屋，給我們煮飯、燒水。我和那同學也不敢吃，繼續找到公社。公社書記正在電話會上到處找我們。我們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4點鐘，留下紙條就走了。實習的同學們唱着《地質隊員之歌》，找了我們一通宵。第二天相會了，大家好高興。我們那次迷路是夏天裏，山溝里長滿了野莓，像芒果的果子。一邊睡，一邊走。後來聽說，我們找出山溝的第二天，有一個小孩給老虎吃掉了。

野外地質工作者，漫山遍野跑，背着背包，遠看像土匪一樣，近看像討飯的。鬍子長，頭髮長，衣服短。小夥子，就像老頭一樣。我們都不願到家鄉去干工作，給親戚朋友看到了，怪難看的。我就認為，中國這麼大，那裏都可以干工作嘛！我把大女孩交給公公婆婆撫育。一對雙胞胎男孩，就交給我父母親撫育。我的產假滿了，就即刻回到野外工作。雙胞胎是在野外生的。那時，連奶媽也找不到。小孩得了軟骨病，羅圈腿。1973年，我父母從監獄放出來，我們去看二老，他們就叫我們去給孩子看病。女孩5歲，就跟外祖母在南昌上學。現在18歲，讀科大二年級，生物系。兩個男孩，正讀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