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階段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階段

對於這四條線索以及四條線索之間是怎樣在實踐基礎上發生互動的我也沒有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在這裏我們只能按照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探索過程簡單梳理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階段。

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這可以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前史。

黨和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很多獨創性的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奠基階段。

一是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撰寫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任務。在有關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才能寫好？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寫好，沒有寫好的一個客觀原因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太短了，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和矛盾沒有完全暴露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一本好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社會主義這樣一個社會有機體還沒有發育成熟，至少還沒有成熟到像資本主義發展到英國資本主義那樣一種成熟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一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是困難的。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這個觀點本身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社會有機體理論。如果把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看成一個社會有機體的話——有人把這種觀點叫作生物學隱喻——就是認為作為有機體的社會，像一個生物體一樣，有一個發生、發育、成長、成熟、衰落的過程。如果這個社會有機體發育不成熟，人們就不能對這個社會有機體有完整的正確的認識。馬克思寫《資本論》是以英國為研究對象的，因為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成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典型代表，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一個發育成熟的社會有機體。社會有機體的理論和方法是馬克思用來研究經濟學的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思考政治經濟學問題的哲學方法論。作為唯物辯證法的社會有機體蘊含著三個維度，第一，它是唯物的，承認社會的客觀存在。第二，它是辯證的，認為社會是整體的而且是動態變化的。第三，它是歷史的，認為社會是一個過程。作為方法的社會有機體具有豐富的方法論內涵，矛盾性、整體性、過程性都是其內在方法。矛盾性和整體性是辯證統一的，過去我們在講矛盾性時有一種傾向，就是在強調一個社會有機體的矛盾性的時候，往往忘記了它的整體性，離開了社會有機體的整體性來談矛盾性，而整體性恰恰是社會有機體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矛盾是整體中的矛盾，沒有離開整體的矛盾。矛盾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方法，矛盾分析也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哲學方法，不從矛盾分析方法入手就很難看清事物的性質和本質。重視矛盾方法是正確的，在實踐中也是有效的。但是，在社會領域的研究中，離開整體性的矛盾分析往往會走向片面。回到我們的論題上來，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時間，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已經有60多年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近70年，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一個社會有機體也已經成熟。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一部比較成熟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具備客觀條件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有了歷史的必然性。

二是毛澤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具有狹窄性，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應該主要是生產關係，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係，就必須一方面聯繫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繫研究上層建築，否則就說不清楚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明顯突破了斯大林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生產關係的局限性。我們過去的教科書都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關係，又把生產關係歸結為三個方面：所有制、人與人的關係、分配關係。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毛澤東說那樣不行，起碼要有“兩個聯繫”，把生產關係改成“主要是生產關係”。他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要有所拓展的時候，又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把研究對象泛化。他說要聯繫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係不是說要把生產力作為研究對象，不能把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否則就成了自然科學，就成了技術科學，就成了工藝學了。對上層建築的研究也不能太發展了，否則就成為階級鬥爭論了，就成了國家論了。毛澤東是說要掌握一個度。

三是毛澤東論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線問題。如果深入思考並探討毛澤東這些論述的思維密碼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他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界定的方法論基礎還是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這三個方面的相互關係正好組成了社會有機體的一個橫斷面，生產關係是這個橫斷面的核心，生產力是基礎，上層建築是頂層。研究核心問題，當然離不開基礎和頂層，但是又不能歸結為基礎和頂層。在這裏，毛澤東在方法論層面上把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融為一體，看成一個社會有機體了。毛澤東在總體上是把中國社會看成社會有機體的，這體現了他方法論上的整體性原則，但是他又是十分看重這個有機體的內在動力的，他認為這個內在動力就是社會有機體的矛盾性。毛澤東突破斯大林的另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就是承認中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有機體是存在矛盾的。這是毛澤東創立社會主義矛盾論的方法論前提。在這些思考的基礎上，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問題，他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綱的問題，這個綱實際上就是研究的主線。這個主線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主張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的經濟問題。這更是對蘇聯政治經濟學的突破，因為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承認社會主義有矛盾的，毛澤東不僅承認了有矛盾，而且提出了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毛澤東系統論述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是在1957年初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在有關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社會基本矛盾就轉化成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綱或者主線。為什麼說是轉化呢？因為毛澤東在這裏並不是說基本矛盾是主線，而是把基本矛盾中的兩對矛盾中對立雙方的平衡與不平衡的關係作為主線。他把平衡與不平衡的相互轉化看成規律，而且把它叫作波浪式發展規律。實際上平衡與不平衡這個問題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哲學界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四川社會科學院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貢獻。四川社會科學院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的創始人楊超是中共四川省委原書記，他在延安時期就是毛澤東組織的哲學學習小組的成員。從省委書記崗位退下來后，他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還在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創辦了一份雜誌——《毛澤東思想研究》。他組織了一批學者研究毛澤東哲學，特別是研究毛澤東的波浪式發展規律理論，從哲學的高度對平衡不平衡規律進行深入研究，認為事物都是在平衡與不平衡這樣一個波浪式前進過程中發展的。他們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大家如果要深入研究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綱的問題，可以參考四川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成果。

四是毛澤東論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毛澤東認為，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之所以寫得不好，除了社會主義建設時間比較短這種客觀原因之外，從主觀上講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教科書不是出自一個人之手，那麼多人合寫，寫作的水平和風格都不一樣，寫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寫作辦法是以一個人為主找幾個助手幫助；其二是沒有哲學頭腦寫不出好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談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個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學，不懂辯證法。他說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政治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非常重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原則：歷史分析原則和從經濟事實出發的原則。在“5·17講話”中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思路，是對毛澤東的這一方法論原則的繼承和發展。這個總體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着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在理解習近平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個總思路時我們還可以回顧毛澤東在延安時的一段話，毛澤東的這段話講的是如何研究黨史，但對我們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也有指導意義。這個思路的本質是號召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以中國為中心”，要“以中國為立場”。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針對當時我們黨在認識論上的教條主義取向，以研究中共黨史為例提出了研究問題的科學方法。他說：“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70多年過去了，用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來觀照今天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狀況，從方法論的層面來說，不是很值得我們深思嗎？毛澤東把這種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講的是怎樣研究黨史，實質上講的就是怎樣做學問的問題。他解釋說，古就是過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國，外就是外國，而且他說相對於延安來講，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對於你自己來講，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說，不管你研究什麼問題，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國還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場的。我們在基層工作的時候，把立場叫作“屁股決定腦袋”，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國身上”。在“5·17講話”中習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問題，他說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是有立場的，號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做學問，為人民做學問。所以他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我們做學問是為人民做學問。

改革開放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了真正的破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實踐過程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為什麼說鄧小平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破題呢？這裏有三個理由：一是鄧小平突破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形成也有個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明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在工作中確定了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的思路，到了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具體化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成為歷史的重大轉折點，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成為轉折的標誌。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首次完整系統的表達，從思想層面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理論突破為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定下了理論基調，為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鄧小平的理論突破也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正式形成。二是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無論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現代經濟學理論，都認為是兩個水火不容的東西，在它們看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不可能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沒有先例可循。確立這樣的理論基調必須找到確切的根據。鄧小平找到了根據，那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了，我們干社會主義才多長時間！何況我們自己還耽誤了二十年。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當然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不是南方談話首次提出的，據學者考證，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就初步提出了類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1981年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1986年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又提到“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系統地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並將其作為我們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依據。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提出提供了最根本的實踐根據，反映這個實踐根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的理論根基。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系統地闡明了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這個談話中重申了黨的十三大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置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根基地位，這在邏輯上是圓滿自洽的，在事實上也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三是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正是因為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才能夠提出社會主義本質理論。也就是說，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是奠定在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上的，沒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就無法理解他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來理解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社會主義本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本質，而是特指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本質，是特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本質，所以不能將其泛化成一般意義或者普遍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本質。不要說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本質，就是在中國，一旦進入了社會主義的中級階段、高級階段，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也要重新界定。列寧曾經講過事物的本質也是要分層次的，會有一級本質、二級本質、三級本質，等等。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鄧小平探索的基礎上從各方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深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也就是把鄧小平在思想層面上的理論轉換成了體制機制層面的實踐。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這個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講了。要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了解，特別是想知道這個決策過程的同志，可以看這樣一本小冊子——《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年回顧》，這本小冊子收錄了江澤民的三篇文章和六篇當事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過程的回顧文章。2012年出版的時候，江澤民還專門為這本書的出版題詞：“解放思想，集思廣益，溫故知新，謀划未來”。二是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以後，我們黨對所有制問題的認識大大向前推進了，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黨的十五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及“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論斷，徹底突破了“主體—補充”思維模式，確立了“主體—共同發展”思維模式，從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有制理論的重大突破。三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製度。黨的十三大在所有制結構上提出了“主體—補充”論，在分配製度上也相應形成了“主體—補充”論，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黨的十五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分配製度上相應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製度。四是提出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的思想，並推進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實踐進程。黨的十五大突破了公有制僅有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兩種存在形式的傳統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股份制，“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認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把科學發展觀界定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從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不斷豐富，實踐效果不斷顯現。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是明確了“科學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線。二是從哲學層面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問題。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體現了唯物史觀關於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基礎的基本觀點。三是科學發展觀具有鮮明的向中國傳統文化尋求資源支持的思想傾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吸收中華文化的精華，也就是習近平所強調的“中國智慧”。科學發展觀從中華文化中尋求智慧資源。中華文化基因是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四是引入了經濟思考的社會視角，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和諧社會建設突破了單純着眼於“人”與“物”關係，開始着眼於“人”與“人”的關係。2005年3月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首次使用了“生態文明”概念，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首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任務。2007年12月胡錦濤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實質上是要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提出，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重大拓展，把人與自然的關係納入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基於生態文明視角，可以看出，經濟發展不是單向度地張揚人的生產能力，而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進入新階段，面臨的機遇和風險前所未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階段。為什麼說是最新發展階段呢？

一是明確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開始成為一門植根中國實踐、凝聚中國智慧的系統科學理論。2014年7月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習近平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從“政治經濟學”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一次比一次明確和具體，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認識越來越深化，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達到了全新的高度。

二是從歷史邏輯的高度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習近平的重要論述科學地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歷史源流和發展方向，是構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遵循。

三是提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習近平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需要堅持六個重大原則：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第二，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的發展理念，不斷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第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製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是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制度保證。第四，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製度。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第五，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第六，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同時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範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四是從理論邏輯的高度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習近平治國理政的重要論述，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凝聚了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線索和結構體系。第一，堅持人民立場，構建勞動人民的政治經濟學，這是馬克思主義生產觀點、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的科學運用和生動體現。第二，研究對象是中國生產關係變革和經濟發展，任務是揭示三大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應遵循的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第三，理論基石或者邏輯起點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離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其他一切論斷都失去了根基，失去了理論解釋力。第四，兩大主體理論是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線是經濟社會發展，基本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第五，理論邏輯終點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