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的研究要把握好四條線索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的研究要把握好四條線索

第一條線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這是一條主線。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各級政府推動的，這是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關係在經濟發展實踐中的表現。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的歷屆領導集體都非常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運用。我們黨的歷屆領導人也都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有一些了，比如逄錦聚等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經濟學創新》、孫居濤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化基本問題》，等等。

第二條線索，理論界、學術界對政治經濟學問題的討論和研究。經濟學的生命力在於對中國經濟發展事實的關注，經濟發展的實踐又需要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和指導。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理論和實踐以種種形式在互動中相互促進，儘管學術研究成果不可能直接地對經濟實踐發揮作用，但是通過影響黨和政府的決策在間接地發揮着獨特的功能。所以，理論界和學術界的研究是我們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過程中必須關注的一條線索。比如20世紀50年代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傳到中國后引發的對過渡時期中國基本經濟規律的大討論；1956年開始掀起的關於計劃與市場、商品、價值問題的探索和討論，20世紀60年代初關於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核算和經濟效果問題的討論；1979年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的大討論；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關於價格問題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討論；1985年“巴山輪”會議關於宏觀經濟管理問題的討論；20世紀90年代關於市場經濟體系理論的討論；等等。在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卓元先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他的《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值得關注這個問題的同志閱讀。

第三條線索，國外經濟學說的引進和它們發揮作用的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有學者引進國外的一些經濟學說。但是改革開放前引進的國外經濟學說都是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是作為批判的靶子來使用的。改革開放以後，隨着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由於經濟建設的需要，尤其是為了滿足市場經濟知識的供給，有些學說逐漸被介紹到國內，並逐漸影響到決策。比如上面說的1985年“巴山輪”會議，這次會議的標誌性成果就是把西方經濟學說中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引入了中國，宏觀經濟學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在中國流傳的，既進入了決策層，也成為高校的重要課程。一些經濟學論壇開始在西方經濟學的框架和語境下展開。可以說，在此之前，中國的經濟問題過去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展開的，從此以後就突破了原有的思維框架。不僅宏觀經濟學進來了，微觀經濟學也隨之引進來了。於是所有制的討論就演變成了產權問題的討論，工廠問題的討論就變成了公司問題的討論。這條線索也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必須關注的問題。要認真研究國外經濟學說的引進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這方面的研究總體上看成果不是很多，深度挖掘更是不夠。《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6年第1期發表的由謝富勝教授等翻譯的一篇文章值得大家閱讀，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經濟學家史蒂夫·科恩，文章題目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何主導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

第四條線索，中國傳統文化是如何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作用的。如果說上面三條線索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是比較明顯起作用的因素的話，那麼這條線索作為一種潛話語起到了更深層的作用。這提示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的研究中，必須注意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這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文化基因。關於這方面的研究還是十分缺乏的。我們要挖掘這種起潛移默化作用的潛話語發揮作用的機制。上面所講的三條線索，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是經濟問題的學術討論和理論研究，還是西方經濟學的引進，這些都是顯話語，都是在理論研究、政策制定中直接說出來的東西，而在運用這些顯話語的時候，作為文化心理起根本作用的東西恰恰是那些直接附着在中國人身上的甚至連當事人自己都無法察覺的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後反覆強調文化問題，號召我們要重視傳統文化的作用，要求大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進程中樹立文化自信，並且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化發展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方針，根本原因就是他真正認識到了民族文化在民族發展中的根本作用。比如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思想理論體系，我們有教科書可以學習；我們引進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引進的就是一些教科書，我們可以花時間閱讀；對重大經濟問題進行大討論，討論各方都有什麼觀點，我們可以讀他們的文章。這些都是顯話語，只要閱讀就能弄明白。但是隱藏在中國人行為背後的潛話語，就不那麼易懂了。什麼是潛話語呢？也很難給它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一句話說，就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東西，就是隱藏在中國人行為中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時刻都在起作用但又很難表達出來的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智慧。有一個現象不知大家有沒有思考過：改革開放后，在第一批企業家中，有很多人並沒有什麼文化，有的人甚至連字都不認識，但是他們創辦了大企業，而且企業一直在與時俱進地發展。我讀過鄧正來先生的很多書和文章，他是研究法理學的大家。但是，他在去世前發表了好幾篇與法理學不相干的文章，談的是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問題。我看到這些文章時感到奇怪：怎麼研究法理的學者在講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呢？看來鄧正來先生在研究法理的過程中也體會到了中國文化的潛話語對法理問題的影響。我在新疆喀什地區當宣傳部部長的時候，請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到喀什授課，在陪同調研過程中他談到人的知識發展的三個階段：經驗、知識、理論。我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階段：智慧。當然了，並不是有了經驗、有了知識、有了理論，就一定有智慧，獲得智慧也未必都要經歷前面三個階段。我認為，那些沒有文化知識卻能在實踐中取勝的企業家，包括那些在各個領域的沒有文化知識的成功者，都有着常人所沒有的智慧。我在這裏講這個問題，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思考，強調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的研究必須把中國文化基因作為一個重要的維度。中國改革開放40年，起基礎作用的還是中國智慧，表達系統好像使用了很多西方經濟學的話語，但是實際的思維運作的方式卻是中國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經濟實踐的根本原因。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歷史中，這四條線索都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在起作用，這種起作用的機制是奠定在實踐基礎上的非線性互動，中國的經濟實踐是這個互動的基礎。在這四條線索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是主線，起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