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文學美術

第五節文學美術

吾嘗言有唐中葉，為風氣轉變之會，今觀於其文學而益信也。言以達意，文以代言，論其用本至此而止，然愛美為人性所同，達意之外，又必加之以修飾，久之遂稍離其真矣。駢文之句調，與口語相去日遠，且以浮辭害意，由此也。丁斯時也，必求所以達意而應事者，於是有筆與文并行。筆於俗字俗語，皆非所禁，似可周於用矣，然其語調之嘽緩，造句之整齊，仍與文無異，則仍不足以達意而無憾，必更求所以濟之者。更求所以濟之，似莫如竟用口語，則語體文當興於此時，乃轉以所謂古文者承之，何也？曰：是無足異也。中國疆域廣大，方言錯雜，各率其口之所道者而書之，勢必至於不相通曉。故語言演進之時，必求爾雅。雅者正也，謂於各種語言之中，擇其一以為正而求近之耳。錯雜之語言，何者可以為正？此則視乎事勢之自然，如都會為四方所走集，則其語自成為走集之地通行之語。而非可以人力強定。語言如此，文字亦然。孰最為人所易曉？自莫如眾所共讀之書，於是所謂古文者興矣。古文之興，非以其古，實以其為眾所共喻，而其為眾所共喻，則實以誦讀之者之多。如《莊子》與《孟子》，在其著諸竹帛之時，必同用當時通行之語，然在今日，《孟子》什九為人人所能解，《莊子》則雖費盡箋注家之力，仍有其不易明之處，即其顯證。然則古文即紙上之通行語也。難者必曰：徑用口語，豈不更便？殊不知口語在口中雖通行，在紙上實多寫不出者。強取同音之字寫之，不徒異方之人不能知，即當地人亦多讀之而不能解也。今日之語體文，實無一地方之語言，與之密合者，亦逐漸發展而成之紙上語，非真口語也。然則所謂古文者，原欲取眾所共喻之語，以達己意，非如小兒學語然，但搬弄他人之言語，而與己意無涉也。然如蘇綽之作《大誥》，則所走者正是此路，宜其仍不能通，而必有待於新派之興。此新派者，必取眾所共喻之稱名，眾所同用之文法，以達己意而後可。則必至唐中葉之韓愈輩，而後足以當之矣。故愈之自道曰：“惟古於辭必己出。”《舊書·愈傳》曰：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新書·文藝傳》，亦謂李觀屬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也。

《新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謂王勃楊炯。《勃傳》曰：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為四傑。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張說封燕國公，蘇頲封許國公。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趙甌北《廿二史札記》曰：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舊書·愈傳》：大曆、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為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此說殊非是。獨孤及之文，乃後人所謂澀體。雖異時趨，仍難達意。致弊之原，實由過求形似，與蘇綽等同病。趙氏於未能別開生面一語，視之甚輕，而不知其未能大成，實由於此。至謂愈之前早有開風氣者，則凡事皆然。所謂某為大家，某為大轉變之時，原不過舉其最著名之人，及其最昌盛之時言之。焉得無為之先驅者邪？矯時弊與自有所成，自系兩事。《舊書·文苑傳》曰：富嘉謨與吳少微友善。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辭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此亦排斥浮艷者，可謂能為古文邪？以陸贄之奏議，與韓愈之文相提並論，尤為擬不於倫。贄之文，乃前此之筆之變。《新書·畢構傳》曰：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當時表章，皆須誦讀。誦讀之文，以句不甚長，又頗齊整為便，此亦駢文興起之一因。駢文多四字句，筆亦然，而四字六字相間，誦讀尤較純四字句為便，此又魏、晉、南北朝之駢文，所以變為唐、宋之四六。唐初四傑之文，即已如此矣。贊之文，乃筆之變而不用辭藻者，末造之三十六體，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皆第十六。則其好用辭藻者耳。筆而好用辭藻，則亦與文合流，而不足以應用，此後應用之文字，乃全以散文充之矣。此唐、宋之世文體變遷之大概也。

唐人之照耀千古者，尤在其詩。詩之變化，亦至唐中葉而極。律體至唐始成。昔人云：“詩至沈、宋，始可稱律，前此皆偶合耳。”沈佺期、宋之問，皆武后時人也。又古之樂府，至唐而演為歌行，為絕句，寖成可誦不可歌之物，而隨新音樂而起之詞，則於此時肇其端焉。唐人絕句，觀記載似皆可歌。如《舊書·李益傳》，謂其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宮人以賂求取為供奉歌詞。賀《樂府詞》數十篇，雲韶樂工，無不諷誦是也，然此時之歌，實多雜以和聲。取和聲而亦以字實之，即成詞矣。故一入宋世，即不聞歌詩，而但聞歌詞。非詩之歌驟失其傳也，乃唐人之所歌，詩其名而詞其實也。此詩體之變而備也。文學皆原於平民，然必入文人學士之手，而後能盡其變。非文人學士能別有所為也，公眾之所為，惟其中一部人為能卒其業耳。論唐詩者，或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又或非之，謂所分實不甚確，如以杜甫屬盛唐，而甫之作，成於大曆時者實不乏是也。然此本不過舉其大概，非謂截然有界畫可指。以大體論，謂唐詩無此變化可乎？初唐之渾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纖麗，可謂各擅勝場。此何一不苞含於古詩及樂府之中？然謂無此變化，古詩及樂府，即發泄已臻其極，可乎？此詩情之變而博也。歌謠率偏於比興，如《孔雀東南飛》等能盡賦之能事者蓋寡，此亦發泄未盡之一端。后之為詩者，亦未有以易之。至唐乃大異。不徒杜陵膺詩史之稱，元、白所為，特長諷諭，亦以其能敘事也。用比興者多偏於寫景，僅能即景以見其情，用賦者則能逕言之。前者固尤有深味，然不兼後者，亦不可謂能極其變也。本此論詩，則唐詩實當合宋詩而其境界乃備，而宋詩自當以江西派為大宗。然謂江西派非原於杜陵得乎？此詩境之變而擴也。詩體恆隨音樂而變，自唐已后，音樂尚未有大變，故詩體亦不能更新。立乎今日而言詩，尚未能越唐人之範圍也。言語與歌謠，實為二物。今之所謂新詩者，本乎言語，而不本於歌謠，與昔之詩詞等，皆非同物。率舊義以言詩，非至新樂大盛之後，不能有句芒，非可以人力強為也。

論文學者，或以文人學士之所為，與平民之所為，截然異物，此實誤解，觀一種文學初興時之情形，即可知之。為古文者，初不避俗字、俗語，特其用之當有法度耳。如僅字，古人用之，皆意以為少，如《禮記·射義》“蓋僅有存者”，《史記·貨殖列傳》“僅僅物之所有”。唐人用之，則意以為多。《舊唐書》《舊五代史》中僅字，即皆如此。韓愈《張中丞傳後序》言：巡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所用者即唐時通行之義也。《舊書·杜甫傳》載元稹“論李、杜優劣”曰：“是時山東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又曰：“自后屬文者以稹論為是。”夫謂子美之詩，優於太白，是矣，然微之之言，則初未能道出其所以然之故也。太白所長，莫如歌行，皆酷類古歌謠，此尚為率舊之作，至杜陵則自辟新體矣。論詩者多謂李不如杜，即可見率舊之作，不厭人心。其故何哉？《舊書·元白傳》載樂天與微之書及微之為《長慶集序》，極言其詩流傳之廣。史臣亦謂伊古以來，賢不肖皆賞其文，未有如元、白之盛者。此固由其辭之淺近易解，抑亦由其專主諷諭，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唐末韋莊作《秦婦吟》，道黃巢據長安時關中亂離之狀，其詩極膾炙人口，后佚，敦煌石室發，乃復得之，亦香山《新樂府》之類也。然則詩體發展至唐，徒托物起興，微言相感之作，已不足以饜人心，而必求其能極其變者矣。杜陵之於元、白，元、白之於韋莊，辭之雅俗不同，其為民請命之意則一也。然則一種文學之興，豈有能脫離民眾者哉？徒以排比聲韻，屬對律切稱之，則淺之乎測丈夫矣。抑古人文字，在今日看似艱深者，皆時移世易為之，在當時實皆淺易，故不識字或識字甚少者，皆能使人讀書而聽之，或則口占書簡，《秦漢史》及《兩晉南北朝史》，已詳言之。唐諸帝多能詩。見《廿二史札記》德宗好為詩條。女子如徐惠、上官婉兒、宋若昭兄弟，亦皆能文，不讓男子。《新書·后妃傳》。夫非謂帝王必不如書生，女子必不如男子，然帝王讀書，不能如書生之專，女子受教，不能如男子之備，則事無足疑者也。而所成亦相匹敵者？則以其時通用之文字，實不甚艱深也。薛《史·胡裝傳》，謂其“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為愧”。其有是僻，所題必有人讀之，足見史稱元、白之詩流傳之盛，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無不有，村夫、野老、婦人、孺子之口罔弗道，決非虛言。然則當時文人之所為，曷嘗脫離民眾哉？或謂唐人詩文，皆有辭藻，何以盡人能解？殊不知辭藻亦語言也。今人不甚用之，則亦不甚聞之，而覺其難解，當時用之者多，則聞者亦耳熟能詳矣。然則文人學士之所為，與平民之所為，曷嘗截然異物哉？

古所謂小說者，與後世異。古之小說，意蓋主於懲勸？如《太平御覽》引《風俗通》，謂世所傳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說，出於《漢志》、說家之《百家》是也。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以類推之，則如塞翁失馬等說，亦未必非古小說家言矣。此其意誠甚善；造此等說者，哲學思想亦可謂甚高；然尚未能極幽奇恢詭之致，以文學論，則未可謂甚發展也。後世乃其途日辟，遐想漸多，所涉亦廣，至唐遂大有可觀。今存於《太平廣記》中者不少也。惟小說究以理致為主。唐人所為，好用辭藻，故其品實不逮宋人。散文也，賦體之詩也，與新音樂相依附之詞也，小說也，皆唐人啟其端，至宋而後臻於大成，唐中葉后新開之文化，固與宋當畫為一期者也。惟翻譯文字，則至唐而結其局。此後不能更有發展矣，以佛教入宋而衰也。唐人翻譯文字，實勝前朝。以當時所謂新舊譯本比較可知，如《大乘起信論》即是，此論近人或謂其無梵本，實中國人所自撰。然其為翻譯文學則同。唐本之辭，不能謂其不勝於梁本也。今日所謂語體文學，其源亦導自唐，惟尚未盛，俟講宋史時論之。

書、畫仍為世之所重。隋、唐之世，工正書者最多，次則行草。自隋入唐者，虞世南、歐陽詢，稍後則褚遂良；中葉后則顏真卿、柳公權，最為有名。其工篆如李陽冰，工分書如李潮者，則不多見矣。蓋以用之者少也？晉、南北朝，書法傳世者，固極美妙。然南朝所傳，率多簡牘。北碑雖可喜，實多出匠人，特以其去古近，多存朴茂之氣，故覺其可喜耳。點畫亦多隨刀鋒，罕傳筆法。唐世碑版，則多為善書者所書。刻法亦隨筆法而異。雖其朴茂之氣，不及前朝，此乃時代為之，以書法論，實較北朝為高，不得先存一愛古薄今之見也。

畫風仍襲前代，以人物為主。圖當世名人者尤多。如河間王孝恭降蕭銑，高祖使畫工貌而視之。太宗使閻立本圖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閣功臣。李已畫象凌煙閣，高宗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則天命畫工寫張知謇、李嗣真。玄宗圖張說、康子元及張果。代宗圖鮑防，敬宗圖周息元。皆人君之所命也。張易之等繪武三思等十八人象以為圖。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象於刺史亭。薛嵩好蹴踘，隱士劉綱勸止之，嵩悅，圖其形於坐右。此則士大夫之所為也。又有不知誰何為之者。如錢徽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游之門，號十才子，形於圖畫。白居易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則仰慕風流者自為之，不必其相知也。亦有畫古人以寓景行之意者，如司空圖隱中條山，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是矣。敬宗圖周息元，見《新書·李德裕傳》。張易之等圖武三思等十八人，見《朱敬則傳》。余皆見新舊《書》各本傳。薛《史·馮道傳》：張承業闢為本院巡官，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

元豹乃相士挾其術閑道，盧質蓋亦以相人之說駁之，皆非真有人倫之鑒也。然名人寫真，為世所重，則於此可見矣。此等皆僅畫一人，亦有畫一事者。《新書·禮樂志》：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后更名七德舞。初成，太常卿蕭瑀請圖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狀。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制樂陳其梗概而已，若備寫禽獲，今將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為也。”《張仁願傳》：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以罔武后。此等畫，所列繪之人物必多矣。唐室所藏圖畫，皆見《新書·藝文志》丙部《雜藝術類》，而乙部《雜傳記類》，有顏師古《王會圖》。所存殊方異俗必多，惜乎其失傳也。此等皆必工於人物而後能為之，然山水畫亦漸盛於此時。《舊書·宗室傳》：長平王叔良之孫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新書·鄭虔傳》，亦言其“善圖山水”。《舊書·崔祐甫傳》。子植告穆宗。謂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開元末，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亦可見山水漸為鑒賞者所愛好。又《李益傳》，謂其“《徵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此等圖繪，重在風景，亦山水之類也。中國圖畫之演進，途轍與西洋異。西洋畫重寫真，中國畫重意境。論意境，自當以山水畫居首選，而其漸盛亦在開元時，信乎唐之中葉，為風會變遷之時矣。

唐時圖畫，尚不皆施之捲軸。《新書·突厥傳》：闕特勒死，唐為立廟像。四垣圖戰陳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哽。此等壁畫，寺觀中最多。土木不能持久，多隨之化為煨燼矣。薛《史·鄭雲叟傳》：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為屏障者。杜甫有《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圖畫施諸屏障，亦施諸壁者類也。

人像亦不盡托諸圖畫。會昌五年（845），廢佛，中書奏：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舉，有二聖塑容。今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造一殿，名為昭武廟。聖像年代已久，望令李石於東都揀好畫手就增嚴飾。六年（846），東都太微宮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肅宗三聖容，遣右散騎常侍裴章往薦獻。皆見《舊書·本紀》。二者皆塑像也。《新書·禮樂志》：開元八年（720），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為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眾當坐，今乃立侍。余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寧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坐象，悉豫祀。曾參特為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此十哲及曾參象，亦當為塑象也。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擬佛之制。《舊書·李寶臣傳》。玄宗在蜀時舊宮，後為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新書，郭知運傳》，參看《崔寧傳》。此冶金作象者也。

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滎陽佛祠以祈年。《新書·張九齡傳》。天寶時，嘗鏤玉為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官，復琢李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新書·李林甫傳》。此刻玉石為之者也。宋時，朱子欲證古坐與今不同，使人入蜀求先聖、先師舊像，得木刻像三。見所著《白鹿神殿塑像說》。此刻木為之者也。傅奕上疏詆浮圖法，謂其“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新書·本傳》。蓋佛像可為之者，人像亦皆可為之矣。然畫像究最普遍。《新書·張巡傳》：巡在睢陽時，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蓋以其普遍，故圍城中猶有之，臨時可以張設也。唐時畫人像最有名者為吳道玄。又有楊惠之，與道玄同師張僧繇，而名出其下，乃舍繪而專事塑。見《畫史匯傳》。今江蘇吳縣角直鎮保聖寺有古羅漢塑象五，完好者三，考古者以為惠之所塑焉。

以愛好書畫者多，法書名畫，遂為世所珍重。《隋書·經籍志》：煬帝既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書，又聚魏已來古迹、名畫，於殿後起二台：東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寶台，藏古畫。《新書·藝文志》小學類，有二王、張芝、張昶等書一千五百一十卷。《注》云：太宗出御府金帛，購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為印章跡，命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舊書·遂良傳》：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其古本多梁、隋官書。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江總姚察署記。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開元五年（717），敕陸玄悌、魏哲、劉懷信檢校，分益卷帙，玄宗自書開元，自為印。昭陵為溫韜所發，鍾、王筆跡，紙墨如新，已見第二十章第五節。則天訪求右軍遺迹於王方慶。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638），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又進其先代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此人主之愛好也。

《方慶傳》言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圖畫亦多異本。睿宗第四子范，多聚書畫古迹，為時所稱。鍾紹京，雅好書畫古述，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韋述，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蕭岵，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敘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段文昌喜圖書古畫。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跡，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盡以獻文昌，求致進士第。遂起錢徽之獄。王涯家書數萬卷，侔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以上皆見《舊書·本傳》。蕭岵附《韋溫傳》。段文昌事見《錢徽傳》。此名公巨卿之愛好也。《舊書·歐陽詢傳》言：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范；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則初不必強有力者而後欲致之；且聲聞鄰國矣。職是故，其物遂為奇貨可居。《新書·儒學傳》：歐陽詢，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嘗遺錢使市父遺迹。通乃刻意臨放以求讎。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然則何如？”曰：“君若手和筆調，固自可尚。”遂良大喜。又《孔若思》：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唐時大稔，米斗五錢，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此固最下之價，然一字而直千石，亦以褒矣。史傳之辭，蓋不免誇侈，然是時書畫，其價不菲，則可知也。財產私有之世，事孰不為稻粱之謀？日出多偽。民安取不偽？以今所謂書畫者偽物之多推之，人情不甚相遠，恐古人之所藏，亦未必大異於今人也。然其中固未必無精品可喜，舉摧燒之，則亦已過矣。然保守之實難。安、史之亂，韋述“經籍資產，焚剽殆盡”。王涯所蓄，“厚為垣竅而藏之複壁”。甘露之變，“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耗矣，哀哉！然古今公私之所藏，其究孰不如此？

名跡雖見珍重，然優於藝者，俗仍以為執技事上之流而賤之。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為詠，召閻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雲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倖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柳公權為夏州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其兄公綽在太原，致書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皆《舊書·本傳》。是其事也。成見可謂難變矣。

然以藝侔利者，不獨書畫之家也，即工於文辭者，亦何莫不不然。當時粥文之事，已略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新書·韓愈傳》：劉叉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后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舊書·李邕傳》：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粥文獲財，未有如邕者。韓愈戇直，未必肯苟取，尚致譏評，李邕更不足論矣。然亦有卓然不惑者。《舊書·蕭俛傳》：穆宗詔撰王士貞神道碑。對曰：“臣器褊隘，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免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為之秉筆。”帝嘉而免之。此可謂不輕以言假人者矣。《新書·郭行餘傳》：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志冢，辭不為。重胤怒，即解去。此亦可謂能砥礪廉隅，宜其能與李訓相善也。

音樂，隋、唐時亦稱極盛，此蓋承前世域外之交通，乃能致之。自晉世洛京傾覆，中國舊樂，僅存於南方，而北方多雜羌、胡之伎，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六節。隋文帝平陳改樂，見本編第二章第一節。唐武德九年（626），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貞觀二年（628）奏之。孝孫卒后，協律郎張文收更加厘改，命曰大唐雅樂。然好尚不存焉。其盛行於時者，則來自異域之樂也。《隋書·音樂志》云：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至大業中，煬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其中本出中國者，惟清樂而已。諸樂緣起，皆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六節。唐初仍隋之舊。及平高昌，收其樂，初有十部。《新書·禮樂志》言：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貞元十六年（800），南詔因韋皋進奉聖樂舞。十八年（802），驃國獻其樂。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而八國之伎，列於十部焉。

案自匈奴敗亡，鮮卑復入中國，所謂北狄者，與西域關係實深。《舊書·音樂志》謂“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發。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發杪，內於繩下”。古北狄無斷髮之俗，而西胡有之，今雲斷髮，非狄之化於胡，則胡之來入狄者耳。西域南海，久有往還，即南詔，亦因伊洛瓦底江一道，而深漸其化，觀漢時之哀牢可知。參看《秦漢史》第九章第四、第六兩節。而扼伊洛瓦底江之沖者，則驃國也。然則當時外來之音樂，實當以西域為大宗。《新書·禮樂志》云：自周、陳已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玄宗又分俗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則俗樂又判盛衰，清樂自隋已式微，至此益淪缺矣。《舊書·音樂志》：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三十二曲，又七曲有聲無辭。日本田邊尚雄，極稱唐代音樂。曾在北京大學講演。謂中國古樂皆獨奏，至後漢合奏之樂始漸興，蓋緣與西來之樂相會。至唐而臻極盛。今唐樂尚存於日本，特規模較小耳。日本皇室，世用中國之樂。距今千二百年前，中國樂人，有入日本者，日本來華學生，亦有學樂者，宦於宮內省，皆世襲，故其技未曾失傳。特唐樂用五百至七百人，日本則僅三十至五十人。又大樂器爾時船不能運，故惟有小者。然奈良東大寺正倉院中，尚存有唐樂器也。琵琶、洞簫、觱栗諸器，皆源出埃及，經猶太、敘利亞、波斯、大夏、印度等地乃入中國。此時羅馬音樂，尚無足道。此諸國者，實括西方文明之全，益以中國所固有，允足膺世界之稱而無愧。今日西方之音樂，僅西方之音樂耳。

必合唐代之樂，乃足稱為世界音樂也。詳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期。案如所言，所謂西域者，其綿地實極廣。綜厥所有而成為樂，可謂取多用宏，自非中國一國舊有之樂所能逮。清樂之日微，其無足怪。然《舊書·音樂志》云：沈約《宋書·志》，謂江左諸曲哇淫，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則其所長，亦有不可沒者也。隋、唐音樂，雖雲極盛，然其君臣皆溺於音。隋、唐兩代皇室之溺於音，可於其樂工之多見之。隋時至三萬餘人，已見第二章第四節。《新書·禮樂志》云：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而《李嶠傳》：嶠以中宗時上書，言“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鞀鼓者已二萬員”，則散樂人數之多，尤堪駭異矣。《志》又云：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則至中葉后國蹙民貧時，其數猶不少也。《舊書·職官志》禮部職云：三品已上，得備女樂，五品女樂不得過三人，則唐時官吏得畜女樂者實多。《柳公權傳》云：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雲聞樂令人驕怠，亦可見其家自有音樂也。《新書·山惲傳》云：中宗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遍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淡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獐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余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足見公卿嫻於歌舞者之多。《新書·禮樂志》言玄宗好樂，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可見其為上之化也。

其風且貽及民庶。《隋書·音樂志》云：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后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則自隋時已然矣。《新書·武平一傳》：中宗宴兩儀殿酒酣，胡人唱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諫曰：“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舊書·曹確傳》：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為拍彈。皆可見其自上下流之狀。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卒召羯胡陵犯，藩鎮割據之禍，蓋非無因。此則墨子非樂之論，又不可不警惕深之者矣。

周、齊所謂百戲，即古之角抵。隋煬帝之所為，已見第二章第五節。唐時謂之散樂。《舊書·音樂志》云：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高宗惡其驚俗，敕西域關令：不令入中國。《新紀》：顯慶元年正月，禁胡人為幻戲者，不知即此事否？《舊志》又云：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於極鋸刀鋒，倒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終曲而亦無傷。此其驚俗亦甚矣，而睿宗受其獻，則不令入中國之敕，恐亦未必能行也。況據《志》所述，幻尚有前世之遺，國人自能為之，不待外來也。《新書·李晟傳》：子憲，為絳州刺史。絳有幻者，訹民以亂，憲執誅之，足見其流行仍廣矣。百戲之勞民傷財尤甚，以其聚人多也。唐時，上下所好者，莫如潑寒胡。此戲本出康國。《舊書·康國傳》曰：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舊書·張說傳》：說以玄宗初相，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此戲乃絕。中宗幸洛城南門觀潑寒胡戲，事在神龍元年十一月；玄宗禁潑寒胡戲，事在開元元年十二月；又睿宗亦嘗作之，事在景雲元年十二月；皆見《新書·本紀》。睿宗時韓朝宗有諫辭，見其父《思復傳》。疏辭謂“裸體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此何足以為樂？蓋亦有他戲與之并行也。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一國之人皆若狂，亦非孔子之所惡。然其為獨樂樂抑與眾樂樂，則大有辨矣。《舊書·諸葛爽傳》，言其役屬縣為伍伯，為令所笞，乃棄役，以里謳自給。《新書·杜洪傳》云：“為里俳兒。”《崔融傳》言：龐勛自浙西趨淮南，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俳兒也，里謳也，皆民眾中之藝士，執其技以娛人，以慰其勞苦，宣其湮鬱，不可一日無者也。《舊書·高宗紀》：龍朔元年五月，皇后請禁天下婦人為俳優之戲，詔從之。《新書·玄宗紀》：開元二年八月，“禁女樂”，蓋亦其類？則其數亦不少，故婦人亦得以為食。此等皆有益於民，未聞有患之者也。然一入於都邑之中，則不可問矣。《隋書·柳彧傳》：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凌雲。袨服靚妝，車馬填噎。餚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此與鄉村景物，所謂“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者，寧復可同日語邪？尤可惡者，有竭資破產之家，即有因以為利之士。《新書·宋務光傳》：中宗時，有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陳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舊書·嚴挺之傳》：睿宗御樓觀酺，挺之上疏諫曰：“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吁嗟道路，貿易家產。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夫至於為課稅以督斂貧弱，則其為害，又豈僅樂之不衷哉？然豈樂之罪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