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史學
第四節史學
自曹魏以降，作史職在著作，而隸於秘書，隋世仍沿其舊，有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煬帝又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隋書·百官志》。唐貞觀二年（628），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員。顯慶中，又置起居舍人，屬中書省，與郎分在左右。起居郎掌起居注，以修記事之史；起居舍人修記言之史；皆季終授之國史。著作郎掌修國史，武德亦因隋舊制。貞觀三年（629），移史館于禁中，在門下省北。大明宮成，置史館於門下省南。開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於中書省北。以宰相監修國史，著作郎始罷史職。史官無常員，如有修撰大事，則用他官兼之，事畢日停。監修，貞觀后多用宰相，遂成故事。天寶已后，他官兼領史職者，謂之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六年（811），宰相裴垍奏登朝官領史職者並為修撰，未登朝入館者為直館，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館事，其餘名目，並請不置。從之。《舊書·職官志》。裴垍事亦見本傳。《文宗紀》：大和六年七月，以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並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或止兩員，今四人並命，論者非之。薛《史·唐明宗紀》：長興四年七月，以著作佐郎尹拙為左拾遺，直史館。國朝舊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館，今用諫官，自拙始。從監修李愚奏也。此隋、唐兩代史官之大略也。
史事原本，實出左右史。郎所記注，及舍人所編製敕，皆逐日為之。《舊書·職官志》起居郎職云：“凡記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必書其朔日甲乙。”起居舍人職云：“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宋汪藻說。見《宋史·藻傳》。《通鑒》：永貞元年九月，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更據以成紀、傳、表、志或編年體之書，則謂之國史。如吳兢、韋述所撰者為紀傳體。柳芳所撰《唐歷》為編年體，而宣宗命崔龜從續之，則亦以為國史也。皆見下。《新書·隱逸·孔述睿傳》：為史館修撰，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可見國史亦有志。高宗后，起居郎記註失職，則史事原本，又有所謂時政記者。《新書·百官志》云：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舊書·杜正倫傳》：貞觀二年（628），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
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免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建議：仗下后，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舊書·李乂傳》：開元初，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乂時為黃門侍郎。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大和九年（835），詔入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案姚請撰時政記，事在長壽二年（693），見新、舊《書·傳》。《舊書·趙憬傳》：貞元十二年（796），憬對延英，上問近日起居註記何事？憬對及時政記。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戒。既嘗有時政記，宰相宜依故事為之。”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李吉甫傳》：元和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
吉甫對云：“姚修之於長壽，及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案《新書·宰相表》：趙憬、賈耽，皆以貞元九年五月相。憬十二年八月薨，耽，永貞元年十月薨。抗以貞元十六年九月相，十九年七月罷。蓋憬雖受命而事未及行，至耽、抗乃行之也。《吉甫傳》又載憲宗問不修之故。吉甫對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不可書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授也。”此為時政記或作或輟之由，亦不盡由於時宰之畏忌也。《穆宗紀》：長慶元年四月，宰臣崔植、杜元穎奏請隨日撰錄，號聖政記，歲終付史館。從之。事亦不行。《文宗紀》：大和五年四月，“詔今後宰臣奏事，有關獻替，及臨時處分，稍涉政刑者，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每季送史館”。《新書·庾敬休傳》：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二者似即一事。《傳》又云：既而執政以機密有不可露，罷之。則其行之亦未久也。《紀》又載大和九年十二月，“敕左右省起居齎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此事在甘露變后。《馮宿傳》：弟定，大和九年（835），遷諫議大夫。是歲，李訓事敗。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定之意，蓋欲借史官以監奄豎？
是時宰相方倚公論以自強，不樂者恐別有其人也？《紀》又於開成二年十二月，書閣內對左右史裴素等。上自開成初復故事，每人，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前代。《張延賞傳》：孫次宗，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則竟行其志矣。亦可謂賢矣。《楊嗣復傳》：開成四年（839），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李珏曰：“是臣職司。”《武宗紀》：會昌元年六月，中書奏“請依姚故事，宰相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新書·裴休傳》：大中六年（852），同平章事。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己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是宰相撰錄，亦迄未嘗廢也。此等記注之法，雖五代亦沿之，但不專在宰相耳。薛《史·唐明宗紀》：天成二年八月，史館修撰趙熙上言：“應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請委內臣一人抄錄，月終送史館。”《末帝紀》：清泰元年四月，史館奏：“凡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奉議，望令近臣錄付當館。”
詔端明殿學士韓昭允、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晉高祖紀》：天福二年八月，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廷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系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遍修日曆。”從之。四年十一月，史館奏：“請令宰相一人撰錄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周世宗紀》：顯德元年（954），十月，監修國史李谷等上言：“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后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曆，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惟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慾望別命近臣抄錄，每當修撰日曆，即令封付史臣。”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鈔錄事件，送付史館。”蓋是時相權實不在中書而在樞密，故史臣有此請也。歐《史·王峻傳》云：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為罪。峻貶，李谷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說似揣度失實。
史官隨時記注，果其據實而書，安能無所貶損？故准故事，人君不自觀史。然徒有此例，不能行也。《舊書·褚遂良傳》：貞觀十年（636），自秘書郎遷起居郎。十五年（64），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右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戒。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鄭覃傳》：弟朗，開成中為起居郎。文宗與宰臣議論，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戒醜言？”朗遂進之。《魏謨傳》：開成四年（839），拜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
紫宸入，遣中使取謨起居注，欲觀之。謨執奏曰：“臣以陛下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謨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為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遣後代何以取信？”乃止。似太宗納諫遂不觀，文宗一違之，又因魏謨之執奏而止者。案朱子奢，新、舊《書》皆在《儒學傳》。《新書》云：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舊書》不載此事。《新書》亦不言帝之聽否，而《通鑒》貞觀十七年七月云：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殆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殺建成、元吉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然則子奢之言，太宗初未嘗聽也。太宗所觀，雖非起居注，然起居注太繁，勢不可讀，人所讀者，非實錄則國史耳。干與國史，亦何以異於干與起居注哉？況既取讀國史，又安知其不取讀起居注？司記注者，又安得不為周身之防乎？人君所不觀者，依故事，自以起居注為限，實錄國史，皆非所忌。《舊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九月，上顧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李絳傳》載憲宗在延英之言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召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
二者蓋即一事？《紀》末載史臣蔣系之言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則所讀者初不止玄宗一朝矣。《紀》又載元和二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云云。所謂國書，當即國史。《魏謨傳》：皇族李孝本，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庭。謨諫，帝即日出之，而遷謨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沈吟伸卷，嘉尚久之。”《新書·長孫無忌傳》：文宗開成三年（838），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書而嘆。”《舊書·文宗紀論》，載史臣之言，以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稱美之。則不徒不禁其披覽，並蘄其閱讀矣。然因此亦足長忌諱。《紀》又載開成四年五月，上謂宰臣曰：“新修《開元政要》如何？”楊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欲以此書傳示子孫，則宣付臣等，參定可否。緣開元政事，與貞觀不同。玄宗或好畋游，或好聲色，選賢任能，未得盡美。撰述示后，所貴作程，豈容易哉”？然則借口為法，而先朝之秕政、惡德，可以刊落凈盡矣。善夫！范祖禹之言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臣下之讀國史，則起居注、實錄，皆無所避忌。《舊書·苗晉卿傳》：玄宗崩，肅宗詔攝冢宰，上表固辭曰：“伏讀國家起居注。”《柳登傳》：弟冕，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之喪，論皇太子服紀，與同職張薦奏議，言“謹按實錄”是也。《蔣乂傳》言：“蔣氏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雲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宣宗時廢會昌所修《憲宗實錄》，有鈔錄者，並令卻納，見下。可見實錄等之流布民間者為不少也。
除軍國機要出自宰相外，史料則逕由當司錄送史館。如司天監，每季錄所見災祥送門下、中書省入起居注，歲終又總錄封送史館；《舊書·職官志》。東宮司議郎，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祀、釋奠、講學，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錄為記注，宮坊祥青，官長除拜、薨卒，歲終則錄送史館是也。《新書·百官志》。人臣行事，考功郎中員外郎掌之。《新志》職文云：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死而傳於史官，謚於太常，則以其行狀，質其當否。其欲銘於碑者，則會百官議其宜述者以聞，報其家是也。《孝友傳》言：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弟名通朝廷者，皆得書於史官，當亦由所司報送。然史官取材，仍苦其乏。劉子玄奏記蕭至忠曰：“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台。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蘭台，圖籍難見。雖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材，安能遂其博物？”《舊書》本傳。蓋雖有定製，本不完備，而奉行者又或怠慢也。而行狀之類，又不盡實。《舊書·李翱傳》：翱以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觀此，而當時之所謂行狀者可知矣。非苦於無所知，則其所知者如是，求為信史，不亦難乎？
史官所紀，又有出於詔命者。劉感為薛仁杲所殺，常達為薛舉所執不屈，高祖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舊書·忠義傳》。魏徵疏陳不克終十漸，太宗曰：“方以所上書列為屏障，兼錄付史官。”《新書·徵傳》。馮元淑，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迹。《舊書·良吏傳》。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玄宗即位，下制褒美，仍令史官編次其事。《舊書·忠義傳》。姚南仲為右補闕，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為陵墓。南仲疏諫。帝嘉之。宣付史館。《舊書·南仲傳》。其餘孝友、貞烈之行，命史官記載者甚多。如《舊書·孝友傳》梁文貞、李處恭、張義貞、呂元簡；《列女傳》于敏直妻張氏，盧甫妻李氏，王泛妻裴氏，李湍妻。此等或猶實有足紀。乃至玄宗於其兄憲，多所賜與，憲奏請年終錄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舊書·睿宗諸子傳》。其弟業有疾，帝憂之，一昔容發為變。因假寢，夢獲方，寤而業少閑。邠王守禮等請以事付史官。《新書·三宗諸子傳》。郭子儀至自涇陽，進拜尚書令。固辭。具以所讓付史館。《新書·子儀傳》。定安公主憲宗女，始封太和。自回鶻歸，宣城以下七主亦皆憲宗女。不出迎。武宗怒，差奪封絹贖罪。宰相建言：“禮始中壺，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請載於史示後世。”詔可。《新書·諸公主傳》。不誠令人作歐哉？《通鑒》：元和十四年二月，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燕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注》：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然不用內印，度不可逕付史官乎？要譽獻媚之道，盡之矣。薛《史·晉高祖紀》：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亦見《允傳》。六年正月朔，帝御崇元殿，刑部員外郎李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瑣瑣者不益為史筆羞哉？
名，人之所欲也。列名於青史，尤修名之士之所願也。張巡之死也，李翰傳其功狀，表上之，曰：“儻得列於史官，死且不朽。”《新書·文苑傳》。權皋、甄濟，皆嘗為安祿山所羅致。察其將反，皋因使京師，詐病死逸去，濟亦詐病歸。及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不為屈。濟子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皋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又為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新書·卓行傳》。彼皆有過人之行，列諸史籍則宜，不得訾為好名也。然能修名者實寡，而思徼名者遂多。李泌子繁，以無行下獄，知且死，從吏求廢紙著家傳。泌本素隱行怪之士，繁蓋夙受其教，故至死而猶不忘欺世，可謂少成若天性矣。朱敬則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韋安石嘗閱其史稿，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畏懼者也。”《新書·敬則傳》。可謂情見乎辭矣。於是權力在手，則禁撰私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王劭傳》：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
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蓋以其性本怪妄，又工諧媚，故好之。劭后著《隋書》，為世所譏，見下。即由於此。鄭虔，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然猶坐謫十年，則唐世禁亦甚嚴也。其修成而不愜己意者則改之。順宗、憲宗兩《實錄》是也。《順宗實錄》，為韓愈所撰。《舊書·愈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系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撰《順宗實錄》三卷。文宗之敕修改，事見《路隨傳》。云：初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當。累朝有詔改修。及隨奏《憲宗實錄》后，文宗復令改永貞時事。隨奏：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繆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
案韓愈工於文辭，何至修《順宗實錄》而獨拙？且即謂所修不善，亦不過取捨、繁簡之不當耳，非謂所言之不實也。然則《愈傳》所言，匪為實錄，特內官惡而欲改之耳。文宗指令刊去者，不知是否宦官之意，要之啟人君以詔令改國史之端，其弊又奚啻觀史矣。韓愈所修《順宗實錄》，今存愈文集中。《新書·劉子玄等傳贊》言其“竄定無完篇”，則久非元作矣。至武宗，乃更變本加厲，施之《憲宗實錄》。其事在會昌元年四月，見《舊書·本紀》。《紀》云：由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不善之事；故請改撰。《新書·李漢傳》在宗室傳中。亦云：文宗立，召為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舊紀》載是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修實錄體例云：“舊錄有載禁中之言。伏以君上與宰臣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可書於史冊。且禁中之語，在外何知？或得之傳聞，多涉於浮妄，便形史筆，實累鴻猷。今後實錄中如有此色，並請刊削。又宰臣與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着明；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從之。《紀》云：李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錄》，所載吉甫不善之跡，鄭亞希旨削之。
亞時為史館修撰，會昌三年十月，與監修國史李紳同進重修實錄。德裕更此條奏，以掩其跡。縉紳謗議，武宗頗知之。此事之緣起及是非，姑措勿論。要之如中書、門下所奏，則史官除纂輯詔令奏議而外，無可為者矣。此實自古已來，史官得自由筆削之一大變局也。《憲宗實錄》，三年十月重修成，進之。見《舊紀》。宣宗大中二年十一月，敕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錄》，卻仰施行。《憲宗實錄》，穆宗命韋處厚、路隨同修。未成而處厚卒，隨成之。見《舊書·處厚、隨傳》。當時同修者，尚有宇文籍、韋表微、沈傳師，籍又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錄》，見《舊書·籍傳》。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納。如有抄錄得，敕到並納史館，不得輒留。委州府嚴加搜捕。至三年（849）貶德裕崖州司戶之詔，猶以其擅改《實錄》為言焉。皆見《舊紀》。《新書·周墀傳》：墀為相，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案《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內出《元和辯謗略》三卷付史館，則自永貞已來，禁中事議論之紛紜，已非一日。此等事豈前世所無有？然自大和已前，卒不聞有顯改國史之事者，史職尊嚴，由來已久，雖有悍者，莫敢決然為之也。然履霜堅冰，事之漸不可禁者，即成為勢所必至。太宗觀實錄而命改書六月四日事，其大和、會昌之漸邪？《新書·郝處俊傳》：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卻，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非一。臣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許敬宗固多曲筆，見下。然高宗與處俊，但憑聞見，而欲改史，可乎？此何異於大和之所為哉？《舊書·徐堅傳》：則天令堅刪改唐史，會遜位而止。此事若成，唐史之面目，將全非今日矣。此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邪？
史官當獨立不倚，著事之真相，以明是非，使人知所懲勸，此中國自古相沿之見解也。此在古代，社會情況較簡，或可致之。如崔杼弒君，事甚明白，真相之能著與否，祗系乎史官之敢書與否；董狐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斷定靈公見弒，趙盾知情，亦無可抵讕也。後世社會情況，日益繁複，則事之真相，有不易見者。真相且不可見，皇論是非？且即謂真相可見，而是非之紛然淆亂者，亦非必故為曲說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甲以為是者，乙固誠以為非，至丙丁，則又有其不同之見解焉。史官亦人也，豈能獨立於各派之外，誠本良心以著之，亦一派之見耳。然則欲恃史筆以見事狀之真，而明是非所在，雲胡可得？且如《舊唐書》，著當時之議論即甚多，豈能皆視為大公之見邪？然恃史籍以求事狀之真而知是非所在，雖不可得，而史家之能以此自勵者，其人固自可矜。《新書·吳兢傳》：言兢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
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雲。此誠無愧董狐矣。《武士彟傳》載史臣之論曰：“士彟首參起義，列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節。載窺他傳，過為褒辭。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略而不書。”《劉仁軌傳》載韋述之論曰：“世稱劉樂城仁軌封樂城縣男，後進為公。與戴至德胄兄子，為胄后，兩《書》皆附《胄傳》。同為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而戴氏之，無所聞焉。”亦不苟為褒貶者也。然茫茫天壤，直道雲胡可行？《舊書·令狐峘》等《傳論》曰：“前代以史為學者，率不偶於時，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誠以褒貶是非在於手，賢愚輕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諱，一言切己，疾之為讎。所以峘、薦張薦。坎壈於仕塗，沈、傳師。柳芳。不登於顯貫。后之載筆執簡者，可以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終否。子孫借其餘佑，多至公卿者，蓋有天道存焉？”阨於人而期償於冥冥不可知之報，亦可哀矣。抑自史公作《伯夷列傳》，已言其不可期矣，其誰肯以虛名易實禍？故此等風裁，卒之日替，而曲筆日聞焉。許敬宗則其巨擘也，《舊書·敬宗傳》：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
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衛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並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雲《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高麗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高麗，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惟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魏徵傳》言：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複，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太宗於徵之不終，固小人行逕不足論。然徵之好名，亦有以激之也。《新書·姚崇傳贊》曰：“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史之不書，豈不欲歸美於君，而抹殺其臣下之功績哉。《舊書·岑文本傳》：兄孫羲，睿宗即位，同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羲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羲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嘆賞，賜物三百段，良馬一疋，仍下制書褒美之。自書功績以希賞，其可鄙，又甚於書示史官以徼名者已。賈緯在五代時，不為無學，其於修唐史，亦不為無功。見下。
而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鋌。廣順元年（951），《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司馬。緯之快心恩怨，峻之徒計黨援，皆足使聞者齒冷矣。公家之史如此，私家之作，亦復難信。觀李翱論當時行狀之語可知。以司馬光修《通鑒》，宋祁修《新唐書·列傳》用力之勤，卒不能盡破李繁家傳之誣，而皆頗采其說。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而《通鑒》咸通元年（860）書王式平甫事，十百於張伯儀之平晁。胡《注》謂由唐中葉后，家有私史，《通鑒》用其文而敘之，而弗覺其煩。其明年，《鑒》載懿宗欲殺宣宗大漸時宰相，不與名於請監國之奏者，為杜悰所沮而止。《注》亦億其據悰家傳，故辭旨抑揚，有過其實。身之謂《考異》三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大半，又以唐事屬范祖禹，而猶如此，可見修史之難。抑不僅此，即文書亦有偽造者。僖宗廣明元年（880），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諫，召至內侍省賜死，其疏留中不出，而後有傳其辭者，釋氏之語，連篇累牘，至欲於內殿立揭諦道場，《北夢瑣言》以為庸僧偽作。見《通鑒考異》。合此及第十六章第一節，論朱敬則諫武后之語觀之，而知會昌重修《實錄》之不載密疏，意雖非出至公，亦有其借口之資矣。欲求可信之史料，不亦難乎？
以直道之不行，而史官操褒貶之權，有權力者又不能釋然也，於是乎有關防。太宗之移史館于禁中是矣。劉子玄奏記蕭至忠曰：“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豪，而縉紳咸誦。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則何益矣。然唐世雖有關防，於史官究尚能信任。故其人率多久於其職，如劉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韋述居史職二十年。吳兢居史職殆三十年。蔣乂居史任二十年。五子，系、伸、偕皆為史館修撰。柳芳自永寧時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沈傳師，父既濟，建中初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傳師為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併兼史職。亦有居館外撰述者。吳兢以母喪去官，開元三年（715），服闋，抗疏乞終余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據《李元紘傳》，兢此時系就集賢院修纂。開元七年（719），張說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齎本隨軍修撰。及致仕，仍令其在家修史。李元紘奏：“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乃詔說及兢並就史館修撰。然十七年（729）兢出為荊州司馬，制仍許以史稿自隨。令狐峘坐李泌貶外，監修國史奏峘所撰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峘卒，其子丕始獻之。沈傳師在史館，預修《憲宗實錄》。未成，兼察湖南。特詔齎一分史稿，成於理所。以上見《舊書》本傳及《本紀》元和三年（808）、長慶三年（823）。《新書·沈傳師傳》：傳師之出，監修杜元穎建言：“張說、令狐峘，在外論次國書。今稿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蓋雖有李元紘之奏，而在外修史，竟沿為故事矣。蓋嫻史學者少；而史事端緒紛繁，接替非易，難數易人；又學問之家，率多能自矜重；故雖有關防，終成虛設也。
今日所謂正史，成於唐世者有五：《梁》《陳》《周》《齊》《隋書》是也。梁、陳、周、齊，舊有之史，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節。隋世，王劭撰《隋書》，不為識者所與。《隋書·劭傳》：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采怪迂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跡，堙沒無聞。劭本怪迂阿諛之士，著書不軌，初不足責，然專典國史，而使史跡失傳，則其罪大矣。《傳》又云：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辭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仍是怪迂阿諛之技而已。唐時，郎餘令、王績為之，皆未成。郎餘令，《舊書》在《儒學傳》，云：撰《隋書》未成。王績在《隱逸傳》，云：撰《隋書》，未就而卒。《新書·績傳》云：初兄凝為隋者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余功。亦不能成。呂才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舊書》本傳。敬播著《隋略》二十卷，《舊書》本傳。張太素撰《隋書》三十卷。太素，公謹子，《舊書》附《公謹傳》。蓋亦未為該備。柳撰《晉王北伐記》，《隋書》本傳。
崔賾奉詔作《東征記》。賾，廓子，《隋書》附《廓傳》。裴矩撰《開業平陳記》。鄧世隆采隋代舊事，撰為《東都記》。劉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皆見《舊書》本傳。則或記一時一事，或就見聞所及，亦雜史之流耳。唐修五代之史，議發於令狐德棻。高祖然之。下詔命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紹安，《舊書》見《文苑傳》，雲撰梁史，未成而卒。又《殷嶠傳》：從祖弟聞禮，武德中，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不知梁史為魏史之誤，抑聞禮初修魏史，后改修梁史也。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璉、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曆數年，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629），太宗復敕修撰。乃令德棻與岑文本同修周史。《舊書·文本傳》云：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李百葯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舊書·思廉傳》：父察，初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隋高祖時，思廉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貞觀三年（629），又受詔與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恩廉采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
並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魏徵修隋史，與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舊書·令狐德棻傳》。《新書》但云玄齡總監。據《舊書·本紀》：貞觀十年（636）上《五代史》，實徵、玄齡並列，則《舊傳》是也。《舊書·徵傳》云：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征。《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穎達傳》云：與魏徵撰成《隋史》。《敬宗傳》云：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等，皆總知其事。又《儒學·敬播傳》云：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眾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舊書·孝友·趙弘智傳》云：武德初，預修六代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仁師傳》云：預修粱、魏等史。德棻仍總知類會。以上據《舊書·德棻傳》。十年正月上之。而志尚未成。至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無忌乃上之。皆見《舊書·本紀》。李延壽、敬播、李淳風，皆與於修志者也。《舊書·延壽傳》云：嘗受詔與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淳風傳》云：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方技·孫思邈傳》云：魏徵等受詔修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觀。此蓋以其年高，偶或詢訪及之耳。思邈非治史之士，於修史，必不能大有裨贊也。
延壽又刪補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北史。《舊書》本傳。唐修五代史，意本不主斷代，說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節。延壽此書，有刪有補，而將八代合編，蓋一以補官書之闕而刪其繁，一亦以正其分立之失而求通貫。其後吳兢以五代史繁雜，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舊書》本傳。則意專主於要刪。觀其卷帙，似失之少。故《舊書》著時人之論，謂其“又傷疏略”。然兢此書或本史鈔之流，非重作，不得以此議之也。張太素嘗撰《後魏書》百卷。其《天文志》未成，其從孫僧一行續成之，亦未能奪魏收之席。元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撰《魏典》三十卷。盧粲祖彥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蔡允恭撰《後梁春秋》十卷，皆見《舊書》本傳。一行在《方技》，粲在《儒學》，允恭在《文苑》。亦皆與官修正史相出入者也。
《晉書》前代雖有多家，太宗仍命重修。事在貞觀十八年（644）。《舊書·房玄齡傳》云：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褘之父，見《褘之傳》。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收子，附《收傳》。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撰《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雲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令狐德棻傳》云：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重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與於纂修可考者，又有李延壽、崔行功及李百葯子安期，皆見《舊書》本傳。
唐史之纂修，事成於石晉之世。國史本原，實惟起居注，然其卷帙太繁，亦且逐日記錄，太無銓次，故必編成實錄而後可用，《舊書·溫大雅傳》：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此乃事後詮次，而以起居注為名，非隨時記注者比，故其卷帙不繁。而其尤為切近者，則已撰成之國史也。唐世實錄，本頗完備。中經安祿山之亂，幾於盪焉無存。末葉軍人，迭起肆虐，不惟亡佚之多，或且本未撰次。詳見《廿二史札記》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失條。《十七史商榷》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唐諸帝實錄至敬宗止。趙希弁《讀書後志》所載，則唐人所撰至武宗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通一百二十八卷，皆宋敏求所補。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五錄系敏求追述為書。國史之作，始於令狐德棻。《舊書·長孫無忌傳》：顯慶元年（656），與史官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上之。《顧胤傳》：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捲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
後來用力最勤者為吳兢，冒死存護之者為韋述。述死，柳芳續之，至乾元為止，皆紀傳體。爾後則惟有芳所撰《唐歷》，為編年體，而宣宗命崔龜從等續之，亦止於元和而已。《舊書·劉子玄傳》云：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吳兢。《兢傳》云：魏元忠、朱敬則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以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715），服闋，抗疏言修史已成數十卷，乞終余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十七年（729），出為荊州司馬。制許以史稿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又遷相州。入為恆王傅。雖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傴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寶八年（749），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后，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韋述傳》云：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二卷，並《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及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偽官。至德二年（757），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764），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乃贈右散騎常侍。《於休烈傳》云：肅宗自鳳翔還京。時中原盪覆，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余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
京城陷賊后，皆被焚燒。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數月之內，惟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柳登傳》云：父芳，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捨非工，不為史氏所稱。然芳勤於記注，含豪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時事，芳隨口志之。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歷》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宣宗紀》：大中五年七月，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柳芳《唐歷》二十二卷上之。龜從傳作三十卷。《新書·蔣乂傳》：子偕。初柳芳作《唐歷》，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之。此唐國史撰述之始末也。《舊書》所載平論之辭，多非允當。且如吳兢所撰，忽稱其簡要，忽以為太簡，究竟其所謂繁簡者，以何為準則乎？兢至老猶希史職，神明必未甚衰，何至所作遂多紕繆？韋述所為，蓋續蕭嵩所取兢所撰之六十五卷？所增不及半，而《傳》又載蕭穎士之言，譽為譙周之流，然則穎士所稱者，別述所為於兢而後稱之歟？
若其不然，何又於兢之作橫加抨擊也？《新書·述傳》云：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蕭嵩欲早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郎李銳助述紬績。速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此說亦不甚審。紀傳決無至述始分之理。若紀傳至述始分，試問德棻與兢，循何體撰述？然謂助述者更有其人，則語必不誣。然則穎士所譽，初非述一人所為，《舊傳》之言，不免偏黨矣。德棻有作，但武德、貞觀兩朝，即已八十卷，而兢所為，至死後其子獻之者，亦不過八十餘卷，則其於舊史，刊落甚多，簡要之稱，良為無愧。《述傳》所謂“事簡而記詳雅”者，其譽，恐正當由兢屍之也。柳芳編綴，既屬《國史》散落，惟以闕漏為虞，何暇更言取捨？而訾其非工，亦同此失。《舊書》好采時人論議，所取者非一家，而不別白言之；非任其矛盾，則強作調停，其說多不足聽也。要之唐代國史，撰述之功，吳兢為大，維護之續，韋述實多，則平心之論矣。《舊書·於休烈傳》：《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及余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辭甚明白。《新書》改為《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余書三千八百餘篇，便覺含胡。猶可說也，又將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句，改為百三十篇，則並述死後柳芳所續者，亦併入其中，可謂疏矣。五代時，嘗屢下詔購求唐史料，然所得無多。梁末帝龍德元年（921），史館請徵集家傳。
有記得會昌已后公私奏行公事章疏者，並許編錄送納。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以蜀王衍舊僚庾傳美充三州搜訪圖籍使。以其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故也。然及其回，才得九朝實錄而已。長興二年四月，禁人毀廢所在碑碣。恐名賢遺行失所考也。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梲請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從之。皆見薛《史·本紀》。主張纂修唐史者為賈緯。晉高祖命與張昭遠、趙熙、鄭受益、李為光同修，而以宰臣趙瑩為監修。事在天福六年二月。緯旋丁憂去。瑩又奏請呂琦、尹拙同修。至開運二年六月而成。見薛《史·本紀》及《賈緯傳》。緯於詔修之月，即上所撰《唐年補遺錄》六十五卷，足見其研求之有素。其書多用國史、實錄元文，未免草率。《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論之。其中《唐紹傳》“今上講武驪山”一條，今上系指玄宗，尤為鐵證。然今上字未及改者，《徐有功傳》實尚有一條。又盧杞裴延齡等《傳贊》：“史臣曰：臣讀陸丞相《論廷齡疏》。”田承嗣等《傳贊》曰：“臣觀開元之政。”亦顯見其為唐國史元文也。然能成此於戎馬倥傯之際，已不易矣。中國歷代，重視史官，雖當顛沛之中，其職不廢；居其職者，亦多能不廢其事；士之有志於斯者，亦因之得所憑藉；其於保存史跡之功，實不可沒也。五代各朝，亦俱有實錄。見《廿二史札記》薛《史》全采各朝實錄條。故一人宋世，薛居正等即能因之以成書焉。
前代修史，率成於一人之手；雖或由政府之命，亦必其人夙嘗有志於此，從事於此，政府乃從而命之，實不過助之而已。唐世則設館纂修，事資眾力。既為眾力所成，則無復一家之法。其修當代之史，則取稟監修。雖館員或有雋才，亦格不得行其志。此其大異於前世者也。論者多袒獨修而非眾纂，此亦陳舊之見。史料隨世而愈多，一人之力，遍覽且有所不及，況於撰述？且史事門類甚廣，亦非一人所能兼通；則獨修勢不能行。《新晉書》雖遭訾議，而其志，則論者稱其度越前古，此實眾纂優於獨修之一端。若言別識心裁，論史者亦宜根據科學，奮其私智以言去取，苟非其人，流弊滋大，即有獨至之識，亦易陷於一偏，尚不如安於比次者之寡過也。監修之弊，劉子玄言之最切。其上蕭至忠書，雲其有五不可。其二三兩條已見前。第一條云：“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豪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此史官不盡職之咎。第四條云：“史官註記，取稟監修。”而“楊令公雲必須直辭，宋尚書雲宜多隱惡”。第五條病監修者不能明立科條，審定區域。此監修不盡職之咎。皆非眾纂必不可免之弊也。《新書·玄宗紀》：開元五年十月，“命史官月奏所行事”。蓋亦懲其尸位素餐，玩時愒日？
隋、唐之世，治史學者，可分數派。一派專重名物訓詁，於是乎有傳授。隋世之蕭該、包愷、張沖、劉臻，唐初之秦景通兄弟，尚皆前世之遺，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節。入隋、唐后，此風未墜。《隋書·文學傳》：潘徽，“受書於張沖”，又言其“精三史”，亦未必不從沖問學也。入唐而其業大顯者為顏師古。“承乾在東官，命師古注《漢書》”，史稱其“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又稱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然游秦之學，亦當有所受之也。姚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察。察曾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己說，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舊書》班附其兄《傳》。時又有顧胤，“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房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最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又有劉訥言，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招集當時學者張大安、公謹子，附《公謹傳》。格希玄、見其弟《輔玄傳》。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訥言亦與焉。見《舊書》之《高宗諸子》及《儒學傳》。
書成於儀鳳元年（676），見紀。稍後有殷踐猷，史稱其“明《班史》”。《舊書》附《韋述傳》。郝處俊，史稱其“嗜《漢書》，崖略暗誦”。《新書》本傳。而末葉柳璨，史亦言其“尤精漢史”焉。治《史記》者有褚無量、《新書·儒學傳》言其“尤精《禮》、司馬《史記》”。高子貢，《舊書》本傳云：“遍涉六經，尤精《史記》”。而裴延齡“綴緝裴駰所注之闕遺，自號小裴”。王方慶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已見第一節。又有趙弘智，史言其“學通《三禮》《史記》《漢書》”。劉伯庄“撰《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兼治《史》《漢》者也。此派猶治經者之守章句。其又一派，則不拘拘於此，而欲商榷史例，進退古人。其著名者莫如劉子玄。子玄作《史通》，至今為學者所稱道，然此特其著書而有傳於後者耳，抱此等見解者，當時實不乏人。“徐堅深重子玄之書，嘗雲居史職者宜置坐右”，即其一證。韋述修國史，作例一卷，已見前。沈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奏儀非之”。《舊書》其子《傳師傳》。子玄子修國史，亦“著《史例》三卷”。柳璨“以《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紀其失，別為十卷，號《柳氏釋史》”。
《舊書》本傳。此書《新志·總集類》著錄，《注》云：“一作《史通析疑》。”吳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舊書》附其兄子《汝訥傳》。皆此一派之學也。此派中人，多有識力，然所言未必皆是。即如《史通》之《疑古》《惑經》兩篇，最為今人所稱誦。然其說實未通經學。不通經學，此題本不合妄談。即專就史學立論，疑《尚書》而信《汲冢瑣語》，寧非下喬入幽乎？譏《公羊》謂趙盾食魚飧之非，則不知古賤者以魚為常食，是不考史事也。謂《史記》“歸乎田成子”之言，不合於生時稱謚，則不知古書所載歌謠，多非當時元句，不過約舉其意而已。如《南風歌》即如此。不然，誰不知為漢人之辭耶？是未達古人文例也。創新論者每多如是，是不能以經生之見繩之，然要不可不借章句學之謹嚴，為之彌縫其闕。凡學皆相輔相成，知異己者之所長，不執成見，拘曲說，而黨同伐異，則真通人之見也。又一派專明典制。凡學皆始於應用，故讀史者初必求嫻故事。《舊書·趙仁本傳》：貞觀中，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敕，皆手自纂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為當時所伏。《蔣乂傳》：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長。時集賢學士甚眾。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乂。徵引根原，事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相對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賢院事。此等最為流俗所稱道，實不過掌故之職，然達者為之，則能縱覽古今，而揚榷其得失矣。
《蔣乂傳》言其“尤精歷代沿革”是也。此等著述，專於一朝者，則有如李延壽之《太宗政典》。蘇冕之《唐會要》，而宣宗命崔鉉等續之。見《舊紀》大中七年（853）。鉉元略子，《舊書》附《元略傳》。其穿貫歷代者，則杜佑之《通典》最著。《舊書·佑傳》云：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貞元十七年（801），自淮南使人詣闕獻之。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原，千載如指諸掌。大為士君子所稱。案《新書·韋述傳》言：玄宗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余，嘆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其見解實與劉秩相類。《舊書·元稹傳》：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宣宗紀》：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參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其書亦皆與《通典》同科。
足見致力於斯者，亦一時風氣使然也。又一派則欲續《春秋》，講褒貶。此派在唐未盛，入宋乃昌。歐陽修作《五代史》，講書法，朱子作《綱目》皆是也。《舊書·裴光庭傳》：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新書》作《續春秋經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玄宗“手書褒賞之”。《新書》云：書久不就。《王彥威傳》：彥威纂集國初至貞元功臣，如《左氏傳》體敘事，號曰《唐典》，進之。事在開成二年（837），書凡七十卷，見《本紀》。皆此派之開端也。而蕭穎士乃藉以行其曲說。《新書·穎士傳》曰：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撰《永寧公輔梁書》，黜梁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世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雲。《困學紀聞》云：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案穎士所為，純出私見。所謂《春秋》義類，特借六藝以文奸言耳。夷夏之防，即今民族獨立之義，實《春秋》之所重，故孔子有微管之褒。當梁諸王相殘，引敵自助，王僧辯又徒恤其私，甘棄前功而作降虜，使無陳武帝，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武帝誠有大功，合君華夏，而穎士乃以私意妄貶之，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寧非《春秋》所欲誅之亂臣賊子邪？然亦此時自有此風氣，穎士乃得藉以行其曲說也。史事之是非、利害，隱曲難明，言褒貶者，實已無當於史學，前已明之。故此派雖入宋轉盛，卒不為治史者所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