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儒玄佛思想轉移

第三節儒玄佛思想轉移

世皆以漢世儒學盛行，魏、晉以後，玄學、佛學起而代之，其實非是。此時之儒家，實裂為二派：有思想者，與玄學、佛學合流；無思想者，則仍守其碎義逃難之舊耳。說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節。玄、佛之學，其道必至於終窮。何者？人之所求，莫切於養生送死無憾。斯義也，在古公產之世，本能致之。其後社會組織變壞，乃至於強陵弱，眾暴寡，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斯時也，先知先覺之士，己飢己溺之徒，自將起而拯之。然不知社會變化，自有其規律，徒欲率己之意，而借政治之力以行之，遂至反以召亂。此則自周末以來，儒、法諸家，各建改革之策，而新莽萃而行之之已事也。自此以降，遂莫敢言革正制度，而欲先移易人心。此則今所謂觀念論者矣，其道必至於終窮，勢也。於是改革之機又肇矣。

隋及唐初，所冀望於儒家者，為化民善俗，以革任法之治。觀隋文帝勸學行禮之詔，唐太宗詔天下行鄉飲酒禮，可以知之。其說已見第一節。然此時之所謂儒者，則仍是章句之士耳。即朝廷之所提唱者，亦不外此。《舊書·本紀》：貞觀七年十一月，“頒新定五經”。《顏師古傳》曰：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繆，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意表。諸儒莫不嘆服。於是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此所以是正經文也。《孔穎達傳》曰：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新傳》曰：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太宗下詔付國子監施行。大學博士馬嘉運駁之。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新傳》云：永徽二年（651），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舊紀》事在四年三月，雲“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焉。此所以是正註疏也。其後玄宗自注《孝經》，令元行沖為之作疏，見新舊《書·行沖傳》。於開元十年六月，頒於天下。《舊紀》。文宗時，鄭覃請於太學勒九經，從之。見新舊《書·覃傳》。開成二年十月告成。《舊紀》。亦皆所以繼前業也。孔穎達《五經正義》，后儒議之者甚多。《開成石經》，則《舊紀》明著之曰：“立后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書》多載時人議論，此蓋當時輿論也。然官本之差訛，究勝於私家之紊亂，觀上節所引王國維論監本之語可見。監本皆依《開成石經》，則石經之刻，亦不能謂其無功。至《五經正義》，則原不過官頒之書，用以試士，未嘗責學者以必從。纂輯或有未善，官頒之書類然，亦不能期之過高也。此等皆所謂章句之學。此學至此時，其勢已衰，朝廷雖事提唱，亦無效可期矣。

南北朝之世，治儒學而不為章句所囿者，得二派焉：一如陳奇、業遵，說經好出己意。一則如張雕虎、劉晝、張仲讓等以經世致用自負。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節。前者猶是章句之學，特不墨守，可稱別流，後者則寢抉章句之藩籬矣。此二派，當隋、唐之世，亦皆有之。前一派著聞之事，莫如魏徵之撰《類禮》。《舊書·徵傳》曰：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元行沖傳》曰：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玄宗。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開元。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

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案如說之說，玄成有作；實本叔然；而行沖恚諸儒排己，著論自釋，名曰《釋疑》，謂孫炎之後，又有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則作者初非一家。葉遵即業遵，《唐志》亦作《葉增》，錄其《禮記注》二十卷，然《釋文序錄》亦作業遵，德明年代較早，疑《唐志》誤也。《類禮》立學，初不廢小戴之書，以類相從，便於傳習，轉有相得益彰之美，有何不可？而斷斷如此，亦固矣。行沖著論，亦未嘗不出褊衷。然其言曰：“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竟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此輩錮蔽之情形，可以想見。《崔仁師傳》曰：太宗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己所注。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秘閣藏其書。

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并行。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玄度遂廢。此又一《類禮》。《儒林·王元感傳》曰：長安三年（703），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稿本。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同。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此則逢時之王玄度耳。知幾《疑古》《惑經》之作，為論史者所艷稱。觀其為元感申理，元感之論議，蓋亦其儔？然則知幾亦此等學派中之一人耳。此等原未脫離章句之科臼，然經籍亦為真理之一源，墨守舊說，有時轉足為真知之障。能摧陷而廓清之，而求真之路辟矣。此宋人以意說經之所以可貴，而如元感等，則皆宋人之先導也。

其又一派，隋末之王通蓋其人？通事多出後人緣飾，然亦必其人略有此意，緣飾乃有所施，則仍可想見其為張世讓一流。可見此派中人，初不甚乏也。通事因附會太過，離真太遠，遂使后之考索者，並其人之有無而疑之，此亦太過。通事見於正史者，為《舊書》之王質，兩《書》之《王勃、王績傳》。《舊書·質傳》曰：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則潛之第五子。《勃傳》曰：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后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617）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謐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績傳》云：兄通，字仲淹。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書》雖無通傳，然可見史官有意為之立傳，不能指為子虛烏有之流。然史所言通事，殆無一得實。

《舊書》中《王質》《王勃》兩傳所言通子，即已不讎。《新書》則更甚。其《王績傳》曰：“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放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雲作《六經》，與《舊書·王勃傳》雲作《元經》者又異。其《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后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逸，定着二十五篇。”其說又為舊書所無。《傳》又曰：“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歷。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為二王后，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歷》。請承周、漢，廢周、隋為閏。右相李林甫，亦贊右之。

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酅公，尊漢為二王后，以商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為右相，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隋為二王后。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玙涪川尉。”王勃文士，不似續古《尚書》、作《易發揮》、談五運正閏者，疑後來怪迂阿諛苟合之士，又托諸勃，而《元經》之作，與五運正閏之論，甚有關係也。白牛溪之名，見於王績之《游北山賦》。《賦》云：“白牛溪里，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渙。”《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

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學方莊周。”則儼然聖人矣。此外附會者尚不乏。《十七史商榷》引陸龜蒙《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皮日休、司空圖《文中子碑》，及《圖三賢贊》四篇。龜蒙稱通作《王氏六經》，不知即《新書·王績傳》所據否。日休稱其作禮論、續詩、元經、易贊，其說亦相出入。據諸文，則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李，皆其門人，其所言彌恢廓矣。然此諸文之真偽，亦不可知也。通所著《中說》，《隋志》著錄十卷，果通所作與否無可考。今所傳者，為宋阮逸注本。《容齋續筆》曰：“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畤所錄，雲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按淹以貞觀二年（628）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疑為阮逸所作。”《困學紀聞》曰：“《中說》前述，雲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又曰：“鄭毅夫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592），通時年八九歲，而有德林請見；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亦百二三十歲，而有問禮於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602）出襄州，通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抑又可知也。”又有所謂龔鼎臣注者，《書錄解題》著錄。《玉海》謂其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

分篇與阮本不同，文亦多異，蓋不慊於阮本而後出之偽書也。《通鑒》紀通事，在仁壽三年（603），雲是歲，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所言與前述無異，亦不足據也。其後乃有啖、趙。《新書·儒學傳》：啖助“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歿，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后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余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繆，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

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十七史商榷》云：“陸質《纂例》云：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為丘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繆實繁。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后之門人。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云云。是則陸質之意，以丘明為夫子以前賢人，非作傳者，而作傳者別是一人。宋祁不考，以質說為助語，失之。”案此特考證之異，不害其宗旨之同。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質別有傳，次《王叔文傳》后。云：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又云：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己專，故以質侍東官，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閑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他？”質皇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

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於後世，私共謐曰文通先生。《舊書》啖助無傳，質則在《儒學傳》，與《新書》略同。然《新書》言質伺閑有所言，太子輒怒，是質嘗屢有言也。《舊傳》雲質發言，上果怒，《舊傳》於憲宗即位后追敘，故云上。則僅一言之而已。二說抵牾，即知其原出附會。憲宗陰鷙，順奄豎之旨而篡父位，曾無所愧怍於心，果其有惡於質，豈以其老病更加存問哉？然此非謂質不善執誼，右叔文也，特謂其伺閑進言，為誣罔之辭耳。《新書·呂渭傳》：子溫，“從陸質治《春秋》”。“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此亦一陸質。又《竇群傳》：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群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旁，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旁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

讀此文，絕不能見群與叔文齟齬之跡，轉覺叔文銳進，而群欲教之以持重耳。王叔文一時奇士，其黨與亦皆俊才，而治啖、趙之學者，多與之相善，可見其有意於用世矣。《新書·啖助傳》又曰：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可見諸人治經，皆有新說矣。故能自名其學也。此派之以意說經，似亦與前派無異，然而有大異焉者，前派之意，僅欲明經，此派之志，則本在經世。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春秋》與《公羊》，實為一書，若《左》《穀》，則皆後起依託之偽書耳。說見崔適春秋復始以春秋為春秋條。劉蕡對策，實為千古一人。《傳》言其尤精《左氏春秋》，然讀其文，無一非《公羊》義也。然則謂士匄所善在《左氏》，恐亦未必然矣。啖、趙之學，實為宋人言學志在經世之先驅。與近世康有為以《公羊》之學，啟維新之機者絕相類。有為說經，誠甚疏略，不足以稱經生。然其用別有所在，不能以章句家之見繩之也。斤斤以章句家之見繩之，亦適成其為章句之士而已矣。

啖、趙之宗旨，果何如乎？曰：觀陸淳議太公之祀，而可知矣。案歷代祀孔子者，皆僅立廟於其所生之地，或則於學校之中，以為先聖、先師而祭之。以周公為先聖，則以孔子為先師。唐武德二年（619），始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貞觀四年（630），又令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以十哲配享，而圖七十二子於壁。此已為非禮，參看第一節引劉禹錫之論。開元十九年（731），又立太公尚父廟。《舊書·本紀》云：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禮儀志》云：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一所。蓋兩京應時設立，天下諸州，則未必能遍設也。以張良配享。於中春、中秋上戊祭之。二十七年（739），謚孔子曰文宣王。上元中，《本紀》在元年（760），《禮儀志》在二年（761）。

謚尚父曰武成王。牲樂之制如文宣王。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建中三年（782），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名將六十四人圖形焉。貞元二年（786），以關播議去之，惟祀武成王及留侯。此則彌為非禮矣。貞元四年（788），兵部侍郎李紓請革其祭禮。陸淳時為刑部員外郎，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學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請罷上元追封立廟，而復貞觀時所立磻溪之祠。當時不從其說。《新書·禮樂志》。此事無足深論，而觀陸淳之言，則如聞宋儒之論矣。《新書·忠義·盧奕傳》：奕以天寶時為御史中丞，留台東都。安祿山陷東都，罵賊死。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議謚。時以為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皆於事無補。奕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請謚曰貞烈。”詔可。觀其言，又如聞宋儒之論矣。宋儒嚴君臣之義，論者皆謂唐中葉后藩鎮之裂冠毀冕，有以激之，其實尚不始此。

觀第二十一章第二、第九兩節所述，則知唐世藩鎮，實為魏、晉以降州郡握兵之再起。漢人甚重君臣之節，亦稍知尊王之義。魏、晉以後，則皆蕩然矣。為國不能無綱紀。中國之大害為割據，故不得不尊王。趙甌北謂：“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為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廿二史札記》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條。風俗如此，可不思所以挽救之乎？唐末有孫郃者，“著《春秋無賢臣論》，謂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困學紀聞》。郃，奉化人。唐末為左拾遺。朱溫篡唐，即棄官去。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集證》引《浙江志》。其志，亦陸淳、獨孤及之志也。凡此皆欲建立綱紀：至於務民之義，而揭二氏末流之弊者，則莫如韓愈。愈作《原道》，力辟離仁義而言道德之非。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患至而為之備，害至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又曰：“吾所謂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其言，無一非宋儒所祖述。所不逮者，其言哲學，不如宋儒之精深，未能使世之好言名理者，幡然變計耳。然自正始以降，盛行五百年之玄學、佛學，其必衰落而為新說之所代，則其機不可遏矣。

章句之學，果無用乎？曰：胡為其然也。理事相即，故非明於事無以達理，而人之一生，見聞有限，則搜采必逮於異時，此經籍所以為真理之原也。故書雅記，必資搜輯；搜輯所得，又須排比；前世所傳，閱一時焉而不可解，則須註釋；所傳不能皆確，則須考證；凡此，皆章句之士之所為。故有經籍而所知乃博，有章句之學而後經籍克盡其用。經世之士，僅能據已知之理，施諸當世。理由閱歷而啟發，亦待研索以證明。此事功、學問所以交相資。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天下事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分功正所以協力；二者固不合相非也。然逐末者易忘其本。章句之學，逮於末流，或不計所研索之事，於世何用，亦從而研索之；且執所研索，即為有用；則轉為求知之障矣。自碎義逃難之風開，章句之士，即有此弊。朱子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讀兩書之《禮樂志》《儒學傳》，可證斯說。王方慶，史言其尤精三禮，又言其練於朝章，即此等人也。此其所為者果有益乎？善夫！歐公之言之也，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

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歷以教民。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新書·禮樂志序》。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不惟行諸郊廟朝廷者然也，即行諸民間，如隋文帝始所期望者，亦何獨不然，然則禮樂果有何用？試以是詰禮學之家，果肯平心以思，亦當啞然失笑。然當時所謂禮學之家，則何一不如此？又有如祝欽明、郭山惲、韋叔夏輩，附會武、韋，為議拜洛、享明堂，助祭天神、地祗之禮，以滋煩費者矣。又曷怪其為世所詬病乎？章句之士如此。儒與玄、佛合流，好言名理者，隋、唐之世，亦未嘗絕。如陳希烈，史言其“精玄學”。韓思復，史言其“好玄言”。

李勉，史言其“宗於玄虛”。張知謇，史言其“曉於玄理”。陸德明，史言其“善言玄理”。李玄植，史言其“博涉《史》《漢》及《老》《庄》諸子之說”。尹知章，史言其“雖居吏職，居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庄》《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孫思邈，史言其“善談庄、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注《老子》《莊子》”。白履忠，史言其“著《三玄精辯論》，注《老子》及《黃庭內景經》”。皆見《舊書》本傳。柳公權，史言其“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張志和，史言其“父游朝，通《庄》《列》二子，為《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皆見《新書》本傳。皆前世清談之餘緒也。《舊書·房琯傳》：訾其“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楊綰傳》云：“雅尚玄言。宗釋、道二教，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有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清遠，不敢發辭。”則居高明之地者，亦未嘗無其人。唐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陸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為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李玄植，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陳希烈，玄宗時，嘗于禁中講《老》《易》。皆見《舊書》本傳。康子元，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庄》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庄》秘義。會真亦善《老子》。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雲。尹情，父思貞，張說、尹元凱薦為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聞所未聞。皆見《新書》本傳。然則亟於講辨之風，亦未嘗絕也。然有形質而無精神，則亦名存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