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字

第二節文字

隋、唐、五代之世，文字無甚變遷。貴人以私意妄造字者，亦止武后嘗作十有二文，見《新唐書》本傳。後人習知其音義者，祇一后所自名之“曌”字而已。劉曾造一“”字而已。見第十四章第四節。《通鑒》陳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注》云：隋主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此說出於徐鍇。《困學紀聞》云：徐楚金云：“隋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是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其說未知信否。或以文帝好言禨祥，後人為是附會。然此等無謂之顧忌，隋、唐之世確有之。《舊書·高宗紀》：儀鳳三年十二月，“詔停明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美故也”。《新書·百官志》：“武后垂拱二年（686），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匭使。其後同為一匭。天寶九載（750），玄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756）復舊。又《地理志》：邠州，“邠”故作“豳”，開元十三年（725），以字類“幽”改。皆其事也。《舊書·地理志》：莫州，本瀛州之鄚縣。景雲二年（711），於縣置鄚州。開元十三年（725），以“鄚”字類“鄭”字，改為“莫”。避字形之相混，而於詁訓無亂，此則無譏焉。此等新造新改之字，惟專名不取其義者為能行，此亦文字自然之條例，足見其不能以私意造作也。

避諱時之“之”字，久之，有遂與本字相淆者。《困學紀聞》云：“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闕畫。范魯公相本朝，其戒子侄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集證》引《容齋隨筆》云：“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庄宗、明宗臣，然於存勖、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又引《郡齋讀書志》云：“《石經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真書，《論語》十卷，張德鈞書，皆闕唐諱，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毛詩》二十卷，《禮記》二十卷，皆張紹文書，《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書人姓氏，則不闕唐諱，蓋是知祥僭位后刻石也？”何義門謂《孟蜀石經》及范質之避唐諱，乃“相承以熟，未可為不忘唐之證，厚齋特望人不遽忘宋耳。”何說自得其真。理之與治，代之與世，今人下筆，猶是相淆，不能盡復唐以前之舊，亦習熟為之也。《困學紀聞》又云：“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宋史》：祥符五年（1012），真宗夢神人傳玉皇之命，雲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遂尊號曰聖祖，以為趙之始祖。改玄聖曰至聖。代宗即世宗，真宗即玄宗，雖治史者亦或忘之矣。歷代避諱之字，易世后未經改正者甚多，有一望可知者，亦有因以滋疑者，殊背古人臨文不諱之義，寧非以私意亂公用之文字乎？古人之諱，重在口不重在筆。臨文不諱，則雖口誦之猶不諱也，況於筆乎？或謂司馬遷以父名談，故其書改談為同。然古同音字恆相通假，說實未必然也。

文字之學，斯時尚無甚足稱。自來治小學者，流別有二：一主於博，一主於精。務博者但求所知之多，求精者則必明於文字演變之原，深知古今訓釋之異。二者固各有所長，然搜采所得，亦必以謹嚴之法治之，乃能有真知灼見而克盡其用。則求精者實尤難能可貴也。隋、唐間之小學，偏於求博。其時負盛名者為曹憲。《舊書·儒學傳》云：憲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煬帝令藏於秘閣。太宗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為之音訓，證引明白。太宗甚奇之。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淹等三人事迹，即次憲后。《淹傳》云：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善傳》云：註解《文選》，分為六十卷，表上之。

《羅傳》云：撰《文選音義》，行於代。案文字愈古，單言愈多，愈后復言愈多。《新書·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傳》：初太常加謐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聖貞冠謐，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單言即今所謂單音字，復言則今所謂複音之辭也。單音字之用，隨世而減，故後人多不之識。惟博覽者為能知之。此等罕見之字，尤多存於辭賦中，故憲等皆以小學而兼選學。然讀他種古書，亦不能舍此。故顏師古長於《漢書》，史亦稱其博覽、精故訓學，所注《急就章》，與其《漢書注》俱顯於時。《新書·儒學傳》。而李善亦嘗撰《漢書辨惑》三十卷也。《舊書》本傳。《桂海珠叢》一百卷，而其《要略》僅二十卷，可見其所載者，初非日用所急。其後武后又有《字海》一百卷。卷帙與之相埒。《新書·藝文志注》云：“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撰。”諸人固亦多文士，足見此風之未變也。求精者必於較古之書，《說文解字》則其選。故顏之推甚好之。見《兩晉南北朝史》。此學人之所以異於文人者。《新書·藝文志·小學類》有李騰《說文字源》一卷。《注》云：“陽冰從子。”陽冰長於篆書，蓋因此而治《說文》？騰蓋承其緒？此未必足語於小學，治此書而求精者，則五代時南唐之二徐也。其學入宋而後顯。

小學未精，則於文字異同，攸關訓釋，知之不審，故於改易古字，不甚介意。《新書·藝文志》書類。《今文尚書》十三卷。《注》云：開元十四年（725），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744），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此所謂今文者，非漢世之今文，乃唐時通行之字耳。漢世所謂古文經者，本無其物，而為其時之人據所知之古字偽造，《秦漢史》已具言之。故所謂古文經者，本不足貴。然傳至唐世，則又為前人之製作，不宜妄改以失其真。玄宗以當時通行之字易之，其所為，若與前此造古文者相反，而實則相同也。《經典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徐邈、李軌。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可見其無知妄作之狀。玄宗、衛包，亦此等風氣中之人物耳。

文字本於言語，言語有方俗之異，則誦讀隨之，此自然之勢也。《隋志》有《河洛語音》一卷。《舊書·王叔文傳》，譏王伾吳語，《新書·經傳》作楚語。又《舊書·武元衡傳》：元衡被害，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制，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皆可見隋、唐時方音之異。誦讀之殊，非聲即韻，而古人之留意於韻，過於其留意於聲，故韻學之興較早。隋陸法言作《切韻》。唐天寶中，孫愐廣之為《唐韻》，至宋世猶沿用焉。《隋志》有《婆羅門書》一卷。《注》云：梁有《扶南胡書》一卷。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則兼及聲韻二者矣。然中國人雖知此法，初未能神其用。至唐末，僧守溫撰三十六字，取佛書之名，名之曰字母，守溫《三十六字母圖》一卷，見《通志·藝文略》。而聲紐之道，始大明焉。後人謂孫叔然已知反語，《釋文·序錄》云：“孫炎始為反語。”叔然，炎字也。不仞其學自外來。然反切本出天籟，不容一無所知，所爭者能否神其用耳。以用論，則三十六字母雖出，治小學者猶未能盡之也。此由中國文字異於胡、梵，原不足為中國病。然必如後世之言韻學者，取《切韻》中切音之上一字，為之分類，而目為中土師師相傳之舊，則似可以不必。夫果知留意聲紐，則何不撰取數十字為母，以求其簡，而必繁其數，至於四百五十邪？《新書·隱逸·陸羽傳》：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塓以苦之。此旁行書當即《婆羅門書》。則至唐世，僧徒仍有習之者。

文字書寫必求其捷速，觀覽則求其清晰，捷速利用行草，清晰莫如楷則，二者相反，然不可偏廢也。《舊書·柳公綽傳》言：其子仲郢，抄書甚多，“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此楷則之便於自覽也。又《文苑·席豫傳》，言其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新書·李玄道傳》：附《褚亮傳》。為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其謀己，遂反。坐是流巂州。則與人書亦以楷正為善。然下筆必求楷正，未免太難，時或不足應務，則必求其雖簡易而仍可辨識者。此行書之所以可貴。草書務求美觀，美觀貴多變化，遂至去真太遠，害於其事矣。

印刷者，書寫之支流余裔也。然其難易，較諸書寫，殆不可以道里計。故自印刷術興后，書之存者，較諸印刷術未興以前，亦不可以道里計焉。此誠人類社會之一大事也。中國之印刷術，以發明最早豪於世。夷考其朔，則近人多取明陸深之說。深作《河汾燕閑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此印書之始也。明末胡應麟作《少室山房筆叢》從之，謂雕版始於隋。近世葉德輝非之。其所作《書林清話》云：“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阮吾山《茶餘客話》，亦誤以雕像為雕版。而島田翰必欲傅合陸說，遂謂明人逮見舊本，必以雕撰為雕版。不思經可雕版，廢像亦可雕版乎？”島田翰，日本人，著有《雕版淵源考》。日本桑原騭藏又非之，曰：“撰、造、作可通用。陸深等解雕撰為雕造，自非無理。與謂雕廢像、撰遺經，無寧解作雕造遺經為當。據此文，謂當時已印行佛經，固失之早計，謂決未嘗印行佛經，亦未免武斷也。”見《史林》第十一卷第一號。據鄧嗣禹《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轉引。鄧文見《圖書評論》第二卷第十一號。此說殊屬游移。《隋書·高祖紀》：開皇二十年（600），禁毀壞偷盜佛天尊像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渡群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誠敬。”以雕鑄與圖寫對舉，可證雕指廢像，撰指遺經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文教授卡德氏，嘗撰《中國印刷術源流》，劉麟生譯，商務印書館本。採摭頗博。據其說，則吾國印刷物，見存而最古者，為得自敦煌石室之《金剛經》，今在倫敦博物院。經凡六葉，別有畫一葉。

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字樣。而日本所存印刷物之最古者，為孝謙天皇所刻《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咒》。凡百萬紙，分藏百萬小木塔中。日本僧寺，至今猶有寶藏者。其事成於大曆五年（770），先於咸通九年（868）者九十八年。日本之印刷術，傳自中國，無人置疑。卡德氏謂敦煌所得《金剛經》，刻印之工，遠在日本所制《陀羅尼經》之上。授受之跡，自可微窺。然又謂日制《陀羅尼經》，亦非印刷初興時物。卡德氏不取緣起於隋之說，乃謂其當在開元時。詰其故，則但謂其時國勢盛昌而已，此實未免牽強。自開元之初，下逮大曆，不及六十年，尚須越海傳至日本，果其為時如是之短，日刻《陀羅尼經》，安得已頗工緻，而可斷為非初興時物乎？卡德氏又謂奈良存有古印花絲織物。其上印有年歲，一當開元二十二年（734），一當其二十八年（740）。《續日本記》所謂摺衣者，則成於天寶二年（743）。又有軍人所服革帶，亦皆印花，其年份早者，亦系開元二十八年（740）。

其花卡德氏信為木版所印。然則雕版在開元時已盛行於日本矣，安得在中國乃初發軔乎？卡德氏不信陸深之說，自為有識，然其所自擬之說，則殊不足取也。鄧嗣禹嘗撰文以評卡德氏之書，題曰《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西傳》。其所採摭亦頗博。今錄所臚舉，為卡德氏所遺之證凡九事，以資參考。九事者，唐僧貫休《禪月集》，有其門人曇域《後序》，云：“尋檢藁草，及暗記憶，約一千首，乃雕刻版印，題號《禪月集》。時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十二月十五日。”蜀乾德五年（923），後唐庄宗同光元年也。此書雕刻之地，為婺州蘭溪。一事也。日僧宗叡，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云：“大唐咸通六年（865），從六月迄於十月，於長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院求寫法門等目錄，具如右也。”印子者，版印本也。二事也。《司空表聖文集》卷九，有《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礭化募雕刻碑疏》。元《注》云：“印本共八百紙。”其文有云：“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洛城焚本，似指武宗會昌五年（845）之事。此所印至八百紙，又范攄《雲溪友議》有雲“紇干尚書臮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則所及已普。

三事也。《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有馮宿請禁印曆日疏，雲“准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案據此，則兩川、淮南所印曆日，且運銷各地矣。唐人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則非僻陋之地，咸有曆日。有乖敬授之道”。據《太平御覽》卷百六十，宿為東川節度使，此疏上於大和九年十二月。《舊書·文宗紀》，亦書是月丁丑，“敕禁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玩此，則私印者或尚不止兩川與淮南。四事也。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此序末署大曆四年（769）。五事也。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灌沐尊儀》條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餐。”義凈卒於先天二年（713）。六事也。唐馮贊《雲仙散錄印普賢像》條引《僧園逸錄》云：“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

玄奘東歸，在貞觀十九年（645），卒於麟德元年（664）。七事也。羅振玉《莫高窟石室秘錄》云：“予於日本三井聽冰許見所藏永徽六年（655）《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卷百四十四。其紙背有木刻楷書朱記，文曰大唐蘇內侍寫真定本，與《宋藏經》紙后之金粟山藏經紙朱記同。”八事也。日本所印之《國華》第三十二編第七冊，有敦煌所出大業三年（607）佛畫。元《注》：“雕版色摺。”上畫大佛像一，兩旁小佛像二，下有字四十有二，畫著紅、黃、綠、黑四色。依照片觀之，字體宛如唐人寫經，不類雕刻。九事也。今案以敦煌所出大業三年（607）佛畫為印本，則印刷術起隋無疑。即謂不然，而玄奘能印普賢像以施四眾，印刷之盛行，亦必在唐初矣。凡事至於盛行，必非初起，有隋運祚甚促，以事理度之，印刷之興，尚當在隋以前也。

卡德氏以印章為印刷之原，引《抱朴子·登陟篇》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只避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卡德氏曰：古之印章以印封泥，改用朱墨，即幾於印刷矣。鄧嗣禹謂《抱朴子》此篇又繪一符，雲“此是老君所載符，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封氏見聞記》言魏太武登嶧山，仆秦始皇所刻碑，“然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須則拓取”。然杜甫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竇臮《述書賦》自注云：“嶧山碑，其石毀，土人刻木代之。”則以棗木供雕刻，由來甚久，尤可見道家符印與印刷關係之切也。卡德氏謂敦煌發見佛像模印，上有小柄，蓋手持而印之，如印章然。吐魯番、土耳其斯單亦有之。模印所成之佛像，見於寫本每葉之端；有全卷如是者。手印力薄，故其像較小雲。然則印刷盛行后，其從印章蛻化而來之跡，猶未盡泯也。

石拓為印刷之原，事更明白。《隋志》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注》云：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注》云：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後漢鐫刻石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直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586），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並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此拓本之最早者，不知其在何時，然亦必甚早也。卡德氏言敦煌所得《金剛經》，木刻外又有石刻一種，系柳公權書。則雕版之外，並曾刻石以事印刷矣。

銅版之作，世以為起自高麗。卡德氏云：《高麗史·百官志》：恭讓王四年（1392），置書籍院，掌鑄字印書，為高麗銅製活字見於記載之始。恭讓王四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也。至孝宗弘治間，其術乃傳入中國，無錫華燧用以印書。鄧嗣禹云：“《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載陽守陳之言曰：魏太和中有石經，晉天福有銅版九經。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亦曾及天福銅版本。”則其術亦出中國矣。或鑄為活字，始於高麗耳。印章本兼用金石，雕版外既可刻石以事印刷，自亦不難及於銅也。特其為用，皆遠不能如雕版之普遍耳。

印刷初興時，手寫之事，仍不能廢。《舊書·令狐德棻傳》：“武德五年（622），遷秘書丞。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略備。”《新書·藝文志》云：貞觀中，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舊書·文苑傳》云：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古等續其事。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讎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庸。擇散官隨番讎校。《職官志》：門下省、秘書省、史館、著作局、司天台、弘文館、崇文館、集賢院，多有楷書手、拓書手、書直、裝書直、裝潢直、造筆直、熟紙匠等人。《陽城傳》云：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足見繕寫為用之廣。私家藏書亦然。《李襲志傳》：弟襲譽，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李大亮傳》：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其事也。《蕭銑傳》：少孤貧，傭書自給。《王琚傳》：琚與王同皎善。同皎敗，變姓名詣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佣者，以女嫁之。《儒學·王紹宗傳》：家貧，當佣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皆貧生之傭書自給者也。不徒藏庋，即流通者亦多出手寫。《新書·楊瑒傳》：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嘗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舊書·白居易傳》：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是也。歐《史·和凝傳》，言其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版以行於世。識者多非之。蓋自刻文集之事，其時尚屬罕見也。

屍刻書之大名者為馮道，則以印刷術未興時，藏書事甚艱難，名著巨籍，惟公家若大有力者為能致之，而道首以官力印賣九經故也。薛《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道傳》云：唐明宗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為印板。後進賴之。《冊府元龜》云：“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事至周廣順三年（953）而後成。《通鑒》記其事云：長興三年二月，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注》云：“印賣九經始此。”廣順三年六月，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時人重視此事之故，可以概見。《石林燕語》引柳玭《家訓序》曰：李洣《書林清話校補》云：《唐書·藝文志》：《柳氏訓序》一卷，柳玭撰。《郡齋讀書志》：《柳氏序訓》一卷，唐柳玭序其祖公綽已下內外事迹，以訓其子孫。並與此書名不合。

見《文瀾學報》第二卷第二期。“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予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可為道言吳、蜀印板不及經典之證。蓋經典校定甚難，而其書為世所重，同異之間，慮遭攻擊，故非承敕命由學官主其事，則莫敢為之也。若謂資本不足，自可逐漸雕刻。一經之字數，未必逾於字書。當時學者無不讀經，其銷路亦必不劣於字書也。《揮麈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后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大學博士李鍔書五經，放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為監中印書之始。”王國維《五代監本考》辨之云：“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935）。後唐清泰二年。至廣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仲言謂其相王蜀，已非事實。其刊《文選》在相蜀后，自不得在長興之前。刊九經則更在其後。《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周廣順中，蜀毋昭裔請刊印板九經。《通鑒》載昭裔開學館，刻九經，在廣政十六年（953），即周廣順三年（953），正田敏九經板成之歲，昭裔所作，當放其制。元《注》：“此即蜀本大字九經，非蜀石經。晁子正說《蜀石經尚書》若網在綱，並作綱字，與田敏本合。蜀石本之刻在木本之先，已同監本，木本刊於監本成后，當放監本無疑。”

按《宋史·儒林·敏傳》云：“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又《爾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近人或廣仲言之說，謂蜀本九經，先於監本，尤乖事實。”然則印賣九經，果當以道為首矣。王國維又云：“唐石經專刊經文，監本則兼經注。監本是非，世無定論，與《開成石經》略同。然寫本岐誤，究甚於刻本。《封氏見聞記》謂經籍年代浸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訛，輒以習本為正。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於收獎，即行放過。至天寶十年（751）頒字樣，始停納習本。元《注》：“此條在卷二石經條前，馮已蒼鈔本有之，刻本所無。”知唐時寫本經傳，致不畫一。今日所傳唐寫本，足以證之。自《開成石經》出，而經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監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雖文字不無差訛，然比之民間俗本，固有優無絀。田敏等校訂之勤，與整齊劃一之功，究未可盡非也。”開成僅刻經文，而長興能刊經注，亦刻木易於刻石為之也。

紙與印刷，相關最密，非有紙，印刷術無由行，亦且無由興，卡德氏考中國印刷源流，首詳及紙。非無由也。造紙之術，亦自中國傳於西方。大食史家記其事云：突厥兩可汗相爭，一求援於中國，一求援於大食。中國援兵，為大食援兵所敗。俘虜中有嫻造紙者，於撒馬兒干以其術教人，遂傳入大食屬地。時當天寶十年（751）雲。所云中國與大食之戰，實指開元九年（721）高仙芝怛邏斯之役，其事信而有徵。大食人既擅此術，傳諸西班牙，終乃及於全歐洲。時則敘利亞有市鎮日曼比集（Mambij），亦曰班比茲（Bambyx），亦產紙。歐人稱其紙為班比茲紙（Chartabambycina）。后訛為綿料紙（Chartabombycina）。遂以敝布造紙，為十五六世紀時日耳曼、意大利人所發明。

至近世，在中亞多得古紙，皆為敝布所制，乃知其確由中國西傳雲。卡德氏云：歐洲人初以敝布造紙，乃德、意兩國所發明。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間，用顯微鏡化驗八百年至千三百八十八年埃及所造之紙，強半以破布為料。歐洲早年所造之紙亦然。當時推論，以為破布造紙，實為居於撒馬兒干之大食人所發明。至千九百有四年，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單發見古紙，化驗之，多以桑皮為料，而雜以破布。時則謂破布造紙，非居撒馬兒干之大食人所發明，而全用破布造紙，則出大食人。千九百十一年，斯坦因又在長城碉樓得古紙，化驗全用破布為料，乃知其術確出自中國雲。此亦中國文化裨益世界之一大端也。卡德氏又謂中國之墨，宜於印刷木版，而不宜於銅版。此亦銅版不能盛行之一因歟？

然斯時中國之紙，尚遠較後世為貴。《舊書·經籍志》言開元時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皆以益州麻紙寫。《新書·藝文志》言：其時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兔千五百皮為筆材。此蓋各地方之名產，非公家之力不易辦。吳兢遷起居郎，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余功，蓋非妄為陳乞也。韋陟以五采箋為書記，使侍妾主裁答，則史譏其侈。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暹為受百番，則眾嘆其廉。入官者不能輸朱膠紙軸錢，則不能得告身，已見第二十一章第六節。歐《史·何澤傳》云：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而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蠲紙。皆可見紙之難得。《新書·文藝傳》：鄭虔好書。嘗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肆書。《五代史補》云：宋齊邱，素落魄。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欲謁之。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鄰房有散樂女，尚幼，問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告。女嘆曰：“此事甚小，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

乃惠以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為詩詠以投洞天。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邱窘急，更其啟。始閔之，漸加拯救。徐溫聞其名，召之門下。及昪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貧士得紙之艱，有如此者。歐《史·彭玕傳》：附《鍾傳傳》。言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然則筆價亦不菲矣。古代紙極厚韌，故不必別以紙襯托，即可裝為捲軸。後世紙日脆薄，故其價日趨於廉，然其普及大眾之功，不可誣也。紙價之日趨於廉，儻亦印刷術興，用之日多使之然歟。《舊書·回紇傳》：東京之平，朔方及郭英父、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回紇縱掠坊市，及汝、鄭等州。比屋盪盡。人悉以紙為衣。《周智光傳》：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御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裏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着紙衣，或數日不食者。《新書·徐有功傳》：五世孫商。突厥殘眾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凡千人。襞紙為鎧，勁矢不能洞。是以紙為衣，唐人習為恆事。清季京官貧者，亦或以紙為朝衣，然必取諸朝鮮矣，謂之高麗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