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刑制
第十節刑制
《隋書·刑法志》：“開皇元年（581），詔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疑當作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裂之法。又置十惡之條，多采后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犯私罪以官當徒。定訖，詔頒之。《本紀》開皇元年十月戊子，行新律。三年（583），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斗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十三年（593），改徒及流並為配防。胡三省曰：“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見《通鑒》開皇十九年（599）《注》。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升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皆二倍，其實不異。三年（607），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本紀》：三年四月甲申，頒律令。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捕亡，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困學紀聞》云：“五刑之法《疏》《周官·秋官·司刑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呂刑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鑒》：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按漢文帝實曾除宮刑，說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七節。南北朝時亦有宮刑，西魏文帝、齊後主時乃除之，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七節。前世刑法，往往旋除旋復，其後蓋又行之，故隋文帝又除之也。《呂刑疏》曰：“開皇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則其所除者特肉刑，當時所謂宮刑，實未全廢。然此要為一大事，《隋志》不應失載也。
《新書·刑法志》云：“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百官志·刑部》亦云：“凡刑法之書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舊書·職官志·刑部》云：“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隋書·經籍志》云：“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志》粱科三十卷，陳科亦三十卷，蓋大體沿梁。后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并行。”《隋書·本紀》：開皇元年十月，行新律。大業三年四月，頒律令。四年十月，頒新式於天下。《蘇威傳》云：上令朝臣厘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舊書·經籍志》有隋《開皇令》三十卷。則四者之并行，實非始於唐也，《舊書·職官志》云：“凡律十有二章：一名例，二禁衛，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七賊盜，八斗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新書·刑法志》同。雲“因隋之舊”。案此廢大業律而復開皇之舊也。而大凡五百條。令二十有七篇，分為三十卷。第一至第七曰官品、職員，八祠，九戶，十選舉，十一考課，十二官衛，十三軍防，十四衣服，十五儀制，十六鹵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賦役，二十倉庫，二十一廄牧，二十二關市，二十三醫疾，二十四獄官，二十五營繕，二十六喪葬，二十七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六條。凡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以尚書、御史台、九寺、三監、諸軍為目。”此唐文法之大概也。
律、令、格、式，皆時有增損，而格、式尤煩。《舊書·刑法志》云：高祖“既平京城，約法為二十條。惟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增損之，盡削大業煩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條格。尋又敕裴寂等撰定律令。大略以開皇為準。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余無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頒行天下。《舊書·高祖紀》：武德元年五月，命裴寂等修律令。六月，廢隋大業律令，頒新格，十一月，詔頒五十三條格，以約法緩刑。七年四月，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經籍志》有武德令三十卷。《新書·藝文志》又有式十四卷。太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厘改。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其目見上。有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流刑三，自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十四年（640），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余同隋。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十惡之條。
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新書·藝文志》二十七卷。《注》云：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本紀》同。又刪武德、貞觀已來敕格三千餘條，定留七百條，以為格十八卷。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為《留司格》一卷。《新書·藝文志》又有式三十三卷。永徽初，敕長孫無忌等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刪改。遂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為留司格，天下所共為散頒格。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但留本司焉。《本紀》：永徽二年閏九月，頒新定律、令、格、式於天下。《新書·藝文志》：永徽律十二卷，又式十四卷，式本四卷，令三十卷，散頒天下格七卷，留本司行格十八卷。三年（652），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於是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頒於天下。《紀》在十一月。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龍朔二年（662），改易官號，因敕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麟德二年（665）奏上。至儀鳳中，官號復舊，又敕刪緝格、式，二年二月奏上。《新書·藝文志》：永徽留本司格后十一卷。
則天敕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句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后詔敕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本紀》。垂拱元年三月，頒下親撰垂拱格於天下。蓋以自制序，故謂之親撰。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新書·藝文志》又有散頒格三卷。時韋方質鳳閣侍郎。詳練法理，又委其事於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為詳密。方質，雲起孫。《舊書》附《雲起傳》。云：方質多所損益，甚為時人所稱。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依舊。中宗神龍元年（705），敕刪定《垂拱格》后至神龍元年（705）已來制敕，為《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睿宗又敕刪定格、式、律、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為《太極格》。《新書·藝文志》十卷。《本紀》：景雲三年二月，頒新格、式於天下。開元初，玄宗敕刪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為《開元格》。六年（718），又敕刪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舊，名格曰《開元后格》。《新書·藝文志》：開元后格十卷。又式二十卷。十九年（731），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後，頗與格文相違，於事非便，奏令所司刪撰《格后長行敕》六卷，頒於天下。二十二年（734），戶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舊格、式、律、令及敕，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刪之。
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十一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敕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本紀》：開元二十五年九月，頒新定令、格、式及事類一百三十卷於天下。《新書·刑法志》云：明年，吏部尚書宋璟又著后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四載（745），又詔刑部尚書蕭炅稍復增損之。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鳳樓大赦。赦書節文：律、令、格、式，條目有未折衷者，委中書、門下簡擇理識通明官共刪定。自至德已來制敕，或因人奏請，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刪定官詳決，取堪長久行用者，編入格條。建中二年（781），罷刪定格令使，委刑部刪定。《新書·刑法志》：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敕、奏讞，掇其可為法者藏之，而不名書。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后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復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如其舊卷。《本紀》：元和二年七月，敕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定開元格后敕。十年十月，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請行用新刪定敕格三十卷，從之。《德輿傳》曰：改刑部尚書。先是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敕。孟容尋改他官，乂獨成三十卷，表獻之，留中不出。
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詳定前大理謝登新編《格后敕》六十卷訖，都為五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亦見《本紀》。《紀》又云：大和元年六月，“詔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敕，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已來制敕參詳，刪定訖，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新書·刑法志》：“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為大和格后敕。”蓋肇其事者尚書省，成之於大理，終乃復由刑部詳定也？《舊書·馮宿傳》：大和四年（830），入為工部侍郎。六年（832），遷刑部侍郎。修《格后敕》三十卷。開成四年（839），兩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新書·刑法志》：開成三年（838），刑部侍郎狄兼謨采開元二十六年（738）以後至於開成制敕，刪其繁者，為開成詳定格。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敕，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一千一百六十五條。《本紀》：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劉瑑奏：據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三百四十四年雜制敕，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議輕重，名曰《大中刑法統類》，欲行用之。《瑑傳》曰：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紀》之三百四十四年，三百必二百之誤。二千八百六十五條，《新書·瑑傳》作二千八百六十五事。二千與《志》之一千，未知孰是？《紀》雲議輕重，不成句，蓋當如《傳》作議其輕重，傳寫奪其字也。書名及卷數，《新書·藝文志》皆與《舊書·刑法志》同。《新傳》作《大中刑律統類》，蓋《舊傳》《大中統類》之具言。此書敕修之旨為總要，《新傳》雲類而析之，蓋瑑自創之體，故《舊傳》謂其別成一家，而其書又以統類名也。《廿二史考異》疑其誤，謂瑑書與張戣之書是一，恐非。搜輯至四月十三日，而即以其月奏聞，其書必未及殺青，當如《紀》《傳》有欲行用之或奏行用之一語，語氣乃為完具，《刑法志》亦疑有奪文也。七年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進《大中刑法統類》一十二卷，敕刑部詳定奏行之”。《本紀》云：戣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一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新書·刑法志》云：戣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藝文志》：張戣《大中刑律統類》十二卷。此唐世制訂之大略也。諸書多出官纂，或經官頒。《志》又云：詳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為折衷。后高宗覽之，以為煩文不便，遂廢不用。則似未經奏請而行用者。
五代刑法，大體沿唐。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詔刪定律、令、格、式。四年十二月，宰臣奏：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請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頒下施行之。薛《史·刑法志》、歐《史·本紀》：開成四年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台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收貯刑書，並是偽廷刪改者。兼偽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毀，或經兵火。只定州敕庫具在。請敕速寫副本進納。”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盧價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薛《史·刑法志》。末帝清泰二年四月，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934）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為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詔其新編敕如可施行，付御史台頒行。晉高祖天福三年七月，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唐明宗朝編敕。四年七月，融等上詳定編敕三百六十八道，分為三十一卷。薛《史·本紀》。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敕侍御史盧億，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議定，重寫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先是漢隱帝末，因兵亂法書亡失。
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以晉、漢及國初事關刑法敕條凡二十六件，分為二卷，附於編敕，目為《大周續編敕》。命省、寺行用焉。世宗顯德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敕、格，互換重疊，亦難詳定。宜令中書、門下並重刪定，務從節要，所貴天下易為詳究者。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臣等商量：差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一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有繁雜者，隨事刪除。其中有輕重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盾相違，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台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詔從之。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湜等九人，編集刑書，悉有條貫。兵部尚書張昭等一十人蔘詳旨要，更加損益。其所編集者，用律為正。辭旨有難解者，釋以疏意。式、令有附近者次之。格、敕有廢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與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於本條之下。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以朱字訓釋。至於朝廷之禁令，州縣之常科，各以類分，悉令編附。其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卷。目之為《大周刑統》。欲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格》《編敕》等，采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敕宜依，仍頒行天下。”薛《史·刑法志》。胡三省謂“《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焉。《通鑒注》。
《新書·儒學·趙冬曦傳》：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奸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阱，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此與文義之難知，殆當時法令不便於民之兩大端。《舊書·劉文靜傳》，言其受命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則律文深奧之弊，唐初已然，正不待周世宗言之矣。然人事日繁，法理益邃，犯罪科條，何由一一列舉？而其條文，亦何由使人共喻耶？
《通考·刑考敘》曰：“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罪；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眾。魏、晉已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使之不死，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要體，而才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隋、唐已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即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案隋、唐五刑之制，實南北朝已后逐漸改革所成，說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七節。《隋書·隱逸傳》載李士謙論刑罰之語，謂“臧重者死，酷而不懲，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召戎，非求治之道也。”自來欲復肉刑者，皆愍死刑之重，而士謙獨惡其時之刑之輕，而欲以肉刑易之；且於古肉刑之外，別創斬指、斷腕之法。曾不思古之去肉刑者，乃惡夫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斷指去腕，酷更甚於斬趾，雖欲改行，其道何繇？
不可偷生，遑云為善？此豈仁人之言哉？唐太宗即位，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厘改法令。戴胄、魏徵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王珪、陳叔達等皆謂其系以生易死，與古不同。后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刪改。弘獻於是與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製為死、流、徒、杖、笞，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為六刑，減死在於寬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舊書·法志》。蓋肉刑廢來久，行之終不厭於人心也。此亦見已逝之運之不可復返矣，時之為義大矣哉！肉刑既廢，流刑之用乃煩。一以其關涉邊防，參看上節。一亦以居作之制，與奴婢相類，為治者或利之也。《新書·刑法志》曰：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陪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為官奴婢，隸司農，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於蔬圃，女子入於廚。玄宗詔言“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則凡役者遇之皆酷。枷杖及訊囚之具，皆有定製。皆見《隋書》及新、舊《唐書》之《刑法志》。
雖有此制，然不皆遵守。《新書·宇文融傳》：子審，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庳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舊書·代宗紀》：大曆四年（769）《戒刑官濫刑詔》有云：“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使隕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新書·刑法志》。然唐時有所謂重杖、痛杖者，只雲一頓，而不限其數，或以致死，亦與前代以笞殺人無異。《通考》：“代宗寶應元年（762），詔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並不至死。德宗建中三年（782），刑部侍郎班宏奏：十惡中謀反、大逆、叛、惡逆四等，請准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貞元八年（792），敕比來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宣宗大中七年（833），敕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周世宗顯德五年（958），敕州縣自長官以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馬君按：“鞭、朴在有虞，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魏、晉已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
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奸吏因緣為市，是何理也？至於當絞、斬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中時，始定重杖為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革累朝弊法雲？”且隋、唐皆沿北朝之法，決杖施於士夫，尤非所以養廉恥、厲節行也。《通考》：“開元十年（722），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勛、貴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又引《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朗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責吏。魏徵諫，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715），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又引吳氏《能改齋漫錄》曰：“陳政敏遁齋閑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棰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勒，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創；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及《舊唐書》於頔為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馬君按：“以裴伷先之事觀之，則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張士貴、宋璟所監蒞，必皆伷先之流；則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陔余叢考》亦引《遁齋閑覽》，而謂“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為轉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節度使並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為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並可杖縣令矣。《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806），觀察使韓皋杖安吉令孫澥致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為轉運使，杖死沔州別駕，坐貶平集尉；雖有處分，然以至死故稍示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百官受杖，本起後漢光武，明帝至加之九卿，順帝始停之，而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士業征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為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為所辱，文帝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決也。此又北朝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愚案隋文帝於朝堂杖人，及詔諸司屬官愆犯，聽於律外決杖，已見第二章第一節。《隋書·段文振傳》：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帝令督秘書省學士，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尤為駭人聽聞。
用刑出於定法之外者，亦時有之。隋煬帝嘗行輟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啖其肉。《隋書·刑法志》。《煬帝紀》：大業九年十二月，車裂楊玄感弟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傳》云：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本紀》：十年十一月，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食貨志》云：“磔而射殺之。”《傳》云：將出金光門，縛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食其肉，多有啖者。啖后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本紀》：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諫，先解其頤，乃斬之，詳見第二章第二節。又多坑殺人民。《隋書·五行志》：“周大象二年（580），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游豫園。大業八年（612），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食貨志》云：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后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則子蓋所為，亦未必非陰承帝命矣。唐世亦多非刑。唐世非刑，多見兩《書》：《刑法志》及《酷吏傳》。楊慎矜之獄，盧鉉於太府少卿張瑄，亦以酷刑訊之，見《舊書·慎矜傳》。
又《楊恭仁傳》：弟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為主婿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此似出於猜忌。然亦何必用此非刑邪？甚有殘及屍骸者。《舊書·玄宗紀》：先天二年八月，制曰：“凡有刑人，國家常法。掩骼埋胔，王者用心。自今已后，輒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殘害之罪。”然上元中，中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笞死，以其肉令從官食之，見《良吏·呂傳》，則躬自蹈之矣。而族誅之法尤慘。《舊書·刑法志》：舊條疏：兄弟分后，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沒。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錄囚徒，憫之。謂侍臣曰：“用刑當審事理之輕重。反逆有二：一為興師動眾，一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寮詳議。於是房玄齡等議，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兄弟免死配流。從之。然《陔余叢考》謂李錡反，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蔣乂：“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勛乎？自期可乎？”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尚無定製也。案族誅之刑，隋、唐世恆用之，且不必反逆。
隋煬帝殺李渾、李敏，並族滅其家，見《隋書·本紀》大業十一年（615）。唐於閻知微亦行之，見《舊書·則天紀》聖曆元年（698）。五代之世，更不足論，周世宗時，翰林醫官馬道元訴“壽州界被賊殺卻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戡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往按。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容齋隨筆》記此事，譏世宗用刑之酷，謂薛《史》著之，歐《史》不載。《注》云：見《竇儀傳》。今薛《史》無《竇儀傳》，而其事見於《世宗紀》之顯德五年（958），蓋《紀》《傳》復載之也，此與孔循之以麹法而族殺一家者何如哉？中葉后，藩鎮專橫，極之五代，則更不足論矣。《廿二史札記》五代濫刑一條，可以參看。其用非刑者：如李罕之歸李克用，留子頃為質：罕之送款於梁，克用將殺之，庄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而其子彥弼下蠶室，此拓跋氏所為也。克用又嘗車裂李存孝。張文禮子處瑾之敗，趙人請文禮妻子而醢之。劉守光欲稱帝，孫鶴諫，守光亦窒其口而醢之。薛《史·刑法志》：晉開運三年十一月，左拾遺竇儼上疏，雲“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所興，近聞數等。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臠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人道或幾乎息矣。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張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文帝輕之。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二說皆足亂政。何者？如周之說，天子可率意作法，如釋之之說，又可率意壞法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明法非天子所制，雖天子亦不能不守也。其庶幾乎？徒設此義，不能行也。《隋書·刑法志》言：高祖喜怒不恆，不復依准科律，此壞法之大者。唐太宗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新書·刑法志》。以此沽名，令人作歐。《新書·玄宗紀》：開元十六年正月，許徒以下囚保任營農。三月，辛丑，“免營農囚罪”。此與太宗所為，絕不相同。《唐臨傳》：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系。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
囚如期還。此必亦有監視保任等法，不慮其逃。令長有才德者，或多能行之，玄宗特普行之耳。太宗所釋皆死罪囚，且天子所縱，鄉里、所由，孰敢輕視？其相司察，恐亦與在獄無殊耳。然嘗一怒而斬盧祖尚於朝堂，見第三章第一節。又何說乎？后此用法，以肅宗為最嚴。兩京之平，衣冠被脅從者，相率待罪闕下。肅宗置三司使鞫之。呂、崔器，皆希旨深刻，竟殺三十九人。史謂叛眾之意，自此而堅，此或出於怨望者之造作。詳見《舊書·法志》。《志》云：“先是安慶緒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岩等皆送款請命。至是，懼不自安，各率其黨叛。后蕭華拔魏州歸國，嘗語於朝云：初河北官聞國家宣詔放陳希烈等，脅從官一切不問，各令複位，悔歸國之晚。及后聞希烈等死，皆相賀得計。於是河北將吏，人人益堅，大兵不解。”有是理乎？然又云：“代宗寶應元年（762），回紇與史朝義戰勝，擒其將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婦人雖為賊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賊逼略，惻然閔之。令萬年縣於勝業佛寺安置，給糧料。若有親屬認者任還之。如無親族者，任其所適，仍給糧遞過。於是人情莫不感戴欣悅。”不罪見逼略之婦女，情理當然，而猶以為寬典，可見當時用刑之酷。《新書·藩鎮傳》：田悅使說王武俊，謂唐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其酷亦不減於肅、代矣，朱玟之立襄王，朝臣受偽署者眾，法司請行極法，杜讓能固爭之，乃獲十全七八，見《舊書·讓能傳》。唐法之酷，固始終如一也。
《李勉傳》：“肅宗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嘆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哀之。乃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污者半天下，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此事在克西京前，故肅宗尚有招徠之意。然此並非食祿於朝而變節者也，何以初令並斬乎？足見肅宗天資之刻薄。然又載史思明之言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既收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舊書·思明傳》。則不能謂其無理矣。君荒淫以召亂，難至而棄其臣，已又責其為己死，不亦厚顏乎？君臣之義，須演進至立君所以為民，君臣職位雖殊，意在為民則一，乃能漸合於義。原其朔，則君豢臣以自衛，臣則因受祿於君，為之效死而已。後來雖經演變，此意終未脫盡，此實君臣之倫所由敝。然即以初義論，君固亦有應盡之責也。如玄宗者，可有責於其臣乎？此皆用法之偏。其任意為科條者，亦不可勝數。偶語軍中者死。《新書·循吏·盧弘宣傳》：徙義武節度使。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宜使除之。和姦者男女並處極法。晉天福中，敕凡和姦者男子、婦人，並處極法。周太祖廣順二年（952），始詔准律科斷。見薛《史·刑法志》。
為“盜賊”者，迫於饑寒，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不勝則務立酷法以處之。隋文帝嘗敕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並籍沒其家，見《隋書·本紀》開皇十五年（595）。又嘗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煬帝敕“天下竊盜，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見《刑法志》。《新書·刑法志》曰：“武宗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法，所以原民情迫於饑寒也。至是臧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薛《史·刑法志》：“周太祖廣順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元年正月五日赦書：今後應犯竊盜臧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936）已前條例施行。請再下明敕，頒示天下。乃下詔：犯竊盜者，計臧絹滿三匹已上者，並集眾決殺，不滿三匹者，等第決斷。”《通鑒》記此事於廣順元年（951），云：“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臧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漢法，竊盜一錢已上皆死。”則武宗之法旋復，而周太祖之寬政，尚酷於天福時也。亦可哀矣。前世弊法，往往隨意改復。且如唐太宗，已知惡言不可雲叛，然《新書·裴遵慶傳》，言其“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眾，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則為惡言者之族誅，仍未改也。要之一切，無復情理，率意妄行而已。尚何言哉？
司法之官，仍為地治者及廷尉，然錯出干與者頗多。《新書·刑法志》云：“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舊書·百官志》刑部職云：“凡決死刑，皆於中書、門下詳覆。在京諸司，則徒已上送大理，杖已下當司斷之。若金吾糾獲，亦送大理。”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台獄，有所鞫訊，便輒系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開元十四年（726），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為不便，乃去之。《舊書·良吏·隱甫傳》。然中書、門下、御史台，皆雜出參與審判，及其合為三司，則其權尤大焉。《新書·百官志》：御史台職：“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廿二史考異》云：“此沿《唐六典》之文。考尚書刑部職云：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後，武氏得志，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與此不同。蓋三司鞫獄，出於臨時遣使，故六典不著為令，而於刑部篇言：凡有冤滯不申欲訴理者，先由本司或隨近官司斷決，不伏，乃至尚書省，左右丞為申詳之；又不伏，乃經三司陳訴；又不伏，乃上表；受表者又不達，聽撾登聞鼓，正與此文互相證明。”《通鑒》：貞觀十七年（643），紇干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
《注》曰：“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鞫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鞫，重其事。”乾元二年（759），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注》曰：“此唐制所謂小三司也。”大曆十二年六月，詔天下冤滯，州府不為理，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注》云：“所謂三司使，即御史中丞、中書舍人、門下省給事中也。三人者，各以一司來朝堂受詞，故謂之三司。”《舊書·宣宗紀》：大中四年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謨奏：“諸道州、府百姓詣台訴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請先差度支、戶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劾，又各得三司使申，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台闕官，便令奏用。”從之。蔽獄之法，意頗主於詳慎。隋文帝既頒律，病下吏承苛政之後，務鍛煉以致人罪，乃詔申敕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開皇十二年（592），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五年（595），奏死罪者三奏而後決。《隋書·刑法志》。唐太宗枉殺張蘊古、盧祖尚，后亦追悔，乃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覆奏。《舊書·刑法志》及《蘊古》《祖尚傳》。《志》又云：尋謂侍臣曰：“比決囚雖三覆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
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曹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眾。其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二日覆奏，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於令。案此制后亦廢弛。薛《史·刑法志》：天成二年（927），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穆宗，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守法之司。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治官不得守其職。”乃罷之。《新書·法志》。要之求審級之多，定罪之審而已。審覆之制，亦有成為具文者。《新書·徐浩傳》：肅宗時，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已下，未省即罷，乖慎恤意。請如故便。詔可。薛《史·漢隱帝紀》：乾祐元年七月，相州節度使王繼宏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即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然此乃亂政，非法意也。然刺史、縣令專殺之權，仍未能盡去，蓋積習之不易改？《陔余叢考》云：“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諫不聽，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隨時刺史得殺人也。《唐書》：劉仁軌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為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為雒縣，有豪族陳氏，為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一收錄，盡殺之。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專殺人也。軍旅之際，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眾狂易，收系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曰：眾有罪，已前系。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眾以徇。兵馬使張用濟赴軍逗留，光弼亦斬以徇。真源令張巡守雍丘，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
巡設天子畫象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閭丘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至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略問數語，即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即斬以徇。舒亶為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即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愚案《新書·柳仲郢傳》：“拜京兆尹。中書舍人紇干皋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為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為言，改右散騎常侍。”以是時禁軍之橫，而仲郢猶能如是，尤可見守令威權之大。別置理獄之司者，亦時有之。武后時於麗景門別置獄，李輔國置察事廳子，魚朝恩於北軍置獄是也。德宗貞元七年三月，“詔神威、神策、六軍將士自相訟，軍司推劾，與百姓相訟，委府縣推劾，小事移牒，大事奏取處分；軍司、府縣，不得相侵”，《舊書·本紀》。尤顯分軍民為二矣。然非酷吏及軍人。閹宦，亦有為此非法者。《舊書·文苑傳》：唐次子扶，大和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宰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村中屯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征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804），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繼禁系，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敕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系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鹽鐵、度支，妄禁系人，至於五世，是使言利之司，操族誅之柄也。猶曰中葉后求利峻急使然也。
《元稹傳》言：東都百司，皆有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台府不得而知。稹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則並不待威權赫奕如度支、鹽鐵者矣。《裴潾傳》：潾以穆宗時為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征銅。柏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為之理，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柏公成取貨於讎，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刑及於非所治之人，公府、法寺，公然庇護，雖經平反，子坐死而賊虐者仍止於流，不更駭人聽聞乎？然率府倉曹，猶其小焉者也，至於身擁旄節，則其殺生任意，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尚復成何事體哉？《新書·李元諒傳》：安息人以討朱泚，拔華州，遷鎮國軍節度使。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為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瑰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
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瑰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為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免死。所以尚煩此詔者，以馬燧力足制之耳，不然，恐有司亦莫或劾治之矣。《嚴武傳》言：武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論者或不以為信。然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亦何愛於甫哉？令狐彰子建歸朝，為左神武大將軍。妻李氏，恆帥寶臣女也。建惡將棄之，乃誣與佣教生邢士倫奸通，召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痛卒。李氏奏請劾治。令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然仍以會赦免坐，後為右領軍大將軍，復專殺不辜，德宗仍容貸之。而建復陳訴，辭甚虛罔，乃貶施州別駕。然則軍人雖去軍，仍敢專殺也。至於五代之世，則更不堪問。可參看《廿二史札記》五代幕僚之禍條。
《唐律疏義·名例篇》曰：“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蓋各率其俗之意。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蓋不可以此化外國之法，治彼化外國之人，事有所窮，故不得不用中國之法也。桑原騭藏《蒲壽庚傳》引《宋史·大食傳》云：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唐會要》百云：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齊國入朝進奉使都蕃長蒲訶粟或作栗。寧遠將軍。朱彧《萍洲可談》二云：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句蕃坊公事。而唐時曾來中國之阿刺伯人索來萌氏記伊斯蘭教情形云：為裁判僑寓教徒之爭議，由中國皇帝之意，簡教徒一人，使負其責。此人當即所謂蕃長，亦即彼所謂卡第。法官兼教職。元末易逢巴圖塔氏謂廣州有伊斯蘭教徒之街，置法官與教長，教長處理教徒一切事，法官負裁判之責。蓋不獨廣州，凡教徒僑居之都市皆然矣。《萍洲可談》二云：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
《宋史·王渙之傳》：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據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唐、明律：擅殺有罪奴婢，杖一百，無罪者徒一年，宋律當同。蕃客所殺，必有罪奴，故市舶使主送蕃坊。又《汪大猷傳》：知泉州。故事，蕃商與人爭鬥，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樓鑰《攻媿集·贈特進汪公行狀》云：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鬥，非至折傷，皆用國俗。唐律，毆人折指，或重傷其耳目者徒。此所謂折傷，當即《萍洲可談》所謂徒罪矣。《宋史·日本傳》：淳熙二年（1175），倭船火兒藤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管，歸治以其國之法。《明史·日本傳》：成化四年（1468），日本足利義政使清啟和尚之從者毆傷中國人。中國官捕之，欲加處分。清啟抗議，謂當用本國法，獲許。可知非一時之恩，實當時通行之法矣。以上皆桑原氏說。宋律沿唐，明律亦以唐為本，觀宋、明之行事，而唐法亦略可推也。
復仇之義，仍深入於人心。《隋書·列女傳》：煬帝長女南陽公主，嫁於宇文士及。化及弒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歸唐。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化及新行弒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下，請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與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觀此，知當時言仇，兼及其族，此刑法所以有族誅之條也。薛收“以父道衡。在隋非命，潔志不仕”，唐兵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劉文靜之死，“貞觀三年（629），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
樹義“與兄樹藝怨父被戮，又謀反，伏誅”。獨孤修德父機，為王世充所殺，世充降唐，徙蜀。將行，為修德所殺。皆是物也。《傳》又載孝女王舜。父子春，齊滅之際，為其從兄長忻夫妻謀殺。舜時年七歲，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寄食親戚。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皆泣曰：“惟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牆而入，手殺士忻夫妻，以告父墓。高祖原其罪。其烈，尤可使聞者動容矣。唐時復讎者，具載《兩書》《刑法志》及《孝友》《列女傳》中，事多相類，不煩羅列，而時人議論，則有足資研討者。武后時，下邦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時韙其言。后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曰：“禮、刑之本，皆以防亂，旌與誅不得並。若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執事者宜有慚色。其或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則合於禮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復仇之名同，而其事各異，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律無失據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案部族之世，有仇，族自相報，既有國家，必不容如是，然國家豈能盡平人間之不平？不惟不能盡平人間之不平，右強以陵弱者，顧有之矣。宗元之言曰：“禮之所謂仇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此其事卒不可免。《周官》稱將復仇，先告於士，韓愈曰：“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豈徒不能自言，言之，有司或反助其仇矣。劉玄佐為養子士朝所酖，玄佐養子士干，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干遣奴持刀紿為吊，入殺士朝於次。德宗惡其專，亦賜士朝死。是也。此可告而不告，非所謂孤稚羸弱者比也。故復仇之事，卒不能絕。國家不能盡職於先，而思補過於后，則韓愈具其事而議之之說，自為至當耳。
俗重複仇，可於張琇之事見之。《舊書·孝友傳》：琇，蒲州解人。父審素，為巂州都督。有糾其軍中臧罪。敕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新書·孝友傳》：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系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通鑒》事系開元十九年（731），云：“或告審素臧污，制遣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籍沒其家。”亦無陳纂仁之名，而堂禮、元禮，名亦互異。纂仁為何如人，與審素有何關係，史皆不詳，其告審素，何緣知其為誣？何至以此並告其謀反，且牽及董堂禮？堂禮見誣，自可辯白，發兵圍使者，豈非坐實反謀？且將兵七百人，豈吏所能殺乎？疑此事傳者不詳，後人或加緣飾，《新傳》《通鑒》所言，皆非實錄也。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后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745），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瑝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為之。《新傳》曰：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斗，為琇所殺。既殺萬頃，系表於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新傳》無與萬頃同謀五字。行至泥水，《新傳》雲道汜水，《通鑒》同。為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驚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仇。上以為然。而謂“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敕解釋，而後“付河南府告示決殺”。“士庶咸傷愍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並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並作義冢數所。”此雖或一時附和，然能得眾人附和，亦必有其由也。韓思彥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為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新書》本傳。知奮氣快心，學人亦不免矣。復仇雖或不見赦，然見赦者究多。張穎為部曲曹澄所殺，奔金陵、周世宗征淮南，令李璟執送澄，以賜穎子永德，俾甘心焉，則朝廷且助人私報矣。
《隋書·刑法志》：開皇“三年（583），更定新律。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五年（585），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至重，縣在律文，刊令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恆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習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為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為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六年（586），敕諸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觀此，知大理舊有律博士弟子，刑部舊有明法，州縣舊有律生，然皆視為小人，不之重，故其人亦不自重。開皇六年（586）之敕，則令官皆習律，革前此視為執技事上之流之習而已。然律學自為專門，終非凡官吏所能深通，則別設一學而重視其人，實為至當，而乃以責諸人人，恐荒落亦不免也。《舊書·太宗紀》：貞觀六年二月，“初置律學”。選舉既有明法之科，吏部於選人又試之以判，似足以矯此失。然所貴乎學者，謂其能高瞻遠矚，革當時之弊，非謂如秦之以吏為師，墨守一朝法令而已。然高宗定律疏之詔，謂律學未有定疏，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則其所教習者，亦曷嘗能出於當代律令之外哉？《新書·柳公綽傳》：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斗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父殺其子當誅，五經之大義也，自漢已來，儒者久闡明之矣，況於姑殺其婦乎？為治之道，莫亟於去專殺之威，寧當論人情乎？公綽以此撓京兆之法，不亦鄙儒也哉？而史猶稱之，其時之所謂法學者可知矣。私家亦有好是學者，如《竇參傳》言其“學律令”是也。然似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