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兵制
第九節兵制
隋、唐之兵制，亦承時勢而漸變。隋文帝平陳后，頗有意於偃武修文，然行之未卒其事。其時關內及緣邊要地，仍行府兵之制。唐初亦沿之，而尤注意於關內。蓋周行是制生效，故隋、唐二代皆沿之也。然是制與事勢，實不相容，故至開元時遂變廢矣。
隋平陳后，詔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新置軍府，已見第二章第一節。曰“新置”，則舊有者之不罷可知。《隋書·許善心傳》言：煬帝時，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雲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言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狀分明，此何可舍？”可見宿衛之兵，皆出於府。《食貨志》言煬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可見欲增兵者，必增置軍府。軍府增而租賦減，又可見自周已來，為府兵則租庸調皆免之制仍存也。然其後之募益驍果，則純為募兵之制矣。
其統率之制：《通典》云：“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坊、鄉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607），改驃騎府為鷹揚府，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609），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613），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職官典·折衝府》。《隋書·百官志》云：“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並統諸鷹揚府。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增置隊副以貳之。其軍士：左右衛所領名驍騎，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羽林，左右御衛所領名射生，左右候衛所領名佽飛，而總號衛士。每衛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為武賁郎將，而置武牙郎將六人副焉。”又云：“鷹揚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掌步兵。折衝郎將掌領驍果。果毅郎將貳之。其驍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領之，以武勇郎將為副。”
唐初亦沿周、隋之制。《新書·兵志》曰：“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620），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舊紀》：武德二年七月，置十二軍，以關內諸府分隸焉。《傅奕傳》云：十二軍之號，奕所定。六年（623），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
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余，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636），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新書·地理志》，於各府州之下，皆注云有府若干。《廿二史考異》云：按《地理志》所載軍府數之，關內道二百七十三，河南道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河北道三十，山南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道二，劍南道十，嶺南道三，實止五百六十六，而關內乃有二百七十三，與《志》頗不相應。而《百官志》云：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則又與兩數俱別。《通典·州郡篇》雲五百九十三，《職官篇》雲五百七十四。《唐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宣公奏議》云：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云：外開折衝府五百七十有四。王伯厚引《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又引《理道要訣》雲五百九十三。唐人述府兵之數，言人人殊，宜乎史家莫適從也。按《唐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亦見王伯厚《困學紀聞》卷十四引。《舊書·職官志·兵部》同。《通鑒》說置府之數，與《新書·兵志》同，見貞觀十年（636）。軍府不能無廢置，唐代制度，諸書所載，或有異同，多因各據一時言之，府兵之數，蓋亦如此，不足深異也。皆以隸諸衛。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舊書·職官志》作五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鑊、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鐮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並其介胄戎裝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手、步射。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與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
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713），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718），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通鑒》在開元十年（722）。十一年（723），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十三年（725），始以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
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自天寶以後，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749），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采，食粱肉，壯者為角抵、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其述方鎮緣起，已見第二節。
府兵之廢，昔時論者多惜之，其實不然。近人唐君長孺，言之最審。唐君之言曰：西魏、北周，用兵皆在中原。府兵之職，惟在征行、宿衛，鎮戍則委之鄉兵。宿衛既近田裏，征行亦為時甚暫。隋雖用兵北方，然突厥既服，徙之內地，留戍之兵，殆不甚多，故開皇中，此制尚得維持。及煬帝征高麗，死喪之威，足寒士心，於是逃亡者多，不能不借募兵彌補。貞觀而後，疆域愈廣，邊防之線愈長。自關、隴而河西，自河西而西域，終乃極乎蔥嶺。且唐有東西兩戰場，不能兼顧，而用兵之時，徵調之兵或遠。唐君云：太宗征高麗，即受薛延陀牽制。拔灼殺兄自立，發兵寇夏州，太宗之急於回師，亦以西徼不靖也。貞觀二十三年（649），鐵勒平，乃謀大舉東征，而太宗崩矣。高宗初年，經營西突厥，不能不姑置高麗。龍朔元年（661），征高麗，既圍平壤，旋即班師，亦因西邊警報。圍平壤在八月，鐵勒叛在十月；征高麗之將有蕭嗣業、契苾何力，而伐鐵勒之仙萼道總管為嗣業，明年，又命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可見二者之相關。此後吐蕃、西突厥，雖小有侵擾，當無大事，乾封元年（666），乃得大舉東征。三年平高麗。一年之後，為咸亨元年（670），吐蕃陷四鎮。乃移安東都護薛仁貴西征。
旋有大非川之敗。是年，高麗即有劍牟尋之叛，至四年（673）乃定。明年，新羅據百濟故地，命劉仁軌討之。上元二年（675），因其謝罪班師。三年二月，竟棄平壤，並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蓋已棄朝鮮半島矣。閏三月，發兵擊吐蕃。明年，為儀鳳元年（676），乃命扶餘隆、高藏返其故土。《舊書·張文瓘傳》言：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役討治。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為吐蕃犯邊，役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通鑒》系此事於三年九月。文瓘卒時，《舊書》本傳，卒在二年，未知孰是。然立扶餘隆、高藏，已無意用兵，則文瓘之諫，殆在其前也。既置東北於度外，乃得於儀鳳三年九月，大舉征吐蕃。以主將不得其人，而有洮河之敗。此後征西、北突厥，連歲興師。所以不虞竭蹶者？一以新羅甚為恭順，契丹尚未叛唐，一亦以黑齒常之經營洮河，已成重鎮，足御吐蕃也。武后時，突厥中興，亦因契丹之亂，不能兼顧，不得不就其要挾。陳伯玉集上軍國機事曰：“臣聞吐蕃近圍瓜州，數日即退。或雲此賊通使默啜，恐爪、沙遏止，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勁敵，在此兩蕃。
契丹小丑，未足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靈州，緣塞空虛，靈、夏獨立。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鄰黨。凶羯奸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群，是國所寶。防備近策，宜豫改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足見欲討契丹，不得不調西邊之兵，即不得不與突厥謀和協也。欲救此弊，必將用兵之地，分為若干區，區自有兵，不煩調發，而其長官亦須久任，則不得不變徵發為召募，易臨時之總管為節度使矣。節度使之制，蓋始於劉仁軌之鎮洮河？事在儀鳳二年（677）。《玉海》百三十八引《鄴侯家傳》云：“自初屬六柱國家，及分隸十二衛，皆選勛德信臣為將軍，有事則命總之出征，近不逾時，遠不經歲。
高宗始命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屯軍於境，而師老厭戰矣。”唐君云：《鄴侯家傳》雖偽書，此說當有所據。自此以後，逐漸設立，至玄宗而有八或十，其事實非旦夕所致。中宗即位赦文云：“天下軍鎮，不要者多。轉輸艱辛，府庫虛耗。事須改弊，不可循常。宜簡內外官人有才識者，分遣充使，巡邊按覆。須留鎮遏及應減，一事已上，並委使人共所管詳度，還日具利害聞奏。其應支兵，先取當土及側近人。仍隨地配割，分州定數。年滿差替，各出本州。永為格例，不得逾越。”《全唐文》十七。開元二年八月，以親征河隴，命有司大募壯勇士從軍。十月，薛訥克吐蕃，停親征。詔曰：“比來緣邊鎮兵，每年更代，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豈有緣路疲人？蓋是以卒與敵？其以西北軍鎮宜加兵數，先以側近兵人充，並精加簡擇。”《冊府元龜》百二十四。五年五月，詔曰：“每念征戍，良可矜省。其有涉河渡磧，冒險乘危；多歷年所，遠辭親愛；壯齡應募，華省未歸；眷此勞止，期於折衷。但磧西諸鎮，道阻且長，數有替易，難於煩擾。其鎮兵宜以四年為限。散之州縣，務取富戶丁多。差遣后量免戶納雜科稅。其諸軍鎮兵，近日遞加年限者，各依舊以三年、二年為限，仍並不得延留。其情願留鎮者，即稍加賜物。得代願住，聽令復行。”十六年十二月，詔曰：“健兒長鎮，何以克堪？可分為五番，每年放一番洗沐。遠取先年人為第一番，周而復始。
每五年共酬勛五轉。”二十二年四月，詔“天下諸州鎮兵募及健兒等，年月已久，頗亦辛勤。或老疾尩羸；或單弱貧窶；或親老孤獨，致闕晨昏；言念於斯，深用矜嘆。宜委節度使及軍州簡擇。有如此色，一切放還。咸宜精審，以稱朕意。”《冊府元龜》百三十五。諸詔非他，舍徵發之府兵，而求之當地、側近及征行客戶；其遠戍已久者，則或逕放還，或定留戍年限，及分番令得休息而已。此一以紓民勞，一亦以救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之弊也。然隨事補苴，終非長策，卒乃曠然一大變焉。《唐六典·兵部注》曰：“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為勞弊。開元二十五年（737），敕以為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以後，諸軍鎮量閑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常住邊境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自是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矣。”二十六年正月，迎氣，詔曰：“朕每念黎甿，弊於徵戍，所以別遣召募，以實邊郡，賜其厚賞，便令長住。今諸軍所召，人數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罷兵。既無兵革之事，足保農桑之業。自今已后，諸軍兵健，並宜停遣，其見鎮兵並一切放還。”
《冊府元龜》百三十五。則府兵戍守之制全廢矣。既以長從充宿衛，又以長征充戍守，府兵自無所用之，故天寶八載（749），遂停折衝府上下魚書矣。《六典》之注，為李林甫所加。《玉海》百三十八引《鄴侯家傳》云：“開元末，李林甫為相，又請諸軍召募長征健兒，以息山東兵士。於是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顧，將帥脅一時之令，而偏裨殺將自擅之兆生矣。”與事實不符。玄宗時，初無偏裨殺將之事；而太宗以降，多以山東府兵出戍，交代往還，正所謂師不土著。既令諸軍召募，投效者非邊戍之人，即久戍不歸之士；又得移家口，給田地；則邊軍生事所資，悉在軍鎮，此將帥所以得挾持之，而中央無以控制也。《家傳》以為不取之農民，即是師不土著，豈知長征健兒之制，正以農民苦於徵戍，乃分兵民為二哉？林甫自誇，非誕辭也。以上皆據唐君所撰《唐代兵制演變》，最取大意。愚按中國自一統之後，版圖式廓，民之所憚，不在征戍而在其遠，《秦漢史》已言之。故民兵之制，必不可以事外攘。唐代府兵之廢壞，實由其遇之太薄。《舊書·劉仁軌傳》：仁軌留鎮百濟，上表曰：“臣看見在兵募，手足沈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惟望西歸，無心展效。臣問：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唐時充兵之人，蓋有二類？杜陵《前出塞》之詩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又曰：“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惓惓於所親愛，不忍遠離，此府兵征戍者之類也。《后出塞》之詩曰：“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貿。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此輕俠之倫，冀幸富貴者。仁軌所云爭欲征行者，即此類人，非凡百姓皆然。諫爭之辭，恆不免過甚以聳聽也。然杜陵則真詩史矣。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迥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660）已后，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勛官。從顯慶五年（660）以後，頻經渡海，不被紀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660）破百濟勛，及向平壤苦戰勛，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勛。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為征役蒙授勛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惟取勛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
並報臣道：發家來日，惟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瓮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高宗諸子弘傳》云：有敕征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弘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傔。若不及傔，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觀此二疏，知高宗初年，府兵見待，曾有大變，而民情因之。《新書·韓思彥傳》：子琬，於景雲初上言，亦云“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此等諫諍之辭，容有聳聽之語，然民情前後不同，亦必非子虛也。所以如斯，固難以一言蔽，然是時用兵太多，欲厚遇之，名實皆有所不給，必其大焉者也。民之所憚，莫如遠役，以道途艱苦，供給不足，私齎亦力有不逮也。郭虔瓘轉安西副大都護，“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見《舊書》本傳。供億如此，民當不憚遠行，然物力安能給邪？唐世府兵，負荷本重，如戎器、馱馬等是也。
《舊書·職官志·兵部》云：“凡軍行器物，皆於當州分給之，如不足則令自備，貧富必以均焉。”隨身用度，更不必論，劉仁軌之兵所云來時遣作一年裝束是也。開元五年（717）之詔，鎮兵量免戶雜科稅，可見其本不能免，而是時亦不能全免。西北尤甚，太宗時，戴胄已言關中河外，盡置軍團，見第三章第一節。《新書·地理志》所載軍府之數，京兆百三十有一，河南三十有九，余州府不過一二十，少者乃一二耳。此非盡唐人強幹弱枝之計，蓋自周、隋已來，相沿如此也。貞觀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崔善為以為畿內戶舊籍府兵不可；蘇瑰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瑰奏宜月增賜半糧；可見關中之民負荷之重。而禁衛多出於此。《弘傳》又云：咸亨二年（671），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飢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蘇瑰傳》：瑰以景龍三年（709）轉右僕射，同三品。亦言“粒食踴貴，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宿衛如此，豈況征戍？《辛替否傳》：替否於睿宗時為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當今發一卒以御邊垂，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可見中外皆然矣。張說之以騎代府兵也，《新書·說傳》言：“衛兵貧弱，班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可見民之所憚，在彼而不在此。番上之易為長從，番戍之易為長征，其理一也。安、史之亂，誠為乘虛而入，然使是時，府兵而在，亦斷不足以御之，而不見默啜、李盡忠之蹂躪河北乎？
其時府兵曷嘗廢也？故以府兵之廢為玄宗、張說、李林甫咎，玄宗、張說、李林甫不任受責也。不惟玄宗、張說、李林甫，即自高宗以下之君臣，亦不任受責也。何者？勢之所趨，固非人力所能挽，而其制亦本祗宜於周時，此時不必維持耳。然諸人仍有不能不任其責者，此則在於廟算之得失。唐君謂唐之用兵，皆務攻取，故府兵之制，不協事宜，是也。然則唐之務攻取，為得策乎？為失策乎？曰：亦可謂之得策，所惜者，初或用之過當，而後又不承權輿耳。用兵之道，不外二科：據其土，役其人，攘其物，此有所利而為之者也。中國之用兵於四夷，初無此意。特以其為我患而御之，或慮其將為我患而豫摧折之。前者固守御之師，後者之意，實亦仍在守御，不可謂之不義也。外夷順服之日，設官以管理之，以防其逆節之萌，亦屬此科矣。然攻取之兵，至於克捷之日，即宜解散，而防衛暨留鎮之兵，則必不可多。何則？軍久屯駐，則暮氣盛而積弊深，必不可用；又養兵太多，為民力所不勝也。唐太宗之滅頡利，禦侮之師也；其亡薛延陀，慮其將為我患而摧折之者也；攻高麗，遼東固中國地，當復；皆不可謂之不義，而其事西域，則實為黷武。何者？是時之情勢，無取乎此也。麗、濟既亡，遼東已復，且其形勢已臻完固，若更據鴨綠江東之地，則為無所取材，故后遂棄之以與新羅，此舉實最衷於理。遼東故中國郡縣，貉人未必無移殖其間者，然必不能多，中國欲復之，宜也。
鴨江以東，則故貉族之地，中國疆界，雖嘗逾此，人之移殖者，亦必不能較貉族為多。以此分疆，最協於義。自唐棄平壤以後，中國不思越此而東，貉人亦不欲越此而西，兩國遂獲和平相處矣。其時吐蕃始熾；武后時，突厥再興，契丹亦盛；中國理宜出攻取之師，而皆未能出，故至縱敵，以詒後患。玄宗時，突厥自亡，契丹亦戢，而吐蕃獨肆侵陵。此時用兵，理應分別緩急，於吐蕃主攻，而於回紇、契丹，則不復主攻。陸贄言：吐蕃舉國勝兵之徒，才當中國十數大郡。見《舊書》本傳。雖甚強悍，非難摧破；況其多雜羌、渾等，又皆脅從而非心服乎？西域諸國，國小勢分，本不能為中國患。此時之守四鎮，非以惎焉耆、龜茲、高昌，乃所以蕃衛河西也。攻者決策在己，守者多見致於人，與屯重兵於安西、北廷，曷若移之隴右以攻敵？吐蕃之能猾夏，實恃今青海之地為腹心，其地易守而難攻，中國坐視其跋扈而無可如何，實由於此。然眾寡、貧富，迥不相侔，厚集其力以攻之，當無不可摧敗者。
此當如太宗時之攻吐谷渾，大舉深入；且屢舉以疲之；使其不獲安居。不當如玄宗時爭石堡等戍，置軍以實河曲。爭堡、置軍，正乃守御之策，非攻取之師也。青海之地吃緊，則四鎮不守而自固。西胡固惟利之求，回紇亦浸染胡俗，皆可以利啖；契丹尚未強大，但得廉恥之將以御之，固不待重兵也。哥舒翰多殺士以攻石堡，此邀功之為也。高仙芝之討小勃律、攻石國，則兼以黷貨矣。終致怛邏斯之敗，非不幸也。吐蕃據今青海之地，無貨利可歆，有之則羊馬耳，固不足大啟食慾，西域則不然矣。故不攻吐蕃而事西域，亦唐軍紀敗壞之一因也。兵力偏重，本非久計。況於過任蕃將？此實安、史之亂所由肇。然兼用蕃兵，亦愛惜民命之意，且合於天時、地利，未足深咎。然使唐是時於吐蕃主攻，則所撫用者當在羌、渾、党項，而非西胡。人所蘄求，各因習俗，羌、渾、党項之桀，必不如安祿山、史思明輩，睨天位而思奪之也。然則同用蕃兵，其得失亦有間矣。又唐兵力之不振，實緣將帥之非人。儀鳳中，魏元忠言兵事曰：“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又曰：“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厲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又曰：“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黷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高宗時師出之失律，蓋有其由？中宗以還，因循彌甚，明罰敕法，猶恐不逮，而玄宗仍任貪黷之徒，《通鑒》貞元二年（786）載李泌《議復府兵》之辭曰：“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系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此說當亦出《鄴侯家傳》，傳固偽，然其言亦必有所本也。且重任蕃將，則其措置，翩其反而矣。此安、史之亂所由成也，而於府兵之廢何與哉？
中葉以後，調東方之兵，以戍西方，其弊，復與未變法以前等。《舊書·陸贄傳》：贄嘗疏論其事曰：“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而乃使之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飼。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丑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復有抵犯刑禁，論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百戰傷夷，終年辛苦。角所能則練習，度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衣糧所須，厚逾數等，繼以茶葯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
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優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並賜種子。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時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語哉？”其所蘄求，亦與開元變法時等也。
《通鑒》貞元二年（786），載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為上歷敘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其利。三年（787），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言：“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采纈，因党項以市之。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此文蓋出《鄴侯家傳》，不必信。然亦時人之見，可與陸贄之說相參證也。唐長孺云：敬輿上疏，《通鑒》在貞元九年（793），《冊府元龜》九百九十三在八年，使如《家傳》所云，三年詔下，願留者十五六，是成效久著，何以一言不及？然則鄴侯但曾為此說，實未嘗行，或則全為李繁所假託，並無是言也。即敬輿所論，德宗亦未能用，大曆以後，邊境非無屯田，李、陸二公之謀罷防秋，則始終未行也。二公所論，皆開元、天寶置長征健兒之遺策。府兵番上，征鎮亦不移家口，雖有田而在本貫，與所言絕不同。愚案《舊書·崔渙傳》：子縱，貞元時為河南尹。先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遍戶，縱始官備，不征於人。
然則東軍西戍，不徒浪費衣糧，亦且累及緣路居民矣。歐《史·四夷附錄》云：榆關東臨海，北有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殖，唐時置戍，以扼契丹。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己利。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土著之兵足用，而屈指計歸之士，不能守土，於此亦可見。陸贄疏又論節制多門之弊曰：“開元、天寶之間，控御西北兩番，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番，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眾，叛懷光污朔方之軍，割裂誅鉏，所余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一人為朔方元帥，一人為河東元帥。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並之。”此策或疑統率之權太重，然觀幽薊割據，戍卒轉因之廢散，則知叛將所用者，亦非土著、愛田廬、戀妻子之眾也。
府兵既廢，養兵之數驟增，天寶初四十九萬，見《舊書·地理志》。建中元年（780）七十六萬八千餘，見《通鑒》。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雲八十三萬，六年（811），中書、門下奏雲八十餘萬。開成二年（837），王彥威進供軍圖略曰：至德、乾元之後，迄於貞元、元和之際，約計八十餘萬，長慶約九十九萬。均見《舊書·本紀》。國家經費不支，此為論史者稱美府兵之理。其實亦不相干。何者？府兵必免其庸調，寧非損失經費邪？舉一國之民，且耕且戰，必不如或耕或戰者所生之利為多，此通工易事之理也。若乃多養老弱，乞休不許，此乃軍政之失，與軍民分業之理何涉？民兵、募兵，二者孰優？關涉極多，實難以一言蔽，但就財政、生計言之，則未必唐之府兵，優於宋之召募也。杜牧之言曰：“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新書·突厥傳序》。然則養兵百萬，實乃十萬耳。十萬之數，可雲多乎？《李絳傳》：絳亦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舊書·張說傳》：既移河曲六州殘胡，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眾，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玄宗頗以為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養閑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耳請以闔門百口為保。”上乃從之。然則養兵徒為邊將私利者，逾三之一矣。王忠嗣兼朔方、河東節度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製，斥地各數百里，史以為美談，此必多置戍軍，恐亦非必需，且或不免私利也。
方鎮既橫於外，所以把持京師者，復有禁軍，其禍且更深於方鎮焉。《新書·兵志》曰：“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638），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舊紀》在六月。復擇馬射為百騎，為游幸翊衛。《舊書·職官志》云：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翊衛之備。《姜謨傳》云：太宗選捷之士，以充仗內宿衛，名為飛騎，每游幸即騎以從。
高宗龍朔二年（662），始取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舊書·職官志》同。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舊紀》：永昌元年十月，“改羽林軍百騎為千騎”。景龍元年九月，“改左右羽林衛千騎為萬騎”。開元二十六年（738），冬，“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職官志》云：“萬騎自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七年（739），改為左右龍武軍。”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724），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757），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舊書·職官志》云：羽林、龍武，皆唐元功臣子弟，非外州人。肅宗在鳳翔，方收京城，以羽林軍減耗，寇難未息，乃別置神武軍，同羽林制度官吏，謂之北衙六軍。又置衙前射生手千餘人，謂之左右英武軍，非六軍之例也。乾元元年（758），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
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舊書·職官志》云：左右金吾衛，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御非違。又云：漢置南北軍，掌衛京師。南軍若今諸衛也，北軍若今羽林軍也。飛騎仗或有敕上南衙者，羽林大將軍承墨敕，白移於金吾引駕仗，引駕仗官與監門覆奏，又降墨敕，然後得入。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與朝恩皆屯於陝。時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隊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763），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765），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
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783），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搜補峻切。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案此言志貞事誣罔，辯見第七章第三節。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786），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舊書·職官志》云：神威軍，本號殿前射生左右廂。貞元二年九月，改殿前左右射生軍。三年四月，改為左右神威軍。非六軍之例也。《通鑒》：貞元四年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
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者，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于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奸人，多寓佔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舊書·郭子儀傳》：子儀《請代宗還京》之奏曰：“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掛虛名，苟避征賦。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此為當日禁衛窳敗之由，神策軍所以得乘虛而入也。神策既入，挂名之習不改，遂至因之以為暴。《通鑒》：貞元七年二月，“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
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委御史台推覆。縣吏輒敢笞辱，必從貶謫”。自古以來，未有公然縱軍虐民，摧折官吏，如此其甚者也。《舊書·柳仲郢傳》：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柏，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法之不行如此。十年（794），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余差以條限。繇是豪強少畏。事亦見《舊書·於陵傳》。《宣宗紀》：大中五年（851），京兆尹韋博奏言京畿富戶，為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則此弊實未除。十二年（796），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十四年（798），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新書·鄭絪傳》：入為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武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也？”
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並罷統軍用麻矣。當時中人之妄如此。時邊軍衣餉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葯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嬴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通鑒》云：“皆統於中尉。”又元和七年（812），吐蕃犯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御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雲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新書·柳公綽傳》：拜邠寧節度使。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憲宗號稱英明，欲有所行，尚為宦官所格，昭愍昏憒，令豈能行？況豈有平時不受節制，臨事乃可指揮者邪？薛《史·唐明宗紀》：長興三年十月，“帝謂范延光曰：如聞禁軍戍守，多不稟藩臣之命，緩急如何驅使？”延光曰：“承前禁軍出戍，便令逐處守臣管轄斷決，近似簡易。”
帝曰：“速以宣命條舉之。”則五代時仍有此弊。其軍乃至十五萬。《通鑒》：唐昭宗天復三年（903），崔胤奏言：“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製。”則神策本軍，數並不多，而附從者則七十五倍之矣。《新書·李晟傳》：李懷光謀沮其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懷光固桀驁，然此言則不能謂其非是也。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807），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813），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左右神策軍。此時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至朱全忠廢神策，乃以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見下。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通鑒》雲“每都千人”，見光啟元年（885）。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通鑒》註：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南衙十二衛。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893），昭宗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乃引去。乾寧元年（894），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李克用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歡、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歡、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捍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余乃還。又詔諸王選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
安化軍，《通鑒》作宣化。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896），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余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余，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彥弘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
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谷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以上參看第五章第八節，第六章第四節，第七章第六節，第十一章第二、第三、第四節。唐自中葉以後，號稱藩鎮跋扈，然始終擅命者惟河北。形要之地如襄、鄂，險塞之地如兩川，窵遠之地如黔、粵，皆未嘗顯然背命。東南財賦之區，尤為中央命脈所系。苟唐主赫然整頓，舉藩鎮之背命者討平之，偃蹇者廢易之，實未嘗不可以復振；而唐自中葉后，除敬宗、懿宗、僖宗外，實無甚昏愚之主，而終於不能振拔者？則政事為宦官所把持實致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德宗還蹕后之措置，所以使讀史者廢書而嘆也。《新書·柏良器傳》：入為左神策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此事《通鑒》系貞元八年（792），雲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注》云：“宮中直宿之舍也。”案事權之旁落，皆積漸而致。德宗始終維護宦官，乃害政之最甚者也。
五代之世，唐禁衛之名猶存，而其實權又移於他司，遂為宋制之本。歐《史·康義誠傳論》曰：“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兩司矣。”此自五代至宋之變遷也。都指揮使之名，所用亦甚廣。《通鑒》：後梁太祖開平元年（907），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率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等，以救潞州。《注》云：伍季之世，諸鎮各有都指揮使，而命官之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為蕃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行營都指揮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鐵林都指揮使，則鐵林軍一都之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義類求之。
五代時，整頓軍政者，起於周世宗。薛《史·本紀》：顯德元年二月，“詔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於闕下。仍目之為強人。帝以捷勇猛之士，多出於群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仇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患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十月，大閱。帝親臨之。命今上一概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為殿前諸班。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周太祖廣順元年（951），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見《五代會要》。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其策皆宋世所沿也。
唐末五代，有一極殘暴無道之事，黥兵士之面是也。《通考·兵考》：“梁太祖開平元年（907），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歿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為盜，大為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者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此文出《五代史補》，《通鑒》亦采之。又引吳氏《能改齋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906），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此據薛《史》。歐《史》亦載此事，而辭較略。《通鑒》云：下令境內：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得兵十萬。薛《史·趙鳳傳》云：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多為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故蘇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自后遂以為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又不特始於仁恭也。”愚按薛《史·朱漢賓傳》云：梁祖之攻兗鄆也，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雁於其頰，立為雁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為一軍，號曰落雁都，署漢賓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雁。梁攻兗鄆，起於景福元年（892），越六年，為乾寧四年（897），而朱瑾亡奔淮南，尚在天祐三年（906）之前九年。然則梁祖之黥其士，確在劉仁恭之前；事果始於落雁都，則朱瑾之黥其士，又在梁祖之前也。然處相同之境地中，恆易為相同之事，亦不必相師耳。
唐兵之種類甚多。《舊書·職官志·兵部》云：“凡兵士隸衛，各有其名。左右衛曰驍騎，左右驍衛曰豹騎，左右武衛曰熊渠，左右威衛曰羽林，左右領軍衛曰射聲，左右金吾衛曰佽飛。東宮左右衛率府曰超乘，左右司御率府曰旅賁，左右清道率府曰直盪。總名曰衛士。”此皆來自折衝府者。又曰：“凡左右金吾衛有角手，諸衛有弩手。”此亦衛士，而以其技名。又曰：“左右羽林軍有飛騎及左右萬騎、騎。天下諸軍有健兒。凡關內有團結兵。秦、成、岷、渭、河、蘭六州有高麗、羌兵。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鎮防團結兵。天下諸州差兵，募取戶殷丁多，人材驍勇。選前資官、勛官部分強明，堪統攝者，節級擢補主帥以領之。其義征者別為行伍，不入募人之營。”此等則皆取之別有其途者矣。
健兒之名，蓋起開元之世？唐長孺謂疑即開元二年（714）大募壯勇士之稱號。八年八月，詔云：“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且揀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雜科，惟令團伍教戰。仍敕幽州刺史邵寵，於幽、易兩州，選二萬灼然驍勇者，充幽州經略軍健兒，不得雜使，租庸資課並放免。”《冊府元龜》百二十四。則健兒似專以爭戰為事。《通鑒》：代宗大曆三年（768），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胡《注》曰：“兵農既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謂之官健。猶言官所養健兒也。”十二年五月，“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二者之別，灼然可見。然團結雖系土著，官健併發家糧，亦非浮浪人也。《舊志》之說，蓋即據開、天時制言之。《建成傳》云：建成令慶州總管楊文干募健兒送京師，則以後來之名，追述前事，然俗必先有此名，官家乃從而用之耳。
《通鑒》：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征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此以團兵助正軍之不足，亦所以省調發。胡《注》曰：“府兵廢，行一切之扶，團結民兵，謂之團兵。”此言似非是。唐除關中外，置府並不多，即府兵未廢時，亦未必能不借民團為助也。二十七年（739），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注》云：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考唐制，凡有團結兵之地，則置團練使。此時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鎮防團結兵，故置團練副使。安、史亂后，諸州皆置團練使矣。團練使之置，自后多於前，然府兵未廢時，必不能謂遂無團兵也。興元元年（784），李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覦率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注》云：“團結獵戶為兵，謂之獵團。”則各種人皆可團結矣。鄉兵之用，歷代皆不能免，其要，實在守衛鄉土，以補正兵之不足，然後遂有用之出戰者。《舊書·張鎰傳》：鎰為濠州刺史，李靈曜反於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御之備，此以之守土者也。《諸葛爽傳》：爽攻新鄉，韓簡逆戰，偏將樂彥禎說其衙軍奔歸，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此則以之出戰矣。《通鑒》：中和四年三月，校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云：“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注》云：按《新書·路岩傳》：岩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按路振《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見得蜀中諸郡，皆有壇丁。
補屯籍猶使之守土，置使指揮，則意在用之出戰矣。薛《史·周太祖紀》：廣順二年二月，“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給錢、鞋放歸”。四月，“詔停蔡州鄉軍”。《世宗紀》：高平之捷，“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並給其衣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是彼此皆用鄉兵也。《舊書·良吏·崔知溫傳》：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薛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是百姓不待官兵保護，自能團結禦敵也。《李抱真傳》：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沖。時承戰余，土瘠賦重，無以養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隙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得成卒二萬。天下稱昭義步兵冠諸軍。然則訓練亦非難，特不當如宋人之行保甲，置司以擾之耳。讀蘇軾《請存恤河北弓箭社》之奏，與司馬光、王岩叟論保甲之疏，然後知人民自為之者之力之大，而代斫者之必傷其手也。然而籍於官，以兵為業，則有轉不教練者。《舊書·宣宗紀》：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解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足見兵之不教者之多矣。
以兵不足用，臨時調發人民者，五代時多有之。歐《史·史弘肇傳》言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劉景岩傳》言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為義兵。《通鑒》記此事於天福元年十月，雲“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考異》曰：“薛《史》雲十戶，今從《廢帝實錄》。”又開運元年三月云：“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此即後來號為武定軍，又改為天威軍者。見第十三章第四節。然則七戶出一兵，殆為五代時成法。此無他，廢唐時差兵募取之法，而強人以義征之役耳。歐《史·吳越世家》：周師渡淮，錢俶“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以會期。”《通鑒》：開運三年（946），唐圍福州，吳越王弘佐救之。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皆可見當時取兵之酷。
以罪人為兵者，歷代亦皆有之。隋改徒流為配防，見下節。煬帝置西海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其禍甚博。然唐太宗於西州亦用之。褚遂良諫疏謂其“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兼遣罪人，增其防遏”者也。中葉後防秋亦用之，見前引陸贄疏。《通考·兵考》：憲宗元和八年（813），刑部侍郎王璠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竊見諸配流人，多逢恩赦，悉得歸還，惟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鬥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請自今流人准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赦還。”從之。《舊書·宣宗紀》：大中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例減三載。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十一月，“敕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還”。是以徒流守邊，已成故事矣。
以奴為兵者：《新書·契丹傳》：李盡忠反，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虜。此猶用招募之法。《通鑒》：睿宗景雲元年八月，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長安中苦之。詔併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注》曰：“戶奴為萬騎，蓋必起於永昌以後。”此殆立法強取之？足見是時取兵之難矣。
車戰久廢，然防衝突仍或用之。《隋書·楊素傳》：開皇十八年（598），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此文自不免誇張，然形勢大略可見。蓋惟兵精者可以角利，不則戰無百勝，不可不先為自固之計。《傳》又言：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卻。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此亦如漢之衛、霍，所將常選，固非他將所得比方也。《舊書·房琯傳》：戰於陳陶斜。“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師遂撓敗。蓋亦以祿山兵精，慮為所乘，故為是以止衝突？至其所以敗，則以所將兵太弱，抑牛尤非服習之馬比也。《馬燧傳》：燧鎮太原，承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隘以遏奔沖。雖尚趨利，夫固不廢藩衛。至於騎戰，自屬要圖。唐世畜馬最多，與其兵威之張，頗有關係；而安、史亂后，隴右馬牧陷沒，與其兵力之衰，亦甚有關；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
攻堅之器，礧石仍重。《新書·李密傳》：密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炮，進逼東都。又《五行志》：“大和三年（829），南蠻圍成都，毀玉晨殿為礧，有吼聲三，乃止。”可見攻守皆重發石。《通鑒》：梁貞明三年（917），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乃止。《注》曰：《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吳人蓋亦得之南方者？此物用以攻城，必無大益。阿保機久歷戎行，豈其輕躁如此。《通鑒》之雲，必傳者過也。
軍械雖由官造，如唐時軍器監總弩坊、甲坊二署，繕甲弩以輸武庫是也。見第一節。實多出於民間。公家所儲，率多窳敗。《新書·安祿山傳》言：祿山反，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抗，可見其窳敗之狀。周時罷諸州貢械，見第八節。固以其厲民，亦以其不可用也。《李德裕傳》：徙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諸方造械，各有所長，此必民間巧匠，非官所畜也。隋開皇三年（583），禁大刀長槊。十五年（595），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書·高祖紀》。晉天福二年（937），亦禁造甲兵，歐《史·本紀》。可見民間兵器之富。苟欲稱兵，正不待如前世之劫武庫矣。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五月，“詔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城隍”。又云：“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將楊立等到闕，並磔於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划平之。因詔諸方鎮撤防城之備焉。”蓋因立部送到追書之，實則潞州之毀，撤防之詔，皆在礫立之前也。此秦人之隳名城，其意亦與禁兵器等，然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