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賦稅（下）
第八節賦稅（下）
山澤之利，隋時盡棄之。《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三月，弛山澤之禁。《百官志》：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圃，皆不以屬國是也。唐制：山澤屬於虞部，而都水監亦掌川澤之政。見《新書·百官制》。其禁時張時弛，《新書·玄宗紀》：開元十六年十一月，弛陂澤禁。《德宗紀》：大曆十四年七月，弛邕州金坑禁。《敬宗紀》：寶曆二年七月，以渼陂隸尚食，禁民漁。《懿宗紀》：咸通四年七月，弛廉州珠池禁。《蘇瑰傳》：子頲，開元八年（720），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凋攰，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盧坦傳》：為東川節度使，盡蠲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孔巢父傳》：從子戣，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其一曰“山澤、榷酤，為州縣弊”。大抵其權不甚統一，在盛時取之尚不甚酷，至藩鎮割據而不可究詰矣。而要以鹽利為最大。
隋開皇三年（583），“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見《隋書·食貨志》。《通典》云：“唐自上元以後，天下出鹽處，乃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新書·食貨志》云：“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其中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靈、會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諸井，山南西道、劍南西川、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或以鹽價市輕貨，皆輸司農。蓋兵興后之制也。《志》又云：“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758），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監院。遊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舊書·琦傳》云：“就山海井灶，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並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
加價十倍其本，誠可駭矣。劉晏為鹽鐵使，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晏所管者，蓋吳、越、揚、楚之鹽。有監十。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奸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以邀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舊書·晏傳》云：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貞元四年（788），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舊書·德宗紀》：建中三年五月，增兩稅榷鹽錢。兩稅每貫增二百，鹽每斗增一百。《陳少游傳》：奏請鹽每斗更加一百文。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其弊可謂深矣，而猶不止此。“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玳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讎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
遠鄉貧民，至有淡食者。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舊書·穆宗紀》：長慶元年（821），鹽鐵使王播奏江淮鹽估，每斗加五十文，兼舊三百文。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舊書·憲宗紀》：元和六年（811），王播奏：“江淮、河、嶺已南、兗鄆等鹽院，元和五年（810），都收賣鹽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校量未改法已前四倍。抬估虛錢一千七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貫。除鹽本外付度支收管，從之。”七年四月，播奏：“元和六年（811）賣鹽鐵，除峽內井鹽外，計收六百八十五萬九千二百貫。”其利皆如劉晏之季年。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已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
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刮鹻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通考》：元和十三年（818），鹽鐵使程異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斷者。伏以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為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准赦文勒停。從之。”則當時兵事定后，苛稅實有所減。《舊紀》不載此事，顧於異與皇甫鎛之相，《書》云：“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群情驚駭。宰臣裴度、崔群極諫，不納，二人請退。”采朋黨之論以作史，其有害於實錄甚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舊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九月，改河北稅鹽使為榷鹽使。長慶元年三月，罷河北榷鹽法。許約計課利都數付榷鹽院。《新書·王承元傳》：大和五年（831），徙平盧：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
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事在長慶二年（822），見《舊書·穆宗紀》。亦見《韋處厚傳》。韓愈奏云：“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征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併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並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色人等，從來糴鹽而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此奏論官糶不可之理，頗為深切著明。劉晏糶與商人，縱其所之之法，所以為簡易也。官糶最難者為見錢之少。使家許以他物代鹽價錢，而高其估以取利，亦未嘗不借口於此。此銅錢之少，所以增財政措置之難之一端也。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鹻鹵。文宗時，采灰一斛，比鹽一斤論罪。
《舊書·本紀》：大和二年（828），禁京兆奉天縣界百姓燒灰煎鹽。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俸、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弊，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亦見新舊《書·弘止傳》，皆附其兄《簡辭傳》后。《舊傳》云：三年（829），課入加倍。遷榷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堤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跡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群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以上據《新書·食貨志》。綜言之，則國家急於求利，而官吏及商人，窟穴其中，以重困吾民而已。鹽固為民食所急，然苟能善取之，則所增之價無幾，而所得甚多。以此減貧民之賦，實為謀國之至計。故開元時即有此議。《舊書·良吏·姜師度傳》云：左拾遺劉彤上言：“請置鹽鐵之官，收利以供國用，則免重賦貧人，使窮困者獲濟。”
疏奏，令宰相議其可否。成以為鹽鐵之利，甚裨國用。遂令師度與戶部侍郎強循，並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計會，以收海內鹽鐵。其後頗多沮議者，事竟不行。《通典》載彤表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夫煮海為鹽，采山鑄金，伐木為室，豐余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庸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收山海厚利，奪豐余之人，寬調斂重征，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憂也。”案取于山海，以寬農民之徭賦，實為利國利民之至計。晚周以來，儒、法二家所爭辯者，即在於此。讀《鹽鐵論》大夫與文學往複之辭而可知也。歷代儒學盛行，學者牽於所聞，不察實際，故於法家之論，多不謂然。然事迫於無可如何，則亦有行之而不自知者，而其效亦終不可沒。如《舊書·第五琦傳》，稱其變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是也。唐代榷鹽，病民固甚，然設無茶、鹽等法，而所須者一一責諸出租庸兩稅之民，其不可終日，恐更不待懿、僖之世矣。
漢武用桑弘羊，意或在於平準，其後豈不徒以斂財？夫亦豈不厲民？然較之明世三餉專取諸農民者何如？史冊俱在，焉可誣也？然則劉彤、趙贊輩，皆唐世之通人矣。《通考》載開元十年八月敕云：“諸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句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余處更不須巡檢。”此即《舊傳》所謂因多沮議，事竟不行者。開元以前，山海之稅，蓋至輕矣，而見沮猶如此，此非所謂“浮食之民，沮事之議，不可勝聽”者乎？劉彤上書，師度奉使，據《舊傳》，事在開元七年（719）。《通典》謂彤上書在元年（713），恐誤。其後兵起，以此取給於一時，亦勝無名之橫斂。故李萼勸顏真卿行之河北，第五琦實取法焉。《新書·顏真卿傳》：肅宗即位，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賀蘭進明軍，后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
三州、七關之復，委度支榷溫池鹽以贍邊。謂靈州之溫泉池也。事見《新書·吐蕃傳》。交、廣、邕南用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鄭畋為相，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而罷荊、洪等漕役，軍食遂饒。皆足見鹽利之有裨國用。獨無如交征利而不恤人民者，中央地方皆然。至於四分五裂之際，轉以益藩鎮割據之資。唐自軍興以前，取于山海者甚薄，至榷法興而大異矣，故論者或以為鹽稅歸諸地方，勝於中央。如《新書·獨孤及傳》：及子朗，元和中擢右抬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鹽鐵，罷場、監管榷吏是也。不悟政清而取之薄，管榷亦無害於民，政苛而取之重，而又寄其權於地方，莫能管攝，則其厲民必更甚。中葉后雖行管榷，地方官仍頗有權。《新書·盧商傳》：商以宣宗時為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反增。足見變法權在州郡，不必請命中央。如董昌，且能罷榷鹽以悅人矣。亦見《新書·本傳》。又《成汭傳》：為荊南留後，雲安榷監，本隸鹽鐵，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藩鎮傳》；劉從諫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皆借鹽稅以為割據之資者也。而山海之利，本在輕徭賦以利凡民者，卒仍表散之於凡民，與計口增稅無異也。
五代時，池鹽、海鹽等稅，一切如故。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三月，以張紹珪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四年二月，以李肅為兩池榷鹽使。《朱友謙傳》：庄宗滅梁，友謙覲於洛陽，既歸藩，請兩池榷鹽每額輸省課，許之。《明宗紀》：同光四年（926），孔謙既誅，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鹽運使，蓋謙為租庸使時所置也。天成二年十一月，貝州刺史竇廷琬請制置慶州青、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萬石。詔升慶州為防禦所，以廷琬為使。廷琬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課利不集。詔移任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討平之。事見本傳。《周太祖紀》：廣順三年五月，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以其兼掌榷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故也。其時蓋以通商之利為薄，故有取於官賣。《通考》云：“官賣未必能周遍，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表散抑配之。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三年二月，“詔興唐府管內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逐年所表蠶鹽，每斗與減五十文”。《明宗紀》：同光四年（926），孔謙誅后，中書門下上言：請百姓合散蠶鹽，每年只二月內一度表散，依夏稅限納錢。
《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十一月赦文：“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周太祖紀》：廣順三年十二月，“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蠶鹽征價，起今後並停”。《通考》云：敕諸州、府並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表，其鹽錢亦不征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內。合下引《通鑒》漢時鄭州民以屋稅受鹽之事觀之，當時城內居民，蓋隨所居按戶表散也？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矣。”薛《史·食貨志》：“晉天福中，河南、河北諸州，除表散蠶鹽征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通考》云：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煮者曰末鹽，出瀕海。
《少帝紀》作“海鹽界分”。約糶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亦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製鹽場稅。蓋欲絕其興販，歸利於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句當，既而糶鹽雖多，而人戶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亦見《少帝紀》天福七年（942）。馬君所論，正指此也。馬君又云：“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征米。后鹽不給而征米如故。
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政如出一轍，異哉！”案民多淡食，古今論鹽務者皆深病之。今一例征錢，是使貧弱者為富強者出稅也。為政至此，可謂極弊矣。薛《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十一月赦文：“北京管內鹽鐺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偽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實價計定錢數，取人戶便穩，折納斛斗。”鐺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廿二史札記》有五代鹽麹之禁一條，可以參看。《食貨志》：周廣順三年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祗自近年，頗乖循守。比來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文，鹽五升。其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更改已來，不便商販、蕃人、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饒，庶令存濟。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為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
此外不得別有要求。”雲更改已來，不便商販，則因抽稅之重，招致鹽價之昂，又可見也。《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八月，“詔改鹽麹法。鹽、麹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鹻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通鑒》云：“漢法，犯鹽、麹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為私鹽而殺之，其妻訟冤，始詔以斤兩定刑有差。”法酷如彼，吏殘如此，誠亘古所罕聞矣。薛《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文：“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糶，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糴貨。”《食貨志》：周顯德三年十月，“敕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鹻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興販，則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此等皆漸廢官賣之法，然仍舊貫處尚多也。
坑、冶之政，前世恆相連。唐掌冶署及諸鑄錢監，皆屬少府，銅、鐵人得采而官收以稅，惟鑞官市。《新書·百官志》。《新書·食貨志》云：“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開成元年（836），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以供國用。”他礦稅皆州郡主之。《盧鈞傳》：鈞為嶺南節度使，“除採金稅”是也。其坑冶之數，時有增減。歲入之數：《志》云：元和初，“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宣宗時，“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文宗時，“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銅禁本意，蓋為鑄錢，鐵禁則慮其流入外國，后乃覬收其利。《王涯傳》云：“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則其利實不薄。《新書·食貨志》言：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實為言冶利之始。
《宗室傳》：河間元王孝恭治荊州，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則官冶原足便民。然既意在言利，即轉成為厲民之政。薛《史·唐明宗紀》：長興二年十二月，“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每畝輸農器錢一錢五分”。《通鑒》云：初聽百姓自鑄農器並雜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通考》載敕文云：“諸道監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並器物外，只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煉。巡檢節級句當。賣鐵場官並鋪戶，一切並廢。”歐《史》云：除鐵禁，初稅農具錢。《注》云：至今因之，故書。此亦如官賣鹽之變為計口表散矣。薛《史·晉高祖紀》：天福六年八月赦制：“天下農器，並許百姓自鑄造。”《通考》載節文云：“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出賣，鑄時卻於官場中買鐵。今後許百姓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攪擾。”蓋長興二年（931）之赦，仍未能盡行也。
《舊書·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廢晉州平陽院礬官，並歸州縣，則礬亦曾行禁榷。
《隋書·食貨志》云：隋初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開皇三年（583）罷之。《新書·食貨志》云：“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758），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舊書·本紀》云：以歲飢禁酒，麥依常式，“麥”下蓋奪“熟”字？二年（759），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764），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以谷貴，禁關內屠酤；咸亨元年八月，以谷貴禁酒。與《志》雲無酒禁者不合。蓋以其事屬暫行，故不之數？此皆禁酤，其收稅則實始廣德。《通典·食貨典》云：“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說與《志》合。又云：“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蓋規制粗備矣。《志》又云：“建中元年（780），罷之。三年（781），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德宗紀》：大曆十四年七月，罷榷酤；建中三年正月，復榷酤。《舊書·德宗紀》亦云：大曆十四年七月，罷天下榷酒。《通鑒》亦於是月書“罷天下榷酒收利”。《志》雲罷於建中元年蓋誤？
《舊書·食貨志》云：“建中三年（782），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蓋是時官釀而讎，與前此令酤戶納稅者有異，故云初。《通鑒》書“復榷天下酒”，則承大曆十四年以前之榷法言之也。《新志》又云：“貞元二年（786），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麹而已。《舊書·本紀》：貞元二年十二月，京城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從度支奏也。元和六年（811），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舊書·食貨志》云：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從之。”《通考》：元和十二年（817），戶部奏：“准敕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麹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
則配戶出錢者，又不止京師矣。《新志》云：“大和八年（834），遂罷京師榷酤。”《舊書·王涯傳》云：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眾，亦深文周內之辭。又云：“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所云蓋即大和時數？去釀費而計之，其利當鹽利六之一也。《舊志》云：“會昌六年九月，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麹，並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並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麹。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沽酒。如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從今已后，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麹者，但許罪止一身；並所由容縱，所由，《通考》作同謀。案容縱指所由，同謀別是一項人。《考》略去所由二字，《志》又誤刪同謀一項也。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人家產。”《新志》云：“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麹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通鑒》事系天復元年（901），云：“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麹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復肯歸。
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麹，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麹，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又云：“崔胤之罷兩軍賣麹也，並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南北司之陰謀，別是一事。就稅法論，可見是時官賣無以善其後，寢趨於聽民釀而收其稅也。唐世酒稅，本委州縣綜領，故諸鎮多得自專。《新書·崔從傳》：為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麹牟其贏以佐用，從皆蠲除之。又《王仲舒傳》：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谷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薛戎傳》：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罪當死，戎弛其禁。可見其寬嚴皆得自由。《敬晦傳》：大中中，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饉，有詔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舊書·李德裕傳》：敬宗詔浙西造銀盝子妝具。德裕奏言：“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至薛蘋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卻停榷酤，遂苦不足。”似其廢置尚聽命於中央。然如李錡之所為，不顯與詔敕相反邪？《新書·李珏傳》：為淮南節度使卒，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為恨，可想見其害民之烈，孔戣所由稱榷酤為州縣弊邪？
五代酒禁，亦隨時而寬嚴不同，然以大體言之，則較唐為尤酷。《通考》：梁開平三年（909），敕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麹，官中不禁。此為五代時最寬之政，至後唐而大變。薛《史·明宗紀》：天成三年七月，詔弛麹禁，許民間自造，於秋苗上征納麹價，畝出五錢。時孔循以麹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議，以為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此事亦見歐《史·孔循傳》，雲“循族殺其家”。《通鑒》則雲“循族之”。所殺當是一家，非真連及宗族，然亦酷矣。薛《史·食貨志》詳載此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麹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麹，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征納。《通考》多“並不折色”四字。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內，《通考》多“及關城草市”五字。逐年買官麹酒戶，便許自造麹、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通考》作“逐月”。計算都買麹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
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麹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坊村一任沾賣，不在納榷之限。”《通考》引吳氏《能改齋漫錄》曰：“今之秋苗，有麹腳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後唐。當時雖納麹錢，民間卻許自賣酒，時移事變，麹錢之額，遂為定製，而民間則禁私酤矣。”此亦如鹽之按戶征錢而又官賣矣。薛《史·食貨志》又載長興元年二月赦書節文：“秋苗一畝上元征麹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征三文。”二年（931）詔曰：“亂離日久，貧下戶多，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麹藉糟？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征麹錢，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麹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悅之。”此事《紀》在長興二年五月。又云：“七月，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麹，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已前麹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
仍據已造到麹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前詔不及一時而更，恐實未曾行也。《末帝紀》：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添征蠶鹽錢及增麹價。先是麹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詔：“麹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漢法，犯鹽麹者，不計斤兩，並處極刑，周廣順二年（952）始革之，已見上。《食貨志》載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麹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麹。逐處先置都務，候敕到日，並仰停罷。”《通考》云：“敕停罷先置賣麹都務。應鄉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酤賣。其酒麹條法，依舊施行。先是晉、漢已來，諸道州、府皆權計麹額，置都務以酤酒。民間酒醋，例皆醨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蓋晉、漢由賣麹進而賣酒，並及於醋，至此則禁賣酒醋，而麹法依舊也。薛《史·晉少帝紀》：天福八年九月，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麹錢，納歸私室故也。歐《史·慕容彥超傳》：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麹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於房州。法已弊而官吏又恣意臧賄，其厲民可知。
茶稅始於建中三年九月，與漆、竹、木、商錢並稅。興元改元，又與漆、竹、木及閑架、除陌錢並罷。貞元九年正月乃復稅。皆見《新書·本紀》。《食貨志》云：“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792），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案趙贊之稅竹、木、茶、漆，實欲以充常平本錢，已見第六章第三節。張滂之稅，《通鑒》記其事云：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蓋初意欲以抒民，而後移作別用？此實財政艱窘所致，未可以咎始議之人。《新志》並趙贊皆視為希意興利者流，實非持平之論。《舊書·王紹傳》：貞元中，為倉部員外郎。
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及諸色無名之錢，以為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便准詔主判。及遷戶部、兵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擢拜戶部侍郎，判度支。足見是時稅斂，意多主於備荒。史家於德宗以後之籌款者，一切目為言利，實非平允之論也。《舊紀》與《通鑒》紀貞元九年（793）事，皆曰“初稅茶”；《舊紀》又云：“茶之有稅自此始。”蓋由趙贊之法未久即罷之故？然稅茶不得雲始於張滂，自以如《新紀》建中三年（782）言初稅，貞元九年（793）言復稅為是。胡三省注《通鑒》雲“榷茶之說，始於趙贊，至張滂而始行”，未免失之回護矣。《鑒》云：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茶山皆屬州縣，不得如《新志》為並列之辭。《通典》云：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茶者十分稅一，措辭亦較《新志》為審。《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五年（799）討吳少誠詔雲“壽州茶園，輒縱凌奪”，而《少誠傳》言其奪掠壽州茶山之利，蓋園即在山上也。
豈滂之法，或於出茶之山，或於其貨鬻之州縣，或於其販運之路稅之，立法初不一律，故《新志》之言如此邪？《志》又云：“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事在長慶元年五月，見《紀》。拾遺李珏上疏諫，不報，見兩《書·珏傳》。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王涯變法，事在大和九年十月。《舊紀》云：涯獻榷茶之利，乃以為榷茶使。茶之有榷稅，自涯始也。又云：十二月，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此所謂榷，蓋指官賣，以別於張滂以來之稅法？故云自涯始。涯之此舉，誠為操切，然史之所去，亦有過當，且皆歸獄於鄭注，恐並未必得實也。《舊書·注傳》云：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榷茶為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新書·注傳》略同。
其《王涯傳》云：始變荼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群詬詈，抵以瓦礫。《舊書·涯傳》云：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倉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謂榷茶議出鄭注，涯知其不可不敢爭，皆莫須有之辭。王涯見擒，何以在荼肆？事殊可思，而詬厲之，投以瓦礫者，亦豈真直道而行之百姓邪？《志》又云：“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事在開成五年十一月，見《紀》。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舊書·休傳》云：立稅茶法二十條，奏行之。《新傳》云：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
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通考》云：休以正稅荼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請委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佈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所冀招懷窮困，下絕奸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案此欲變私販為商人也。《新志》此處，辭不明白，或有奪誤。《通鑒》文宗大和二年（828）《注》云：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為一綱，而輸稅於官，則當時茶商，販運之規模頗大，積至若干斤乃論罪，亦猶鹽法所攜極少者勿論也。
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於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觀此，則當時之荼，計其重有常形制，稅時不復權，但案其形制收稅也。唐茶稅之大略如此。諸道多撓稅法，亦與鹽稅同。懿宗時，以安南溪洞首領，能御蠻寇，以其須嶺北茶葯，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則前此必有禁止者。《新書·循吏·何易於傳》：為益昌令。鹽鐵官榷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於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地方之玩法捍命如此。如何易於者，固能恤民，然或反其道而行之，則其病民，亦有不可勝言者矣。
五代茶稅，仍屬度支鹽鐵。薛《史·梁末帝紀》：貞明六年二月，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於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偏方之國，以湖南收利為最饒。歐《史·劉建鋒傳》：高郁教馬殷：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歲入算數十萬。《通鑒》梁開平四年（910）云：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採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蓋既聽民賣而收其稅，官又自營運也。
貢茶之事，唐世已有之。《舊書·劉晏傳》：江淮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為藩鎮所便。《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三月，“罷申州歲貢茶”。《李石傳》：開成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諸道除藥物、口味、茶果外，不得進獻。《哀帝紀》：天祐二年六月，“敕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閑，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藎，伏恐煩勞。今後只供進臘麵茶，其進橄欖子宜停”。是其事。
隋文帝登庸，除入市之稅。《通典·食貨典·雜稅》。唐武后時，有司議稅關市，并行人盡征之，崔融上疏諫，事遂未行。《新書·食貨志》：“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率貸，德宗時嘗行之，約罷兵后以公錢還，見第七章第三節。《舊書·僖宗紀》：乾符五年（878），太原節度借率富戶錢以賞軍，亦此類。此雖橫取，不可雲稅。諸道所為，則征商之始也。然各自為政，非正法。《新書·代宗紀》：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蓋亦非普遍？兩稅法行，商賈於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通鑒》：建中二年五月，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注》云：楊炎定稅法，商賈三十稅一，今增之。
普遍矣，然所以代庸調，亦不可雲征商。故《新紀》於建中三年九月，書“初稅商錢”也。其法，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已見第七章第三節。《宦者傳》：田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僖宗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悶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此亦橫取，非徵稅。以稅法論，唐朝於商人實未嘗苛取。其病商甚者，乃在諸道各自為政，而中央不能禁止也。李忠臣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新書·穆寧傳》。王鍔以嶺南地征薄，租其廛。王智興稅泗口以佐軍須。李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劉悟督之。從諫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稹叛，奴王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溪並齊民閱其貲，十取二。鍾傳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皆見《新書》本傳。車駕在華州，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通鑒》。皆可見其苛暴。五代之世尤甚。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二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於私路苟免商稅，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
歐《史·謙傳》言其“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即指此也。薛《史·唐明宗紀》：天成元年四月赦詔：“諸州雜稅，宜定合稅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長興二年八月，“詔天下州、府商稅務，並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句當納官”。足見是處皆有商稅，而又各自為政。歐《史·閩世家》：王曦國計使陳匡范增商算，曦稱為人中寶，又可見偏方諸國，征商之法亦苛。《通考》：後周顯德五年（958），“敕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只仰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馬君曰：“鬻賣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而牛畜之外，余物俱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乎？”案過、住兩稅，其為取諸民也鈞，然過稅尤惡於住稅者？住稅只一次，過稅則不免節節留難也。此理至清季厘捐行而大著。觀此論，則昔人早已知之矣。《通考》又云：“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960），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引止齋陳氏曰：“此薄稅初指揮也。藝祖開基，首定商稅則例，自后累朝守為家法。凡州縣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動輒奏稟三司，取旨行下。”《考》又載：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監州稅。又引止齋曰：“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此二者蓋宋初改革稅法之大端也。然商稅遂不能除矣。
城外之徵：《新書·西域傳》云：開元時，詔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台征之。由海路來者，稅法無考。桑原騭藏《蒲壽庚傳》云：據阿剌伯人所傳，當時中國政府，收外國輸入貨物十分之三，《考證》二。則取之頗厚矣。然不必皆歸公也，此宦南服者所由多富厚歟？
德宗時趙贊所行稅法，以間架、除陌遭謗為最甚。間架稅，已見第七章第三節。《舊書·盧杞傳》云：所由吏秉筆執籌，人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文。蓋其取之為已酷矣。然屋稅似相沿有之。薛《史·末帝紀》：既入河南，“詔豫借居民五個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毆《史·本紀》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盧質傳》云：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通鑒》云：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豫借五月僦直。曰僦直似非官課，然曰豫借，則必本有此課而後可。蓋其取之以僦直為準，雖自居者，亦計其僦直而取之，故有僦直之名？雲無問士庶，則士人先必有免稅者，彌可見庶民之舊有此稅矣。薛《史·唐明宗紀》：天成二年（927），朱守殷既平，詔汴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晉少帝紀》：開運三年九月，詔開封府以霖雨不止，應京城公私僦舍錢放一月。則汴州亦有之。然有之者必不僅汴、洛也。王鍔節度嶺南，以地征薄，人多牟利於市而租其廛，則所取似系宅地之稅。
除陌法：《舊書·盧傳》云：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翼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通鑒》云：“罰錢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之聲，囂然滿於天下。案屋稅後既相沿，除陌並系舊有，趙贊取民雖苛，怨毒何至如是之甚？唐史所云，蓋亦未免謗辭也？
苛稅不必新創，有但就舊稅加重其額者。《舊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五月，詔以國用不足，應天下兩稅、鹽利、榷酒、稅茶，及戶部闕官、除陌等錢，兼諸道雜榷稅等，應合送上都及留州、留使，諸道支用，諸司使職掌人課、料等錢，並每貫除舊墊外量抽五十文。其京百司俸料，文官已抽修國學，不可重有抽取。《憲宗紀》：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國子祭酒鄭餘慶奏“見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外使兼京正員官者，每月於所請料錢每貫抽十文修國子監”，從之。武官所給較薄，亦不在抽取之限。六月，“詔外官俸、料據數收貫停抽”。長慶元年十二月，“敕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錢，每貫割二百文以助軍用，賊平后仍舊”。乃加重抽取之額之最普遍者也。
地方橫斂，殊不可言。《新書·食貨志》言德宗時進奉之弊云：“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廩，增稅通津死人及疏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案加斂及擅留之弊，后並未除。《舊書·懿宗紀》：咸通八年十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867）以前兩稅、榷酒及支米價，並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托稱占留者。”敕旨從之。《庾敬休傳》：敬休奏“劍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茶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句當榷稅，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大和元年（827），戶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句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于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句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從之。皆所謂擅留者也。
《通考》：大和七年（833），御史台奏：“大和三年（829）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徭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大和三年准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卻置，重困齊人。伏望今後自大和三年准敕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榷等率復卻置者，仰敕到后十日內，具卻置事由聞奏，仍申報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又，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依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罷。《新書·元賞傳》云：罷泗口猥稅，人以為便。皆所謂加斂者也。薛《史·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十月，“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以器械進貢。
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進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系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於部內廣配土產物，征斂煩重，民甚苦之”。此則既占留而又加斂者矣。其苛猥之甚者：如李巨為東京留守，於城市橋樑稅出入車牛等錢。《舊書》本傳。薛《史·唐明宗紀》：長興元年（930）赦文：“免河陽管內人戶每畝舊征橋道錢五文。”則並有攤派之于田畝者。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嗷。《新書·崔元亮傳》。五代時牛死者輸皮入官。薛《史·唐明宗紀》：天成二年五月，“詔鄉村民家死牛，但報本府，所由準例輸皮入官”。《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十一月，“詔累朝已來，用兵不息。繕治甲胄，未免配役生靈。多取於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新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
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數，馬、驢、騾皮筋甲，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通鑒》云：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並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議均于田畝，公私便之。將一切稅均于田畝，實為稅法之最惡者，而公私顧以為便，是時之稅法可知矣。李茂貞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歐《史》本傳。偏方諸國，如兩浙錢氏，已見第十四章第四節。《通考·田賦考》載宋咸淳六年（1270）樂平縣士民白札子云：“五季暴政，江東西釀酒則有麹引錢，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則有鞋錢，入倉庫則有錢。宋有天下，一切削去。獨鹽米一項，諸路皆無，而江東獨有之；江東諸郡皆無，而饒州獨有之；饒州六邑皆無，而樂平獨有之。本州元起催苗額十有八萬，此正數也。
樂平正苗二萬七千五百餘石，每石加鹽米四斗，米二斗八升二合。於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夫所謂正苗者，隸之上供，籍之綱解，顆粒不敢言蠲減者也。加鹽米者，徒以利郡縣而已。慾望特賜指揮，行下本州契勘，詣實供申，從朝廷斟酌捐減施行。”馬君云：“南唐正賦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納，鹽米其一也。”此札乃其父名廷鸞。在揆席時自草，作士民所陳，徑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豁除，具文塞責。其父卻回元奏，俾從實再申。守臣知不可拒，乃再詣實申上。即進呈。奉旨蠲除。蓋自晉天福時創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雲。又引吳虎臣《能改齋漫錄》，稱“今所在有之”，謂“虎臣此書，作於紹興時，則知南渡后此賦之未減者，非獨饒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