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儒家之學

第三節儒家之學

漢代之顯學莫如儒，然儒家自為帝王所表章后，其學顧浸流於破碎，徒存形質，精意日漓，魏、晉以後，有思想者遂折而入於佛、老，此學術之一大變也。今先敘述其原流派別，及其風尚之變遷，然後進論其得失。

《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大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此漢代經師可考之最早者也。其後派別漸繁。據《漢書·儒林傳》：則《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孟喜、梁丘賀，皆田何三傳弟子。施氏復有張、張禹，本梁丘賀弟子，賀為少府，事多，使子臨將禹等從施讎問。彭，彭宣，施讎再傳弟子。孟氏復有翟、翟牧。白，白光。《漢書》雲“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蓋文有倒誤。梁丘復有士孫、士孫張。鄧、鄧彭祖。衡。衡咸，皆再傳。《書》有歐陽、伏生傳歐陽生。大、小夏侯，見下。歐陽復有平、平當。陳。陳翁生，歐陽生六傳。大夏侯又有孔、孔霸。許，許商。再傳。小夏侯又有鄭、鄭寬中。張、張無故。秦、秦恭。假、假倉。李。李尋。皆再傳。《魯詩》有韋氏，韋玄成，再傳。又有張、張長安。唐、唐長賓。褚氏，褚少孫。皆三傳。張家復有許氏。許晏，長安再傳。《齊詩》有翼、翼奉。匡、匡衡。師、師丹。伏。伏理，與師丹皆匡衡弟子。《韓詩》有王、王吉。食、食子公，皆六傳。長孫。長孫順，吉弟子。《禮》有大、小戴、慶氏。見下。大戴有徐氏。徐良。小戴有橋氏、橋仁。楊氏。楊榮。《春秋》分為嚴、顏，顏氏復分為泠、任、管、冥。皆見下。既各自名家，則其說必有同異，今多不可考。然就遺說之存者觀之，其異同似尚無關大體也。至所謂古文經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經之事，見於《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景十三王傳》。《藝文志》所載：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句。此即《禮古經》。下記字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曰：“《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又云：“《論語》出孔子壁中。”又云：“《孝經》諸家所傳，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楚元王傳》載劉歆移大常博士曰：“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疑當作三十有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景十三王傳》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鼓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三說似相符會。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前154）徙王魯，二十六年卒，《史記·五宗世家》。時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早於麟止者尚八年。《史記》言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下雲季年好音，則其好治宮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遠。《孔子世家》云：“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嘗先謁然後從政。”聲靈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壞其宅？孔子宅果見壞，史公安得不及？而《漢書》除此三處外，亦更無一語及之乎？

其可疑一也。《孔子世家》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遷臨淮大守，早卒。《漢書·兒寬傳》：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百官公卿表》：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是安國為博士在元朔三年（前126）以前。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蠱禍作，亦已過五十。安得雲早卒？據崔適《史記探原》。崔氏又云：荀悅《漢紀》云：安國家獻之，此家字亦知安國之年不及天漢而增。案漢世博士之選，必年過五十，已見第一節。此法雖不知其起於何時，然武帝時，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其可疑二也。孔子冢大一頃，非宅大一頃也。一頃之地，而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蓋室不逮一畝矣。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論，而《漢志》言《書》凡百篇合《論語》《孝經》，已百二十篇矣，簡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史記·六國表》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則知焚書之令，行之實不甚嚴。即謂甚嚴，亦無天下之書無不焚燒之理。《漢書·藝文志》所載之書，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雖有漢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遺為多。固非盡藏之屋壁，亦豈皆出於記誦？挾書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前191），然漢高帝五年（前202）滅項羽至魯，已聞弦歌之音矣。見《儒林傳》。可見鄒、魯之間，弦誦實未嘗絕。即自孝惠四年（前191）上溯，距秦焚書，亦僅二十二歲。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為。更謂惟孔氏為之，而孔襄為惠帝博士，當孔氏藏書時，亦必已有知識，何至遷延不發，浸至失傳，而待共王於無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此尚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實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得古文經之事，《漢書》而外，又見於許慎之《說文解字序》，及《論衡》之《案書》《正說》《佚文》等篇。許《序》與班《書》略同。《論衡》多野言，無足深辯。或謂劉歆移大常博士，明言《書》《禮》《春秋》，臧於秘府，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斷非誣妄之辭？苟其誣罔，博士豈不能據事折之。殊不知漢人之於史事，多不審諦。試觀王充號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為野言可知。然則不徒劉歆不知核實，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當指其事之不實也。故漢世得古文經之事，以尋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談學術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學家所言傳授源流，亦多誕謾不中情實。夫師師相授，固必有其淵源，然斷無久而不昧之理。前人記識，偶有疏舛，後人為之補正，亦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蓋漢時學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史記》所述八家，正是此類。乃群經傳授源流，見於《史記》及兩《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敘錄》者，大抵后詳於前，而其說又多不中情實。如《史記》言《易》，僅祖田何，而《漢書》則補出商瞿以下五傳，直接孔子。《史記》申公僅傳《詩》，《漢書》則兼傳《穀梁》，而瑕丘江公受焉。其述《古文尚書》，謂孔安國傳都尉朝，朝傳庸生，庸生傳胡常，胡常傳徐敖，徐敖傳王璜。夫胡常乃傳《穀梁》《左氏》之人，徐敖則傳《毛詩》，王璜則傳費直《易》，何古文傳授，輾轉皆出此數人也？且《史記》僅言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不言其師為何人。下文又云：呂大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絕不及楚元王。乃《漢書》謂申公與元王俱事浮丘伯，呂大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業，然則身受學不竟，而使其子繼之邪？申公為漢名儒，《魯詩》早立學官，而其任意附會如此，他可知矣。《漢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自謂雲者，人不信之之辭，即毛公亦不知其為何如人也。乃鄭玄《詩譜》，謂毛公有大小二人。《后書·儒林傳》云：毛萇傳《詩》，萇大毛公邪？小毛公邪？《經典釋文》引陸璣云：卜商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趙人毛萇，何其言之歷歷也？今更綜合今古學，粗述其源流派別如下：

《詩》三家已亡，其說略見於清陳喬樅所輯《三家詩遺說考》。其中除翼氏五際之說，附會災異外，大義實無以異，惟《毛詩》為不同。《漢書·儒林傳》言：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賈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然則自賈延年以上，其信否實不可知也。《后書·儒林傳》言：謝曼卿善《毛詩》，乃為之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中興后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然則今之《毛詩詁訓傳》及《小序》，實成於衛曼卿、衛宏、馬融等數人之手也。

《書》之分裂較早。《漢書》兩《夏侯傳》言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採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疏略，不足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建之學蓋力求佐證之多，其大義，初未有以異於歐陽及大夏侯也。古文之學，托之孔安國，其不足信，已述於前。《漢書·儒林傳》言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官至臨淮大守。又言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蓋寬受《尚書》又受《詩》，孔安國且非今文《書》家，更無論其為古文也。《漢書·儒林傳》言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此即劉歆移大常博士所謂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者也。庸生之學，果出安國，劉歆無緣不知。不雲其為再傳弟子，而雲學與之同，可乎？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桑欽。賈逵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又《后書·杜林傳》云：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暗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后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一派之學，似即始於庸生，妄依附孔安國。杜林之學，則未必有何師承也。

《禮》之傳授，最為混茫。《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大守。”是漢世《禮》家，分為二派：徐生一派，僅能為容，而能通《禮經》之蕭奮，實不知其所祖也。然徐氏一派，亦非全不知《禮》，故《史記》又言是后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儒林傳》所云桓生，當即劉歆所謂魯國桓公其證。《漢書·儒林傳》云：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其後二戴與后氏，並列於學官，見下。而曹褒父充，治慶氏禮，首創製禮之議，至褒卒成之。劉歆所立《逸禮》，無傳於后。至《周官》則本非《禮》類。《漢紀》言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奏以為《禮經》，置博士，然至後漢仍廢。賈公彥《序疏》引馬融《傳》，言“歆末年乃知其為周公致大平之跡。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當作傳。相證明為解。”《後漢書·鄭興傳》言其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逵亦作《周官解詁》。其後鄭玄出，乃稱《周官》為經禮，《儀禮》為曲禮焉。然經曲當如綱目之相附麗，而《周宮》之與《儀禮》，則固非同類之物也。

《易》亦早有異說。《漢書·儒林傳》言：田何於王同之外，復授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又云：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則周王孫、丁寬之學，已不盡純。然未聞其有大異。觀下文劉向之言可知。至孟喜而異說興。《儒林傳》言：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稱師田生且死時，枕喜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梅，安得且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雲受孟喜，喜為名之。后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又言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史記·儒林傳》：田何傳王同，王同傳楊何。《漢書·儒林傳》：田何又傳丁寬。大誼略同，惟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案許慎《說文解字序》稱孟氏為古文，則孟氏之學，必非純于田何者也。費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蓋皆無本之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不足信也。

今古文相爭之烈，莫如《春秋》。《史記·儒林傳》言：公孫弘頗受諸胡母生。董仲舒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案《漢書》作段仲。呂步舒。《漢書》則又有嬴公，授孟卿、眭孟。嚴彭祖、顏安樂，俱事眭孟。顏安樂授泠豐、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筦路。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授棠溪惠。惠授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此皆同出一原。《史記·儒林傳》言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可見胡母生之學，與仲舒亦相近也。江生之學，《史記》不言其所自來。《漢書》則云：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大子受《公羊春秋》。

由是《公羊》大興。大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武五子傳》：少壯，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生受《穀梁》。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大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又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大明習。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前53），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大子大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又曰：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后望之為大子大傅，薦禹於宣帝。征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以《左氏》授王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方進傳》：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公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此先漢時《春秋》三家之情形也。至後漢，《左氏》與《公羊》之爭尤烈，詳見《後漢書·范升》《陳元》欽子。《賈逵傳》。案《漢書·楚元王傳》言：“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後漢書·鄭興傳》言：“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可見《左氏》之解經及其條例、章句，悉歆、興等所為。今《左氏》解經處甚少，條例亦不備，蓋撰而未成。故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也。《鄭興傳注》引《東觀記》云：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其說殆不足信。後漢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漢書·儒林傳贊》言：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宣帝紀》：甘露三年（前51），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大子大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劉歆移大常博士，亦僅言宣帝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79）詔言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則《大》《小戴》似非宣帝所立。陳元言宣帝為石渠之論而《穀梁》興。案石渠之論，亦見《漢書·劉向》及《韋玄成傳》。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范升言：《京氏》雖立，輒復見廢。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劉歆傳》：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大常博士責讓之。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案《平帝紀》：元始五年（5），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事在前一年，云：是歲，莽奏起明堂、靈台、辟雍，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

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雲。蓋《王莽傳》繫於其征之年，《平紀》記於其至之歲也。《儒林傳》言：孔安國以《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又傳《左氏》，授徐敖，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則本作論學，改諸者實誤。論學，即指記說廷中言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之立，當在此時也。光武中興，《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後漢書·徐防傳儀》引《漢官儀》。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台。范升與歆及許淑等互相辨難。升退，復奏言之。陳元聞之，詣闕上疏。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大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立，論議歡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76），詔賈逵入講。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八年（83），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據《後漢書·逵傳》，事亦見《章帝紀》。案逵奏言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則《穀梁》當光武時亦嘗立學也。《安帝紀》：延光二年（123），詔選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紀》：光和三年（180），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榖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當奪古文二字。靈帝熹平四年（175），立大學石經。盧植又上書，言《毛詩》《左氏》《周禮》宜置博士，未見聽。魏文帝黃初五年四月，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齊王正始六年（245），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此兩漢三國諸經立學之大略也。

淺者一聞今古文之名，每謂其經文必有大異，其實不然。《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果如所言，文義豈復可解？鄭注《儀禮》，備詳今古文異字，不過位作立，義作誼之類，有關大義者安在？知《漢志》之雲，乃曲學既興后之讕言。《後漢書·劉陶傳》：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其後遂有行賂定蘭台漆書經字者。見《後漢書·蔡邕傳》《宦者·呂強傳》《儒林傳序》及《張馴傳》。斤斤於文字之末，乃東京一種風氣，其原則自西京末葉開之，西京中葉以前無是也。今古學之異，實不在經文而在經說，《六經》本相傳古籍，孔子取以立教，不過隨順時俗，因書見義，所重原不在其書。孔門之傳經者，亦以經為孔子口說所寓而重之，非重其經也。故漢儒引用，經傳每不立別。且徒讀《堯典》，有何意義？一讀《孟子·萬章上篇》，則禪讓之大義存焉。此篇與伏生之《書大傳》，《史記》之《五帝本紀》、《夏本紀》，互相出入，蓋同述孔門書說也。王魯，新周，故宋，《春秋》之大義存焉，既不見於經，亦不見於《公羊傳》，而《繁露》之《三代改制質文篇》着之，此口說可貴之驗。晁錯上書，言皇大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其說也，多誦讀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漢武帝言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兒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宜矣。口說皆師師相傳，非徒讀書可得。劉歆訾今文之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而不自知其蔽之正在於此。蓋口說雖出末師，而淵源有自。傳記雖出往古，而創通之者悉是今人，奮數人之私智，斷不能如積古相傳之義之精也。此今古學之優劣也。

然古學家之弊，實亦今學家有以開之。《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承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案《法言寡見》：“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案此乃史談之言，揚雄誤系之於遷。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綉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劉歆訾“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此班《志》之言所本。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馮奉世年三十餘乃學《春秋》，兒寬帶經而，朱買臣儋束薪行且誦，並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之證。《漢志注》引桓譚《新論》，言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儒林傳》秦恭延君，學出小夏侯，增師法至百萬言，延君蓋即近君。可見繁碎之弊，西京中葉已開。漢世論者，無不以此為患者。《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79）詔，引中元元年（前149）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58），長水校尉鯈樊鯈。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於是下大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事亦見《丁鴻》及《儒林·魏應》、《李育傳》。《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是石渠、虎觀，用意相同，皆為減省煩多也。《三國志·劉表傳注》引《英雄記》，言表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荀彧傳注》引《彧別傳》，亦言彧說大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足見其情勢至漢末而猶未變。

漢世諸儒，從事於刪定者亦多。如樊鯈刪定《公羊嚴氏章句》，世號樊侯學。張霸以其猶多繁辭，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桓榮受學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大》《小大常章句》。楊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張奐師事大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后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其患之可謂深矣。然自宣帝以來，每一考論，輒增立異家，欲損反益，何哉？荀悅《申鑒》曰：“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博其方，約其說。”悅謂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違行，欲比而論之，謂必有可參者焉。因主備博士，廣大學。此乃漢人之公意。其於緯書，亦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此即劉歆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者也。學問愈研索愈精詳，所參證者愈多，則其門徑愈廣。今文諸師，大抵誦習成說，罕所發明。其善者，如韓嬰能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止矣。能稽合群經，觀其會通者卒鮮。此兼通五經之家，所以為世所貴。如王吉、龔舍、夏侯始昌等是。然學有通博，有雜博。通博者，能知其要領，得所會歸者也。雜博者則徒能多識以炫耀流俗而已。漢世儒生，為後人所宗者，莫如鄭玄，其著書可謂極多，而其支離滅裂亦最甚，即可見一時風氣，騖於雜博。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鄙儒之博學，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治學》。其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夫為人之學，則何所不至？《後漢書·徐防傳》載防上疏曰：“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此以意說，非有獨見，特《後漢書·儒林傳》所謂“章句漸疏，專以浮華相尚”者耳。學而徒以炫耀流俗為務，其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也。《三國志·尹默傳》云：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此亦當時學者章句漸疏之一證。口給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見？漢世論學，每多廷辯以決是非，益使學者務於徇外。《漢書·朱雲傳》云：“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易》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

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年十六，舉明經，征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猶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此等徒聳觀聽之舉，可以論學乎？《後漢書·魯恭傳》：恭弟丕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榮傳》：“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足見不御人以口給者少矣。高貴鄉公幸大學，問諸儒，其辭備載於《三國志·本紀》，蓋以為美談，然其精義安在？學術固未聞可以築室道謀者也。《後漢書·袁安傳》：子京，習《盂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儒林傳》：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玄乃發墨守，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蓋著書者亦頗以攻伐為務矣。為學者誠不宜用之心，然此特謂其用較遠，不當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學問未有無用者，果無用，必非真學問，未有不為世所厭棄者也。先秦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學必以能淑世為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其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義專斷不請。許商以治《尚書》，善為算，舉治河。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廢，群臣皆下獄。使者責問：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以三百五篇諫。”按龔遂諫王，亦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儒林傳》。則式之對，非苟免之辭也。此今學真傳，無不切於人事之證。《禹貢》治河，似近疏闊，然經文雖不足用，傳說未嘗不可備舉山川形勢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義存於傳說不在本文之一證。即古學之興，亦未嘗不如此。《漢書·藝文志》言：《樂》、《詩》、《禮》、《書》、《春秋》，“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又論九流之學，謂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此誠足以開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後，今古兩家，皆流於瑣碎，有形質而無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於佛老者？則其徒之嘩世取寵實為之。而儒生之徒務嘩世取寵，則由利祿之途既開，競懷苟得之計；抑貴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飽食煖衣，輕淺寡慮，不復能深思力學，抑多輕俊自喜，徒欲誇耀流俗故也。然則儒學之見尊崇，未嘗非儒學之不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