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字

第二節文字

秦、漢之世，為我國文字變遷最烈之時。綜其事：則字形變遷之多，一也。字數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學，成於是時，三也。行文漸以古為準，浸成文言分離之局，四也。書法漸成藝事，五也。蓋文字之用，遠較先秦時為宏，故其變遷之烈如此。自經此大變后，其勢遂漸趨於安定矣。

歷來言文字變遷者，多據許氏《說文解字序》。據許《序》，則自皇古至漢末，文字凡經四大變：古文，一也。籀文，即大篆，二也。小篆，三也。隸書，四也。漢、魏間之章程書，即今所謂正書，當又為隸書後之一大變，而行草為其旁支。此皆積漸而致，在當時之人，或不自覺。昧者乃謂有一人焉，創製新體，與舊體格不相入，后一時之人，見前一時之字，幾於不復能識，則大誤矣。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說文解字序》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製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衛恆《四體書勢》與許說略同。此中最可異者，《漢志》試學僮六體，蓋上承周之六書，故云亦著其法，許《序》則作八體，下承秦制；而《漢志》所謂六體者，卻與亡新六書相同。果如許《序》，《漢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據《漢志》，則許《序》秦書八體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漢志》所云六書，非可以教學僮，已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節。《漢志》著錄之書有《八體六技》。八體，《注》引韋昭說，即以許《序》所謂秦書八體者說之，於六技則無說。隸之初興，與篆本非異體，小篆實多用大篆，說亦已見《先秦史》。若合大小篆與隸書為一，則八體實止六體。竊疑此即《周官》所謂六書，自戰國以來，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是時小學漸興，務於辨別書體，以為篆隸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體為八；然史書之家，則仍守其師師相傳之舊，作大小篆與隸書，非有異法，故體雖八而技則六。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為真”，亦守六體之說。許氏不知所謂八體者，乃後人分別之辭，誤以為秦制如是，敘之周、漢之間，而改《漢律》之六體為八體以就之，遂至殽亂史實矣。自周至秦、漢之六體，疑《漢志》曾述其名，而後人妄以謂象形云云十八字易之也。六書本藝事之異，猶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至論字體，則自皇古以來，皆有變遷而無改制，故許《序》述時人之語，稱隸書為倉頡時書也。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體之異，與史書家作書之技，並為一談，非復周、秦、漢相沿之舊法矣，此亦其時小學漸興為之也。

東京之季，又有所謂科斗書者，蓋即擅蟲書之技者所為，後人以為古之遺文，則又誤矣。《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尚書偽孔傳序疏》引鄭玄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此為言科斗文字較早者。其後王肅《孔子家語後序》、《尚書偽孔傳序》，皆稱古文《尚書》為科斗字；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疏》引王隱《晉書·束晳傳》，及今《晉書·束晳傳》，又稱汲冢所得《竹書》之字為科斗字；人遂以科斗為古文真形。其實鄭玄固明言其稱名之出於當時，而王隱亦明云：“其字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也。《經典釋文》云：“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書序疏》云：“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案今《晉書》及王隱《晉書》並雲竹書漆字，而杜氏《後序》無是語。汲冢得書事，兩《晉書》之所言，似不如杜說之確。竊疑漢世作書，多用簡牘，罕用縑帛。見下。秦書八體，惟蟲書施諸縑帛，漆性膠黏，縑帛亦不滑易，故畫之上半截濃厚，下半截枯淡，遂成頭粗尾細之形。《後漢書·蔡邕傳》，謂靈帝時待詔鴻都門下者，多工為鳥篆之人，而陽球劾之，亦曰“或鳥篆盈簡”。見《后書·酷吏傳》。衛恆《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覬。寫淳尚書，后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280），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彷彿。”而《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略》，言淳善《倉》、《雅》、蟲篆。《衛覬傳》言覬好古文、鳥篆。明科斗書即工鳥蟲書者所為。鳥篆之形，諸家無說，竊疑其當上豐下銳，如鳥之喙。蟲書畫圓，鳥書畫方，其由漆性膠黏，縑帛亦不滑易以致畫之上半截與下半截粗細不能一律則一也。《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可見時人之於經典，頗有以漆書之者矣。

《漢志》云：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於徒隸也”。《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蓋隸書即篆書之書寫草率者，本非異體，而初出時筆勢亦相近，故秦權、漢量上字，人多誤以為篆也。其後沿用日久，復求美觀，乃又有所謂八分書者。顧藹吉《隸八分考》曰：“隸與八分，有波勢與無波勢微異，非兩體也。漢世統名曰隸，八分之名，亦後人名之耳。”又曰：“王僧虔能書人名云：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所謂銘石書，蓋八分也。《世說新語注》云：鍾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鄧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書白事也。章程書者，正書也。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正書。唐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魏、晉以降，凡工正書者，史皆稱其善隸。《王羲之傳》云：善隸為古今之冠是也。”愚案此蓋隸書之求美觀者變古，八分。而供日用者不變，故仍襲舊名耳。八分亦稱楷書，又謂之楷法。庄綬甲《釋書名》曰：“王愔《文字志》古書三十六種，有楷書而無八分；《初學記》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亦有楷書而無八分；《玉海》引《墨藪》五十六種書，有程邈隸書王次仲八分而無楷法；明八分與楷，異名同實。”案庄氏說是也。然楷書之名，后亦移於正書。蓋楷字之意，但謂謹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稱之耳。凡書體之變，皆積漸所致，鑿指一人為作者，如雲程邈立隸，見《四體書勢》。王次仲作八分等見張懷瓘《書斷》。皆非。

《說文》云：“漢興有草書。”《書勢》及《魏書》江式表同。《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式表曰：“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趙壹《非草書》曰：“夫草之興也，其於近古乎？蓋秦之末，刑峻罔密，官書繁冘，戰攻並作，軍事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張懷瓘《書斷》引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懷瓘曰：“王愔云：藁書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並是也。”案藁、草之名，蓋正原於起草，其事當自古有之，而諸家或以為秦，或以為漢者，蓋至是公家始許其行用耳，非謂人之能作草書，始於是時也。《三國志·劉廙傳》：文帝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逾，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此草書不能施於所尊之證。然當官獄多務之秋，羽檄交馳之際，許其作草徑上，固亦事所可有矣。張芝下筆則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蓋時人習以藁草相遺，故託言不暇為此。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寫所誦憶。琰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此草書行用漸廣之證。崔瑗《草書勢》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舊事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其言，固亦與趙、蔡二家無異也。

當多務之際，書體輒因應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時，則又因藝事而變，篆、隸、八分之遞嬗然，草書之變，亦無不然也。《書斷》云：“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恆、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又云：“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伯英張芝字。得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又曰：“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為章草，因伯英草而謂也。”杜操即杜度，大徐《說文注》作杜探，他書亦有作杜伯度者。庄綬甲云：“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誤，伯度蓋其字。”惟史游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隸體，即游之所為，則誤耳。草書變為張草，業成藝事，難供實用，於是行書又興。

張懷瓘《書議》曰：“行書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案真行乃正書之草率者，行草則草書之凝重者耳。《書勢》曰：“魏初有鍾、胡二家，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書斷》曰：“行書者，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曰：“鍾繇書有三體：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河東衛覬子瓘，采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曰正書之小訛，即真行；曰采張芝法，即行草也。行書至此，與草分途，然原其朔，則草之初興，正當略如後來之行書耳。《四體書勢》行書即在隸書中，可證其去隸不遠。

秦時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亦已見《先秦史》。三書後之字書，《漢志》備載其名：曰《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曰《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曰《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曰《訓纂》一篇，揚雄作。曰《別字》十三篇。《漢志》云：“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其都數當得三千三百字。又云：“《訓纂》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二書合計，五千三百四十字。許《序》云：“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訓纂》七書，時人各分為上下篇，去其復字而計之，其數如此也。班氏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十三章當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計字數，凡六千有七十二。許書字數，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三千二百四十一，在字書中最為完備矣。此等陸續增加之字，果何自來邪？觀許書中音義相同字之多，則知李斯所罷不與秦合之字，為諸家所搜采者不少。然亦有新造者。《三國志·孫休傳》永安五年（262）《注》引《吳錄》，載休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其詔云：“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又《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可見是時造新字者尚多。然以大體言之，新字實無庸增造，舊字且須洮汰。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實主聲。聲同即可通用。除慮淆混者外。故假借之用漸廣。時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謀，又或與舊有者重複；又複音之字漸多，單字更可減省；故隨造作隨洮汰。李斯所罷六國文字，亦必此等與秦文重複者。近人考證《石鼓文》為秦物，則秦文頗類籀書。《倉頡》《博學》《爰歷》三篇，《漢志》許《序》，皆雲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與《籀篇》當無大異。今之許書，恐非復此三篇之舊也。漢世籀文罕用，則六國之字仍行，而秦文轉歸廢棄。蓋由字體繁簡，文化程度高低使然。然音義皆同之字，不必並存，即音同義異，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則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國文字之學，早有萌芽，說亦已見《先秦史》。其成為一種學問，則似在兩漢之間。試觀許書所引，字說之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說等是。緯書說字，亦多此類。皆借字體以言義理，而晚出者則多合於許氏所謂“字例之條”可知。許《序》云：“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不宜薦見於宗廟。”《杜鄴傳》言鄴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從鄴學問，尤長小學。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傳》言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鄉。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三國志·劉劭傳注》引《魏略》云：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蜀志·來敏傳》云：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吳志·嚴峻傳》云：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虞翻傳注》引《翻別傳》載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曰：“《顧命》康王執瑁，古文冃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馮幾洮頮為濯以為汗衣成事此處文有奪誤。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此皆漢世之小學家，能是正文字者也。六書之說，實當出於是時，已見《先秦史》，今不贅。

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顏師古曰：“爾雅，近正也。”案《史記·樂書》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書·王莽傳》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則爾雅之辭，實多近古，故吏弗能通。雅、夏一字。音讀之殊，實惟楚、夏。古蓋以夏言為正，故《論語》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而孟子譏許行為南蠻舌之人。《滕文公上》。更由此引伸為正。漢人好古，辭以近古者為正，而爾雅之義，遂由近古變為近正矣。此與秦人之同文字適相反。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此為文字語言分離之漸。洪興祖《楚辭補註》曰：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辭。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則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於象形，本與圖畫同原，自可寓有美術之意，六書早稱為技者以此。然亦至漢世始盛。兩《漢書》中稱人善史書者，前漢實多指文字，後漢則多指書法矣。《貢禹傳》：禹訾當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王尊傳》：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大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酷吏·嚴延年傳》：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不得聞知。所謂史書，皆今所謂公文也。《張安世傳》：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后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此正王尊之類。《外戚傳》：孝成許皇后善史書，又載其疏辭頗美，此則嚴延年之類也。《西域傳》：楚主侍者馮繚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西域諸國，安知耽玩漢文字哉？《遊俠傳》：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似指書法言之。然又云：遵為河南大守，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幾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則藏去之者，亦仍貴其文辭也。《元帝紀贊》稱帝善史書，竊疑亦非指書法。帝之所以篤信弘恭、石顯者，正以其熟於文法耳。《後漢書·安帝紀》言帝年十歲，好學史書。《和熹鄧皇后紀》云：六歲能史書。《順烈梁皇后紀》云：少善女工，好史書。髫齔之年，焉知文法為何事？所謂史書，必指書法矣。《齊武王傳》言其孫北海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其明徵也。《安帝紀注》曰：“史書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此言固失之拘，當時教學童恐未必用《史籀篇》。且據《漢志》，《史籀篇》建武時已亡其六矣。然和帝及鄧梁二后、北海敬王等，必閑於小學家之書則無疑。何者？識字習書，同為小學所當務。觀草書漸行，遂有解散隸體以書《急就章》者，可知識字之書，兼資楷則。樂成靖王黨，史亦稱其善史書，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書，而又雲其喜辭賦；見《章帝八王傳》。正由習書法者皆據識字之書而然。鴻都諸生，兼擅辭賦楷則，亦正由此也。漢、魏之間，藝事彌盛。《書勢》所稱：古文有邯鄲淳、衛覬。《三國志·覬傳》云：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篆有曹喜、邯鄲淳、韋誕、蔡邕。隸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鵠、毛弘、左子邑。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張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見《後漢書·張奐傳》。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即誕。羅叔景、趙元嗣、元嗣名襲，岐從兄，叔景名暉，見《后書·趙岐傳注》引《決錄注》。張超。見《後漢書·文苑傳》。此外見於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紀》建安二十五年（220）《注》引《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大祖亞之。胡昭、《三國志·管寧傳》：胡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焉。索靖、衛瓘、《衛覬傳注》引《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敦煌索靖，並善草書。張紘、《吳志》本傳《注》引《吳書》曰：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張昭、《吳志》本傳：少好學，善隸書。皇甫規妻等。《後漢書·列女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士大夫之好書法，已成為風氣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為多。《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元年（196）《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惟此為異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析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秦始皇帝以衡石呈書。褚先生言：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史記·滑稽列傳》。此言自屬附會，然當時奏事用牘，則由此可見。《漢書·高帝紀》：十年（前197），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注》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又引《魏武奏事》曰：“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史記·匈奴列傳》：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子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後漢書·循吏傳》言：光武以手跡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曹褒撰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吳恢為南海大守，欲殺青簡寫經書。《後漢書·吳祐傳》。周磐令二子：命終之日，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並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朱博召見功曹，與筆札，使自記奸臧。對以實，乃投刀使削所記。原陟欲助所知之喪，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可見大之詔令、奏議，小至尋常疏記，及寫經典者，無不惟簡牘之資。《漢書·趙充國傳》言：張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後漢書·劉盆子傳》言：臘日，樊崇等設樂大會。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鄉。《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韓馥至廁，以書刀自殺。則時人刀筆，無不隨身者。縑帛則為用頗希。《后書·和熹鄧皇后紀》云：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是帝王之家也。《竇融傳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孫章與融書，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則貴戚之家也。《潛夫論·淫侈篇》，訾巫者刻畫好繒，以書祝辭，佞神者於財物固匪所惜。《延篤傳》言：篤從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賢行狀》，言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典以廢箋記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三國志·闞澤傳》：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皆可見紙之難得。張芝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書勢》。《后書·張奐傳注》引王愔《文字志》同。蓋亦以此也。《后書·宦者蔡倫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水經·耒水注》：肥川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順帝之世，搗故魚網為紙，用代縑素。案蔡洲，當在今湖南耒陽縣境。然《四體書勢》言：師宜官甚矜其能，每書輒削之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則漢末工書之家，其技仍施諸簡牘。《三國志·張既傳注》引《魏略》，言既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觀此及《后書·循吏傳》所記光武事，知簡牘亦未嘗不貴。紙之初興，價未必能甚賤，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廣也。

古欲傳諸久遠之文，輒鐫諸金石。至漢世猶然。《後漢書·蔡邕傳》：靈帝熹平四年（175），邕與五宮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此以傳世之經典刻石，與秦刻石徒欲自誇耀者不同。正始中復刻三體石經，《后書·儒林傳》雲“為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乃誤以正始中事系之漢。又刻《典論》。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雖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為印刷術之遠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