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百家之學

第四節百家之學

百家二字有兩義：一《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為小說一家之學。一大史公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五帝本紀贊》。《漢書》稱孝武帝罷黜百家；《本紀贊》。此該儒家以外諸家言之也。近今論者，多謂自漢武帝以後，百家之學日就式微，謂學術之盛昌，由於時君之獎厲；時君之獎厲，由於國勢之阽危；故自嬴秦統一，競爭絕而學術遂衰，此言似是而實非。《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無秦、漢人著述；《兵書略》中《兵陰陽家》及《數術略》《方技略》各四家，有無秦、漢人著述不明；餘率皆有，或頗多。抑先秦之學，所以異於後世者為專門。專門之學，弟子率皆誦述其師之言，無甚出入。試觀賈誼陳政事，多襲《大戴》之言，晁錯言兵事，或同《管子》之說《參患》。可知。然則即謂諸家中皆無秦、漢人之書，而能傳先秦之書，即是能傳先秦之學矣。況其傳授及好尚，見於《史》《漢》《三國志》者，尚章章不可誣邪？

漢初以道家之學著者為蓋公，史稱其善治黃、老言；《史記·曹相國世家》。次則陳丞相，史稱其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此皆出於漢初，其必為先秦傳授無疑。此外：《田叔傳》稱其學黃、老術於樂鉅公所，《大史公自序》言其父談習道論於黃子，皆明著授受源流。《晁錯傳》：鄧公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張釋之傳》：王生善為黃、老言。《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汲鄭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庄好黃、老之言。《外戚世家》言竇大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大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漢書》作老子書，無黃帝字，蓋傳寫奪漏。尊其術。《魏其武安列傳》言竇大后好黃、老言。《儒林傳》言竇大后好黃、老之術。又雲竇大后好老子書。《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曾孫德，少修黃、老術。《楊王孫傳》云：學黃、老之術。《王貢兩龔鮑傳》言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月閱數人，得百錢足自給，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敘傳》言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後漢書·耿弇傳》：父況，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又云：弇少好學，習父業，則弇亦當通《老子》。《任光傳》：子隗，少好黃、老。《鄭均傳》：少好黃、老書。《楊厚傳》：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樊宏傳》：族曾孫准，父瑞，好黃、老言。《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翟酺傳》：酺好《老子》。《馬融傳》：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蔡邕傅》：六世祖勛，好黃、老。《酷吏傳》：樊曄子融好黃、老。《方術傳》：折像好黃、老言。《逸民傳》：向長通《老》《易》。高恢少好《老子》。見《梁鴻傳》。矯慎少學黃、老。《三國志·虞翻傳》：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又《魏志·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言劉先尤好黃、老言。此皆正始以前，好道家言者具見於史者也。雖不皆言其傳授，然如楊厚者，門生著錄至三千人，則其多有傳授可知矣。又有史不明言其學術，然觀其言行，即可知其宗尚者。如朱穆，史不言其學《老子》，然所作《崇厚論》，申貴道德賤仁義之旨，又明引老氏之經；周舉子勰，史亦不言其學《老子》，而言其隱處竄身，慕老聃清凈，杜絕人事是也。此等若細加句考，恐尚不止此一兩人也。

陰陽家之傳，見於列傳者：《漢書·嚴安傳》載其上書引鄒子之言。又《公孫賀傳》：祖父昆邪，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五行志》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傅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又曰：“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昌，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眭弘等傳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案陰陽五行之說，原出明堂，儒家與陰陽家同祖焉。故賈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魏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說皆與陰陽家言相出入。然漢世通學之風既開，儒者多務左右採獲，安必不及於異家？然則諸儒之言陰陽者，或兼有取於陰陽家言，未可知也。《成帝紀》：陽朔二年（前23），春，寒，詔曰：“昔在唐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慾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蓋漢自中葉以後，陰陽家之說，浸以盛行矣。惜多務於虛文，能言大改革者卒少耳。魏相好奉行故事，而亦好言陰陽，其明證也。

《史記·張叔傳》云：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大子。《儒林傳》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先，《漢書》作生，蓋傳鈔者所改。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劉禮，《漢書》作劉帶。《自序》曰：晁錯明申、商。蓋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則夙受此學，故文帝於晁錯，雖未大用，頗聽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漢書·東方朔傳》云：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未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之書，《藝文志》在雜家，雜家之學，兼儒、墨，合名、法，朔安足以語此？正所謂漫羨而無所歸心者耳。《漢志》蓋特因其書無所隸屬，而入諸雜家，非謂其能通雜家之學也。不通雜家之學，而能為商鞅、韓非之語，正當於法家之書，略嘗誦習耳。《後漢書·酷吏傳》：周紆好韓非之術，陽球好申、韓之學，皆當有所受之也。

《史記·酷吏傳》云：邊通學長短，《漢書·張湯傳》作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案古以辭之多少，或其所言之大小，分簡策之短長。遊說者固須抵掌陳辭，亦須談言微中；固當熟於民生國計，亦或兼及閭里聞；短長之書，實所兼習，遂以名其學耳。《主父偃傳》：學長短縱橫之術，則兼術與其所習之書以為名也。縱橫之學，漢初最為風行。隨何、酈食其、陸賈、劉敬、蒯通、安其生、田生、曹丘生，固當有所受之。說張耳、陳余之廝養卒，說項羽之外黃舍人兒，似乎天資特高，無所承受。然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本不如治章句者之必須下帷呫嘩，亦安知其無所受之邪？一統以後，此學稍衰，然王先生、公孫玃等，亦其類。見《漢書·鄒陽傳》。武帝賜嚴助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則助亦能通縱橫之學也。

雜家之學，見於列傳者，有武安侯。《史記》云：學《槃盂》諸書，《漢書》同。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

兵法傳授，見於列傳者頗多。《史記·留侯世家》言其受一編書於下邳圯上老父，旦日，視其書，乃《大公兵法》也，其言誠涉荒怪。下文又言良數以《大公兵法》說沛公，似亦誕謾不足信。然《藝文志》言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則良必通兵法可知。謂其受諸下邳老父，誕，其學必有所受之，則可知也。《漢書·馮奉世傳》云：讀《兵法》，明習。《宣元六王傳》：朱博遺淮陽憲王書曰：“聞齊有駟先生，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才也。”《後漢書·耿弇傳》：弇弟子秉，能說《司馬兵法》。《竇融傳》：融弟子固，喜兵法。《馮緄傳》：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左雄傳注》引謝承書，言徐淑善誦《大公六韜》。《孔融傳》：曹操與融書，言融盛嘆郗慮明《司馬法》。《三國志·賈逵傳》：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口授《兵法》數萬言。《魏志·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言大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吳志·孫權傳注》引《吳錄》：言沈友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建安九年（204）。《朱治傳注》引《吳書》，言治子才學兵法。此皆當有授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言孫權謂蒙及蔣欽：宜急讀《孫子》、《六韜》，《蜀志·先主傳》引《諸葛亮集》，載其遺詔敕後主：間暇略觀《六韜》，此自與經生呫嘩有異，然專門之學，非有授受不能通，恐亦不容不迎師請益也。魏武帝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紀》建安二十五年（220）注引《魏書》。王昶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諸葛亮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皆見本傳。蓋亦因舊法而引伸之也。連弩、木牛流馬，疑原出兵技巧家。

秦、漢之世，百家之學，見於《史》、《漢》、《三國志》紀、傳者如此，合《漢志》所載之書觀之，諸學之未嘗廢絕；彌可見矣。安得謂一經漢武之表章罷黜，而百家之學，遂微不足道邪？

博士一官，為學術之所系，初亦不專於儒。秦世有名家黃公為博士，又有占夢博士，已見第二章第三節。孔甲為陳涉博士，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固屬儒家。然《史記·屈賈列傳》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而文帝召以為博士。今觀生所作《鳥賦》引禍福倚伏，《陳政事疏》引黃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又引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則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則陰陽家言；則信乎其於諸子百家之書，多所通曉也。《晁錯傳》云：大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大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曾受《尚書》與否，事殊可疑。即謂其說可信，而就錯之言行觀之，殊未見其服膺儒術，必於張先所得深，於伏生所得淺矣。至公孫臣亦被召為博士，《史記·本紀》《封禪書》《張丞相列傳》，《漢書·郊祀志》《張蒼列傳》皆同。則更與儒學無涉。《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儒林傳》：毛公、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百官公卿表》言漢初王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則列國皆有博士，河間而外，鮮或崇儒，此亦博士不專於儒之一證。劉歆移大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趙岐《孟子題辭》言：“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則經學之漸重，蓋自文帝以來。《史記·循吏傳》云：公儀休為魯博士，似是儒家。然《漢書·賈山傳》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純儒，則祛之非純史儒可知。近人錢穆云：《五經異義》云：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蓋即稷下先生。見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案《史記·田齊世家》言：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相與往見；而諸書多言博士七十餘人，蓋其制實昉自齊。錢氏言稷下諸生姓名顯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接子、宋鈃、尹文、鄒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則凡有學問者皆可為博士，乃戰國以來相承之法，至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而始一變也。《史記·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一似無不治《春秋》之學者，蓋古人於此等處，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紀實之辭，不足信也。然則自孝景以前，諸子之學，未嘗不平流而進，而何以其興盛卒不逮儒家邪？則知學術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實與社會風尚之關係深，而與國家政令之關係淺矣。說見第五章第二節。

秦、漢人之著述，多已無傳於后。就其存者而觀之，凡可分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賈誼、董仲舒、揚雄、劉向、歆、桓譚之徒是也。賈生學最博通，讀《新書》可見。董生專於儒家，規模之恢廓，不逮賈生，然亦極通貫。揚子云及劉子政、子駿父子，皆極博洽，而能為深沈之思，則子云、子駿似更勝。桓君山，宋弘稱其殫見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亦東京第一流人物也。持論能核實者次之，如王充是也。充最為近人所稱道，幾以為千古一人，此過於其實。充之論，蓋上承名法家之餘緒，凡名法家之持論，固多能核實，試三複《韓非》可知。其專重物質，則形法家之見也。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後漢書·儒林傳》言：趙曄著《詩細》，蔡邕讀而嘆息，以為勝於《論衡》。亦通人，所賞鑒必不妄。《論衡·訂妖篇》列時人之說凡八，第八說實與充同，而前七說亦多饒理致，未必短於充。知當時見解與充相類者，尚不乏人，特其說無傳於后耳。雖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後漢書·融傳》：路粹奏融曰：“與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三國志》融事附《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載大祖令曰：“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此等見解，在當日似不易得，然特激於流俗之拘墟，敢於立異而已。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養，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難解也。大抵當時之士，騖心玄遠者，多好言哲學，欲窺見宇宙萬物之本原。此觀《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劉歆、桓譚之說，已見《漢書·雄傳》，即班氏亦備致推崇。《後漢書·張衡傳》：衡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大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衡欲說《彖》《象》殘缺者不能就，而著《靈憲》等篇，其學問途轍，實與雄同也。《三國志·王肅傳》：年十八，從宋忠讀《大玄》，更為之解。《吳志·陸續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評》稱其於揚《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嚴周。又陸凱好《大玄》，論演其意以筮。又《魏志·王粲傳》：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輿經》，皆好據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學者也。

而其切於實際者則仍以儒、法二家為盛。儒家為時顯學，眾所共知。法家似較式微，實則明察之上，才智之臣，無不陰用之者。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見第六章第一節。胡廣言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亦即宣帝之說。足見一朝治法，為閑於掌故者所共知。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用霸政”，亦此意也。《史記·六國表》曰：“傳曰法后王，何也？為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張釋之補謁者，朝畢，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此即法后王之說。張敞謂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詳見第-節。亦此意也。桑弘羊實非聚斂之臣，深通名法之學，已見第十八章第五節。桓寬不袒法學，而亦稱弘羊博學通達，足見其學自不可誣。見《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考功課吏之法，蓋出於焦延壽，而京房傳之，至劉劭等猶承其緒，亦已見第六章第一節、第十八章第四節。王符、仲長統、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讀之，猶虎虎有生氣。魏武帝與孔融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此非徒相脅迫之言。《三國志·魏志》載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立功興國者也。”此實法家之精義。陳壽稱其攬申、商之法術，信不誣矣。諸葛亮尤以任法稱。張裔稱其“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而陳壽稱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國，固有其由。不特此也，《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志。則凡嘗歷艱難之主，無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時者矣，亦時勢使然也。專制之世，官吏之與人民，利害實正相反。君主則調停於其間，使其不畸重輕，以至決裂。其要在於嚴以察吏，寬以馭民。法家之學，兼苞法、術二端。法以驅策其民，術以督責其吏。秦始皇帝既並天下，法家之學，宜退舍矣，而執持不變，卒以召亡。自漢初至於文、景清凈不擾之治，及夫元帝以後務存寬恤之政，皆所謂寬以馭民；而如漢宣帝、後漢世祖、顯宗、魏武帝、諸葛武侯之所為，則所謂嚴以察吏者也。諸學稍微，而儒法見任，固事勢使然，不容以淺見訾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