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兵制

第六節兵制

秦、漢之世，為中國兵制之一大變。古代兵農合一之說雖誣，然至戰國，業已成為舉國皆兵之局，已見《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五節。一統之後，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彌遠。夫地大人眾，則不必舉國皆兵，而後足以禦侮；征戍遠則民勞，不得不加以體恤；於是罪人、奴隸與異族之降者雜用。蓋自秦已啟其端，至漢武之世而大盛。更經新室之亂，光武崛起，急欲與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廢。國之強弱，誠不盡系乎兵；兵之強弱，亦不盡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猶存，終必略加以訓練，不致盜賊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則典午以降，異族之憑陵，武夫之跋扈，其原雖不一端，要不得謂與民兵之廢無關係也。

《漢書·刑法志》述漢兵制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雲。”案《漢書·高帝紀》：十一年（前196），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大子衛，軍霸上。《注》引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大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惠帝紀》：七年（前188），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並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晁錯傳》：“材官騶發。”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高帝紀》：二年（前205），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裏。”據此諸說，材官、車騎是一。習射御為車，習騎馳為騎。有車騎之地，並徵發其車騎稱車騎；無車騎之地，徒徵發其人，則稱材官耳。有車騎與否，蓋視乎其地。大體北多而南少。故桓將軍說吳王，言吳多步兵，漢多車騎也。秦、漢之世，車戰雖未盡廢，要不若用騎之多，故諸書多言騎士。《漢書·馮唐傳》：“唐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則車與騎又有別。水戰之士，亦稱輯濯士，見《劉屈氂傳》。亦曰棹卒，見《後漢書·岑彭傳》。南軍屬衛尉，北軍屬中尉，已見第三節。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而《漢儀注》言民一歲為衛士；則南北軍皆調自民間。《續書·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其人蓋以時更代，故論者以擬唐府兵之番上，而以七校擬唐之長從也。《國語·齊語》述管子作內政寄軍令曰：“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云云。則所謂疇官者，即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軍帥；各從父疇，猶言仍隸其父之伍耳。罷癃當免役，故王莽訾漢常有更賦，疲癃咸出也。《食貨志》載莽王田令。

《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前77），帝加元服，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后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吳王濞傳》：“卒踐更。輒與平賈。”《注》引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案如說與服說異，晉說同。如淳據律，似不當有誤，故師古以晉說為是也。卒更蓋調民為衛，律所謂繇戍者則守邊。此惟極小之國，人數不多，不能借代，而邊地距所居不遠者，乃能行之，稍大，則無不行踐更、過更者矣。故吳王於卒踐更輒與平賈，而不聞其有惠於卒更；晁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蓋寬饒之子自戍北邊，則當時以為異聞矣。《漢書·酷吏傳》：人有變告王溫舒受員騎錢；《遊俠傳》：郭解陰請尉史，脫人於踐更時；則徵調不能無弊。鮑宣言民有七亡，縣官重責更賦租稅其一；《后書》安帝永初四年（110），順帝永建五年（130），皆有免過更之詔；則過更亦由官責其錢矣。秦爵二十級，四曰不更。師古曰：“言不與更卒之事。”蓋民之苦兵役久矣。《後漢書·陳寵傳注》引謝承書，言施延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則亭卒初亦行卒更法，而後變如踐更。

《漢書·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霍光傳》：“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蓋都本大義，因大試稱都試，后遂稱試為都耳。觀都之名及《光祿摯令》，則知其初所試極為普遍，而脫漏之法亦嚴。然《韓延壽傳》，述延壽在東郡試騎士，盛為威儀，以奢僭見劾；《後漢書·耿弇傳》，言弇常見郡試騎士，由是好將帥之事；即可見其徒飾耳目之觀。《刑法志》言：“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武帝紀》：元封三年（前108）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后改名平樂觀。”元封六年（前105）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案師古說非也。角抵之技，蓋起於兩人角力，后乃益以射御等事耳。此本與治兵振旅無關，宜其徒為戲樂也。角抵如此，都試如彼，則講武久已徒有其名。《漢書·鄒陽傳》：公孫玃言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白徒之眾，而與天子爭衡。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可見民之未經訓練者已多。然告朔餼羊猶在。故燕刺王欲反，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光武與李通，初亦欲因都試起事也。光武建武六年（30），罷郡國都尉官，及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還復民伍。《續書·百官志》雲“自是無復都試之役”，而講武之意蕩然矣。《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二十一年（216）《注》引《魏書》：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以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秦制。”奏可。乘之之制，見於《續漢書·禮儀志》，此亦徒飾耳目，三國相承，未能變也。是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文帝延康元年六月，治兵於南郊，西征。則征伐皆先治兵，不限於立秋之日也。

於役者最苦其遠，已見第五節。兵亦役之一，讀《鹽鐵論·備胡》、《執務》、《繇役》諸篇可知。為免人民之困，於是乎有謫發。謫發緣起，已見第二章第二節。《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前97），發天下七科謫以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晁錯所言秦法也。較晁錯所言，多一亡命，蓋錯言之不具，貳師再伐大宛，亦發天下七科謫，《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謂之有罪，蓋特以免擾累。錯又言秦有閭左之戍，《伍被傳》亦有其文，案陳勝即其事。勝之令其徒屬曰：“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見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漢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間。《高帝紀》：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十年（前197），陳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前196），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然仍徵兵於諸侯。其赦死罪，蓋亦如楚令適卒分守成皋，見《酈生傳》。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為皇大子衛，已見前。高后五年（183），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恆發郡國兵。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救東甌，尚遣嚴助持節發會稽兵。及元朔六年（前123），大將軍再出塞，詔言“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蓋用謫發始多。其後元鼎五年（前112）平南越，元封二年（前109）定朝鮮，六年（前105）擊昆明，大初元年（前104）征大宛，四年（前101）伐匈奴，天漢元年（前100）屯五原，無不以謫發者。昭帝元鳳元年（前80），擊武都氏，四年（前77）屯遼東，宣帝神爵元年（前61）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豕勇。見《漢書·食貨志》及本傳。

皆因用兵多且數，不欲煩擾農民故也。漢自武、宣以後，不甚勞民之事，轉有發卒為之者。如甘露三年（前51）單于入朝，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后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之出雞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戰者，往往致敗。如王莽發巴、蜀、犍為吏士擊益州，巴、蜀騷動；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巴、蜀、犍為吏以擊之，騷擾彌甚；即其一證。《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以羌叛，欲令隴西、安定等八部贖，令罪人出財以誅之，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此謫發代徵調而興之理也。就一時言之，自亦未嘗無益，然久之則民不習於兵矣。用奴隸者：章邯以人奴產子距楚，已見第三章第一節。漢誣淮陰侯欲詐赦諸官徒奴。貢禹欲免諸官奴婢，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為豬突豕勇。後漢時有所謂家兵者，見《後漢書·朱俊傳》、《袁紹傳》、《三國志·曹洪傳》、《呂虔傳》。《后書注》曰“家兵，僮僕之屬”也。用異族者：趙破奴用屬國騎擊姑師。李廣利擊大宛，亦發屬國六千騎。皆見《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李廣利傳》同。范明友擊益州用羌。見《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前77）詔。宣帝時擊羌用婼羌、月氏。見《趙充國傳》。元帝時平羌用呼速累嗕種。見《馮奉世傳》。而烏桓處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後漢南匈奴既降，列置諸王，為郡縣偵羅耳目，其規模尤廣。偏隅用兵，後漢亦多用異族者：如建武十九年（43），劉尚發廣漢、犍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擊益州；建初元年（76），肅宗募發越巂永昌夷、漢討哀牢皆見《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是也。戍邊亦多用繫囚，赦其罪，令與妻子俱往佔着。明帝永平八年（65）、十六年（73）、十七年（74），章帝建初七年（82）、元和元年（84）、章和元年（87），和帝永元元年（89），安帝延光三年（124），順帝永建元年（126）、五年（130），沖帝建康元年（144），桓帝建和元年（147）、和平元年（150）、永興元年（153），皆有是詔。其調發郡國兵者：建武二十三年（47），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討南蠻，馬援髮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討交阯；永元十三年（101），巫蠻許聖反，明年，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討之：皆見《後漢書·南蠻傳》。元初五年（118），代郡鮮卑入塞，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鮮卑傳》。乃罕有之事矣。

郡國都尉之罷，一時似無甚關係，然未久而其弊即見。應劭言：“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驅以即敵，每戰常負。爾乃遠征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財貨糞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鄭泰策關東義兵曰“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三國志·鄭渾傳注》引張璠《漢紀》。《後漢書·泰傳》本之。王朗奏言“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或商賈惰游，或農野樸鈍；既不簡練，又希更寇，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裏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三國志》本傳《注》引《魏名臣奏議》。司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搜狩習戰之備。今雖五等不可復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三國志》本傳。凡此所云，並足見民兵之廢，其詒患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廢，募兵之法旋起。《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前86），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案《後漢書·任光傳》：光武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光勸雲“可募發奔命，出攻旁縣，若不降者，恣聽略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此明是臨時選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過發奔命兵；《本紀》。武陵蠻圍劉尚，詔宋均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傳》。蓋亦此類。竊疑奔命本指發及羸老，后乃變為選取精勇也。《漢書·王莽傳》：莽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議滿三十萬眾，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勇士，蓋即李陵所將勇敢五千人之類，此亦當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傳》，言時有欲從軍輒詣京師；而衛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負從馬至十四萬匹，則其時之人頗樂從軍。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馬援擊五溪蠻夷，以十二郡募士，則募兵之用漸廣矣。喪亂之世，民無所歸，或自托於營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紀注》引《魏武故事》。詳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孫策入曲阿，令告諸縣：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三國志》本傳《注》引《江表傳》。呂乂遷巴西大守。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皆募兵易得之證。然《魏志·杜畿傳》言：衛固欲大發兵，畿說其徐以貲募，遂延至數十日乃定，則調發之成規尚存。田況之守翼平也，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赤眉聞之，不敢入界。《漢書·王莽傳》。羊續之守廉江也，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並勢力戰，大破黃巾。則未經訓練之眾，苟臨時有以部勒之，亦未嘗遂不可用。孫策絕袁術書，論當時山東義兵曰：“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鬥矣。”本傳《注》引《吳錄》。可見風氣轉變非難。韓信之背水為陳，自言驅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驅四市人以為用，見《漢書·劉屈氂傳》。此信言之明驗。故先漢之七科謫，賈人居其四焉。此承戰國之餘俗，人人習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實賴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之財；而孫堅從朱俊討黃巾，亦募諸商旅以為用；可見右武之遺風，東京末猶未盡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亂禦侮也。然是時之取兵，則有如袁譚，名為召募，實則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孫休，使勅交阯大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者。呂興之亂，由此激成，見《魏志·陳留王紀》咸熙元年（264）詔。案吳發調之弊亦極甚。陸遜陳便宜極言之，見《孫權傳》黃武五年（226）。曷怪民之視充兵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廢墜哉？

外強中弱，自前漢時已肇其機。光武之定河北也，實以上谷、漁陽突騎。《後漢書·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漢縣，今河北巨鹿縣北。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可見是時突騎之強。然《吳漢傳》：廣樂之戰，廣樂，城名，在今河南虞城縣西。漢以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則突騎中實頗雜異族。竇融欲據河西，而曰：“張掖屬國，精兵萬騎。”則西北情形，亦與東北相類。後漢大舉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73）、永元元年（89）之伐北匈奴，南單于而外，又有羌、胡、烏桓、鮮卑。延平元年（106）西域之叛，梁慬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126）遼東鮮卑寇邊，耿曄以烏桓率眾王擊之。任延守武威，選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內亂者，如陳球被圍，度尚以幽、冀、黎陽烏桓騎救之是也。腹里空虛，邊垂強悍，遂成偏重之勢。虞詡言：涼州“習兵壯勇，實過余州。”傅燮言：“邊兵多勇，其鋒難當。”鄭泰言：“關西諸郡，數與胡戰，婦女猶載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強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谷、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詩曰：“卓眾來東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戮無孑遺，屍骸相掌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吟，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危禍？”讀此，乃知當時董卓、李傕、郭汜等殘暴無人理之由。邊章、韓遂為寇，鄒靖欲開募鮮卑，應劭駁之曰：“鮮卑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數犯障塞，且無寧歲。惟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大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為中國之民，猶必主軍強於客軍，乃能藉以為用，況其為異族乎？此五胡之亂之一大原因也。

晁錯比較漢與匈奴兵力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二者相較，匈奴之眾，並不視中國為強。然梁商移書馬續，言“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則中國徒能自守，而野戰不如異族矣。此忘戰之禍也。趙充國策屯田曰：“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便兵弩，飭斗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又曰：“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漢書·匈奴傳》。蓋其守御之精嚴如此。《匈奴傳》述昭帝時事雲“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蓋有由也。有障塞而不乘，候望偵伺，責之異族，而地利轉為他人用矣。

漢世兵器，猶多出於官。主製造者為考工，成則藏諸武庫。《續漢書·百官志》：考工令一人。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案《前書·百官公卿表》：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及三丞。後漢改中尉為執金吾。有武庫令一人，兵器丞一人。又漢世郡國，多有武庫。《成帝紀》：建始元年（前32），立故上郡庫令良為王。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又田千秋為洛陽武庫令，見《魏相傳》。少府屬官若盧，亦主弩射。見《百官公卿表》。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雒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吉傳》：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漢世作亂者多盜庫兵。事見《成帝紀》陽朔三年（前22）、鴻嘉三年（前18）、永始三年（前14），《平帝紀》元始三年（3）。《後漢書·梁統傳》：統言“隴西、北地、西河之賊，度州越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戾大子之叛，亦出武庫兵。燕刺王言武帝時受詔領庫兵。《後漢書·羌傳》述永初叛羌情形曰：“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矛，或負版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說本《潛夫論》。則當時民間，兵器本少，賈生謂秦未起事者，“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非盡形容之語，故秦皇欲銷天下之兵；公孫弘欲禁民挾弓弩；見《漢書·吾丘壽王傳》。王莽禁民挾弩鎧；《王莽傳》始建國二年（10）。徐邈為涼州刺史，亦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也。《日知錄》言：“古者以銅為兵。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以鐵足之。漸染遷流，遂成風俗。鐵工比肩，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案賈誼說漢文收銅勿令布，而雲以作兵器，則漢世之兵，猶以銅為貴。淮南厲王袖金椎擊辟陽侯，其椎未必鐵制也。賈山言秦為馳道，隱以金椎，役夫未必有銅椎，蓋以習用之語言之，可見椎初亦以銅為之也。張良為鐵錐以擊秦皇，或轉為特異之事。銅為在官之物。鐵則用作農器，民間本多。以之作兵，兵遂散佈於民間矣。故呂母散家財買兵弩，見《漢書·王莽傳》。《後漢書·劉盆子傳》雲“買刀劍”。光武起兵時，亦得市兵弩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漢書·及黯傳注》引應劭說。然漢亡卒已教西域鑄鐵器及他兵器；見《漢書·西域傳》。鮮卑得賞賜，輒欲買鐵；見上引應劭說。蔡邕議伐鮮卑，謂“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則禁令亦成具文。文明之傳布，固未易遏阻也。

公孫弘之議禁民挾弓弩也，曰：“十賊礦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則當時戰鬥，以弓弩為利器。是故引強、蹶張，視為長技；《史記·絳侯世家》言勃為材官引強。《漢書·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帥。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袁盎傳》：盎說嘉曰：“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良弩有遠射至千餘步者；見《後漢書·陳球傳》。而三國時諸葛亮及馬鈞，皆欲損益連弩之法焉。見第十六章第二節。短兵接則殺傷多，《漢書·劉屈氂傳》：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故能用短兵者，眾則譽為勇敢。《漢書·地理志》言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李陵誇其眾為奇材劍客；王允以劍客遇呂布，而魏武以許褚所將劍客為虎士也。《三國志·褚傳》：褚以眾歸大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又云：“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大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案謂之客者，蓋謂不自食而寄食於人。《史記·遊俠列傳》曰：“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當時之為遊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眾利侯伊即軒，以從票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

攻擊仍多用石，《三國志·袁紹傳》：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大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動而鼓，說曰：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倉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晁錯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傳》：陵軍入陋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即如淳所謂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苔。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渠苔蘇說是也”。皆當時攻守之具也。

《陳涉世家》言：涉起蘄，行收兵，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又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似秦、漢間車尚與騎並重者。然時灌嬰、傅寬、靳歙等皆以騎將立功，未聞有以車將著者也。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韓延壽都試騎士，會騎士兵車四面營陳。李陵軍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單于遮道急攻陵。陵乃棄車去，士徒斬車輻而持之。史言驃騎將軍車重與大將軍等。《漢書·趙充國傳》言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厄狹。充國徐行驅之，鹵馬牛羊十餘萬頭，車四千餘兩。段熲策羌曰：“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則當時用兵，無論中國外夷皆有車，特皆以為營陳，供運載，而不以事馳突耳。車與騎之用有別，故車將與騎將皆異其人。灌嬰、傅寬、靳歙等傳言車司馬、候騎將、騎千人將、騎長、樓煩將；《張敞傳》：以正違忤大將軍，使主兵車皆是。其車騎連言，如灌嬰、靳歙之稱車騎將軍者，實則所主皆騎耳。《後漢書·南匈奴傳》言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馳突，而非以之逐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