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史時地略說上

（二）古史時地略說上

古史者，史之闕誤最甚者也，得史前史以相證補，為益可謂弘多。然史前史之年代，遠較古史為長；其地域，亦遠較古史為廣；不審所欲補證者，略在何時何地，而貿然引古迹以相明，則謬矣。如今人或以周口店之遺迹與伏羲氏事相傅會是也。然則欲治古史，不可不先審其所述者略為何時何地之事明矣。然一言及此，人必以為甚難，以古史所述，二者皆極茫昧也。

試論其時。最使人遑惑者，為其所說年代之長。《廣雅·釋天》曰：“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曰：“《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豈不使人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今案將古史年代說至極長者，其說皆出緯候；而其所藉資者，則為曆法。《續漢書·律曆志》載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議曆法：謂《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三統曆以十九年為章，四章七十六年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為紀，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與六百十三相因之數。《路史·餘論》引《命歷序》，謂自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漢書·王莽傳》：莽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者，三萬六千與九十一相因之數也。蓋是時之人，以一切演進之跡，皆為兩間自然之運，而古書述諸演進之跡者，悉傅諸帝王一人之身，緯說好為侈大，乃藉資曆法，假設一天地辟設之年。而以古書中諸帝王分隸其後，則其歷時不得不極長。如《禮記》大題《正義》引《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譙周《古史考》：“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曲禮正義》引譙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祭法正義》又引《命歷序》云：炎帝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二千作一千，惠棟校宋本同。”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則是物也。知其所由來，則知此說原屬假設，本不能據為典要，亦無人據為典要，可以置諸不論也。此說雖荒唐，亦有一用處，樹立古史紀年之法是也。史有確實之紀年甚遲，而治古史者所欲求則甚遠，不必史前史，即昔人之所著，其去確實之紀年亦遠矣。以確實之紀年為元，自此以前，不得不逆計，究極不便。假設一較遠之年為元，則此弊免矣。

古史所言古人年壽，亦不足據。《大戴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榮伊之言，固不近情；孔子之言，亦豈中理？今案古人述人事迹，大抵先定其壽為百年，乃以其事分隸之。《史記·五帝本紀》言：“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古四十而仕，過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堯歷一世，中苞居喪二年，則踐帝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計，在位三十九年，適百歲也。然如此，則堯只得九十八，故又有為之彌縫者。《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雲“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注》雲或雲七十二年”是也。此舉其立說最密者，余類此者尚多。《書·無逸》言殷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殘碑作百年。《呂刑》言穆王享國百年，《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言百年者皆舊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亦以文王之年為百歲也。此蓋古人好舉成數之習？《漢書·律曆志》譏張壽王言舜、禹年歲不合人年，此亦不免焉。然較諸緯說之弘大不經，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計矣。

史事不能臆說，亦不能憑記憶以約略言之，故前二說皆不足用。求可信者，必資記載。記載為史官之職。古代史籍傳諸後世，可為考校年代之資者，“譜諜獨記世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語。為用最微。記言之史，或具一事之年月，而前後不能貫串。惟記事之史，多用編年之體，有歷時甚久者，傳之於後。古史之年代，固可大詳，即或不然，亦可以諸國之史，互相校補，其為用誠甚大也。《漢書·律曆志》曰：“《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為紀。”即以各國之史互相校補也。《史記·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此周室二字，當苞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周室能遍藏各國之史也。秦人焚書，於凡《詩》《書》，關係實淺。自漢以降，更無祖龍，而諸史《藝文》《經籍志》所載之書，皆佚多存少，果何往哉？惟史記在秦時為官書，使無祖龍之焚，漢代所存，決不止此。考證之方，愈后愈密，史籍之存者多，古史年代之詳明，亦必不止如今日矣，誠可惜也。《史記·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此所據者為譜諜。又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此所據者，為編年之史。又曰：“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此所據者，則記事之史也。《史記》紀年起於共和，早於《春秋》所託始者百十有九年。《韓非子·說難》曰：“《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君而取國者眾矣。”《記》謂史記，雲周宣王以來，蓋所見者止此。宣王元年，後於共和者十有四年。足見諸家所考得之年代，大略相近，然非此之外遂無可考也。《三代世表》又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此即《十二諸侯年表》所謂“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者。譜諜即《世表》所著。數家隆於神運，《表》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是其一事。歷人取其年月，若張壽王者即其一人。其所言者固未必可信，然合多種記載，以天象人事互相校勘而求其年，其法固不可謂誤。不能因用之者之不善，並其法而抹殺之。安得謂夫子所弗論次者，遂終於不可論次哉？劉歆所作《世經》，蓋用此法之較善者，觀其所言與古人所傳之都數略相符合可知。《孟子·公孫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盡心》下篇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韓非子·顯學》篇曰：“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樂毅報燕惠王書稱昭王之功曰：“收八百歲之畜積。”其說皆略相符合。古人言數，固不審諦，然於其大致，則眾相傳，必不致大謬也。然則其所推得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合二千有四十六年者，與實際相去，必不能甚遠也。《續漢書·律曆志》：安帝時，尚書令忠，訾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繆數百。此不必非歆之誤，然論無紀年之古史，而所差不過數百，已不為大誤矣。

然即譜諜亦非絕不足用。何者？人壽長短，自有定限，苟能知其世次之相承，自可推見其年歲之大略，此《世表》所由作也。古代列國譜諜已多無存，故《世表》所次，僅在共主。以後世之事況之，自夏以後，猶元自仁宗以後也；五帝之世，則自成吉思汗至武宗之比也；自此以前諸帝王，則如哈不勒、忽都剌之偶一出現矣。但知哈不勒、忽都剌，誠無從推測其年代；自成吉思汗至武宗，則雖紀年之史料盡亡，仍可據人壽之定限，以為推測之資也。億定人壽為百年，誠不可信。然所假定為百年者，其壽及其執政之時，均不能甚短，則理無可疑。然則黃帝、高陽、髙辛三世，假定其在位之年各為古人所謂一世，似不嫌多，然則三帝合為九十年，以與二千又四十八年相加，凡得二千一百三十八。自此以上，帝王之名，多出讖緯既興之後，有無殊不可知。即謂可信其有，亦或同時並立，而非前後相承，古各地方演進之深淺不同，故其人之見解新舊亦互異。如許行見解即甚陳舊。蓋其所為之神農之言，流行於僻陋之區也。使非見於孟子書，著於孟子與其弟子辯論之語，人將疑其不出戰國時矣。然則儒家所言三代之法，夏不必不出於杞，商不必不出於宋，周不必不出於魯，亦或同時並立，非必前後相承也。誠以闕疑為是。然其事迹符合於社會演進之序者，其人亦決非子虛。儒家以遂人、伏羲、神農為三皇，而韓非子以有巢氏與遂人氏並舉，《五蠹》。《莊子·盜跖篇》以知生之民與有巢氏之民並舉，“知生”亦即遂人氏也。於行事當有所見，則亦哈不勒、忽都剌之比矣。其人不必同部，然究非如五帝之身相接，則更延長其所佔之年，謂其各歷百年，亦不為過，則合二千一百三十八年，當得二千五百三十八年矣。自周之亡至於今，又歷二千二百有餘歲。然則謂中國古史，始於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間，雖不中，當不遠也。

論地域亦有大略可言。東西洋之文明，緣起與傳播皆異。西洋開化，起於歐、亞、非三洲之交，幅員較廣，地形亦較錯雜，故其文化亦多端。希臘、希伯來之異轍，即其顯而易見者也。東洋則中國，蓋其緣起於江河下流，幅員較小，地形亦較畫一。故論中國文明肇基何地乎，溯諸邃古殊難質言，若求諸四五千年之前，則初不難斷。人事可以亟更，法俗不能驟變。古代風俗：食以魚與植物為主；衣以麻、絲，裁製寬博；居則以上棟下宇，革陶復陶穴之風；錢幣以貝為主；宗教敬畏龍蛇；皆足證其起於巨川下流與海交會之地，此固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古帝王都邑之可考者，始於黃帝邑於涿鹿之阿。以史稱其與炎帝戰於阪泉，又與蚩尤戰於涿鹿，有戰事相證，非如泛言丘邑、陵墓者，可以信口開河也。涿鹿、阪泉，實即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予別有考。論其地，則服虔謂在涿郡，張晏、皇甫謐謂在上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皆以漢世郡縣名相附會，不足據。紂都朝歌，其遊樂之地在於沙丘，蓋即武王克殷后狩禽之所。見《周書·世俘》。爾時尚為獸蹄鳥跡所萃，安得黃帝時乃為名都？《太平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世本》古書，較可信據，則涿鹿實在今銅山附近也。《史記·五帝本紀》言：“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古南方之水皆稱江。《殷本紀》載《湯誥》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可見古所謂四瀆者，特就所居附近之水言之，如宋代之有四河耳。若水，《水經》謂出旄牛徼外，至朱提為瀘江，乃以蜀山之蜀為後世巴蜀之蜀，致有此誤。《呂覽·古樂》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山海經·海內經》曰：“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辭·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說文·部》：“，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木也。”王蕁友曰：“《石鼓文》有字，蓋本作。……若字蓋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字之象根形。是以《說文》之木，他書作若木。蓋漢人猶多作。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集韻》《類篇》：桑古作。《說文》收若字於部，從右聲，亦似誤。”此說甚精，若水實當作桑水。《東山經》曰：“《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又曰：“《東山經》之首曰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空桑即窮桑，其地當近東海也。《周書·史記》曰：“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併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獨從蜀聲，蜀山即獨鹿之山，亦即涿鹿之山也。《御覽·州郡部》又引《帝王世紀》，謂堯之都后遷涿鹿，《世本》謂在彭城，而孟子以舜為東夷之人，則五帝實迄未易地也。然漢族之肇基，尚不在是。《爾雅·釋言》曰：“齊，中也。”《釋地》曰：自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可見華族古代自稱其地曰齊州。濟水蓋亦以此得名。《漢書·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岳各如其方。”不居河洛之間，嵩高自非中嶽。《釋地》又曰：“中有岱嶽。”其初蓋以泰岱為中，故封禪告成功者必於是也。古稱異族曰夷、蠻、戎、狄，特以方位言之，若論民族，則東與南，西與北其實是一。故《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此被發之被，為髲之借字。下西戎被發之被，為辮或作編之借字。“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同不火食。“西方曰戎，被發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同不粒食。法俗不能驟變，前已言之。古於髮飾甚嚴。北人辮髮，南人斷髮，中原束髮，恰成三派。南方之民，古稱曰越，即後世之馬來人。蓋在江淮之域，居漢族之南。河濟之間，直北為海，向西北則地較荒寒，故其開拓南向，至彭城附近，而與越人遇。三苗實居前行。俘其文身之人，則以為奴隸。其後本族之有罪者，以為奴，儕諸異族，即以異族之飾加之，黥刑於是乎興。抑古之刑施諸本族者，本不虧體。至於虧體者，非降敵即間諜。其人既以異族自居，則亦以遇異族之道遇之，此五刑之所由作。中國奴隸社會究起迄於何時，今日尚無定論。三苗其奴隸社會歟？古書傳其事迹多侈而虐，其以是歟？然三苗在當日，實未因俘翦越人而獲利，而轉以其侈而虐，為姬姓所敗焉。然姬姓亦未能據姜姓之地，終乃並其故居之地而棄之。何哉？古書所言禹治水之事，若《禹貢》等，什九皆出傅會，此在今日，事極易見。禹自道之辭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書·皋陶謨》，今本《益稷》。海為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之海，川為自然水道，畎、澮則人力所成也。孔子之稱禹曰：“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真實史跡之可考者，如此而已。然自禹以降，遂不聞更有水災，而使后之人興微禹其魚之嘆者，何哉？自黃帝至舜，皆居彭城，而《周書·度邑》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周本紀》：伯陽父謂“伊洛竭而夏亡”，《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襄公四年。而《楚辭·天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皆以夏在河洛之域，何哉？累世沉災，實非一時所克澹。自禹以降，蓋稍西遷以避之。舊居之地，水災深，水利亦饒，水利饒則耕作不待加功，而流於怠惰；水災深，人力又無所施。而新遷之地，則適與相反，故其孟晉，反出舊居之上。西遷以後，故居之地，雖有水患，載籍無傳，歷久亦遂忘之，此後之人所以有微禹其魚之嘆也。晉之先為唐國，周公滅之，以封叔虞。《史記·吳世家》曰：“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此中虞、吳，當本同字，故以中國、夷蠻別之。北方之虞，初蓋舜后所居也。《國語·晉語》曰：“昔少典娶於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水經·渭水注》：“岐水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阪泉、涿鹿，皆在東方，炎帝所長之姜水，決不能在岐下，蓋其西遷后嘗居於是耳。然則遷三苗於三危，亦非必盡出迫逐，蓋亦因其自遷。後世申、呂、齊、許之祖，皆在西方，亦由是也。《易·繫辭傳》言神農氏“日中為市”，而《呂覽·勿躬》雲“祝融作市”，蓋即一事，傳者異辭。祝融蓋即遂人氏之族，其大者如大彭、偪陽、鄒、莒皆在東方，而西遷之羋姓尤大。羋姓初與鬼方為昏，鬼方蓋即紂時之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之九國，《詩》“我征自西，至於艽野”之艽野。宋於庭說，見《過庭錄》。然則古代自東徂西之族多矣。要之自黃河下流，上溯至涇渭之間，南薄江、漢、淮水，則中國古史所及之區域。其遠於此者，縱有傳聞，必不審諦。睹《紅崖刻石》而以為殷高宗伐鬼方紀功之辭，則不必審其文字之為真為偽，舉其地而已知其非古人遠跡所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