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研究先秦諸子之法

第五章

研究先秦諸子之法

先秦諸子之學，近數十年來，研究者大盛。蓋以民氣發舒，統於一尊之見漸破，而瀛海大通，遠西學術輸入，諸子之書，又多足互相印證也。諸子之書，皆去今久遠，非經校勘註釋不能明。昔時留意於此者少。清代考證學盛，始焉借子以證經，繼乃離經而治子。校勘訓釋，日益明備。自得西學相印證，義理之煥然復明者尤多。如《墨子》之《經》《經說》《大取》《小取》諸篇，昔幾無人能讀，今則可解者十七八，即由得歐西論理之學，以相參證也。治此學於今日，蓋遠非昔時之比矣。然今治諸子之學者，亦有所蔽，不可不知。予昔有《論讀子之法》一篇，今特節錄其文如下。

原文曰：讀古書固宜嚴別真偽，諸子尤甚。然近人辨諸子真偽之術，吾實有不甚敢信者。近人所持之術，大要有二：（一）據書中事實立論，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斷為偽。如胡適之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嬙、西施；《立政》篇辟寢兵兼愛之言，為難墨家之論是也。（二）則就文字立論。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將軍、上將軍之名，謂為戰國人語；又或以文字體制之古近，而辨其書之真偽是也。予謂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專恃。何則？子為一家之學，與集為一人之書者不同。故讀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時人語，忽為戰國人之言，而疑其書之出於偽造；猶之讀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論，而疑其文非出於一人。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於后之人。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不過見講此類學術之書，共有若干，即合而編之，而取此種學派中最有名之人，題之曰某子云耳。然則某子之標題，本不過表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即其人所著。與集部書之標題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書中記及其人身後之事，及其文詞之古近錯出，固不足怪。至於諸子書所記事實，多有訛誤，此似誠有可疑。然古人學術，多由口耳相傳，無有書籍，本易訛誤；而其傳之也，又重其義而輕其事。如胡適之所摘莊子見魯哀公，自為必無之事。然古人傳此，則但取其足以明義；往見者果為莊子與否，所見者果為魯哀公與否，皆在所不問。豈惟不問，蓋有因往見及所見之人，不如莊子及魯哀公之著名，而易為莊子與魯哀公者矣。

然此尚實有其事。至如孔子見盜跖等，則可斷定並其事而無之，不過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議論，乃托之孔子、盜跖耳。此則所謂寓言也。此等處，若據之以談史實，自易謬誤。然在當時，固人人知為寓言。故諸子書中所記事實，乖謬者十有七八，而後人於其書，仍皆信而傳之。胡適之概斷為當時之人，為求利而偽造，又譏購求者之不能別白，亦未必然也。說事如此，行文亦然。今所傳五千言，設使果出老子，則其書中偏將軍、上將軍，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傳者乃以戰國時之名易之，此如今譯書者，於書中外國名物，易之以中國名物耳，雖不免失真，固與偽造有別也。又古人之傳一書，有但傳其意者，有兼傳其詞者。兼傳其詞者，則其學本有口訣可誦；師以是傳之徒，徒又以是傳之其徒，如今瞽人業算命者，以命理之書，口授其徒然。此等可傳之千百年，詞句仍無大變。但傳其意者，則如今教師之講授，聽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其傳之其徒，則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傳后，其說雖古，其詞則新矣。故文字氣體之古近，亦不能以別其書之古近也，而況於判其真偽乎？明於此，則知諸子之年代事迹，雖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鑿求。若更據諸子中之記事，以談古史，則尤易致誤矣。諸子中之記事，十之七八為寓言；即或實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據；彼其意，固亦當作寓言用也。據此以考事實，苟非十分謹慎，必將治絲益棼。今人考諸子年代事迹者，多即以諸子所記之事為據。既據此假定諸子年代事迹，乃更持以判別諸子書之信否焉，其可信乎？一言蔽之，總由不知子與集之異，太重視用作標題之人而已。

以上皆《論讀子之法》原文。此外尚有一事宜知者，曰：“先秦之學純，而後世之學駁。凡先秦之學，皆後世所謂專門；此謂專守一家之說，與今所謂專治一科之學者異義。而後世所謂通學，則先秦無之也。”此何以故？曰：凡學皆各有所明，故亦各有其用。因人之性質而有所偏主，固勢不能無。即入主出奴，亦事所恆有。然此必深奧難明之理，介於兩可之間者為然。若他家之學，明明適用於某時某地，證據確鑿者，則即門戶之見極深之士，亦不能作一筆抹殺之談。此群言淆亂，所以雖事不能免，而是非卒亦未嘗無准也。惟此亦必各種學問，并行於世者已久，治學之士，於各種學問，皆能有所見聞而後可。若學問尚未廣布，欲從事於學者，非事一師，即無由得之；而所謂師者，大抵專主一家之說，則為之弟子者，自亦趨於暖姝矣。先秦之世，學術蓋尚未廣布？故治學者，大抵專主一家。墨守之風既成，則即有兼治數家者，亦必取其一而棄其餘。墨子學於孔子而不說，遂明目張胆而非儒；陳相見許行而大說，則盡棄其所受諸陳良之學，皆是物也。此雜家所以僅兼采眾說，而遂足自成為一家也。以當時諸家皆不能兼采也。若在後世，則雜家遍天下矣。

職是故，治先秦之學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何則？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凡所纂輯，率皆出於后之人。張孟劬嘗以佛家之結集譬之。欲從其書中，搜尋某一人所獨有之說，幾於無從措手；而一家之學，則其言大抵從同。故欲分別其說屬於某人甚難，而欲分別其說屬於某家則甚易。此在漢世，經師之謹守家法者尚然。清代諸儒，搜輯已軼之經說，大抵恃此也。試讀陳氏父子之《三家詩遺說考》《今文尚書經說考》，即可見之。故治先秦之學者，無從分人，而亦不必分人。茲編分論，均以家為主。一書所述，有兼及兩家者，即分隸兩家之下，如《墨子》中論名學者，即歸入名家之中。諸子事迹，但述其可信者；轉於其書之源流真偽，詳加考證焉，亦事所宜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