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秦學術之源流及其派別

第四章

先秦學術之源流及其派別

先秦諸子之學，《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之說，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漢書·藝文志》益以縱橫、雜、農、小說，是為諸子十家。其中去小說家，謂之九流。《漢志》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漢書·張衡傳》：上疏曰：“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注》“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劉子《九流》篇所舉亦同。《藝文志》本於《七略》。《七略》始六藝，實即儒家。所以別為一略者，以是時儒學專行；漢代古文學家，又謂儒家之學，為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而非孔子所獨有故耳，不足憑也。參看下編第二章第二節。《諸子略》外，又有《兵書》《數術》《方技》三略。《輯略》為諸書總要。兵書與諸子，實堪並列。數術亦與陰陽家相出入。所以別為一略，蓋以校書者異其人。至方技，則一醫家之學耳。故論先秦學術，實可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縱橫、雜、農、小說、兵、醫十二家也。

先秦學術派別，散見古書中者尚多。其言之較詳者，則《莊子》之《天下》篇，《荀子》之《非十二子》篇是也。近人或據此等，以疑史漢之說，似非。案《天下》篇所列舉者，凡得六派：（一）墨翟、禽滑釐，（二）宋鈃、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桓團、公孫龍是也。《非十二子》篇，亦分六派：（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左魚有酋），（三）墨翟、宋鈃，（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是也。同一墨翟、宋鈃也，荀子合為一派，莊子析為兩派，果何所折衷邪？儒、墨並為當時顯學，荀子僅舉思、孟，已非其朔；《韓詩外傳》載此文，則止十子，並無思、孟；《天下》篇亦不及儒，能無遺漏之譏邪？蓋此等或就一時議論所及，或則但舉當時著名人物言之，初非通觀前後，綜論學派之說也。

諸家之學，《漢志》謂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則以為起於救時之弊，蓋一言其因，一言其緣也。近人胡適之，著《諸子不出王官論》，力詆《漢志》之誣。殊不知先秦諸子之學，極為精深；果其起自東周，數百年間，何能發達至此？且諸子書之思想文義，皆顯分古近，決非一時間物，夫固開卷可見也。章太炎謂“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弗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其說實最持平。《荀子》云：“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榮辱》篇。儒家通三統之說，所以欲封二王之後以大國，以此。參看下編第二章第二節。觀此，可知胡君謂古代王官，定無學術可言之誤。胡君又謂諸子之學，果與王官並世，亦必不為所容，而為所焚坑。引歐洲中世教會，焚殺哲人，禁毀科學、哲學之書為證。不知中西史事，異者多矣。歐洲中世教會之昏暴，安見我國古代，必與相符。

況歐洲摧殘異學者為教會，班志所稱為王官，其事渺不相涉邪？古代明堂辟雍，合居一處。所謂大學，實為宗教之府。讀下篇“附錄一”可見。故以古代學校，擬歐洲中世之教會，猶有相似之處，若他官則渺不相涉矣。然古代學校，固亦無焚殺哲人，禁毀異學之事。史事非刻板者，雖大致可相印證，固不能事事相符也。此即所謂守要。究宣其義者？遭直世變。本其所學，以求其病原，擬立方劑。見聞既較前人為恢廓，心思自較前人為發皇。故其所據之原理雖同，而其旁通發揮，則非前人所能望見也。此猶今日言社會主義者，盛極一時。謂其原於歐洲之聖西門、馬克思，固可；謂由中國今日，機械之用益弘，勞資之分稍顯，國人因而注意及此，亦無不可也。由前則《漢志》之說，由后則《淮南》之說也。不惟本不相背，亦且相得益彰矣。

抑諸子之學，所以必出於王官者，尚有其一因焉。古代社會，等級森嚴。平民胼手胝足，以給公上，謀口實之不暇，安有餘閑，從事學問？即有天才特出者，不假傳授，自有發明。然既乏師友之切磋，復鮮舊聞為憑藉；穴隙之明，所得亦僅，安足語於學術？即謂足廁學術之林而無愧，然伏處隴畝之中，莫或為之傳播；一再傳后，流風餘韻，亦漸即銷沉矣。古小說家言，出於平民，平民之所成就者，蓋止於是。參看下編第十一章。貴族則四體不勤，行有餘力。身居當路，經驗饒多。父祖相傳，守之以世。子產有言：“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所發明，非僅恃一時一人之思慮者所能逮，固無足怪。春秋以降，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鄉之父子相傳，以持王公取祿秩者，至此蓋多降為平民，而在官之學，遂一變而為私家之學矣。世變既亟，賢君良相，競求才智以自輔；仁人君子，思行道術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說人主，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社會之組織既變，平民之能從事於學問者亦日多；而諸子百家，遂如雲蒸霞蔚矣。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楊朱、墨翟之言，亦盈天下。教育學術，皆自官守移於私家。世運之遷流，雖有大力，莫之能逆。秦皇乃燔《詩》《書》，禁私學；令民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欲盡復西周以前，政教合一之舊，無怪其卒不能行也。

《漢志》謂九流之學，“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此說最通。學術思想，恆由渾而之畫。古代哲學，籠統而不分家，蓋由研究尚未精密之故。東周以降，社會情形，日益複雜；人類之思想，遂隨之而日益發皇。各方面皆有研究之人，其所發明，自非前人所能逮矣。然崇其所善，遂忘他方面之重要，則亦有弊。而苟非高瞻遠矚之士，往往不免囿於一偏，諸子之學，後來所以互相攻擊者以此。此殆不甚弘通之士為之；始創一說之大師，或不如是。何者？智足創立一學，自能知其學之所安立。既自知其學之所安立，則亦知他家之學所安立。各有其安立之處所，自各有其所適用之範圍。正猶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事雖殊而理則一，當相為用，不當互相排也。

《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備乎？……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句絕。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句絕。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即慨嘆於諸子百家之各有所明，而亦各有所蔽也。學問之事，其當分工合力，一與他事同。惟分之而致其精，乃能合之而見其大。古代學術，正在分道揚鑣之時，其不能不有所蔽，勢也。後世則諸說並陳，正可交相為用。乃或猶不免自安於一曲，甚至於入主而出奴，則殊非學問之士所宜出矣。參看下編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