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秦學術興起時之時勢

第三章

先秦學術興起時之時勢

今之談哲學者，多好以先秦學術，與歐洲、印度古代之思想相比附。或又謂先秦諸子之學，皆切實際，重應用，與歐洲、印度空談玄理者不同。二說孰是？曰：皆是也。人類思想發達之序，大致相同。歐洲、印度古代之思想，誠有與先秦諸子極相似者。處事必根諸理，不明先秦諸子之哲學，其處事之法，亦終無由而明；而事以參證而益明。以歐洲、印度古說，與先秦諸子相較，誠不易之法也，然諸子緣起，舊有二說：一謂皆王官之一守，一謂起於救時之弊。見下章。二說無論孰是，抑可並存，要之皆於實際應用之方，大有關係。今讀諸子書，論實際問題之語，誠較空談玄理者為多，又眾所共見也。故不明先秦時代政治及社會之情形，亦斷不能明先秦諸子之學也。

先秦諸子之思想，有與後世異者。後世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分，先秦之世，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合。蓋在後世，疆域廣大，人民眾多，一切問題，皆極複雜。國家設治之機關，既已疏闊；人民愚智之程度，又甚不齊。所謂治天下者，則與天下安而已。欲懸一至善之鵠，而悉力以赴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可為無憾，雖極弘毅之政治家，不敢作是想也。先秦諸子則不然。去小國寡民之世未遠，即大國地兼數圻，亦不過今一兩省；而其菁華之地，猶不及此。秦之取巴蜀，雖有益於富厚，其政治恐尚僅羈縻。讀《後漢書·板楯蠻傳》可見。楚之有湖南、江西，則如中國今日之有蒙、新、海、藏耳。而其民風之淳樸，又遠非後世之比。夫國小民寡，則情形易於周知，而定改革之方較易。風氣淳樸，則民皆聽從其上，國是既定，舉而措之不難。但患無臨朝願治之主，相助為理之臣。苟其有之，而目的終不得達；且因此轉滋他弊，如後世王安石之所遭者，古人不患此也。職是故，先秦諸子之言治者，大抵欲舉社會而徹底改造之，使如吾意之所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等思想，乃古人所無有也。

然則先秦諸子之所欲至者，果何等境界邪？孔慕大同，老稱郅治，似近子虛之論，烏托之邦。然諸子百家，抗懷皇古，多同以為黃金世界，豈不謀而同辭誕謾耶？孔子之告子游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注曰：“志，謂識，古文。”“謂識”一讀。此以識字詁志字；次乃更明其物，謂孔子所謂志者，乃指古文言之也。古文，猶言古書，東漢人語如此。此即《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之志。孔子論小康，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皆實有其人；其治跡，亦皆布在方策；其論大同之世，安得悉為理想之談。然則孔慕大同，老稱郅治，以及許行論治，欲並倉廩府庫而去之，殆皆有所根據，而後懸以為鵠；不徒非誕謾之辭，並非理想之談也。

孔、老大同，郅治之說，以及許行並耕而食之言，自今日觀之，似皆萬無可致之理。然在當日，則固不然。此非略知社會之變遷者不能明，請得而略陳之。蓋人類之初，制馭天然之力極弱。生活所需，則成群結隊，到處尋覓，見可供食用之物，則拾取之而已矣。此為社會學家所稱搜集之世。稍進，乃能漁於水，獵于山。制馭天然之力稍強，而其生活猶極貧窘。必也進於農牧，乃無飢餓之憂。農牧之興，大抵視乎其地，草原之民，多事畜牧；林麓川澤之地，則多事農耕。吾國開化之跡，稍有可征者，蓋在巢、燧、羲、農。巢、燧事迹，略見《韓非》。《五蠹》。其為漁獵時代之酋長，不待言而可明。伏羲，昔多以游牧之主，蓋因伏又作庖，羲又作犧，乃有此望文生義之誤解。其實伏羲乃“下伏而化之”之意，明見《尚書大傳》。其事迹，則《易·繫辭傳》明言其為網罟而事畋漁，其為漁獵時代之大酋，尤顯而易見。

《傳》又言：“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吾族蓋於此時進於農耕。而黃帝，《史記》言其“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五帝本紀》。似為游牧之族。凡農耕之族，多好和平；游牧之群，則樂戰伐。以此，阪泉、涿鹿之師，炎族遂為黃族所弱。《史記·五帝本紀》，既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弗能征，又言炎帝欲侵陵諸侯，未免自相矛盾。頗疑《史記》此節，系采自兩書，兼存異說。蚩尤、炎帝，即系一人；涿鹿、阪泉，亦系一事。即謂不然，而蚩尤、炎帝，同系姜姓，其為同族，則無疑矣。農耕之民，性多重滯。老子言“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史記·貨殖列傳》。

蓋在此時。此等社會，大抵自給自足。只有協力以對物，更無因物以相爭。故其內部極為安和，對外亦能講信修睦。孔子所謂大同之世，亦指此時代言之也。黃帝之族，雖以武力擊而臣之。於其社會之組織，蓋未嘗加以改變，且能修而明之。所異者，多一征服之族，踞於其上，役人以自養；而其對外，亦不復能如前此之平和；又前此蕩蕩平平之倫理，一變而為君臣上下，等級分明之倫理耳。所謂“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也。然社會之組織，尚未大變；列國之競爭，亦未至甚烈；在上者亦不十分淫虐，則其民固尚可小安。是則所謂小康之世也。其後治人者荒淫日甚；社會之組織，亦因交通之便利，貿易之興盛，而大起變化。於是前此良善之規制，盪焉無存。變為一無秩序、無公理、無制裁、人人競圖自利之世界，遂自小康降為亂世矣。當此之時，老子、許行等，欲徑挽後世之頹波，而還諸皇古。孔子則欲先修小康之治，以期馴致於大同。如墨子者，則又殫心當務之急，欲且去目前之弊，而徐議其他。宗旨雖各不同，而於社會及政治，皆欲大加改革，則無不同也。固非後世彌縫補苴，苟求一時之安者所可同年而語矣。古今社會組織之異，體段既大，頭緒甚繁。略言之則不能明；太詳，則本書為篇幅所限，未免喧賓奪主。予別有《大同釋義》一書，論古代社會組織之變遷，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