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兵家

第七章

兵家

兵家之書，《漢志》分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陰陽、技巧之書，今已盡亡。權謀、形勢之書，亦所存無幾。大約兵陰陽家言，當有關天時，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實用。然今古異宜，故不傳於后。兵形勢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者，仍多後人所能解。至兵權謀，則專論用兵之理，幾無今古之異。兵家言之可考見古代學術思想者，斷推此家矣。

《漢志》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今所傳者，乃《吳孫子》也。《史記·孫武傳》云：“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謂：“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則今所傳十三篇，實為原書。《漢志》八十二篇，轉出後人附益也。此書十之七八，皆論用兵之理，極精。

《史記》曰：“吳起《兵法》世多有。”《韓非子·五蠹》篇曰：“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則二家之書，在當時實相伯仲。《漢志》有《吳起》四十八篇，今僅存六篇。其書持論近正，而精義甚少。且皆零碎不成片段。蓋原書已亡，而為後人所綴拾也。又《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漢志》出之兵家，入之於禮。此書太史公盛稱之。《司馬穰苴列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明二家兵法，當以司馬為主。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亦褒司馬而貶穰苴也。今所傳者五篇。精義亦少。蓋亦後人掇拾佚文，加以聯綴者也。昔人輯佚之書，往往不注出處；又或以己意為之聯綴。後人遂疑為偽書。其實書不盡偽，特輯佚之法未善而已。

《漢志》：雜家，《尉繚》二十九篇；兵家，《尉繚》三十一篇。今《尉繚子》二十四篇，皆兵家言，蓋兵家之《尉繚》也。二十四篇中，有若干篇，似有他篇簡錯，析出，或可得三十一篇邪？又今本《六韜》，凡五十篇，題“周呂望撰”。世多以為偽書。然標題撰人，原屬後人之謬。至著書托之古人，則先秦諸子皆然。《史記》所謂“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也。《齊世家》。《漢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中有兵八十五篇。疑今之《六韜》，必在此八十五篇中矣。《六韜》及《尉繚子》，皆多存古制，必非後人所能偽為。如《陰符》篇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正可考見古制。乃《四庫提要》謂：“偽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為符節之符，遂粉飾以為此言。”然則此篇之外，又有《陰書》，又緣何而偽撰邪？惟言用兵之理者較少耳。兵家言原理之書，存於諸子書中者，有《荀子》之《議兵》篇；《呂氏春秋》之《孟秋》《仲秋》《季秋》三紀；及《淮南子》之《兵略訓》。其持論之精，皆足與孫子相匹敵。又墨子書《備城門》以下十一篇，亦兵技巧家言之僅存者。

兵家之言，與道法二家，最為相近。孫子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虛實》篇。此道家因任自然之旨也。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軍形》篇。此道家守約之說也。

又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戰》篇。又曰：“後人發，先人至。”《軍爭》篇。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篇。此道家以靜制動之術也。又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兵勢》篇。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虛實》篇。此則將至變之術，納之至簡之道；又自處於至虛之地，尤與道家之旨合矣。

至其用諸實際，必准諸天然之原理，亦與名法家言合。故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軍形》篇。“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斗眾如斗寡，形名是也。”《兵勢》篇。皆名法家先審天然之條理，立法而謹守之之意。而以整齊嚴肅之法，部勒其人而用之，如所謂“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通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者，《軍爭》篇。尚其淺焉者已。

古有所謂仁義之師者，非盡虛語也。蓋系虜之多，殘殺之酷，攘奪之烈，皆後世始然。此等皆社會之病態有以致之。社會病態，亦積漸而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古所謂大同小康之世，國內皆較安和。講信修睦之風，亦未盡廢墜。偶或不諒，至於兵爭，必無流血成渠，所過為墟之慘矣。即弔民伐罪，亦理所可有。後世土司，暴虐過甚，或兵爭不息，政府固常易置其酋長，或代以流官也。其行軍用師，誠不能如古所謂仁義之師者之純粹；然議論總較事實稍過，太史公所為嘆《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者也。然則設使社會內部，更較古所謂三代者為安和，則其用兵，亦必能較古所謂三代者為更合乎仁義；不得執社會之病態，為人性之本然，而疑其康健時之情形為夸誕之辭也。

義兵之說，《呂覽》而外，見下編第五章。《淮南·兵略》，略同《呂覽》。又見孟、荀二子。荀子曰：“孫吳上勢利而貴變詐。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故可詐也。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扞頭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見《議兵》篇。此則制勝之術，初不在抗兵相加之時，而其用兵之意，亦全不在於為利，可謂倜乎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