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6章 漕米海運
小妖狐的話雖未說滿，可對於已放棄掉替孫本初補缺這個想法的楊福同來說，無疑於重新點燃了希望的火苗。
於是兩個人分開之後，楊福同急忙去尋孫本初，他一路小跑到“竹林”茶店，在店裏轉了圈，不見人影。
他向茶博士打聽孫本初家的地址，茶博士搖頭道不知，卻又說：“只有去他家討過債的人才知道。”楊福同通過孫本初以前的債主，輾轉尋到孫本家的家中。
只見長長的街道最冷清處，坐落着一幢老屋。老屋狹隘且破舊，怪不得好面子的孫本初一直不肯相告家住何處。
楊福同走到門口，高聲喊道：“大哥，大哥！”
聽到他的喊聲，孫本初疾步而出，忙把他迎進屋內。屋裏面躲在屏風後面張望的孫太太，慌忙迴避。
楊福同瞥見裙幅飄動，也有些躊躇，想是不是還去“竹林”茶店相談為好？
這一下倒提醒了孫本初，“太太！”他高聲喊道，“見見我的結拜義弟。”
這樣的交情，比通家之好更進一層，親兄弟也不過如此，真正算得上是手足之情。孫太太便很大方地走了出來，含着笑，指着楊福同，卻望着她丈夫問：“這位就是你經常給我提起的楊公子了！”
“不敢當這個稱呼！”楊福同一躬到地。
孫太太還了禮，很感動地說：“楊公子！真正不知怎麼感激你？我家相公有你這麼好的朋友，兄弟，真是三生有幸！”
“嫂嫂可千萬不要這樣說。”楊福同被誇得有些窘。
孫太太倒了杯茶奉上前後，退出屋外，留下空間給他們談話。
“大哥，有好消息……”楊福同把路遇小妖狐之後的事詳敘了一遍。
“老天開眼，蒼天保佑，天不絕我……”孫本初竟然喜極而泣，嘴中不住地念叨。在京之日，他曾坦誠自己“榮辱得失看得過重”，可說的容易，做起來就難了。
敢問世間能有幾人不求得失，榮辱不驚？
楊福同等他心情平復下來之後，道：“小妖狐也只能起個穿針引錢的作用，盡她自己最大的能力讓撫台大人見大哥一面，能不能補缺放實還要靠大哥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孫本初連連點頭。
“對了！”楊福同一拍桌子，道：“小妖狐還說，撫台大人喜歡談論兵法，還曾親自帶兵剿過匪。大哥不妨買幾本談徵點方略，練兵籌餉的書，以防撫台大人問起。”
當天送楊福同離開后，孫本初便去了書鋪，買了《聖武記》和地圖。回到家后，閉門不出，展開地圖，對照着讀《聖武記》。
在他閉戶讀書的第四天晚上，浙江巡撫——常大淳身着便服，派人把“小妖狐”接到了一處極隱秘的私宅內。
只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
一是道光皇帝於正月丙午日午時駕崩，他身為一省巡撫，封疆大吏，實不便聽曲。
二是他剛剛被江蘇藩司參了一折。江浙漕米改為海運，由江蘇藩司總辦，可江蘇藩司才具有限，總辦江浙海運，不甚順利。朝廷嚴旨催促，江蘇藩司便把責任推到浙江，說浙江的新漕才到了六萬餘石。其實已有三十幾萬石運到上海，常大淳據實奏復，如果在這樣的節骨眼上，萬一被有心人得知他召妓聽曲，找個御史彈劾他一下，豈不是前程盡毀？
江浙兩地的漕運為何改為海運？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海禁已開，再加上河道湮淤，所以江蘇的蘇，松，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常大淳身為逝江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谷的意思。
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
於是道光初年就有海運之議。
在嘉應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僧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眾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雇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象”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
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征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為“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
延請“紹興師爺”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了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
第一種就是漕幫中人。
第二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裏有一本底冊，哪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為不傳之秘。
第三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的“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為“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
總而言這一名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佔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斗。
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制官吏，小戶如托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柜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鑒於漕運的弊端，征糧的弊端積習太深，於是南漕海運終於在去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極佩服陶澍，想的是為任一方，總要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澍後塵，改鹽法成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復海運。
又恰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朝廷一方面撥巨款搶救，一方面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吳文鎔，會同籌劃。結果決定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覆，未成定議。
海運雖未成定議，可吳文鎔卻調升為雲貴總督，空下來的浙江巡撫的位子則由常大淳接任。
而常大淳的運氣似乎不太好。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徵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常大淳請旨改漕運為海運，上諭恩准。降旨由“江蘇藩司”總辦江浙兩地的漕米改海運之事宜。
豈料江蘇藩司才能不足，辦差不利的情況下竟會反咬他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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