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節

第32節

第32節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23日,凌晨4:15

吉爾:

昨晚又停電了。我們三個正坐在客廳里,這時電燈閃了兩下,然後熄滅了。娜恩跑到街上,我拉着弗洛拉的手等在屋外。她從小就怕待在漆黑的屋子裏。

“整個村子都停電了,”娜恩跑回來告訴我,“我去拿蠟燭。”

“噓!”弗洛拉抓緊了我的手。“聽!”她說。語氣里的緊張讓我和娜恩都停了下來,等着接下來的動靜。“有聲音,”弗洛拉說,“就在廚房裏。”接着,我聽到了一聲慢悠悠的嘎吱聲,是地板發出的聲響。“是那塊鬆動的地板。”

“哪塊地板?”娜恩問。

“就是廚房電爐前面的那塊。”

我聽到弗洛拉的聲音里透着驚恐。

“別疑神疑鬼的。”娜恩說著大步走進屋裏,找到了蠟燭。自然,廚房裏什麼人也沒有。

我想告訴弗洛拉,這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可怕的,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成為她想成為的任何人。

寫完上一封信后我一直在想那天海灘上發生的事。一開始,我充滿了怨恨,因為你不在我身邊,你沒有來救我。是你把我帶到了這個地方,是你讓我生下了兩個孩子,然後,你卻離開了。我成年後的人生里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你脫不了干係,而你卻撇下了我,由着我孤身一人單打獨鬥。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雛鳥,還沒學會飛,就被無情地拋棄了。後來,我想通了,那天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僅憑一己之力活了下來,所以我已經不再需要你,也不再需要任何人來救我於水火了。我一個人,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

和喬納森在艾格爾岩石前的那次暢談后,我決定留下來。不,或許應該說是我下不了決心離開你。離開,是一件太過嚴重、太過複雜、太讓人望而生畏的事,同時,它又只是一個非常抽象、非常朦朧的念頭。我努力將意大利之旅摒棄在回憶之外,想盡辦法全盤忘記它,與此同時,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對於第三次懷孕竟然充滿了期待。我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心理轉變,倒不全是因為噁心反胃之類的妊娠反應很早就消失了,而是這次懷孕讓我堅強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我開始和你一樣興緻勃勃地看你貼在冰箱門上的備選名字清單(赫爾曼、里奧、君特),沒錯,我也覺得這次懷的是個男孩。

你向喬納森宣佈喜訊后他給我來過電話。

“所以你還是會留在那裏?”他說。

“對,目前的情況都還不錯。”

“需要我過來嗎?”

“你能來當然好,不過你沒有必要為了我專程過來。”

“吉爾在你旁邊?”

“不在,我說的是心裏話,孩子多少是個牽絆,再說,他也不是那種完全不顧家的人。他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他的一部分,也許命中注定我就該待在家裏相夫教子,我只是比別人用了更長時間才認識到這一點。”

“如果有什麼事情……”喬納森說。

“不會的。”我打斷他。

“……我總在電話那一頭。”

七月的一天早上,我問馬丁能不能借一下他的割草機給我。我和他靠在游泳更衣室的花園門口看着一院子齊膝高的雜草。他沒有馬上答應,而是拿來一把大鐮刀,在磨石上來回磨鋒利了,又利用下午酒吧歇業的時間教會了我如何使用。我揮舞着這個大傢伙,才做了兩三下歪歪扭扭的弧線運動后我就覺得腰酸背痛了。(和我游泳時的那種酸痛感好像不太一樣。)我趁娜恩睡覺的時候割草,割了整整一個禮拜才算把一園子的雜草縮短到了可以使用割草機的高度。之後,我又在門廊下挖了一塊花圃,這裏的土地十分緊實,所以這活也相當費時耗力。米爾客伍德·斯泰伯聽說我準備養花,給我卸了一堆肥料。每天我都戴着大草帽,穿着長褲和你的舊襯衫在花園裏耕耘勞作。馬丁有時候會靠在花園門口一邊看一邊大搖其頭,說我應該種些花楸或沙棘當防風牆,艾倫太太的姐姐送給我的那些花種不可能在臨海高鹽分的環境中存活。可我卻想,既然孩子能在我肚子裏生長,花兒也一定能在鹽鹼地里開放。

現在,當我回想起那段肚子一天大過一天、充實滿足的時光時,我發現記憶中只有我一個人住在游泳更衣室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我、娜恩還有花園。你一直關在寫作室里打字,因為那年夏天你寄出去的一部手稿被退了回來。

你之前出版了兩部小說,所以每年都會收到兩筆微薄的版稅,我們就靠着它還有你媽媽留給你的信託基金勉強度日。當然,這些錢並不足以應付我們的日常開銷。午飯我們只吃得起人造黃油三明治,茶葉泡了又泡,已經淡得沒有了味道,每次送牛奶的來收費我總是躲在門后,假裝家裏沒有人。馬丁原本讓你在酒吧打份零工,可是你去了三次后他就把你解僱了,因為你喝的比給客人倒的還要多。你又在馬廄里工作了幾個禮拜,可是你怕馬。之後,你去了牛奶房,在那兒上了六個月的班,可惜起得早並不意味就能幹得長。(多有意思,那次喬納森和我們聊起他在愛爾蘭給牛擠奶后你就辭了這份工。)

打理花園和下海游泳讓我暫時忘卻了缺衣少食的煩惱,我也得以從周而復始、煩瑣艱巨的育兒工作中獲得片刻的喘息。我的體內正在孕育一個生命,而我相信置身水中對胎兒的發育肯定有好處。我常在深夜背着你偷偷溜出屋子去游泳,我的腳認識海灘上的每一塊石頭,它們帶着我繞過礁石踏入水中。回來后,我把濕毛巾藏好,沖乾淨頭髮里的沙子,在你吻我之前抹掉留在唇上的咸腥味。因為懷了孩子,我游泳時動作輕柔舒緩,不再像以前那樣用盡全力,也不會游得很遠,這樣的話,我和孩子都不會有危險。那些在海中度過的凌晨十分奇妙,我想像着孩子在我體內的羊水裏悠遊,而我則漂浮在屬於我的海水中,我們兩個都處於一種最自然、最舒服的狀態。

等天冷下來后,我就不再下水了,可我還是會去海灘看海。有時海面平靜、遼闊,一眼望去是無邊無際的灰色;當旭日東升,海水反射着太陽的光芒,美得讓人窒息;而最壯觀的景緻莫過於大風呼嘯而來,洶湧的海浪重重地拍在岸邊的岩石上,如同飛雪碎玉一般。

一天下午,班克斯太太看到我躲在貨架後面數錢包里的零錢,看是不是夠買一塊黃油。娜恩坐在嬰兒車裏,管每一樣東西都叫“果醬”,不管那是擦窗器還是棕色的調味汁。

“她可真是個乖寶寶,從來沒見她吵着鬧着要下來。”班克斯太太對我說。“你真是個聽話的好寶寶。”她又像唱歌似的對娜恩說。

“果醬。”娜恩說。

“希望你這一胎也能順順利利的。”班克斯太太說。我看着我的女兒,然後像每一個母親那時都會做的那樣,伸手幫她把一綹散落下來的捲髮別到耳後。“我猜這次你希望是個男孩,兒女成雙,多好!”

“喬治。”我摸着肚子,沒由來地從嘴裏說出這個名字。

“好名字,是按喬治五世的名字定的吧,他是位了不起的國王。”

“不,”我說,“是按蕭伯納或奧威爾的名字定的。”

她像是沒聽到我說什麼,自顧自地說下去:“他們都說今年冬天會很冷,連我們這裏都逃不掉,我看你得給肚子裏的小寶貝多準備些暖和的小衣服才行。”

“我一直留着娜恩的衣服,應該都放在閣樓里。”

班克斯太太彎下腰湊近娜恩說:“你說說看,能讓你的小弟弟穿一身粉紅色的小衣服嗎?當然不行了,這可不合適喲。”班克斯太太的一隻手從娜恩的頭頂上滑下來,手指按在了她的小鼻子上,要是換作其他寶寶早就哭開了,可是娜恩卻笑了,而且是那種大人才會有的笑——寬容的,不予計較的微笑。班克斯太太重新站直了。“你得開始織毛衣了,我們店後面還有一點兒藍毛線,我這兒肯定還留着棒針,到時候你拿去用。”

“可我用不着,”我說,“我不會織毛衣。”

她嘖嘖地說:“今天午飯時過來吧,我來教你。”說完她便擁着我把我送出了店。到家后,我發現娜恩的小毯子底下塞着一塊黃油和一罐草莓醬。

之後的一個月,我每天中午都泡在店裏,娜恩忙着在一口小鍋里攪拌紐扣,班克斯太太和我並排坐在賣肉的櫃枱前,一個教,一個學。毛線是淡藍色的,非常軟和。我織好了一隻小鞋子,左右兩邊不太對稱,尺寸也太大了,剛出生的寶寶肯定穿不了,可是我還是把它放在枕頭底下,這樣的話我每天夜裏都能握着它入睡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天晚上,我正照着班克斯太太教我的方法起針,準備織另一隻藍色的小鞋子。我有點神不守舍,不知道你在倫敦是怎麼給自己慶祝生日的,我想拋掉雜念,不去想此時此刻你到底在哪裏。就在這時,身下又傳來熟悉的動靜——羊水破了,我趕忙用手兜在兩腿間,彷彿要阻止液體流出來,可是羊水還是不停地流到椅子和地毯上。我肯定是叫出了聲,因為我馬上聽到娜恩在她房裏一連聲喚着“媽咪、媽咪、媽咪”。我把抹布扔在了一地狼藉中。

因為擔心付不起電話費,所以我幾乎不怎麼打電話,可是那晚我破例了。我站在電話機旁,腦子裏飛快地轉着應該撥哪個號碼。還好我們還保留着活頁電話本,我花了好幾分鐘手忙腳亂地查找字母索引標籤,拚命地想記起你代理人的姓名,當我按下電話號碼最後一位數字時,我才忽然意識到當時已經很晚了。鈴聲在倫敦空無一人的辦公室里回蕩,這時,我感到了第一波陣痛,它來得不疾不徐,緩和而深沉,後來的幾波陣痛也是如此。那個周末,喬納森也在倫敦,我想起了他入住的酒店的名字。接線員告訴了我酒店的號碼,可是我撥過去時,他們卻告訴我他外出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和你在一起喝酒,你們沒錢埋單,酒錢都記在賬上。我只好給酒店前台留下口信。除了你們,整個倫敦我就只認識露易絲了。我已經有一年多沒見過她,聖誕節和過生日時我們會互寄賀卡,我寫給她的信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就像潮水沖刷過的沙灘一樣抹去了所有的乾涸枯寂。電話鈴聲響了五下后露易絲接起了電話。

“你好,費茲洛維亞386號。”

“露易絲嗎?我是英格麗德。”我說。

“英格麗德。”她機械地重複了一遍,語調里聽不出任何起伏。電話那端傳來刀叉輕觸瓷器時發出的丁零噹啷聲。“英格麗德!”她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這一次我聽到她的聲音先是高高揚起,然後又輕輕落下。“你好嗎?”

“我很好。”我說。又一陣劇痛襲來,我咬緊牙關,從牙縫裏勉強吸進一口氣。“我要生寶寶了。”

她停了一會兒,然後說:“你又懷上了?恭喜。”

“不,不是剛懷上,是馬上就要生了。”

“那你還不快點給醫生或助產士打電話?”

“我會打的,可是我得先找到吉爾,他現在在倫敦。”

“在倫敦?”她說。

“對,他應該約了代理人,要不就是和喬納森在一起。除了你,我不知道該給誰打電話。”

她像是用手蓋住了話筒和其他人說了什麼,我聽到更多的人聲,然後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他們都不在?而你,馬上就要生孩子了!”

“對,要生了,可是比預產期提前了好多天。”我忍着沒哭,我不想在她“面前”流淚。

“聽着,英格麗德,”她的語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果斷,“我幫你去找吉爾,你掛上電話馬上打給醫院,告訴他們你要生了,讓他們派輛救護車過來。立刻,馬上!還有,英格麗德,不要擔心,不會有事的。”

兩天後我重新躺在了自己的床上,兩腿間墊着厚厚的衛生巾。我看着邊上空空的行軍床,你不在,你一個人去了皇家橡樹酒吧。我寫不下去了,我沒辦法描述之前發生的一切,不過你當時就在那裏。時至今日,醫院裏的那一幕仍舊在我腦海里回放着,有時候我放任自己去想,因為拚命抵抗實在太過辛苦,反倒是由着它帶領自己一遍一遍反芻痛苦要來得容易些。他們帶走了我們的小男孩,我都沒來得及和他好好道別。沒有小棺槨,也沒有骨灰盒,他就這樣孑然一身地走了。在離開家被送往醫院的前一刻,我從枕頭底下一把抓過那隻織好的毛線小鞋子,把它一塊兒帶到了醫院,雖然只有一隻,可是我也滿心期待着想看看我的寶寶穿上它會是什麼模樣。後來,那隻小鞋子不見了,我找遍了病房都沒有找到。有時候,我會一廂情願地安慰自己:一定是助產士把它套在了寶寶的一隻小腳上。我從來沒有對你說起過,可是我真想那隻小鞋子啊!它是唯一屬於我們兒子的物件。要是我找回了它,又能怎樣?我也不知道,也許依舊把它放回到枕頭底下,也許把它埋入泥土,然後像給安妮落葬時那樣為他禱告。

我聽說你自己帶了一瓶酒去酒吧。我不想責怪你。你坐在吧枱遠端帕塞里尼太太常坐的位子,馬丁和酒吧的常客們竊竊私語,時不時向你投去擔心的目光。

“請讓我的孩子來到我的身邊,請不要攔着他們。”馬丁告訴我你當時對着酒杯這樣喃喃自語。

這時,坐在酒吧另一端的喬治·沃德壓着嗓子說了句不合時宜的蠢話:“要讓那孩子趕得及上天堂,當時就得快點找個牧師去病房。”他以為自己說得很輕,其實沒有,你從凳子上站起來,踉踉蹌蹌地朝他走過去,就在他轉身的時候,你猛揮一拳打在他臉上。馬丁告訴我,他聽到一聲脆響,喬治的鼻樑骨被那記拳頭打折了,他跌跌撞撞往後退了好幾步,血從鼻孔里流了出來(好多血)。你搖晃着又揮出一拳,馬丁趕忙繞出吧枱抱住了你往後拖,嘴裏一個勁地重複着:“吉爾,好了,沒事的,吉爾,吉爾,沒事的。”就像在安撫一個發脾氣的小孩。

有時候,我會想像喬治·沃德在酒吧挨揍的情景,想像事後他被送到急診室躺在帘子後面的病床上,手裏攥着一條被血水浸透的酒吧毛巾,一邊接受鼻樑骨複位手術。與此同時,在同一家醫院的某個地方,我們的小喬治卻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那裏,渾身冰冷,無人陪伴。他是一尾小魚,過早地離開了只屬於他自己的那片海洋。

英格麗德

(信夾在萬斯·巴漢姆所著的《喬·斯特朗,捕魚的男孩》中,出版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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