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管理學的目標在哪裏？

第一節

管理學的目標在哪裏？

管理學是研究管理規律、探討管理方法、建構管理模式、取得最大管理效益的學科，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現有的條件下，如何通過合理地組織和配置人、財、物等因素，通過執行計劃、組織、領導、控制等職能，整合組織的各項資源，提高生產力的水平，實現組織的既定目標。但是，它不會明確而深入地研究企業經營管理的既定目標本身是什麼。企業經營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儘管企業的戰略管理、生產目標、經營改善都是驅動各項工作的動力，但這些業務活動也服務並服從於組織的總目標。因此，企業經營活動的目標在管理學之外，它可能來自最高層的思想、理念乃至哲學觀，也可能來自市場、客戶、員工的需求、知識和信息的綜合影響，這也造就了企業的各種定位、價值觀、經營模式、競爭與協作關係等豐富多彩的商業生態。試想，如果企業千篇一律地用管理學方法進行定位、組織和經營，可能相對同質化的企業會使商業環境死氣沉沉，因此，在企業進行各項管理活動及優化之前，一定要先看一看管理的目標在哪裏。

企業的“企”字在中國的甲骨文中寫作“”，字形看起來像是一個踮着腳向遠處眺望的人，表示一種對那些尚不能觸手可及的事物的盼望和期待。因此，那些追逐眼前利益，哪裏“熱”就往哪裏去的經營者算不上企業家。中國古代儒商的經營理念是誠信為本，主張義利並舉，以義取利，以利興義。也就是說利益與正義密不可分，維護正義才能得到利益，而利益是對正義的回饋。重利輕義或見利忘義者，即使能得一時之利，也是自毀前程，又如何能夠得到更長遠的利益呢？

企業經營的目標不是一個簡單的贏利問題，而是一個深奧、複雜的綜合性問題。追求短期利益往往達不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甚至和目標南轅北轍，會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所以研究企業經營管理的目標，不能僅僅滿足於對可見利益的考量，還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

首先，經營哲學是企業的起點。哲學是一個人關於世界觀和處世方法的思想體系。儘管現在有很多經世的哲學體系，但每個人的哲學觀不盡相同，這與每個人成長的環境、經歷、知識、習慣和現實發展等有關。經世哲學可能會對一個人哲學觀的形成有幫助，但不能決定人們思想意識的高度統一。

企業總是由一個核心人物創建的，除非多位創始合伙人有高度統一的思想，而在現實中這樣的情景非常少見。在企業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核心人物的哲學思想就落實到這個企業中。員工必須接受這種思想，否則上下之間的衝突會影響企業運作的效率，其結果必然是領導淘汰不符合企業經營哲學的員工。

這種全員落實經營者思想的企業比比皆是，例如稻盛和夫的經營思想是把企業劃分成許多小的經營單元，讓它們像經營者一樣，而不是像員工那樣去思考和行事，企業通過部門間的阿米巴核算釐清每個人在組織中的貢獻，每個人合理地獲得自己的利益。但企業的部門間核算畢竟不是市場交易，內部交易的價格無法通過多方的買賣得到公平的價位，所以稻盛和夫實際上花了大量的時間教會員工互敬互愛，不要過於計較局部的得失，即所謂“敬天愛人”，按事物的本性做事，利他者自利。那些不能接受稻盛和夫經營哲學的員工，不可能留在這個體系中，而很多企業學習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模式時，只注意了學模式，沒有學習和運用他的經營哲學，其結果必然是不會成功的。

任正非有一條經營哲學叫作“灰度哲學”，即做事不要非黑即白，要在黑白之間保持平衡，因此是灰色的。但這不是中庸，走中間道路就行了，而是堅持原則下的妥協。不同部門之間有利益衝突，常常會為一些問題爭執不下，一定要請領導評判和決策，例如對於一份存在財務和交付風險的合同，銷售部要簽，財務部和交付部不同意，於是銷售部把問題甩給領導：如果不簽，今年銷售收入就完不成了。這是很多企業的行事風格。但在華為，部門爭執歸爭執，它們會在激烈辯論后彼此達成諒解和妥協，盡量不把問題上交，因為在任正非的觀點中，“堅持正確的方向，與妥協並不矛盾，相反妥協是對堅定不移方向的堅持。當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協的，原則也是不可妥協的。但是，實現目標過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協，只要它有利於目標的實現”。

無論銷售部還是財務部、交付部，它們都有自己的利益，但在根本上都是為公司好，有什麼不能達成妥協的呢？能不上交的問題盡量不上交，將業務指揮從領導決定轉變成利益相關方相互協調，這是華為運作上的獨到之處，使華為相對於一般企業具備了獨特的優勢：第一，參與方堅持在原則下達成的方案，實際上是幫助企業尋找到的最佳解決方案；第二，充分的協商也使參與方相互理解，並明確行動的目標和要求，參與方在行動上高度一致，從而獲得最高的執行效率。

因此，一個好的企業家需要有自己的經營哲學，並且將這種哲學貫徹下去。企業的經營哲學可以不一樣，稻盛和夫與任正非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成為偉大的企業家，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落實了經營哲學，使得企業上下行動一致而高效，從而走向成功。

其次，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哲學。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規律（價值的創造、轉化和實現等）的學科，即關於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經濟學思想伴隨着人類的生產交換活動，如食物儲存、一般等價物（原始貨幣）出現等而誕生，但直到亞當·斯密寫出《國富論》，才可以說經濟學產生了劃時代的分水嶺。雖然之前不乏涉及經濟的學術思想，如先秦諸子百家，特別是管仲的重商思想造就了齊國發達的商業，但畢竟遠古時期生產力落後，大規模生產的組織離不開國家統治階級。在士、農、工、商中，商業排在了末位，因為發達的商業會影響統治階級的治理秩序和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是不可能獨立出來的，經濟現象必然纏繞在政治中，只有等到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民間物資豐富、資金供給充足，使得市場交易的作用和地位極大提升，工商產業鏈完善，經濟學才可能獨立於政治，構建起一套新的體系。

經濟學給企業經營帶來了明確的目標和思路，因為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創造價值，滿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動。當代企業經營無不需要將企業的目標與國際和國家經濟發展、資本和金融市場、全球化貿易乃至知識經濟聯繫起來，否則就是盲人摸象。企業家對經濟原理和現象的理解與認識影響着企業的發展方向，有的時候，企業的成敗從一開始就被企業家的經濟世界觀決定了。

再次，經營哲學是最根本的企業文化。很多企業家及員工都對企業文化有這樣或那樣的誤區，認為向優秀的企業學習企業文化是一種捷徑，可以充分改造一個企業而讓它變得強大，因此熱衷於組織企業文化培訓，今天學阿里，明天學華為，但事實上學到的都是這些優秀企業文化的“結果”，而不是“根源”。如果追溯這些根源，它們最終都會歸結到企業核心人物的經營哲學：馬雲打造了世界級交易平台，整個企業必須維護這個平台的誠信，因此建立了高效的“政委”團隊；任正非組織的是大規模研發和生產，因此強調團隊的高效協作。我們只能從企業的經營思想推導企業文化，但不能從企業文化推導經營思想。

這不是說企業文化不重要，相反，兩者是缺一不可的。因為經營思想如果只在領導者的腦袋中，它是指揮不了這個企業的，必須將其轉化為企業文化，落實到每個員工的心中，它才能發揮作用。無數企業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企業文化與企業經營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脫離了經營實際的企業文化毫無價值。以百年“藍色巨人”IBM為例，其歷任董事長對企業文化都有非常精闢的論述。挽救IBM於危難的郭士納曾說過：“企業文化不是企業遊戲的一部分，而是企業遊戲的全部。”將IBM引入21世紀全盛時代的彭明盛更強調：“相較於100年來與時俱進的產業轉型，企業文化就是IBM的商業模式。”

企業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已經30多年了，可是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日本也是一個非常注重企業文化的國家，但是他們很少用企業文化這個詞語，他們說的更多的是“經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