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上海之行

第三節上海之行中島敦於1936年的8月15—30日遊覽了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其中，用了兩三天時間在蘇州和杭州旅遊，其餘時間都是在上海度過的。作為這次旅行的結晶，他創作了和歌集《朱塔》。如前面章節所述，《朱塔》是以中島敦在蘇杭兩地的所見所聞為基礎寫成的，關於上海，幾乎是隻字未提。這讓人覺得上海完全從他的記憶中給驅逐了，是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反過來說，如此不自然的態度，又恰恰突顯了中島敦對上海這座城市所抱有的獨特的認知方式。中島敦為什麼故意關閉了關於上海的話語？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對上海三緘其口？這些問題歷來為研究者所忽視。本節擬根據不多的資料來最大限度地還原中島敦在上海期間的行蹤，在此基礎上來嘗試考察中島敦關於上海都市空間話語的缺失與其文學特質之間的關係。

中島敦曾在落款為1936年5月29日的一則筆記中，較為詳細地記錄了去江南一帶旅遊的計劃，其中也包含上海。由此可以推知中島敦最遲在該年的5月底就着手準備其江南之行了。作為中島敦準備赴江南旅行的見證人，中島敦東京“一高”時代以來的好友釘本久春提供了如下證言：

那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暑假前的事情。當我們三人一起在茶館裏一邊喝茶，一邊說著閑話時，（中島）敦和三好突然說起要結伴去中國旅遊。兩人當場就熱心地做起了計劃來，商談日程、費用等事項。這次的商談和計劃的進展，真的是體現了中島敦獨特的性格，作為旁觀者的我，都有點為他們捏把冷汗了。但看在眼裏，我也覺得很愉快。（中略）兩人順順噹噹地在台北會了面后，乘坐美國三等客船，出發去了上海，漫遊了蘇州、杭州、南京等地，又搭乘美國客船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如果單純相信釘本的回憶，感覺中島敦二人完全是憑一時的衝動，才決定去上海的。但若結合前面的筆記來看，中島敦的上海之行，是經過認真思考後才做出的決定。

一方面，與中島敦同行的當事者三好四郎在題為《中島敦前輩與我》的一文中，是這樣回憶此次旅行的：

中島敦相當喜歡旅遊，我們一起去中國旅遊了。那是昭和十一年（1936）夏天的事情。中島敦說他在大學時代就曾去過中國。總之，我先出發，去香港、基隆轉了一圈后，是在上海與中島君會合的。他那時說是要參加繼母的法事，不能和我一道前往台灣。當時我伯父長住上海，所以我們就依賴我伯父，以上海為據點，兩人一道去了杭州，在那裏住了一宿。最先，我們自己搞錯了，被帶到了面臨西湖的一間極高檔的房間，馬上就意識到不對，就移到了面臨岩壁的一間最下等的房屋裏。在蘇州時，我們應該是去逛了虎丘、寒山寺、西園、留園、北寺等地，是當天來回的一日游。在上海我們還看了斗狗、去了謝斯菲爾德公園，是一次非常繁忙而又快樂的旅遊。中島君還想去漢東，但是由於日程排不過來也就作罷了。他最初是打算要去台灣的，如前所述，由於其父非要他參加繼母的法事而未果。回國的時候，我們乘坐的是加拿大的汽船，我在神戶下的船，中島君則直接回了橫濱。

像這樣，三好四郎的描述非常詳細，成為了解中島敦上海之行的寶貴資料。除此之外，在現存的中島敦的記事本中，也留下了一些關於中島敦在上海的日程及相關活動內容的片言隻語。通過這些材料，大致可以還原中島敦上海之行的原貌。

中島敦是在1936年8月8日從橫濱出發赴上海的。途中，他先到住在西宮的老友冰上英廣家住了三個晚上，然後去長崎，並在當地滯留了兩天。在記事本8月14日的一項記錄中，有諸如“天主教”“崇福寺”等內容。中島敦所說的“天主教”乃是指在長崎的大浦天主教堂。該教堂建於1864年，是現存日本最老的教堂。據說是兩位法國神父為了給在該地殉教的26位聖人做禱告而建造的。中島敦之所以要去參觀大浦教堂，恐怕與他從小的家庭氛圍有關係。中島敦的伯父關翊（即中島翊，成年後入贅關家）是祖父中島撫山的四兒子，在中島敦的《斗南先生》中以“澀谷的伯父”的身份出場。中島翊“生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7月，從大阪三一神學院畢業之後作為牧師曾巡行大阪、德島、大牟田、千葉縣的大貫、廣島、金澤各地的教會，從大正十三年（1924）開始成為東京教區武藏野協會的管理長老，從昭和三年（1926）開始成為東京聖十字教會的管理者，被英國CMS授予名譽終身理事的稱號”。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因緣，中島敦才去參觀了這個大教堂。

此外，中島敦在筆記中提到的“崇福寺”，乃是位於長崎的一座著名的黃檗宗禪寺。該寺於1629年由住在長崎的福建人邀請超然大師創建，是一座被稱為“福州寺”的有着宋代風格的廟宇。如果結合中島敦漢學家世這一背景來看，他拜訪崇福寺也沒有什麼不可思議。

據中島敦的筆記，他是在8月14日下午1點從長崎乘坐“上海丸”出發去上海的。當時，連接上海與日本的海路主要由日本郵船公司經營，主要由“上海丸”和“長崎丸”執行任務。日本郵船公司在合併重組之後，於明治十八年（1885）開始運營上海航路。起初經營橫濱至上海的航線，從大正四年（1915）開始，開設了從神戶到上海的航線，大正十二年（1923）2月開設了長崎至上海之間的“日華聯絡線”，並成為連接中日之間的主要航線。

事實上，中島敦所推崇的谷崎潤一郎在十年前的1926年1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就是從長崎乘坐“長崎丸”去上海的。從大正末期到戰後，多數人都是利用這條航線往來於中日兩國之間。中國方面的相關資料也可以坐實這一事實。據一批在20世紀30年代曾留學日本的中國知名人士的回憶，他們當年幾乎都是乘坐“上海丸”或者“長崎丸”先到達長崎，然後再前往日本各地。

8月15日下午4點左右，中島敦到達上海日本郵船公司的碼頭。在他當天的記事本上有諸如“奧林匹克水上/200m，Breastハムロ/1500m．F．S．寺田”等內容。很顯然，在這次旅行途中，中島敦還對其時在德國舉辦的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非常關心。這裏所提到的“ハムロ”是指當時日本著名的游泳選手葉室鐵夫，他在男子200米蛙泳中奪得冠軍，而“寺田”同樣是參加這一屆奧運會的日本游泳隊的選手寺田登，他在1500米自由泳中獲得冠軍。

到達上海的中島敦就住在堂姐吉村彌生的家裏，彌生曾回憶說：

我很寵愛敦，我們在久喜度過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田人和勝子再婚了，一周之後，敦就被帶回了大和郡。那之後，只有是在有法事等特別重要的事情的時候他才會回來，我們才得以見面。（中島敦）從大連去別府之前，在門司我家裏住了四五天。在上海的時候，我們住在陸戰隊的附近，他來我家后每天都會出門，和他一起來的朋友我不清楚，沒見他們在一起。他一點都不安靜，在和室中轉來轉去的。他還送給我外出旅遊時買來的紙做的偶人。

此外，從中島敦寫給妻子的信函也可以得知此事。這封信的具體內容已經散失了，但在信封上寫有“上海北四川路黃陸路三七號日本郵船社宅吉村清知轉中島敦”的字樣，這就可以坐實在上海期間，中島敦是以當時的北四川路的堂姐家為據點進行活動的。根據記事本8月19日的記載，跟他一起到上海的好友三好四郎則寄宿在“三好伯父的公寓MetropolitanApartment”里。很顯然，兩人白天在一起活動，晚上則各回各的住地。

眾所周知，日本在上海並沒有正式的租界，從日本來的居留民幾乎都集中在上海北部的虹口一帶，該地區的北四川路在20世紀30年代是僅次於大馬路、霞飛路的上海的第三大馬路。因為那裏居住着很多日本人，所以這條街上有很多日式建築和餐館。中島敦的堂姐吉村彌生所提到的“陸戰隊”是指1932年10月成立的“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其本部就位於北四川路附近的黃陸路。

8月16日，也就是中島敦到達上海后的第二天中午，中島敦乘車去“郊外”“兜風”去了。他們去了廟江鎮和上海市政府。中島敦所提到的“廟江鎮”就是今天的廟行鎮。1932年1月淞滬抗戰爆發時，廟江鎮是主戰場。當時，為軍國主義張目、歌頌所謂“肉彈三勇士”的歌曲《廟江鎮的夜深了》在日本廣為人知。淞滬會戰結束后不久，為了紀念戰死在該地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軍人，國民政府在這裏修建了墓碑。很難想像，四年後站在這塊曾經血肉橫飛的土地上，中島敦會是什麼樣的心情。中島敦當天還參觀了上海市政府大廈，該大廈於1933年10月10日竣工，是一幢有着中國古典宮廷風格的四層樓帶電梯的摩登大樓，在當時作為觀光地也很有名氣。

8月17日的下午3點左右，為了迎接三好四郎，中島敦去了上海碼頭。之後，一直到19日，兩人的行蹤不甚明了。20日、21日兩天，中島敦和三好四郎一起去了杭州旅遊，21日晚上才乘坐火車趕回上海。22日以及23日的活動也沒有記載。在8月24日的記事本上，有“Canidrome”這樣的記錄，此地乃上海非常著名的鬥犬場“逸園”的英文名稱。據一同去上海的三好四郎回憶，“在上海看了鬥犬”，兩人的說法一致。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共有“名園”“申園”“逸園”三家鬥犬場。這些鬥犬場都在1928年開業，是一種帶有賭博性質的娛樂場。其中，名園和申園因為市民的強烈反對在1932年被迫關閉，只有逸園倖存。在1928年之前，逸園的鬥犬活動只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營業。1932年之後，因為其他兩家對手關門的緣故，應客人的要求每周開放四次。事實上，中島敦他們就是在星期一那天在逸園看鬥犬的。而且，逸園不僅僅是觀看鬥犬的地方，還有其他諸如舞廳、西洋料理、酒吧、咖啡店等供消費的設施，消費的水準據說相當高。在1937年左右，在逸園賣出來的兩張情侶舞票，就相當於一個屬於中產階層的銀行員一個月的收入。

8月25日，中島敦二人去蘇州旅行。在記事本上，中島敦沒有直接提及在蘇州的見聞，但據前面所引三好四郎的記載可知，他們在蘇州逛了虎丘、寒山寺、西園、留園、北寺等地。8月26日，中島敦開始着手回日本的準備，購買了回程船票，並“去玩回力球”。當時，在上海，面向普通市民的帶有賭博性質的娛樂場所有三種：賽馬、鬥犬、回力球。其中，回力球（hai-alai）是從西洋傳來的一種新型賭博活動。在上海，玩回力球的娛樂場的正式的名稱為“中央運動場”，其英文名稱是“Auditorium”，上海的民眾稱其為“回力球場”。就在逸園的北邊。位於霞飛路東南邊上的“回力球場”，是在1929年2月7日開場的，球場常年從西班牙、墨西哥、古巴等國邀請來20多名選手進行表演。

也是在這一天，中島敦可能是通過報紙得知“在成都日本新聞記者被害”的消息。這是後來被稱作“成都事件”的轟動一時的反日事件。事實上，該事件發生在兩天之前，遠在上海的中島敦知道得晚了。8月24日這天，在四川省成都市發生了群眾遊行，反對在成都設立日本領事館。在這場示威運動中，大川飯店被毀，恆寶等百貨大樓被破壞，來自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的特派員渡邊洸三郎和上海每日新聞社的記者深川經二被殺死。

8月27日，中島敦在上海市區購物，還去了名叫“GrandUnderTwoFlags”的巧克力店。28日夜晚，中島敦乘坐加拿大輪船“克利夫蘭”號，於31日早上到達神戶，9月1日回到橫濱的家中，結束此次旅遊。

如上所述，中島敦在上海住了兩周左右，但他幾乎很少提及上海。相反，他在杭州、蘇州度過的時間要少得多，卻將在這兩個地方的所見所聞結集為一部和歌集。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據此，是不是就可以認為中島敦不喜歡上海呢？誠然，他在上海期間寫給夫人的信中有“骯髒的城市”這樣的抱怨。但是，抱怨上海衛生狀況不佳並非始自中島敦，毋寧說首先會讓人想起芥川龍之介在《上海遊記》中關於上海的描寫。中島敦認為上海是“骯髒的城市”，這與其說是蔑視，不如說這是近代以來日本文人對上海這個城市的普遍印象而已。在同一封信中，中島敦又寫到“二十幾層樓的建築有好幾幢。據說都是一些百貨商店。入夜，一直到大樓的頂部都點着燈光，非常華麗”。還有，在8月21日的記事本上有這樣的述懷：“夜裏，很晚了。從杭州歸來／上海／看見燈光，就像是到了家的感覺，真是不可思議啊。”綜合這些內容來看，不能說中島敦對上海的印象不好。

此外，如果我們閱讀中島敦的文學作品就能明白，中島敦以都市為舞台的作品僅止於早年在東京“一高”《校友會雜誌》上發表的《有巡查的風景》《D市七月敘景》以及夭折了的《北方行》三部作品。

如是說來，是不是就此可以認定中島敦討厭都市生活呢？這也未必。中島敦不但不是遠離都市的隱者，而且還是都市生活貪婪的消費者。

在現實生活中，中島敦也是一個高度具有都市趣味的人。對於旅行、登山、跳舞、音樂、戲劇、電影、象棋等有着巨大的熱情。比如，在中島敦1936年的年譜中就有如下記載：

一月五日，在野澤屋觀看寶生能。二月六日，去聽費奧多·夏里亞賓（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活躍的俄羅斯歌唱家），非常激動；三月二十三日，坐上七點鐘從靈岸島出發的船，去小笠原諸島旅遊，滿足其“對於南方的憧憬”；四月十四日，去日比谷公會堂聽威廉·肯普夫的鋼琴獨奏會。五月十二日又去聽了一次。四月二十一日去日本青年館，聽了莉莉·克勞斯和西蒙·戈爾德堡的奏鳴曲；五月二十九日，去日比谷公會堂聽雅克·蒂博的小提琴演奏。

如果結合1936年極端不景氣的時代背景來看，沉浸在如此豐富的趣味世界裏，就更加凸顯了中島敦作為都市文化熱心的消費者的形象。這個姑且不論，中島敦好不容易到上海旅行了兩周，不僅未將在上海期間的所見所聞作品化，而且幾乎沒有再提起過。換言之，他對於上海的記憶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其中原因是什麼？這一問題值得關注。簡單地講，這與中島敦文學的特質有着緊密的關聯。

中島敦的文學作品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以《山月記》《李陵》為代表的取材於中國古典的作品；以《過去賬》為代表的追問自我的作品；描寫了南洋群島風物的所謂“南洋物語”。

首先考察中島敦取材於中國古典的系列作品。在這類作品中，作者都有意識地迴避了關於古代都市的描寫。在《山月記》中，變成了老虎的主人公李徵，其活動的場所是原野中的樹叢，他所憧憬的長安城的樣子絲毫沒有被提及；同樣，《李陵》的舞台主要是遙遠的大漠，漢武帝、司馬遷等人所居住的長安城充其量只構成一個背景；《名人傳》中關於邯鄲城的光景同樣是隻字未提。其他諸如《盈虛》《弟子》等都是以春秋時代的人物為主人公，儘管出現了不少諸侯國的名字，但並沒有關於這些都城的細節描寫。當然，即便沒有都市風景的描寫，也絲毫不減損這些作品的魅力。但是，反過來說，如果適當地添加一些關於都市風物的描寫，一定會為作品增添不少光彩。

當然，如果想要描寫古代都市的形象，得需要相關方面的教養。如果不熟悉古代的藝術、風俗、建築、音樂等多方面的背景，畢竟是不可能寫得出來的。至於說中島敦是否具備這種能力，這還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中島敦的精神氣質屬於時間性的東西，與空間無緣。可以說，時間意識是隨着他的肉體一道成長的。換言之，正是由於中島敦先天性地重視浸透了歲月痕迹的歷史的緣故，其空間意識的欠缺也就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了。正如鷺只雄所正確地指出來的那樣，“他所選擇的世界並非是現在，而是在典型地體現在了向著非此在的、遠離了時空的過去和異鄉——歷史世界”。當然，這種向著古代的回溯意識，乃是與籠罩在生養了他的漢學家世的精神氛圍有着極大的關聯性。

此外，以《過去賬》為代表的所謂對自我進行追問的系列作品，其精神實質是與前述古典系列作品相通的，構成了表裏關係，其最終的指向同樣都是在拷問存在的終極意義，這也是中島敦文學的主題和精髓之所在。中村光夫將中島敦文學本質理解為“是致力於物語與人性真實的結合的，走在近代小說大道之上的一種嘗試”。值得注意的是，中島敦的這類追問自我的作品具有極高的形而上學性，重點是人物的命運及其內心的感受，幾乎都是以出場人物的內心獨白告終。作品的情節主要是隨着登場人物的內心傾訴及心理活動而展開，由此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一種時間的流動，而圍繞在主人公身邊的那些外部環境、空間元素則被降到了水面之下。

中島敦的“南洋物語”主要指收錄在《南島譚》中的一系列短篇小說。其內容是關於南洋群島上獨特的風物以及與原住民之間達成交流的困難，貫穿其中的最根本的主題依然是對自我存在不安的追問。中島敦原本是要醫治在北方患上的形而上的“狼疾”才去南島的。但是，南島對他來說與其說是一個具有療愈作用的空間性存在，毋寧說是一個充滿散漫的時間的混沌。中島敦也曾試圖將南島虛擬化為東洋式的桃源鄉般的空間。比如，在《風物抄》的開頭處就有這樣的描寫：

早上，一覺醒來，感覺船已停了下來。馬上就爬到甲板上去看。

船已經行駛在兩個島嶼之間。天上正下着濛濛細雨。與此前所見慣了的南洋群島比較起來，風景大為改觀。至少，從甲板上眺望到的科斯雷島，無論怎樣看都不是高更畫中的形象。煙雨蒙蒙的長汀、隱約可見的青翠的群山等，的確是一幅東洋圖畫。一汀煙雨杏花寒，暮雲卷雨山娟娟等，即便是用這樣的詩句來讚歎，沒有任何的不自然，是純粹的水墨畫般的風景。

但是，中島敦的這一空間置換的作業，卻遭遇了時間性的顛倒。在這裏，以水墨畫為代表的東洋式的風景，其實是作為西洋化的反命題被提及的。因為在“被西洋＝近代化”的浪潮不斷侵蝕的南島固守落後的“東洋”性，這一操作恰恰是要通過使時間迴轉才得以進行。不用說，近代性原本是屬於時間性的範疇，而中島敦所經營的向著東洋性的回溯，也在無意中將自己置於“近代性＝時間的先進性”的反面，這既是一種巧合，也是一種符合中島敦精神氣質的必然。在屬於“時間性”的中島敦那裏，作為南洋群島最摩登都會的科羅爾（帛琉首都）的缺場或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姑且不管中島敦本人的氣質如何，把都市作為作品的舞台這件事本身與中島式的力圖表現自我不安的風格未必就一定是相抵牾的。正如前田愛所說的那樣：

就此而言，優秀的都市小說，比如《罪與罰》那樣，被引向推理小說結構的事情確實不在少數，但是，如果要在它與推理小說之間畫一條邊界線的話，那就應該在於如下之事實：對主人公而言，走入都市閱讀這件事並非是對犯罪行蹤的追蹤，而是意味着在都市的表層的背後被隱蔽的記憶中來確認他們的自我同一性的行為。潛入都市的迷宮，同時就與通往內心之旅連接了起來，在這一微妙的結構中存在着近代性都市小說的弔詭。

如前所述，在中島敦有限的幾部涉及都市題材的小說中，最能體現其野心的當屬《北方行》。眾所周知，《北方行》是一部夭折了的作品。關於其夭折的原因，在學界有各種說法，其中，菅野昭正的如下觀點是最具代表性的：

無論是黑木三造，還是折毛傳吉（一部分是白柳子），總是被中島敦的“我”的吐露所遮蔽。而且，小說變質成了毫無修正地、原封不動地表現中島敦的觀念和心情的場所了，此乃《北方行》最大的問題……可以斷言，遮蔽了主要出場人物的“我”的吐露，一定是成了堵塞《北方行》前進方向的最大障礙。

筆者大致認同這一觀點，但是，這並非是致使《北方行》夭折的唯一的原因。一般認為，《北方行》的執筆時間是在昭和十年（1935）前後。比如，勝又浩就認為“《北方行》的執筆時間是在昭和八年（1933），從大學畢業的那年開始寫起，在昭和十年達到頂峰。不久之後，在昭和十一年就放棄了”。勝又浩的這一說法值得商榷。昭和十一年（1936）8月左右，也就是說，直到決定去上海旅行之前，中島敦對於念念不忘的《北方行》尚未死心。事實上，他在該年6月24日寫給夫人的信中說道：“我現在正在寫小說。學校還有工作（雜誌），一下子就忙起來了。”這裏所說的“正在寫小說”應該是指繼續撰寫之前曾一度擱筆的《北方行》。

《北方行》是以中國的天津、北平為舞台。黑木三造和折毛傳吉這兩個日本青年，各自抱着深刻的精神危機，他們渴望將自身投入到一種充滿着力量的實踐活動中，以此來實現自我的拯救。於是，他們就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交織着各種力量的動亂中的華北。但是，在小說《北方行》中，關於動蕩時代的天津以及北平等城市的混亂狀態幾乎沒有被提及，僅僅是作為出場人物的背景而存在。正是缺少了對於都市風景的生動描寫，才最終導致了《北方行》的夭折。不甘心的中島敦為了復活《北方行》，專門去了作為“魔都”的大上海尋找創作的靈感。但是，及至親身去看過，中島敦才意識到自己既不是橫光利一也不是金子光晴，以自身的氣質無法準確地再現那裏的一草一木。總而言之，上海體驗堅定了中島敦對自身潛力及文學氣質的清醒認識，於是乎也就對上海保持了沉默，甚至於將其完全逐出記錄了此次江南之行的和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