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蘇杭之行

第四節蘇杭之行“江南”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多的是被賦予了一種文化內涵，甚至是一個裹挾了政治意義的地政學概念。所以說，“江南”是構建出來的。僅就空間區域來講，“江南”的地理範圍的形成，在歷史上經歷了數度演變和界定的過程。在秦漢時期，江南主要是指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如今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南部。今天屬於江南地區的皖南、蘇南一帶，在秦漢時被稱作“江東”。唐代，江南的範圍擴大，指的是長江以南地區。兩宋時期，鎮江以東的江蘇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劃分為兩浙路，這是江南地區的核心，也是狹義的江南地區。明代以後，“江南”的地域範圍開始趨於穩定，最狹義的“江南”範圍應該包括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之地。

自南北朝時期大開發東南地區以來，江南地區的經濟實力一枝獨秀。伴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江南地區的文化也日益呈現出繁榮的景象。文化經濟的繁榮，也漸次為江南地區着上了神秘的色彩，對於江南的想像也逐漸多了起來。在某種意義上，“江南”成了一個文化隱喻。正如學者說言，“江南”在文人的心目中往往代表着某種固定和封閉的意向，更像是一幅色澤不變的心靈地圖。

在1932年之前，中島敦的中國之行主要局限在中國東北南部和京津地區。和那個時代的日本文人一樣，中島敦同樣也對中國南方，尤其是對江南地區充滿了嚮往。他醞釀已久的中國江南之行，一直到1936年8月才得以實現。那時，中島敦已在橫濱高等女子學校工作三年多，無論是經濟狀況，還是健康狀況都處在非常平穩的時期。

中島敦選擇在這個時候去中國江南旅遊，其動機不是很明了。隨着中日之間緊張關係的不斷升級，爆發全面戰爭的危機也日趨加劇。事實上，自1935年以來，日本一直致力於策動“華北自治”的陰謀，中日兩國間的衝突不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普通日本人要去華北一帶旅遊已經越來越困難，選擇去中國南方旅遊也是基於現實的考慮。

毋庸贅言，中日之間一旦爆發全面戰爭，去中國旅行就不再具有現實性。從事後的角度來看，中島敦選擇在戰爭爆發的前夜去江南地區一游實屬明智之舉，這也說明了中島敦對於中日之間的局勢是有着清晰判斷的。順便說一句，在中島敦對中日局勢的判斷中，在“滿洲國”國務院任咨政的叔父中島比多吉的情報來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中島敦決定去中國江南地方旅行，與他個人的氣質稟賦也有較大的關係。中島敦自幼在殖民地朝鮮長大，在他的身上有着濃厚的異國情趣。

從現在留下來的不多的資料中可以推測，中島敦似乎很早就在計劃到中國江南一游。這一計劃，從他1936年5月29日的一則筆記中就能窺見端倪：

蘇州（城內、閭門外、居留地）/磐門大街／瑞光寺塔／孔子廟（苑仲淹）/玄妙觀的地攤／報恩寺大塔（孫權）/寒山寺（文徵明）/東南4K寶帶橋（後漢武帝、董仲舒）/南20K靈岩山寺／天平山／白雲寺/◎南京（南門、水西門內、下關）/中山陵／明故宮／方孝孺、血跡亭／明孝陵（明太祖、馬皇后）/通濟門、秦淮（桃葉渡、利涉橋）/南門大街之東／貢院／雨花台、報恩寺／朝天宮／天子廟、大慈塔／城西、水西門／莫愁湖／清涼山（弘法）/玄武湖◎雞鳴寺／下關（滯留）（20K）/揚州（鹽、江北大運河20K）/江都、甘泉／城北三四K、平山堂（歐陽修）/九曲池／五亭橋（乾隆）/◎杭州

從上述記事內容來看，中島敦原本計劃要去蘇州、南京、揚州、杭州。尤其是對江蘇省內的蘇州、南京、揚州三地的觀光點做了較為充分的調查。但對杭州的具體觀光點則沒有詳細涉及，對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更是隻字未提。從這份備忘錄式的筆記中不難看出，中島敦對於上述各地的著名景點可謂了如指掌。當然，也不排除中島敦是參照了當時在日本出版的中國觀光指南之類的書籍。比如，谷崎潤一郎在其《蘇州紀行》中就曾提道：“只是曾憑藉鐵道院發行的導遊手冊和地圖，隨意去各地走動。”其實，這是日本帝國鐵道院發行的《東亞官方導遊：橫跨歐亞大陸Ⅳ中國》的觀光指南。當時鐵道院為了吸引外國遊客，發行了許多英文導遊手冊，內容不僅涉及日本國內，還包括了日本的殖民地及其他地方。及至中島敦1936年訪問中國時，已過了將近20年，世間此類觀光指南就更多、更完善了。據美國的日本研究家傅佛果（JoshuaA.Fogel）在其著述《從遊記文學看日本人的中國再發現：1862—1945》（TheLiteratureofTruvelintheJapaneseRediscoveryorChina:1862—1945）的統計，自1862年至1945年之間，由日本人所寫的中國遊記多達500多種。其中，由著名文人撰寫的中國江南遊記就有如下這些：德富蘇峰《中國漫遊記》、岡千仞《觀光紀游》、竹添進一郎《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青木正兒《江南春》、曾根俊虎《清國漫遊記》、宇野哲人《中國文明記》、佐藤善治郎《南清紀行》、本多惠隆《清國巡遊志》、德富蘇峰《七十八日遊記》、村木正憲《清韓紀行》、后藤朝太郎《支那遊記》、松本龜次郎《中華五十日遊記》、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等。

作為漢學世家以及東京帝國大學國文學科出身的中島敦，瀏覽過這些遊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事實上，田鍋幸信所整理的中島敦部分藏書目錄中就包括如下數種：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竹添進一郎《棧雲峽雨詩草》、青木正兒《江南春》。

谷崎潤一郎的第一次中國旅行是在1918年10月至12月之間，從朝鮮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后，從北到南漫遊了許多地方，並發表了《蘇州紀行》《秦淮之夜》《中國旅行》《廬山日記》等一系列遊記。以此次中國漫遊為契機創作的小說則有《西湖之月》《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天鵝絨之夢》《蘇東坡》《鮫人》《鶴唳》等。谷崎潤一郎第二次中國旅行是在八年之後的1926年1月6日至17日之間，主要是在上海活動，留下了《上海交遊記》《上海見聞錄》。

眾所周知，在谷崎潤一郎第一次訪問中國三年後的1921年3月，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的特派員前往中國遊覽，長達4個月之久。其間，芥川先後拜訪了上海、杭州、蘇州、揚州、鎮江、南京、蕪湖、九江、廬山、北京、大同、鄭州、洛陽、漢口、長沙、天津、瀋陽等地。回國后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結集為《中國遊記》出版。

總之，1936年8月，中島敦到中國江南一帶旅遊時，一定是意識到此前的谷崎、芥川的中國之游的，甚至說是有意識地參照了兩人江南之游時的路線。事實上，中島敦在蘇杭兩地的活動與當年的谷崎、芥川多有重疊。中島敦一行兩人在中國期間，主要是在上海活動，其間抽空去杭州、蘇州做了較為短暫的觀光。但並沒有去曾經精心策劃過的南京和揚州。之所以臨時取消了去上述兩地旅遊，可能跟旅費不足等有關係。除此之外，筆者推測恐怕也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一定的關係。南京自不待言，作為國民政府的首府，在中日決戰的前夕充滿了較為濃厚的排日氛圍。作為六朝古都的觀光城市，南京最有魅力的地方當數秦淮河。谷崎潤一郎在第一次中國旅遊之後曾創作了隨筆《秦淮之夜》《南京夫子廟（插圖說明）》。芥川龍之介後來在創作《南京的基督》時，也參照了谷崎的《秦淮之夜》。1927年7月，與谷崎潤一郎有重要關係的作家佐藤春夫到中國江南地區旅遊。其中，7月24—27日，佐藤春夫在郁達夫的陪伴之下遊覽了杭州西湖。7月27日下午回到上海旅館后，才得知作家芥川龍之介已於7月24日自殺。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佐藤春夫在田漢的陪同之下遊覽了南京。

1926年，國民革命軍連續攻克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主要城市。於是，廣州國民政府聯席會在11月決議將國民政府北遷武漢，成立武漢國民政府。由於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分裂，1927年北伐軍攻克了上海與南京之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鑒於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國民政府開始對包括秦淮河在內的南京城進行了所謂的風俗整理。據佐藤春夫的回憶，“聽說秦淮的畫舫，以自己遊覽的1927年為最後的期限被政府禁止”；夜間，政府在秦淮河上設置探照燈，監視夜遊的畫舫，為了“肅正綱紀”，政府的取締措施非常嚴格。

由於政府的嚴厲措施，至遲從1927年年底開始，南京秦淮河一帶的“風紀”得到很大的整肅，通過古典文學或一代代日本文人所撰寫的遊記被喚起來的異國情調漸漸地凋敝，成了明日黃花。或許與這一事實有關，中島敦才選擇放棄去南京的旅遊計劃的。

中島敦用短歌的形式，記錄了此次蘇杭之行的所見所聞，結集為和歌集《朱塔》，可謂別出心裁。中島敦為何用和歌的形式來記錄旅行見聞呢？一般地說，和歌篇幅短小，濃縮度高，意味雋永，是日本傳統的詩歌形式。在日本近代文壇上，最早用詩歌的形式來做遊記的，大概要數森鷗外了。森鷗外曾在1907年出版了《詩歌日記》，記錄了他在日俄戰爭從軍過程中的見聞及風情。這部詩歌體的遊記包含331首短歌、168首俳句、9首長歌以及58首新體詩。1933年3月，中島敦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並考入該校的研究院，打算繼續從事日本文學研究，他提交的研究方向就是森鷗外。由此不難推斷，《朱塔》一定是受到了森鷗外的《詩歌日記》的影響。

在和歌集《朱塔》的正文之前，中島敦引用了兩句宋詩“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這出自南宋詩人范石湖（范成大）的《橫塘》，該詩的後面兩句是“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系畫船”。在作品的最前面引用漢詩文，這在中島敦已不是第一次。在他的《過去賬》中所收錄的《變色龍日記》和《狼疾記》的正文前面就分別引用了《韓非子》和《孟子》中的名句，起到了點明主題的作用。同樣，在《朱塔》正文前所引范石湖的《橫塘》詩，也起到了統攝主題的作用。在范詩中出現的“春天”“綠水”“石橋”“朱塔”“細雨”“垂柳”“畫船”等，都是典型的江南春天的景物。這原本是一首送別詩，但中島敦在引用時，省略了後面兩句，他刻意淡化了詩中的送別場景，將重點鎖在了“石橋朱塔兩依然”這一意象中。也就是說，春回大地，四周都披上了綠裝，但不變的是石拱橋和紅色的寶塔。這既凸顯了《朱塔》名字的由來，又點明了其懷古的主題。

關於杭州之行，中島敦並沒有留下多少可供參考的資料，只有一些隻言片語的記載。在中島敦遺留下來的1936年的記事本中，有這樣兩條簡潔的記錄：

8月20日（星期四）下午／杭州、新新旅館／關掉燈后發現有兩隻螢火蟲

8月21日（星期五）夜裏很晚才從杭州回來／當看到上海的燈火時有種回家的感覺，真是不可思議

當時，從上海去杭州，通常會選擇乘坐從上海南站出發的滬杭甬列車。滬杭甬鐵路是連接上海、杭州、寧波三地的鐵路幹線。其中，滬杭鐵路浙江段自錢塘江閘口至楓涇，全長125千米，於1906年10月開工，1909年5月完工；江蘇段是從楓涇至上海南站，全長61千米，1907年3月開工，1908年11月竣工。1909年9月，從上海南站到錢塘江閘口的滬杭線全線開通。到寧波段的鐵路則於1914年竣工通車。

按照上述中島敦的提示，他們是8月20日下午到達杭州。查閱1936年滬杭鐵路的火車時刻表可以知道，每天從上海南站開往杭州方向的火車只有六趟。如果是下午到達的話，六趟車中，唯一一趟下午到達的班次乃61次車。該車早上8點39發車，下午3點32分到達杭州。當年穀崎潤一郎是乘坐下午2點50分的特別快車離開上海的，到達杭州是晚上7點19分。至於中島敦是乘坐幾點鐘的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杭州的，無法考證。他們二人入住新新旅館。新新旅館坐落在杭州西湖核心風景區北山路上，是一家頗有歷史的著名旅館。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其英文名稱為“THENEWHOTEL”，後來幾經擴建，最終於1932年全部建成，由東樓、西樓、秋水庄及北樓組成。1921年4月，芥川龍之介在杭州旅遊時曾入住新新旅館，之前還有美國哲學家杜威入住過。

杭州因西湖而聞名天下。杭州還因為白居易、蘇東坡等文化名人以及作為南宋的都城而聞名。白居易曾於長慶二年（822）十月一日至長慶四年（824）五月在杭州做過刺史，修築了白堤，寫過多達約150首與杭州有關的詩文。白居易在世時，其詩文就已經傳入日本。據學者的研究，白居易的詩文傳入日本的時間應在公元834年。自然，隨着白詩在日本的流布，杭州以及西湖也漸漸地被日本人所知曉。自唐代以來，杭州地區就與日本有了較為頻繁的往來。尤其是中日間禪宗的交流更是極大地提高了杭州在日本的知名度。眾所周知，杭州也是吳越國的國都。吳越國時期，中國首創五山制度，以徑山禪寺為首，依次出現了靈隱寺、凈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其中，前三者都在杭州，后兩者則在寧波。

日本從鎌倉時期（1192—1333）開始，武士登上政治舞台，實施武家與公家并行的二重政治制度。在這一時期，日本模仿中國南宋的五山制度，創設了鎌倉五山，包括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凈智寺、凈妙寺。同時，在貴族即“公家”政治樞紐的京都也建立了五座禪寺，分別是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以及統領五山的京都南禪寺。這十一座禪寺合稱“五山十剎”。

隨着禪宗東傳日本以及日本五山制度的建立，中日之間，尤其是日本與中國江南地方的宗教往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頻繁程度。自宋代以來，大量的日本僧人來到上述五座禪寺掛錫學習。如入宋僧無准師範、斷橋妙倫、虛堂智愚、希玄道元、榮西等人。元明時代更有雪村友梅、中嚴圓月、絕海中津、雪舟等楊等人來杭。中日間圍繞禪宗的密切交流，不僅深化了日本禪宗的學理，更為重要的是迎來了漢詩文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以漢詩文為特徵的“五山文學”流派。鎌倉、京都兩地的禪僧所創作的眾多的漢詩文中，隨處可見杭州或西湖的影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的“五山文學”又作為一種反哺現象，極大地提升了杭州以及西湖在日本的知名度，為杭州和西湖在日本民間的紮根，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到了晚清、民國時期，來杭州的日本人就更多了。很多政治家、新聞記者以及有名氣的畫家、作家、漢學家紛紛到杭州一睹風采，親自感受他們通過閱讀漢籍所培育起來的對於杭州的鄉愁，並留下了大量的遊記。1895年，甲午戰爭以清朝的失敗而告終。按照中日兩國在戰後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中第六款規定，清政府向日本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作為通商口岸，並在這些地方開闢租界。

1895年11月下旬，時任上海總領事的珍田舍己率隊來到杭州，商定租界擇址事宜，後來劃定拱宸橋一帶作為日本的租界。1896年3月，日本駐杭州領事館開館，領事是落合謙太郎，書記官是速水一孔。在1924年5月，在日租界還成立了杭州居留民會。從1896年設立領事館開始一直到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前夕，在杭州的日本人數量並不是很多，每年保持在數十人的規模，1917年6月末突然增加到了115人，但到了1918年7月旋即又減少到了77人。在1937年之前，儘管長期定居在杭州的日本人較少，但是由於在杭州開闢了租界和領事館，往來於日本與杭州的人員，較之前無疑是增加了很多。

杭州也因為風景旖旎的西湖而為世人所知。隨着日本“五山文學”的隆盛，被禪僧們反覆書寫的西湖美景，也逐漸在日本民間傳播開去，成了文人們憧憬的異國風景。據日本學者的研究表明，13—16世紀，由日本五山禪僧所撰寫的漢詩文中，涉及西湖的多達381首，提到蘇堤六橋26次，提到蘇公堤12次。據中國學者統計，在目前最完整的《五山文學全集》（上村觀光編，裳華房，1905—1916年版）中，直接以西湖為題目的詩文共有17首，其中關於梅花的描寫出現12次，西湖湖水（面）10次，第三是柳樹和林和靖各6次。

西湖美景不僅僅出現在“五山文學”及民間文人的詩賦中，也出現在日本畫家的筆下。日本最早的西湖圖完成於日本延文四年（1359），題名為“西湖十景”，出現在某貴族宅邸的拉門上。15—19世紀，很多著名的畫家都畫過西湖圖。著名的有秋月等觀、如寄、歐齋、狩野元信、狩野興以、狩野探幽、池大雅、鳥羽台麓、小泉斐、湖山東英等人。

正因為西湖如此有名，很早就有了關於西湖的方誌和旅遊指南之類的著作。大正十一年（1922）三月至五月，日本著名的漢學家青木正兒在中國旅遊了將近兩個月，其中，杭州是他逗留較久的地方。後來，他把在杭州的見聞結集為《江南春》，在該書的開卷處有如下內容：

我為了逃離上海的喧囂，清凈頭腦，讓眼睛清亮，於昨日來到了杭州。我現在一個人從孤山到葛嶺一帶晃蕩之後，剛回到湖畔一家帶有西洋風味、叫作青華旅館的地方。四周正逢賞花時節，所以格外的喧擾——尤其是旅客的吵鬧聲、悠長的攤販的叫聲、騾馬的鈴鐺的響聲、轎夫的號子聲等——總覺得像鄉下的社戲在中途休息時的那種情調，這種聲音一刻不停地持續着，讓人有點招架不住……

明天，打算從領事館雇一個支那人作嚮導，去西湖環湖游。我只到了西湖的很小一部分。但是，我並不想要寫帶有指南味道的遊記，所以，這並無大礙。我不是那種賣弄《西湖遊覽志》《西湖志》《湖山便覽》等百寶箱來炫耀自己的博學的人，也不會圖省事，而使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湖遊覽指南》袖珍本。我不是一個好說話的人。

在《朱塔》中，關於杭州的見聞，主要集中在題為《杭州之歌》的組詩中。從內容上看，該組詩大致可以分成寫實和懷古兩個部分。寫實的部分主要有如下內容：暮色中的杭州城和西湖印象、新新旅館的螢火蟲、西湖上採蓮的老翁、在汪裕泰茶莊品茶、滬杭甬列車上的見聞等；懷古則是該紀行詩的主體部分，歌詠的對象包括林和靖的放鶴亭、蘇小小墓、劉氏墓道、雷峰塔、靈隱寺等。

懷古，是日本名士到杭州游西湖時必然不可缺少的風雅韻事。西湖及周邊的廟宇、人文景觀等，有極其厚重的歷史積澱。1902年春天，在江南一帶遊歷的中島敦的伯父斗南先生，曾寫過一首題為《西湖雜詠》的漢詩：

楊花晴后落紛紛／春入西湖日易曛／兒女不知趙家事／踏青竟上岳王墳

比起詠物、懷古的詩歌來，筆者更看重《杭州之歌》中具有現實意義的部分。《在滬杭甬鐵路車上》由10首和歌組成，描寫了作者沿途看到的松江、嘉興一帶的田野風光、車內光景。其中，有這樣的詩句：“門打開了／憲兵闖進來／微微地聞到了熟皮革和灰塵的味道。”關於“憲兵”一詞，《中島敦全集》中的註釋是：“舊日本軍，主要負責治安和警察事務。”此種註釋值得商榷。日本的近代憲兵制度創建於1881年，隸屬於日本陸軍大臣。其主要職責是軍事警察，也負有行政警察、司法警察的職責。日本憲兵向海外的擴張，始於1907年的《第三次日韓協約》。依照該協約，韓國被日本剝奪警察權，日本憲兵勢力由此進入韓國，主要維持治安，兼有軍事警察的功能。從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相繼在台灣、天津、“關東州”推行憲兵制度。日本憲兵在維持治安的同時，參與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日鬥爭，臭名昭著。

但是，在1936年8月中島敦去杭州旅遊時，日本憲兵的勢力僅限於“關東州”、偽滿洲國、天津和上海的租界等地，在滬杭甬火車上是不會有日本憲兵的。所以，在《朱塔》中出現的“憲兵”並不是日本憲兵，而是中國軍人。但是，不管怎樣，不難看出中島敦對軍人的厭惡感。這和當年的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人頗為相同。比如，谷崎在《秦淮之夜》中這樣寫道：

夜裏之所以這樣冷清，乃是因為鬧革命進駐了大量軍隊的緣故。聽人講，在中國最讓人感到不安的是軍人。以我的經驗來看，一般老百姓的性格都很溫和，我沒有看見過耍橫的人。麻煩的只是軍人。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天津都有大量的軍人，一到夜間都涌到馬路上。按照規矩，只有軍人在劇場和妓院可以免費消費，別的客人自然就不能進去。所以，在軍人跋扈的地方，即便是鬧市也都不景氣。雖說有鬧革命的騷亂，但這一帶近來非常平靜，可還是不明白為何還有這麼多的駐軍。他們一味地霸佔名剎伽藍當作兵營，弄得人心惶惶的。

佐藤春夫於1927年7月下旬曾到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旅遊，他也回憶說：

火車九點十五分發車，一路奔跑后在下午五點終於到達杭州車站。借用郁達夫日記的說法，軍人像臭蟲一樣蠕動。到處都是軍人這倒是事實。說是像臭蟲這是有着共產黨傾向的郁達夫的感想。郁達夫還在日記中說，在所有乘坐火車的人中，這些人為所欲為、耀武揚威。他的日記流露出對軍人的憎惡之感，我想起他在車上也總是對軍人流露出厭惡之情。

從中華民國成立，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近代中國的局勢極為混亂，軍閥之間的混戰頻仍，兵火不絕。軍人跋扈，也正是那個時代中國動蕩局面的縮影。對軍人的蹙眉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島敦對中國局勢的憂慮。

除了注意到軍人的驕橫之外，中島敦同樣描寫了在杭州看到的苦力和乞丐：

已不見雷峰塔影／站在夏草中的丐僧／依然是畢恭畢敬的

夏日炎炎的正午／苦力們居然躺在／古代名妓的墓上

乞丐、苦力是貧窮中國的縮影。在近代來華的日本人的遊記中，都着力渲染這兩類底層中國人貧窮骯髒的形象，以顯示其對中國的好奇或蔑視。但在中島敦上述內容的和歌里看不到這樣莫名的驚詫，僅僅是淡淡的寫實而已。其他諸如汪裕泰茶莊玫瑰茶的芳香、採蓮人的身影等都給中島敦留下了亂世中的中國人恬淡、優雅的美好印象。

從中島敦留下來的記事本上可以知道，他和三好四郎一道訪問蘇州是在1936年8月25日，也即是在從杭州旅遊回來的四天之後。按照前引三好四郎的回憶，中島敦二人在蘇州主要遊覽了寒山寺、虎丘、西園、留園、北寺等地。

蘇州是一座水城，河川縱橫，號稱“東方的威尼斯”。水，是蘇州這座城市的靈魂。中島敦景仰的前輩作家谷崎潤一郎，曾於1918年10月22日至25日在蘇州遊歷。他對水城蘇州流連忘返，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和山城相比，我更喜歡水鄉的風景，尤其是喜歡流過市區的河川的景色。大概因為這些緣故吧，通過這一天的旅遊，我徹底喜歡上了蘇州。因為太喜歡運河的景色，所以在第三天去看了太平山的紅葉之後，順便又租了一艘畫舫重新遊了一次運河。

中島敦同樣也歌詠了水城蘇州的旖旎風光：

波光蕩漾在／小巷水邊的牆壁上／姑蘇靜靜的正午

橋身上／牆壁上／室內／船舷邊／到處都閃爍着水光

有水自然也多橋樑，水鄉蘇州素有“吳門三百九十橋”之美譽。谷崎對蘇州縱橫交錯的河汊以及造型各異的石拱橋尤其充滿了迷戀。在《蘇州紀行》中，出現了諸如“戈登橋”“吳門橋”“禪興寺橋”“香花橋”“飲馬橋”等眾多蘇州的橋樑名字。中島敦也在一首題為《蘇州之歌》的和歌中，描寫了蘇州石橋的剪影：

石拱橋的弧度太彎了／我差一點／從驢背上掉了下來。

蘇州除了水光橋影之外，別具特色的白牆壁也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谷崎潤一郎在其《蘇州紀行》中多次提及蘇州的白壁。中島敦同樣對蘇州優美的白壁印象深刻：

夕陽西下／回望報恩寺塔／除了白色的牆壁還是白色的牆壁

夕陽映照在／無數的白壁上／眼睛都發痛了

一望無邊的白色牆壁／映照着陽光／其盡頭似乎連接着太湖

在動蕩的年代裏，在飽經滄桑的蘇州，中島敦更多的是感受到了這座歷史名城蕭條的光景：

吳王屠殺了三千兵士的／虎丘寺一片荒涼／很可惜

我來訪寒山古寺／可石碑殘缺／也聽不到鐘聲

把鏡子放在寒山寺彌陀的手裏／有人在理髮／剪刀喀嚓作響

在如是衰敗的光景中，他所看到的和在杭州看到的一樣是貧窮，是乞丐：

人力車擠開人群奮力奔跑／一群乞丐高聲喊叫着／從背後追了過來

沿着石板路追過來的，紅眼睛的丐兒，患了沙眼

除了這些極端貧窮的社會底層人士，中島敦的目光也注意到了那些艱苦度日的普通民眾的身影：

正在麻將牌上刻字的女工／清瘦而臉色蒼白／眼裏佈滿了血絲

在楓橋邊上的街道上／在昏暗的房間裏／有女孩子正在製作麻將牌

在流過楓橋下的河邊／三三兩兩的女佣人／正在浣衣

關於和歌集《朱塔》的創作時間，學界一般認為是在1937年8月，即中島敦在蘇杭一帶旅遊時就已成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朱塔》蘇州部分，有這樣三首和歌：

我雇傭的導遊張氏／他的日語／可真不敢恭維啊／把水池說成大河

我遞給他板栗餡包子／他畢恭畢敬地接過去／這個張氏喲

昨天和今天／我都聽說在轟炸蘇州／不知那個張氏怎麼樣了

從上述內容不難看出，中島敦去蘇州旅行時，曾雇了一個姓張的中國導遊。他對這個導遊印象很深，並一直念念不忘。問題是第三句“轟炸蘇州”云云。有的研究者認為，這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張氏就是張學良”。且不說把“張氏”認作“張學良”很荒謬，查閱1936年的歷史，國共之間並沒有發生過對蘇州進行“轟炸”的事件。正如鷺只雄曾正確地指出來的那樣：“在這首和歌中提到的‘轟炸蘇州’，一定是指七七事變之後的事。所以，可以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朱塔》……是在昭和十二年（1937）七月以後至同年年末之間成形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作為京滬杭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的蘇州、崑山成為淞滬會戰的橋頭堡。8月16日，日機兩批24架次首次轟炸蘇州城，閶門外兵營和城內道前街、西善長巷、學士街一帶均遭轟炸，死傷500餘人。至10月末，日機轟炸蘇州城區達130餘架次。閶門、金門、葑門、齊門、石路、道前街、觀前街、滄浪亭、火車站等處均遭到嚴重破壞。

也即是說，淞滬會戰爆發之後，中島敦還惦着那個曾給自己做過嚮導的張氏的安危。從中不難看出中島敦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