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D市七月敘景》論
第二節《D市七月敘景》論如前所述，大連在中島敦短暫的人生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中島敦不僅在斷片（指零星的、不完整的資料）中提及大連，更為重要的是，還創作了以大連為舞台的文學作品《D市七月敘景（一）》（簡稱《D市七月敘景》）。
1930年3月，中島敦從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同年4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學科。在高中畢業前夕的1930年1月，中島敦在“一高”的《校友會雜誌》第325號上發表了小說《D市七月敘景》。《D市七月敘景》中的“D”正是大連的代稱。和“D市”這樣的暗語一樣，小說中多次提到的“M公司”顯然是指總部設在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從文中所記述的相關歷史事件不難推斷出《D市七月敘景》的故事發生時間是1929年7月末。根據中島敦年譜能判斷故事發生時間與小說的執筆時間是一致的。目前所能查到的相關資料顯示，中島敦在1929年並沒有到過中國。所以，《D市七月敘景》中所涉及的關於大連的風土描寫以及重要歷史事件、經濟逸聞等，主要是源於他個人的親身體驗和報紙、書籍等資料。所以，有論者就認為，這篇小說是中島敦借用了由“滿鐵”公司發行的《滿洲日報》上的相關內容杜撰而成的。
在這部虛構的作品中，中島敦採用了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三個獨立的片段，分別展示了M公司的總裁Y氏、M公司的職員以及兩名中國人苦力在某個夏日的不同生活遭遇。表面上看，這三種人物分別屬於不同的階層，其生活軌跡原本沒有太多的關聯性，但作者通過戲劇化的手法，不但消解了作為“滿洲王”的Y總裁的優越性，巧妙地抹去了三種人物間的階級落差，更為重要的是，在殖民地空間中，原本作為被奴役對象處在了社會最底層的苦力卻最大限度地獲得了精神上的安定性和滿足感，而作為殖民者的M公司的總裁及其職員卻遭遇到了極大的精神脅迫和不安。在人物命運的如是反轉中，恰恰凸顯出了這篇小說的意識形態性。這是一篇將日本殖民主義統治者相對化，否定日本對中國殖民統治的正當性的批判性作品。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根據《朴次茅斯和約》的規定，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取了中東鐵路南段及撫順煤礦等經營權。創辦於1906年的“滿鐵”公司屬於“國策”公司，總資本高達2億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投資1億日元，另外一半則主要來自日本皇室、貴族、官僚等民間資本。“滿鐵”是一家半官半民的企業，相關的公司達到50家，從業人員多達30萬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實施殖民掠奪的重要機構。
在《D市七月敘景》第一個片段里登場的主人公是M公司（“滿鐵”）的總裁Y氏。和“D”“M”這些暗示地名、公司名的符號相同，“Y”是指山本條太郎。山本條太郎曾在1927年7月19日—1929年6月20日擔任“滿鐵”總裁。在就任“滿鐵”總裁期間，他大膽改革，被譽為“滿鐵中興之祖”。Y總裁從“前天”開始每隔數十秒鐘就會打嗝，尤其是在“昨天晚上”達到高峰，讓他不得安寧。打嗝其實是一種常見的生理現象，是因為橫膈肌的痙攣引起的一種不適，自然狀態下，在幾分鐘或十來分鐘之後就會平息下來。對Y總裁來說，打嗝這一病症的最大威脅在於不知道下一次發作會在什麼時候出現。也正是這種發作時間的不可預測性，使得其在精神上遭受到了極大的不安和恐懼。這個小小的疾病不僅讓作為“滿洲王”的Y總裁斯文掃地，還徹底解除了他作為“王”的特權。在作家不動聲色、近乎誇張的戲劇化手法中，“打嗝”獲得了一種嶄新的寓意，是帶有顛覆性的暴力的外在表象。
當然，這種寓意的獲得，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政治關係的視野的觀照之下實現的。在《D市七月敘景》的開頭部分有如下的內容：
當他上樓正要走進總裁室時，S理事從前面的房間裏沖了出來，恭恭敬敬地點了點頭，急忙對他說道：
“我看K時報真不是東西啊！”
“什麼？”
“又在炒作那個重大事件呢！”
據這位S理事所言，那家支那報社用顯赫的標題報道了去年那件著名的事件，而且還在旁邊附加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
從這篇小說的上下文可以推知，所謂“去年那件著名事件”是指1928年6月4日關東軍策劃炸死張作霖一事。從小說的執筆時間推算，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多了。舊事重提，除了表明這起改變了東亞格局的謀殺案的重大性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這也是作家精心佈局的一個時間節點。小說接下來所涉及的歷史事件均與張作霖之死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聯，該事件還在產生持續效應。
緊接着上述引用部分內容，還有這樣的敘述：
他把椅子朝着放在屋子正中間的冰柱和電風扇之間挪了挪。然後，把放在桌子上的、疊得很整齊的早報攤開在膝蓋上：
“俄支兩國在鮑庫拉尼奇那亞（綏芬河——著者）附近起衝突”“王正廷對日本的申明”“北滿地區邦人的撤退”“支那計劃鋪設與M公司鐵道線并行的鐵路”等。最後一條消息是關於備受各方詬病的T內閣——也正是這個內閣將他推到了現在這個位置上的——瓦解之後迅速成立繼任內閣的消息。
姑且不論上述消息的真實出處，值得追問的是，這四則關於政治及國際關係的消息是作家的隨意拼湊還是遵照了某種內在關聯性的刻意選擇？毫無疑問，這些貌似無關的消息是經過作者精心選擇之後的羅列，它們構成互文關係，較為集中地折射出了20世紀20年代日本與中國乃至與世界的關係。
1929年，圍繞着中東鐵路的所有權問題，中蘇之間在綏芬河邊界發生了劇烈的衝突。該年的7—12月底，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與蘇聯紅軍之間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局部戰爭。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突然搜查了駐哈爾濱的蘇聯領事館，理由是蘇聯領事館內在召開共產國際的秘密會議，逮捕了中國及蘇聯的共產黨員39人。從7月7日開始，蔣介石、張學良以及外交部部長王正廷就此問題進行商量，7月10日達成一致意見，立即着手收回中東鐵路並驅逐蘇聯人和共產黨員。7月13日，蘇聯政府要求國民政府取消這一決定，但遭到拒絕。7月19日，國民政府決定召回駐蘇聯大使館的大使及全體館員，並向世界發佈“國際宣言”，向世人公佈搜查哈爾濱俄領事館的結果，顯示了極為強硬的姿態。7月下旬，雙方在中蘇國境地帶開始了軍事對峙和衝突。這場持續了5個多月的戰爭最後以東北軍的失敗而告終。
這場中蘇邊境戰爭的原因，其實還要追溯到頭一年發生的張作霖被炸事件。1928年6月4日，在日本關東軍的策劃下，“東北王”張作霖被炸死。這直接導致了張學良“易幟”，並歸順國民政府。由此，北伐結束，中國實現了統一。對於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以“經營滿蒙”為“國策”的日本來說，張學良的一舉一動都牽扯着神經。事實上，日本一直關注中蘇之間的這場戰爭。戰端剛起，日本就暗中派出了軍事觀察員。通過這場戰爭，日方得出的結論是蘇軍集結速度快，戰鬥能力強。相比之下，中國東北軍軍紀渙散，戰鬥能力低下，是烏合之眾。這一結論就為日本關東軍制定避開蘇聯、武力攻佔“滿洲”的方針找到了依據。兩年後爆發的日本吞併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就是明證。從事後的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政府和軍隊撤出了東北，中東鐵路仍然控制在蘇聯手裏。日本向蘇聯承諾其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蘇聯於1931年10月29日宣佈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採取不干涉政策。1935年2月23日，蘇聯以1.4億日元的價格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和偽滿洲國。
近代以降，日俄兩國圍繞着在中國、朝鮮的利益矛盾重重。日俄戰爭就是這一矛盾升級的極端表現。戰爭並沒有化解矛盾，在經歷了1918年的“西伯利亞出兵”等事件之後，兩國又因為中東鐵路、“滿鐵”等問題時有衝突。總之，日蘇之間的博弈，依然是掣肘國際關係走向的一個敏感話題。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票價格猛跌，世界經濟大危機由此開始。緊接着就是銀行倒閉，生產下降，工廠破產和工人失業。大危機從美國迅速蔓延到歐洲和世界各地。全球性經濟危機並非始於一朝一夕，在更早之前就已經呈現出端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經由巴黎和會、凡爾賽和會建立起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讓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暫時得到了調整。在這樣的大蕭條背景下，急於轉嫁國內矛盾的世界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新一輪的殖民侵略的浪潮，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另一方面，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因為成功地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國力大增，成功地躲過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世界為之矚目。
以剛完成統一的國民政府為後盾的張學良所率領的東北軍與世界上第一個紅色政權蘇維埃之間的戰爭，自然是最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大事件。流浪在中國各地的曾經被蘇維埃政府所鎮壓驅逐的帝政時代的俄國資本家、地主、舊軍官也在暗中支持東北軍，幻想能復辟並重返聖彼得堡。世界上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也隔山觀虎鬥，企圖借中國之手重創蘇維埃共和國，所以世界輿論呈一邊倒之勢，力挺中華民國及其東北軍的正義之舉。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租借大連、旅順成立“關東州”，從此逐漸確立起了其對中國的侵略政策。這一侵略思想尤其是在1927年上台的田中內閣時期得到強化，確立起了以滿蒙為侵略擴張基地的戰略方針。在《D市七月敘景》中，M總裁在離職演講稿中提到的如下內容，從內部印證了在日本所推行的“大陸經略政策”中所蘊含的深刻危機：
諸位，當前要拯救日本的經濟困境和社會不安，滿蒙的產業開發乃是最便捷的道路。我一直堅信，支撐這一大事業的基礎乃是我M公司……最後，我對諸位提一個希望，諸位要意識到我們M公司所肩負的國家使命及所處的國際地位，希望大家要為實現我公司在滿蒙地區所肩負的特殊使命而努力。如今，中國正在進行國民革命，而蘇維埃俄國的國情也不能說非常穩定。介於這不安定的兩國之間的滿蒙地區，猶如大戰前的巴爾幹半島，是威脅國際和平的中心地帶，這並非危言聳聽。事實上，這兩個國家正在因為中東鐵路等問題而兵戈相向。吾等為了帝國，為了世界和平，必須積極致力於維護該地區的治安和秩序。
在Y總裁當天瀏覽的報刊內容中，緊接着關於中蘇邊境衝突報道的，是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的申明以及中國決定在東北修建新的鐵路動脈，以實現對“滿鐵”的包圍等，這些都可以視為繼張作霖被炸以及中蘇衝突事件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更為重要的是體現了中華民族對日本侵略的不屈的抗爭姿態。至於最後一則提到的關於T內閣的消息，其實同樣與前面三則消息有着極深的關聯性。所謂的T內閣，實際上是指在1927年4月20日由原陸軍大將、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建的內閣。該內閣曾於1928年在日本國內發動過逮捕共產黨人士的“三一五事件”；1927年5月—1928年5月，三次出兵山東，干預國民政府旨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並製造屠殺中國軍民的“濟南慘案”；1928年6月，炸死張作霖。更為重要的是，田中內閣早在成立伊始的1927年6月，就召集外交、軍部的首腦召開“東方會議”，決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來維護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權益，進而佔領該地區。在這次會議上，田中除了制定積極侵華的政策，還做出了日本駐華公使、“滿鐵”總裁、“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奉天總領事館之間要密切合作的決定，進一步擴大“滿鐵”的職權範圍。正如文中所言，這是一個“備受各方詬病”的臭名昭著的內閣。
作為肩負起國家命脈的“國策”公司總裁的Y氏，是貫徹日本在中國東北實現大陸政策的主要人物，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戰爭的開路先鋒。山本條太郎與田中內閣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正是由於山本條太郎的政治主張與田中義一所主導的對華侵略擴張政策有着驚人的一致性，才被田中選定為“滿鐵”總裁的。正如小說中所提到的那樣，Y總裁（山本條太郎）是被田中內閣推舉到“滿鐵”總裁這個位置的。
身為“滿洲王”的Y氏，可謂權力通天，為所欲為，但他同時又是坐在了東方“巴爾幹半島”的火藥桶上。他無法判斷火藥桶會在何時爆炸，這一危急時刻的無限延宕，加深了他內心的不安和恐懼感。作家中島敦用了打嗝這一間歇性疾病做隱喻，在充滿諷刺、戲謔的筆調中將其形象化。
《D市七月敘景》的第二個片段以素描的方式，簡單地勾勒了M公司一位普通職工家庭在某個夏日的生活情景。這個處於中產階層的六口之家，在日本殖民統治地區大連過着溫馨而舒適的生活。他們平常住在位於市區的M公司的職工宿舍里，夏天則居住在租借來的海濱別墅。在疑似大連著名的“星之浦海濱浴場”（今大連星海公園一帶）的沙灘上，該職員陪着孩子們玩沙，坐小船出海釣蟹，其樂融融；傍晚時分，賢惠的太太領着中國男佣在忙着準備晚餐；他從後院摘來許多熟透了的西紅柿，然後躺在浴缸里，聽着自家孩子與鄰居俄國孩子們嬉戲打鬧的聲音，享受着融融的家庭的“喧鬧”。
陽光、海浪、沙灘、別墅、妖艷的俄女郎、盛開的大麗菊、鮮紅的西紅柿、舒適的熱水浴……摩登而富足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不要說與當地的普通中國民眾無涉，連“內地”（指日本國內）的普通日本人也望塵莫及。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M公司（“滿鐵”）的普通職工能享受如此奢侈的生活，並非是他有多大的能耐或高貴的出身。恰恰相反，他出身寒門，15年前，父親去世，家計難以為繼，依靠妻子家的接濟，好不容易上了一個高等專門學校。畢業后成了一家公司的下級職員，過着非常窘迫的日子。後來，他依靠熟人的關係到了現在就職的M公司（“滿鐵”），做了該公司職工俱樂部的書記長，由此過上了穩定幸福的生活。
如果以小說故事發生時間的1929年為基準來推算的話，15年前就應該是1914年。該年的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同年8月，日本對德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絕佳的發展機會，因為當時歐洲多數國家都在忙於戰爭，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亞洲市場，而且歐洲的大批軍需訂貨及生活用品需求，使日本出口總額得到迅速增長。一戰後，日本由此前的債務國一躍成為債權國。但是，在一戰期間，由於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農產品的價格飛速上漲，出現了1918年波及全日本42個府縣的“米騷動”；儘管大戰刺激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上漲未能改善民眾的生活狀況，城市裏頻頻出現工人罷工運動。此外，日本政府在1918年全面改革學校教育體制，制定了《大學令》，允許成立專科大學、公立及私立大學，同時修改《高等中學校令》，允許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學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學。這一措施的出台，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中學、大學教育，從各類大學畢業的人數迅速增長起來。隨着教育規模的擴大，中學生、大學生畢業后就職困難的現象愈演愈烈。對於M公司的這個職員來說，畢業后能謀到一份職業也屬不易。在國內人才過剩、就職困難的現實面前，不少人開始到朝鮮、“滿洲”尋找人生的機會。
如前所述，日俄戰爭后，日本租借旅順、大連成立“關東州”，並於1906年設立“關東總督府”。在這一時期，有不少日本人懷着“雄飛大陸”的夢想來到此地。夏目漱石晚年的作品《過了春分時節》（1912），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旁證。
在《過了春分時節》中，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主人公田川敬太郎一直找不到工作，盤算着要去朝鮮或“滿洲”尋找機會。像這樣，在日俄戰爭之後極度不景氣的社會現實中，即便是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在國內也很難就職。對敬太郎來說，去“滿洲”或朝鮮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經和敬太郎同住一室的叫作森本的男子，辭掉鐵道部門的工作，賴掉房租逃到了“滿洲”。儘管他不曾受過高等教育，卻在大連找到工作，成了一家電動公園娛樂部門的負責人。在森本寫給敬太郎的來信中寫道：“滿洲，尤其大連是個好地方。像你這樣年輕有為的人，目前也沒有別的去處吧。你乾脆來這邊發展。我到這裏后，在‘滿鐵’結交了不少朋友，如果你真心要來，我會幫助你的。”
在“滿鐵”這一鐵道公司里擁有人脈的森本，自稱是完全不學無術的人。他竟然主動提出來要為擁有帝國大學學歷的精英分子找工作。事實上，森本就職的“大連電動公園”，就是“滿鐵”修建的供職工及其家屬遊玩的電氣化遊樂園，這是在日本“內地”還不曾有的供中產階層消遣的娛樂設施。
到“滿洲”工作，對於普通日本民眾來說，最主要的動機還是高薪的誘惑。一般地說，在日本殖民統治地區工作的日本人可以拿到一筆海外工作補貼。正如小說中這位職員所表白的那樣，“收入幾乎是內地的兩倍”。中島敦的父親1920年9月到朝鮮龍山中學任教，5年後的1925年3月從龍山中學離職，離職金為4168元，外加每年支付養老金1026元。這樣優厚的待遇在日本國內是不能想像的。但在同年10月，中島田人又轉至“關東廳”立大連第二中學校任教，一直到1929年12月離職。他之所以選擇從朝鮮去大連，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滿洲”工作的待遇遠比在“日韓合併”后的朝鮮優厚。
但是，這位M公司的職員，為自己所享受到的幸福感到了很大的不安，懷疑自己不配享受這樣幸福的生活。很顯然，他對這種憑空而來的、虛幻的幸福缺少真實的把握，懷疑這種毫無根據的幸福會在某個瞬間破滅。在現實與幻境持續的反轉中，他陷入了一種觀念性的強迫狀態，處在一種失重般的自我焦慮中。
如是說來，這個在日本的普通下級職員，僅僅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就成了“人上人”。那麼，他作為一個外來者所闖進的空間，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在小說的原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從浴室外面傳來孩子們的笑聲，他們正在和鄰居俄國人的男孩子一道踢小石子玩耍。在廚房，妻子正在忙碌着使喚中國男孩準備做晚飯。他很喜歡這種傍晚時分充滿了家庭氛圍的喧鬧聲。他泡在浴缸里，一動不動的，豎起耳朵聽了一陣子外面的動靜。
上述描寫無意中凸顯出當時中、日、俄三國的國際地位。日本人和俄國人的孩子們在一起友好地玩耍，而“中國男孩”則扮演着侍候日本人的角色。
這裏所謂的“中國男孩”，其實就是在日本人家庭里做侍者的青少年。據一位早年曾在大連生活過的日本人回憶：
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與中國人之間有着緊密的關聯性。最貼近的例子乃是“傭人”。在當時，在大連的很多日本人家庭都雇傭中國少年做傭人，他們被叫作“男孩”，年齡從十五六歲到二十歲前後。有時也會使用女孩子，但不多見……這類男童與每個家庭的關係是各不相同的。若是在工薪家庭，等到他們到了十八九歲懂事了，且日語講得不錯的時候，會幫他找一份合適的工作。
在日本人與俄國人家庭之間，除了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之外，大人之間也相處融洽。住在M公司職員家隔壁的俄國男人，還親自上門來邀請這家的長男去打橋牌。如前所述，近代以來，俄國所主導的“南進政策”與日本所制定的“大陸政策”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圍繞着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利益進而發動了帝國主義戰爭。1918年，日本甚至還出兵干涉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儘管兩國間的緊張關係有所緩和，但圍繞着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之間的利益，仍然時有碰撞，絕非像小說中所提到的那樣和氣一團。
再次強調，小說《D市七月敘景》的故事發生在1929年，昔日的俄羅斯帝國已經被新生的紅色政權蘇維埃共和國所替代。這一時期在大連的俄國人，主要是俄國革命和蘇俄國內革命戰爭爆發之後離開俄國的俄裔僑民，他們反對當時的蘇維埃政權。這些人主要是士兵、軍官、知識分子、商人、地主以及沙皇俄國的政府官員等。這些俄國難民主要集中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但在哈爾濱、大連等中國東北地區也零星地居住着一些“白俄”。這些流亡到中國的俄國人，既然是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與作為昔日俄羅斯帝國宿敵的日本站在同一個立場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也不難理解為何在大連這個虛幻的特殊空間裏，日本人與俄國人惺惺相惜，“友好”相處的原因了。這些昔日的俄羅斯帝國的後裔們，作為大連的第一代殖民者，在20世紀20年代波詭雲譎的中國東北地區，依舊享受着昔日的“榮光”，和作為帝國主義新貴的日本人一道君臨“滿洲”大地。只是如此微妙的“友好”關係隨時都有破裂的可能性，這或許也是讓M公司的職員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吧。
在《D市七月敘景》第三個片段里出場的是兩個中國人苦力。兩位苦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貿然闖進一家餐館裏吃白食，最後被店主一頓痛毆。儘管挨了打，但酒足飯飽的二人躺在烈日下的馬路上，心裏感到十分滿足。與第一、二章中採取的戲謔、諷刺等手法完全不一樣。在第三章中，敘事者滿懷同情，細緻入微地描寫了被殖民者的辛酸生活。如此形象、生動的描寫，與中島敦本人曾經在大連的實際生活經歷有重要關係。小說中有這樣一段內容：
其中的一位一邊走路，一邊很擔心地問道：
“你究竟是怎麼想的？”
“我哪知道啊？總會有辦法的吧！”
“要不，咱們去營口吧，走路去。那裏說不定情況還好些。”
另外的一個人沒有吱聲，只顧默默地走路。他滿臉的不悅。
作為本地主要工業產品的豆餅、豆油等，最近受到國外產品的排擠。尤其是德國來的船隻，直接從這裏的港口把大豆運回本國的工廠。而且，重要的是用作肥料的豆餅，最近已經被硫酸銨代替了。這些事情，他們這些苦力自然是無法知道的。進入七月份以來，在D市，油坊陸陸續續地倒閉，堅持到最後的S油坊也終於在昨天關門了，他們是徹底走投無路了。他們立即趕到沙河口的鐵路工廠和玻璃工廠去看了，但已是人滿為患。於是，他們又趕到碼頭找工作。但是，碼頭正是一年中最清閑的時期，從六月到十月正是這個碼頭的淡季。
如果回溯到1929年的歷史現場就不難明白，在全球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兩個身處被殖民統治的大連最底層的苦力的失業，不過是這場經濟大危機所激起的一個小小的漣漪而已。更為重要的是，在上述內容中出現的“大豆”“豆餅”“營口”等關鍵詞裏，隱含了近代以來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生態。
傳統上，東北地區的農作物多數是由從山東、直隸一帶的移民所傳過去的。自19世紀末期以來，這一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有高粱、小米、大麥、小麥、燕麥、稻米、玉米等。高粱、大豆、小米號稱東北的三大農作物，尤其以高粱的產量為最。高粱不僅是人畜的主食，也是東北重要的物產“燒酒”（高粱酒）的原材料。大豆是與高粱相提並論的東北地區農作物中的雙璧，作為經濟作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國東北地區，大豆一向是作為重要的油脂原料而備受青睞。
但是，“滿洲”的大豆逐漸作為油脂原料和肥料原料（豆餅），在市場上擴大了需要。“滿洲”出產的大豆，最先主要是滿足清朝國內的消費，佔據着特殊的地位。從19世紀90年代後半期開始，出口日本市場的需求陡然增加起來。不僅如此，在1908年前後，針對歐洲市場的出口也經由三井物產而被打開，“滿洲”大豆一躍成為國際性的貿易商品，成為世界市場的寵兒。在日俄戰爭之前，年產不過300萬石左右的“滿洲”大豆，到了1910年左右，年產量已達到1400萬石。
從傳統的家庭作坊起步的生產高粱酒的燒鍋和製作大豆油的油坊，在20世紀初，已成為東北地區的兩大支柱產業。根據駒井德三的研究，東北地區的油坊最初是以芝麻和麻籽為原料的。但是，大概在1850年至1860年，有人開始把大豆作為榨油的原材料。從此，大豆油作為食用油開始在中國普及開來。而且，榨油后所剩下的殘渣用作家畜的飼料。後來，山東的農民發現大豆渣可以用作肥料。於是，大豆渣被製作成豆餅，作為肥料逐漸流通起來。
為東北地區大豆業帶來革命性轉機的，是1861年的營口開港。
1861年，根據《天津條約》的規定，營口開港。開港不久之後的1868年，營口出現了“滿洲”最早的以蒸汽為動力的榨油坊。而直接為東北大豆業的發展注入生機的，是日本市場上對於大豆及豆渣的大量需求。從19世紀80年代後半期開始，伴隨着農業的商品化發展，日本對肥料的需求供不應求。大豆渣對日本市場的出口正式化之後，在東北地區的大豆榨油業，就逐漸以港口城市營口為中心發展起來。甲午戰爭之後，大量的日本商人來到營口，從事大豆及豆餅的商貿活動。據三井物產在1907年的統計，營口的豆餅年生產能力達到了650萬—750萬枚。總之，從營口開港到日俄戰爭結束的40年間，中國東北地區的貿易幾乎都是以營口為中心來展開的，被譽為“營口時代”。日俄戰爭之後，隨着日本殖民勢力入侵旅順、大連地區，大連代替營口成為東北地區新興的貿易中心，是當時東方知名的現代化港口。
不難猜想，《D市七月敘景》中兩個苦力出現在大連港碼頭上並非偶然。顯然，他們之前一直是在碼頭做搬運工，所搬運的物品主要就是大豆及豆餅。他們之所以想要徒步去營口找工作，是因為營口儘管繁華不再，但它依然是東北南部地區的一個商貿重鎮。
苦力作為一個特殊階層的出現，是在19世紀中葉左右。隨着英國在海外殖民地的擴大以及美洲大陸的開發，英美等國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地輸入了大量勞動力。這些亞裔勞動者被苛酷役使，且薪金低廉。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后，把在“滿洲”一帶從事重體力活的底層勞動者稱作“苦力”。
如前文所述，明治末期以來，在日本人所撰寫的遊記中不乏“苦力”的形象，“苦力”屬於被極度蔑視的對象。
但是，在中島敦《D市七月敘景》中，完全看不到對於苦力的歧視性描寫，毋寧說，作家對他們的同情之心深深地浸透在了字裏行間。這篇小說是以這樣一句話結尾的：“兩人呼吸着發白的灰塵味以及從他們自己的臉上流出來的鮮血的腥味，倒在了一起，心滿意足地進入了夢鄉。”這一幕與前面所提到的M公司的總裁及職員那種惶惶不安的精神狀態相比，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安心感，因為腳下這片土地原本就是屬於他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侵略中國東北的步伐、法西斯主義日漸猖獗的1929年，這篇極具批判意識的小說的問世是極其難得的。也正因為如此，《D市七月敘景》被認為是一篇無產階級小說，或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濃厚的作品”。問題是，作為一個剛滿20歲周歲的高中生，如此帶有強烈“左傾”色彩的視角或意識形態是如何形成的呢？
明治以來，在“富國強兵”這一國策的推進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自由主義思潮開始抬頭。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夕的1903年前後，“勞動組合期成會”策劃了大型群眾集會；海軍工廠、炮兵工廠以及三菱造船廠都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同一時期，各種外來思想紛至沓來。西川光太郎、煙山專太郎分別開始在日本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
自明治十九年（1886）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開學以來，一直到明治二十年代，日本在全國各地相繼創辦了七所高級中學。受到時代風潮的影響，這些長期處在國家主義思想禁錮之下的中學校園裏，也吹進了自由主義的氣息，成了各種思想傳播的前沿陣地。東京“一高”更是成了引領時代潮流的航標，對其他幾所同類學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東京“一高”在建校當初，遵循“自治協同”“勤儉尚武”的校訓，主張學生應閉門苦讀。這種保守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使學生與世俗保持了較遠的距離。但是，反思、批判這種保守學風的聲音從來沒有間斷過。1903年5月，東京“一高”學生藤村操在日光華嚴瀑布自殺。以此為契機，一場思想變革的活動在東京“一高”內部興起，學生們渴望以宗教、文藝性的精神來代替保守僵硬的校風。
日俄戰爭之後，社會主義思想與反戰思想相結合，開始向一般民眾滲透。社會主義思想在“大逆事件”中受到了政府殘酷的鎮壓。但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球性經濟大蕭條的時代大背景下，這一銷聲匿跡的思想重新復活。承接了這一思想資源，宣揚共產主義思想的左翼運動在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呈現出燎原之勢，也波及了各個高級中學的校園，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學生運動。1918年秋天，在京都成立了“勞學會”，同年12月，在東京帝國大學成立了“新人會”。該會由東京大學教授、大正民主運動的旗手吉野作造及其麾下的“普選研究會”的成員們創設，他們不僅僅滿足於研究活動，而且是要在人類解放這一更高的視野下去改造日本社會。1922年7月，日本共產黨成立。同年11月，以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為中心的20多所大學成立了學生聯合會。該組織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實踐，是具有戰鬥性的學生社團。該社團還延伸到了全國的高級中學的校園內。在1923年1月，“一高”“三高”“五高”“七高”等學校的代表通過協商，組成了“高中聯盟”（HSL）。這是一個高級中學之間的橫向組織。在各個學校成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社會思想研究會等組織，以研究活動的名義來推廣左翼思想。
1924年末，日本政府禁止在高級中學裏從事與社會主義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在1925年7月學生聯合運動急劇化之後，在高級中學從事社會主義研究活動更是被認定為非法行為。儘管如此，研究活動並沒有停止。在東京“一高”，於1925年9月曾一度被迫解散了的社會主義研究活動重新開啟，十多名成員每周秘密聚會一次，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品。到1928年年初，該會的會員人數已達到50多名。隨着人數的增加，該研究組織又分成英法班、德法班等11個班級，每個班還指派專門的指導員，內部還設有宣傳部、教育部、會計部等機構，還在學校的辯論部、雜誌部等社團內安插內線，以擴大影響。
在1928年發生的“三一五事件”中，大量日本共產黨員以及勞動團體、農民團體、勞農政黨成員被檢舉。從這一時期開始，學生運動開始轉換策略，從爭取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自由轉換為爭取作為學生的全部自由，發展成具有明確政治立場的鬥爭。從1929年年初開始，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蓬勃發展，學生運動也隨之進入白熱化階段。1929年4月，日本共產黨第二次被檢舉，發生了“四一六事件”，日共及其下屬組織的中堅分子多數被清理。以此為轉機，在大學和高中里出現了重新審視學生運動的聲音，認為單純由學生參加的運動原本是不存在的，學生運動儘管是在校園內部進行的，但也屬於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一環，只有從屬於廣泛的無產階級鬥爭才具有意義，這一思想逐漸佔據了主流。
中島敦於1926年4月從京城中學畢業后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文科甲類，入住和寮五號，開始了其高中階段的學習生涯。1927年11月，中島敦在東京“一高”的《校友會雜誌》第313號上發表了《下田的女人》，這是他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1928年11月，他又在《校友會雜誌》第319號上發表了《某種生活》《吵架》。1929年4月，中島敦擔任東京“一高”文藝部委員，參與編撰《校友會雜誌》。在任委員期間，相繼參與出版了322—326號五本《校友會雜誌》。同年6月，中島敦在《校友會雜誌》第322號發表了《蕨·竹·老人》《有巡查的風景——一九二三年的一個素描》。1930年3月，中島敦從東京“一高”畢業，4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科，在臨畢業之前的1月，他在《校友會雜誌》第325號上發表了《D市七月敘景（一）》。
中島敦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讀書期間，正值日本無產階級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而作為東京帝國大學預科的東京“一高”，始終站在思想鬥爭的前列。對於身處東京“一高”這種思想自由的學府，並在日本殖民地朝鮮度過青少年時光的中島敦來說，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從一些資料能看出，東京“一高”時期的中島敦比較活躍，顯示了一個青年才俊卓爾不群的思辨力和行動能力，這與他後來在東京帝國大學默默無聞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關於中島敦在東京“一高”時期的文學活動，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吉田精一曾這樣回憶道：
中島無論是在一高還是在東大都比我低一個年級。所以，不能說有很深的交情，但是在左翼之風盛行的一高學生之中，他留着河童式的髮型，頭髮剪得整整齊齊的，一直垂到額頭，其風貌放射出異樣的光彩。（中略）大學時，我和中島敦、冰上英廣、釘本（久春）等人一道出版了幾集叫作《しむぽしおん》的同人雜誌。因為當時《新思潮》已停刊，最先我們打算沿用那個名字，立刻去拜訪了《新思潮》上一期的同人一戶務氏，得到了許可。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反悔了，覺得到現在還叫作《新思潮》沒啥意思，就起了一個高雅的希臘語的名字，並將其印在封面上，當然它的意思是“饗宴”。
吉田精一的回憶儘管不能充分證明中島敦在東京“一高”讀書期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響，但至少透露了中島敦所置身的當時東京“一高”的精神風氣，並生動地勾勒出了他作為一個文學青年的肖像。也有論者在極力地為中島敦文學中的意識形態性祛魅，將其早期取材於日本殖民統治地區的作品與無產階級文學做出區隔，認為中島敦在朝鮮以及“滿洲”等地的生活體驗，與其說是被他當作了政治批判的材料，毋寧說他的這一經驗是被作為異國情趣和浪漫主義在其文學中發酵的。持類似觀點的還有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中村光夫。
這些評論者，作為中島敦在東京“一高”和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友人，他們的用意或許是善意的，就是不希望用諸如無產階級文學這種泛意識形態的標籤來矮化中島敦文學的魅力。事實上，通觀中島敦文學也不難發現，他自始至終都是在追問人及世界的存在這一極具形而上學性的問題。如果說在《D市七月敘景》這類作品中包含了對階級剝削的批判意識的話，也可以將其視作他在思考終極命題時的一種附屬品，不必誇大。但是，結合小說問世的1930年1月這一時間點來看，不得不說中島敦的《D市七月敘景》以及之前在東京“一高”的《校友會雜誌》上發表的幾篇取材於日本殖民地的小說，開創了同類小說的先河，具有先驅意義。在這些作品中，中島敦所着力批判的存在於殖民地空間中的不平等的世相，客觀上也呼應了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文學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