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今日美國新實用主義的興起

第一節今日美國新實用主義的興起毫無疑問，從皮爾斯（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開始至杜威達到頂峰的美國實用主義已經成了美國文化的哲學。事實上，美國哲學通常是與實用主義聯繫在一起的。連海德格爾也注意到，美國人對美國精神的解釋是實用主義。但是，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可以發現，從其產生之日起，實用主義就從來沒有在美國取得過支配地位。即使在其鼎盛之日，老式的唯心主義和新式的自然主義也一直壟斷着各主要大學的哲學系。但無論如何，在此期間，實用主義還是很有活力的哲學派別。而在杜威死後的一段時間，實用主義雖然作為一種立場還被保存着，但很少有美國人會為此而感到驕傲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大多數追隨者不再是有影響的專業哲學家，而專業哲學家們則在實用主義對符合論真理觀的拒絕中看到了其相對主義的、觀念論的和虛無主義的隱含而轉向別的哲學立場。

實用主義在杜威以後的式微，首先是因為實用主義強烈地反對哲學的專業化，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時期正是哲學的專業化時期。這個時候，哲學家們不是把自己的專業與神學相聯繫（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樣），也不是與社會科學相聯繫（像實用主義的鼎盛期那樣），而是與數學和自然科學相聯繫。總之，人們認為哲學應當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這就使實用主義很難完全進入學術界。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原因是，由羅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和懷特海（Al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的《數學原理》（ThePrinciplesofMathmatics，1903）倡導的在符號邏輯中的革命和對符號邏輯的入迷使專業哲學家們把注意力轉向實用主義未曾討論過的問題。因為除了皮爾斯，經典實用主義者們主要關心的不是理論構造而是實際行為，不是形成一般的原則完成神聖使命，而是運用獨特理智解決社會問題。當然另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是，為逃避納粹迫害，歐洲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的許多哲學家，如卡爾納普（RudolfCarnap，1891-1970）、賴辛巴哈（HansReichenbach，1891-1953）、塔斯基（AlfredTarski，1901-1983）和亨普爾等（CarlHempel，1905-1997），紛紛移居美國，從而也把一種純粹、嚴格和精確的精神帶進了美國哲學舞台。很快地，邏輯實證主義便牢牢地控制了美國主要大學的哲學系，並支配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想像力，而實用主義在他們眼裏成了模糊的頭腦不清的哲學。

但自20世紀後期開始，實用主義又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復興。雖然這還不能與其從皮爾斯到杜威的鼎盛期相比，更不能說支配了美國哲學界，但它確實不像在邏輯實證主義佔有壓倒優勢時那麼默默無聞甚至成為否定性的東西。這種復興的一個跡象是，許多今日最重要的美國哲學家往往不那麼猶豫地接受人們稱其為實用主義者，即使他們自己也許還是更情願被稱為別的什麼主義，而且即使事實上他們的思想可能與實用主義還有一段距離。值得注意的是，這場並不十分驚人卻也絕對不容忽視的實用主義復興並不限於哲學界。像倫特里希（FrankLentrichia）和費什（StanleyFish，1936-）這樣的實用主義文學批評家使傳統的人道主義者感到了不安，像沃爾澤（MichaelWalzer，1935-）和德沃金（RonaldDworkin，1931-2013）這樣的實用主義政治理論家，則由於提出了更激進的政治思想而使傳統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受到了挑戰，而像斯道特（JeffreyStout，1950-）和考夫曼（GordonD.Kaufman，1925-2011）這樣的實用主義神學家則正在改變流行的宗教觀念。

我們再把視野收回到哲學的實用主義上來。實用主義在美國哲學中的復興，或者說新實用主義哲學在美國的興起，主要是由於實證主義的分析哲學走到了盡頭。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貢獻是揭示了許多傳統哲學問題的虛假性。但這一點現在已經成了老生常談了。哲學家們想做些新的事情。通常，在其啟示的源泉乾枯的時候，英語世界的哲學家們總是面向歐洲大陸，尋找新的思想，而他們在那裏發現的東西正是杜威曾經期望的。例如，在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1929-）和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這樣的哲學家那裏，他們發現了對社會政治問題而不是數學和科學問題的關心，而在像德里達這樣的哲學家那裏，他們看到了哲學與小說、電影和戲劇等的關係，而這些正是杜威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預計會在美國出現而實際上沒能出現的：

如果我對時代的徵兆理解不錯的話，當社會科學和藝術的重要性成了人們反思的對象（就像數學和自然科學在過去成為人們思考的對象那樣）的時候，在其全部的意義得到把握的時候，一場新的整合運動將在哲學中出現。

另一方面，在所有這樣的哲學家那裏，他們也都看到了一種對傳統形而上學二元論、實在論和表象論的反動，而這也正是美國經典實用主義的一個鮮明特徵。因此，今日美國實用主義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企圖把美國哲學與大陸哲學在實用主義的主題下聯合起來，如像伯恩斯坦（RichardJ.Bernstein，1932-）和羅蒂所做的。這些人往往比較注重社會政治問題。另一是用實用主義的靈感改造分析哲學，使之擺脫實證主義的窮途末路。如像戴維森和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2016）所做的。這些人雖然主要關心的還是思想與語言，但如羅蒂所指出的，就其並沒有賦予自然科學任何特殊地位而言，已與實證主義根本不同了。

毫無疑問，在使實用主義在美國哲學舞台上起死回生方面，蒯因（WillardvanOrmanQuine，1908-2000）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這主要不是由於其與實用主義的譜系關係：1931年他聆聽了杜威在哈佛所作的第一個詹姆斯講座，而在1968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作了第一個杜威講座。這更主要的是由於他對實用主義的實際貢獻，並使人們重新對實用主義哲學產生興趣。蒯因在杜威去世前一年半發表的《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TwoDogmasofEmpiricism”，ThePhilosophicalReview，1953）被認為可能是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哲學論文。而正是在這篇文章中，蒯因重新舉起了實用主義的大旗。邏輯實證主義一方面堅持分析真理與綜合真理的區分，另一方面又相信所有有意義的陳述都可以還原為經驗命題。經驗主義的這兩個教條都服務於其想為科學與形而上學分界的目的，而蒯因告訴我們：

在拒絕這樣的界線的時候，我倡導一種更徹底的實用主義。每一個人都被賦予科學的傳統和一系列連續的感覺刺激。指導他使科學傳統與其連續的感官刺激適合的各種考慮，只要是理性的，就是實用主義的。

但蒯因對實用主義的更系統闡述是其《實用主義者在經驗主義中的地位》一文。蒯因認為，在後休謨的經驗主義中有五個方面與經典實用主義直接相關。第一是方法論的唯名論。根據這種理論，在認識論中，要儘可能地討論語言表達而不是觀念；第二是本體論的語境主義。它主張，要想得益於一個方便的，但本體論上帶來麻煩的術語而又否定其指稱，我們必須依賴於語境定義；第三是認識論的整體論。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相當廣泛的科學理論整體，而不是一個句子甚至一個語詞，才可以成為表達意義的單位；第四是方法論的一元論，即蒯因在“兩個教條”中所強調的要放棄分析－綜合的二元論；最後是方法論的自然主義：放棄先於科學的第一哲學的目標。蒯因認為，這最後一點，對於實用主義來說，也是最為重要的。因為正是在這裏，儘管依舊奉行“我”的自然主義，但其中的“我”卻走到了實用主義的人道主義立場：

我必須要承認，科學理論的系統結構是人造的。是的，它是用來適合感性材料的，但它是發明的而不是發現的，因為它並不是完全由材料決定的。所有別的材料，所有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系統，也都可以與這個材料相適合。

蒯因最重要的追隨者——戴維森恐怕是一個最有影響（至少在羅蒂看來）但又不願被稱為實用主義者的實用主義者。其主要著作《真理與解釋研究》（InquiriesintoTruthandInterpretation）就是獻給蒯因的，並說“沒有他就沒有本書”。他在1989年作了“哥倫比亞大學第六次杜威系列講座”（蒯因本人於1968年作了第一個杜威系列講座）。開講第一句話也許說明為什麼人們要把他看作是實用主義者；“如果沒有可以思想的存在物，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沒有任何對象或事件，可以是真的或假的”。也許戴維森對實用主義的最大貢獻是他在蒯因拒斥了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以後，診斷出了經驗主義的第三個、而且在他看來是最後一個教條（因為在拋棄了這樣一個教條以後，在他看來，似乎就不再有什麼東西是為經驗主義所特有的了）。這就是他所謂的模式與內容的二元論。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先天範疇和後天經驗就是這種二元論的一個例子。而實證主義的意義與信念之區分又是這個教條的另一個例子。在這種二元論中，模式通常被認為是獨立於內容的，因而不會因內容的改變而改變。而在戴維森看來，模式與內容是不可分的，因為它們是相互依賴的。例如，信念與意義的相互依賴源於解釋語言行為的這樣兩個方面的相互依賴：賦句子以信念和解釋句子。顯然我們必須有一個理論同時能夠說明對待語言的態度和解釋語言的理論，而這個理論本身並不假定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

戴維森理論中與實用主義有關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在真理問題上的“沒有對質的符合論”。戴維森反對傳統的符合論的真理觀，因為這種理論認為真理需要與外在世界對質，而這種對質在戴維森看來是荒唐的。事實上，戴維森持的是一種與傳統符合論相反的融貫論。他的一篇著名論文的題目就是“關於真理和認識的融貫論”。只是他認為，支持這種融貫論的根據不但不排斥符合論，而且會產生符合論。因為“純粹的融貫不能保證一個人相信的東西”，這裏還需要符合。當然外在世界不能作為一個立場使信念與之符合。但還是有信念可以與之符合的立場。這就是徹底的解釋者的立場（類似蒯因的徹底的翻譯者）。他認為，“關於其什麼時候同意句子，即什麼時候認為這些句子為真，說話者不能系統地矇騙其可能的解釋者；因此原則上，意義及信念（就其與意義有關而言）都受到公眾決定”。顯然，戴維森的這種關於真理的、沒有對質的符合或產生符合的融貫說，從根本上說，與羅蒂和哈貝馬斯的對話共同體理論是一致的。可能正因為這樣，戴維森承認，在1983年底美國哲學年會太平洋地區分會上，羅蒂成功說服他不再用符合論或融貫論來稱呼自己的理論。據說作為回報，他也成功地說服了羅蒂放棄其實用主義的真理理論，他還承認自己以前所使用的符合和融貫具有令人誤解之處。

與上面兩位哲學家不同，普特南則在近來越來越樂意被稱為實用主義者。在其《帶有人面的實在論》（TheManyFacesofRealism，1987）一書的導言中，他說，他現在認識到，他以前（甚至一直到現在為止）笨拙地在實在論名義下從事的研究，如果是在實用主義的名義下進行，也許會要好得多。普特南在此提到的這種研究是指他最初在《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Truth，andHistory，1981）中闡述的與形而上學實在論或外在論實在論相反的內在論實在論，或者說與來自上帝的觀點的實在論相反的來自人的觀點的實在論。根據前一種實在論，世界由獨立於心靈的東西組成。對於世界的實際樣子，可以有一個、而且只能有一個完全的描述。真理是語詞或思想或符號與外在世界的符合。這是一種上帝的觀點，因為只有上帝，一個超然於人和世界之外的超越存在物，才可以作這樣一種比較，才知道是否與此符合。但我們是人，而不是上帝，因此只有資格提出一種內在的實在論。根據這樣一種實在論，只要對象與怎樣使用符號和如何使用符號沒有關係，符號就並不必然地與對象符合。但實際上由特定使用共同體以特定方式使用的符號確實與在這些使用者的概念模式之內的對象符合。“對象”並不獨立於概念模式而存在。當我們引進某種描述模式時，我們就把世界劃分成對象。由於對象和符號同樣內在於描述模式，就有可能說什麼與什麼相匹配。

雖然在《理性、真理與歷史》這部著作中，普特南還認為，曾被用來稱呼這種內在實在論的“實用主義”，同“融貫真理論”、“非實在論”、“證實論”、“多元論”等標籤一樣，由於其歷史上的其他用法，具有不能令人接受的隱舍，但後來，他卻越來越傾向於認為，這種實在論應當更恰當地稱為實用主義的實在論。因為一方面，這種實在論強調的是，我們不能認識也不能有效地使用上帝的觀點。所存在的只是我們實際的人的各種不同觀點，而我們這些實際的人所考慮的是我們的描述和理論為之服務的各種利益和目的。另一方面，實用主義的核心，“在筆者看來，就是堅持行動者的觀點之至高無上性。如果我們發現，在從事廣義的實踐活動時，我們必須採取某種觀點，使用某個‘概念系統’，那麼我們必須同時進一步主張，這實際上不是事物本身的樣子”。這樣，他便發現，實用主義可以更好地表達這種實在論觀點。

一個更為自覺的實用主義者是曾任美國哲學學會東部分會主席的理查德·伯恩斯坦。他的一個重要論文集子《哲學面面觀》（PhilosophicalProfiles:EssaysinaPragmaticMode，1986）的副標題就是“帶有實用主義語調的論文”。伯恩斯坦本人的興趣是要發展一種以亞里士多德（Aristole，384-322BC)為基礎的實踐哲學。在他看來，實踐在亞里士多德那裏，廣義上是指一般的生命活動，而在狹義上是指自由人的生活方式，指的是支配着人的倫理和政治生活的學科和活動，指的是在城邦中的自由活動和有關這些活動的學科。伯恩斯坦雖然試圖把這兩種不同的意義結合起來，但他顯然更關心狹義的實踐。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認識到了實用主義的重要性，因為在他看來，實用主義充滿了自由精神：這裏“有一個明確的命令：絕不能封閉研究道路，必須認識到，我們的任何信仰，不管多麼心愛、多麼根本，都容許（而且事實上也要求）進一步的批評”。

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區別。伯恩斯坦所關心的主要不是語言的意義和真理問題，而是倫理政治生活的自由問題。置身於實用主義復興運動這個廣闊的視野，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區別。伯恩斯坦所做的主要不是用實用主義重建今日美國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而是企圖發現美國哲學與大陸哲學的連接點。這個連接點在他看來就是實用主義。例如，他認為，在海德格爾那裏幾乎可以發現實用主義的所有主要論點：對近代主觀主義和基礎主義的批判；對二元論的懷疑和解構；對“偏見”的翻案；對人的歷史性的強調等。他也認為，雖然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1900-2002）可能繼承了海德格爾對美國實用主義的輕蔑，他對實踐智慧的強調，對主客二元對立的克服，對人類有限性的意義、所有理解的可錯性和經驗向未來的開放性的重視，都使他實際上與美國實用主義很接近。而哈貝馬斯則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自覺的實用主義者，因為他的思想有不少得益於其對皮爾斯、杜威和米德（HerbertMead，1863-1931）的研究。因此在他的交流行為理論中發現不少實用主義的回聲就不足為奇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新實用主義興起的背景中，我們才可以理解羅蒂的新實用主義文化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