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要緊的是講真話，做好人——《四川日報·天府周末》記者專訪

人最要緊的是講真話，做好人——《四川日報·天府周末》記者專訪

走進巴金心靈的人不僅是血緣，更是精神的親近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堯枚的兒子。數十年間，巴金給他寫過300多封信，深入交流探討親情人生。巴老曾在信中說：“我離開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李致接受四川日報記者採訪。

記者採訪您，有一個人是不能繞開的，那就是您的四爸巴金。巴老為什麼一直寫各種激勵的話送您？

李致最早是在1942年，當時《家》《春》都出版了，很多人找他題字。我覺得那些學生能找巴老題，我也找。巴老拿起毛筆，就給我寫了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

我最先擁護的是“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因為我外祖母只要看見我耍，就要問：“你怎麼不讀書呢？”我對這一點非常不滿，所以那句話符合我當時的“根本利益”。時間久了，才發現核心是後面兩句——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在我一生中，很難說是不是每句話都是真的。但關鍵的時候，我沒有說假話。

195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臨走前和他談了一次。他說：“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對眾多人來說你幹什麼，你喜歡什麼，都沒關係。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就是要好好做人。它早已成為我們的家訓，常掛客廳。

記者眾多親戚中，為何巴老覺得您對他的了解可能多一些？

李致我父親是巴金的大哥，他們兄弟感情很深。我父親去世后，巴老把他們的兄弟之情轉移到了我和4個姐姐身上。1955年，巴老回到重慶，打了個電話，我就去了。他問我需要什麼，我說，我愛看書。我現有30多個書櫃，不少書是巴老給我的。

1973年，我假借從北京去上海看眼病，悄悄到上海見了巴老一面，百感交集。第三天我離開時，上海雨很大。巴老很早起來，把雨衣給我披上。去車站的路上，我滿臉是水，分不清楚是雨水還是淚水。後來，巴金在給我的一封信上寫道，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對我的理解可能多一些。我估計，他覺得我對他的文章，對他的人，對他的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是索取）都比較了解和贊同。

記者巴老一直想您去上海幫他做事，為什麼最後還是沒去？

李致巴金老年得了帕金森綜合征，提筆很困難。他希望我退下來後去幫他處理信件、日記，協助編輯全集等。後來，我當選了省政協秘書長，又是5年，巴老的願望就落空了。其實我很歉疚，巴老為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卻幫他做得很少。

記者您一直不理解自己的父親，最後也因為巴老，您釋然了。是這樣的嗎？

李致我父親是長房長孫，本來想去北京讀書、德國留學的，但必須管家裏。當時家庭經濟壓力很大，父親開書店，做金融。他是老好人，賺了錢歸別人，賠了錢自己承擔。但父親大病之後，家庭面臨破產，在走投無路時，吃了安眠藥，留下一家人，生活極為困難。我第一次去上海，巴金陪我去掃墓，我說我不理解我父親，覺得他太不負責任了。

若干年後，巴金拿出我父親給他的4封信。父親信中說，“我們很多地方不同，但我們有相同的父母給我們的對人類的愛。”他鼓勵巴金，讓他以我們家族為背景寫出長篇小說。我突然覺得父親不是自私的人，是在特定環境之下做出的犧牲，我終於理解，但理解得太遲了。

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一支筆杆子，一張嘴皮子

詩人沈重曾經說過，李致是一位差點被時間湮沒的作家。李致在學生時代，就發表文章針砭時弊。退休后，他再次拿起筆寫作，其隨筆深得圈內好評。

記者您怎麼走上寫作之路的？

李致我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叫做《偷營》，雖然只是發表在當時的校刊上，但對於還是學生的我來說，已經很開心了。

我受到“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才真正走上人生的道路。魯迅、巴金、曹禺的作品對我影響很大。記得當年我的一位老師，把魯迅的《狂人日記》拿給我看，還給我解釋了文章的意思。我突然覺得新的天地出現了，視野擴大了，就愛上新文學，自己也想寫。

1949年開始，我全力搞地下工作，那時候規矩限制很多，如果隨便寫就會暴露自己。1950年之後，新事物太多了，工作很繁忙，也沒顧上寫。

記者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擔任總編輯時，您幾年時間就把一個地方出版社推向了全國出版界前列。《周總理詩十七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幫”后，扔出的第一個大“石頭”。當時為什麼要推這本書？

李致周總理最受老百姓愛戴，我們當時通過渠道得到周總理的詩，儘快出版了。當年四川（包括重慶）只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家出版社，粉碎“四人幫”后首先面臨一個問題——書荒。全國人民要看書，怎麼辦？我們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來的。後來又連續出版了《現代作家選集》，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幾十位名家的著作。

記者那麼多名家，您當時是如何得到他們同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書的？

李致有人說，四川人民出版社搞得火，就是因為我是巴金的侄兒，跑過去給別人行禮，然後叫一聲伯伯或者叔叔，用一個網兜把別人的稿子拿走了。不是這樣，我從沒打着巴金的名字在外活動。只有找茅盾組稿的時候問巴金，能不能給茅盾寫封信。巴金說：“這些得靠你自己去說。”

當時我能做的就是，先搞清楚作家的情況。比如，我向曹禺組稿時，他的劇本我可以成段成段背出來。我進門就說，我就是您的讀者，我就開始背台詞，什麼周朴園的、周沖的，張喬治的。除了了解作家、作品之外，我還拿出我們已經做好的書給曹禺看。曹禺一看就問：“都是你們四川出版的啊？”見他滿意了，我們才開始談一些細節。曹禺問我，書什麼時候能出來？當時出書周期很長，一本書可能一年甚至幾年才能出版。我說，3個月就能出，其實心裏是沒底的。從曹禺家出來后，我給社長打電話問能不能3個月出出來。社長盤算了一下，說“能”。其他的書讓路，3個月果然就出版了。曹禺很高興，表揚我說：“李致同志你說話是算數的。”

記者您在出版社工作時，向茅盾約稿，卻一直存有遺憾？

李致我20多歲開始喜歡讀茅盾的書，尤其喜歡他的散文《白楊禮讚》，至今還能背其中一些句子，每當遇到困難時，我會用來鼓勵自己。我第一次見到茅盾是1978年，是衝著出書去的。到了他家，先和他兒媳婦陳小曼商談，提出出版《茅盾近作》。小曼把我引進沈老的書房，老人年近八旬，一聽說我們準備出版老作家的“近作叢書”，他很高興，但說他的作品不多。後來再三請求，他同意出版《茅盾近作》和《霜葉紅似2月花》。這兩本書出版后，沈老很滿意，我趁機又提出出版《腐蝕》和《中篇小說選》，因為已經獲得沈老信任，他很快同意。我們當即着手出版，先將書的封面設計和插圖交給沈老審閱，原以為當年就可以把這兩本書送到他手上，沒想到書未出版卻在廣播中聽到沈老逝世的消息。

記者“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也不做出版官”，您把詩人馮至的話當作出版社的座右銘，當時引起很大爭議，但您卻一直堅持這種指導思想，為什麼？

李致有一次一批翻譯家在成都開會，來出版社參觀，著名詩人馮至也在其中。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對我說，“你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出版是個整體，要約稿、選擇責任編輯、校對、設計封面、印刷，然後上市。他所稱讚的，不是我李致一個人，而是我們四川出版界，我們都很欣慰。

這個說法也有爭議，因為市場經濟之後，大家覺得出版商才是正確的定位，不是“商”，豈不是又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有人提出來既當出版商，又當出版家；也有人提出來先是出版商把錢掙了，然後再當出版家。

我覺得都是文字遊戲。我們說不當出版商，就是說要把社會效益擺在第一位。我們不能說那本書賺不到錢，我們就不出版。圖書進入市場有商品屬性，還有文化屬性。當時四川的出版社社會效益絕對是放在首位的，當然同時經濟效益也很好。我們奉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賺就賺，該賠就賠。

振興川劇一聲吼不是打醬油的，是來打氣的

李致把自己比喻為川劇中的“吼班兒”，自謙中透着對川劇的真情關愛和嘔心瀝血。川劇人把他比喻為“李老闆”，雖不能當演員，他卻一直為川劇鼓與呼。

記者您並不是一開始就喜歡川劇，之前是想當一名話劇演員？

李致抗日戰爭時期，全國著名的話劇演員雲集在成渝兩地，我幾乎看了以中華劇藝社為代表的所有話劇演出。我是窮學生，買張最低價格的票，站在舞台旁看。不過，當年能背很多台詞，比如曹禺的那些。我在學校時也演過話劇，非常想當演員。但1950年，地下黨分配工作，組織上認為缺幹部，要我去共青團工作。

要說川劇，我在上世紀40年代還沒感覺。我住在東城根街，只要走過祠堂街錦屏大戲院，就能看見掛頭牌的“陳書舫”三個大字。直到50年代初，看了《柳蔭記》，從此愛上川劇。

記者雖然沒有當成演員，後來卻和名家演過對手戲？

李致我不會演川劇，不是票友，更談不上“資深”。1991年，張愛萍將軍偕夫人回成都，與川劇界人士歡聚一堂。我跟將軍開玩笑說：“我和陳書舫本來要給您表演《花田寫扇》，但你們幾年不來，我連台詞都忘了。”哪知將軍一聽，非要我們演出不可。《花田寫扇》是大幕戲《花田錯》的一折，是陳書舫的拿手戲。陳書舫扮小丫頭春鶯，我扮賣字畫的落魄書生邊吉。我不會唱，但台詞記得，戲裏相公主要是表演和道白，沒有唱腔。我演得很認真，台詞對答如流。演到一半陳書舫卻笑了場，但我已經進入角色，只得穩起不笑，等書舫接着演下去。

記者您在川劇人眼中，還是一位“易膽大”，敢於旗幟鮮明地支持跨越雷池的探索與創新。會不會太冒險了？

李致當年的膽大是支持魏明倫的《潘金蓮》，我們把戲調到成都演出時，有權威人士說，把這個荒誕的戲放到成都演出的做法本身就是荒誕的。可我當時覺得，這個事情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又不是格調低下，為什麼不能演？為什麼不能探索創新？現在，應該繼續“膽大”——針對觀眾的流失，送戲上門，政府買單；針對招生困難，應該像師範學校那樣不收學費，還要供伙食，學習好的給予獎金，畢業時幫助他們找工作。這幾副猛葯下去，川劇會有變化。

記者說起川劇，您還是那麼激動，為川劇振興提過不少的建議，為什麼願意為川劇當“吼班兒”？

李致我寫了關於川劇的書約21萬字，裏面收集了我的講話、意見、隨筆、日記等等。我熱愛川劇，願意為振興川劇奮鬥終生，當“吼班兒”沒關係，打雜也沒關係。

我當年負責振興川劇領導小組日常工作，了解川劇的一些現狀，經常聽川劇人講他們的心愿。為了使川劇這個瑰寶不至消失，我願為之鼓與呼。我既非在職領導，又非專家學者，只能為振興川劇幫個腔。我年過80，四肢無力，但中氣尚足。既如此，就這樣吼下去吧。

記者“振興川劇”提出了這麼多年，您認為做到了嗎？

李致以前大家的娛樂方式只有看電影、看川劇、泡茶館，現在休閑方式多了，川劇不是必選。我只能說台上振興了，台下沒振興，也就是觀眾不多。

30年前，我們曾組織500名大學生看《巴山秀才》。有些學校給大學生髮川劇票，學生覺得是老師給的票，只能去看。川劇文學性、幽默感很強，大學生看完后反響強烈。近年來，每次川劇走進校園，都受到大學生的歡迎。當然，要送好戲去，否則敗胃口。若要人迷戲，除非戲迷人。人品不好、樣子也不漂亮，誰願意和你談戀愛？

記者除了為川劇搖旗吶喊，現在還堅持寫作嗎？

李致上午，我都用來寫文章看資料，用電腦比較多。我學電腦是在關愛和訓斥中成長起來的。我女兒和外孫教我學電腦，對我幫助很大，但我反應慢又記不住，他們有時就不耐煩，常常說：“這個你都不懂啊？”我外孫是電子遊戲高手，說他自己是“骨灰級”的，我還不停地問最基本的問題，惹來笑話。如此，我只有靠老辦法學。我記不住程序，就寫下來，慢慢摸索學會。

作家王誠德寫過一首打油詩：“《家》學淵源有秉承，不飾鉛華唯寫真。情結難解文與戲，部長原來是書生。”書生就是李致，在文藝圈裏，大家都把他看成一位文友。

這是怎樣的一位書生？我與李老打交道10年，其中有三次重要邂逅，或許能勾勒出李致書生的模樣。

他是一位嚴謹的書生。

這次採訪巴蜀文化大家，是與李老的第三次邂逅。走進李老的家，老人已是盛裝等候。他用力地跟我握了握手：“我們很有緣啊，打了10年交道，我估摸是因為巴老的緣故。”說著便指着我的名字說道：“這個珏字，和巴老《家》中瑞珏的珏是同一個字。所以，一聽你要來採訪，我就很樂意。”

李老記憶力很好，從2004年採訪巴老百歲華誕到2013年，果真剛好10年。如今再見，他如第一次見面一般，嚴謹、幽默，精神矍鑠。

2004年，第一次登門採訪，滿頭銀髮的李老對來訪人和採訪內容非常謹慎，一問再問。他不打無準備的仗，要準備詳實的受訪資料，避免自己在採訪中出錯。10年後的採訪依然如故，在他家裏，我看到了他的3本回憶錄，為了接受我們的採訪，他提前一周就開始“複習”。這7天，80多年的歷史像放電影一般在他腦海里“單曲循環”，逐一記起每個細節。4小時，李老幾乎沒有停下回想，一氣呵成，彷彿故事都發生在昨天。

稿件完成，傍晚送李老審閱。晚上11點，接到老人電話：“稿子我已經看完，明天上午我們當面談談。”再見自己的稿件，已經變成了“調色盤”：紅色標記是刪減的內容，藍色是增加的內容，黃色是需要和我們商量的內容。我開玩笑說，遇到您這樣一位認真的編輯，我們好幸福啊。李老笑笑：“沒辦法，我這是職業習慣。”

他也是一位文藝的書生。

其實，知道李老是高二那年。他是我高中同學的叔公，那年，同學拿着李老帶回的有巴老親筆簽名的《家》，我是那個羨慕嫉妒恨啊！由此，我記住了一位名叫李致的老人，他是巴金的侄兒。可李老卻對我說，可以給他很多稱謂，唯獨不喜歡“巴金侄兒”這個前綴。在李老眼中，這個稱謂並不是外人所認為的“沾了光”。他受巴老影響，寫作、愛川劇、做人，但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完成。

這次採訪李老，發現他與文化的關聯不僅是巴金，不僅是川劇，他曾和那麼多文化名人打交道。年輕時，他應該是一名鐵腕文藝粉絲，名家的書不僅幾乎都看過，還能背。這後來成了他約稿的“法寶”。“就像你們約我採訪一樣，我知道你們看了我的東西，我才有興趣給你們談嘛。我當年向名家約稿，就像你們記者要採訪一樣，要先做功課。”

那怎麼稱呼您好呢？李老闆如何？我們的一個玩笑話，引來李老哈哈大笑，老人竟像小孩般拍手稱快：“這個稱謂我喜歡！”這是對川劇的摯愛與牽挂，他從未停止過為振興川劇吶喊。

跟李老的第二次邂逅就是因為川劇。2012年宣傳文化界元宵節茶話會，李老拄着拐杖走進大廳。我上前問好，他扶下眼鏡仔細看了看我，說道：“以後川劇要請你來提意見。”一名採訪巴老與他打交道的記者，竟因為寫了川劇的報道被他記住了，足見老人心底，對川劇愛得之深沉。

回想10年間，但凡有川劇的地方，一定有李老。老文青就是很堅持，一愛就是幾十年。也就在今年，四川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再次邀請他擔當顧問，繼續為川劇振臂高呼。

他更是一位樂活的書生。

不知是不是早年曾在共青團工作的緣故，我一直覺得李老人老心不老，很善於與年輕人打交道。

他是一位故事很豐厚的文化老人，每次採訪總能讓我收穫不同的精彩。這次在他家裏，猶如進入時間隧道，一張張照片，從黑白到彩色，記錄了幾乎一個時代的變遷。我們頓時像“十萬個為什麼”，嘰嘰喳喳鬧開了。老人主動當起“講解員”，拄着拐杖在屋子裏陪我們轉悠，解難答疑。

而最讓我們想不到的，是李老突如其來的“下午茶”。正要進入第三部分採訪，老人突然打斷：“快5點了，我們先吃鍋盔。”這個舉動完全不在程序內，大家開始婉拒。可老人說：“你們怎麼問我，我聽你們的，吃鍋盔聽我的，按照‘不討論原則’執行。”他“下令”，所有人都必須填飽肚子再工作。

與老人打交道的這10年，總有這樣的感觸：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巴老的文人氣質，他的舉手投足間傳遞着巴老的做人精神，他的骨子裏浸潤着傳承民族文化的責任。李致，就是這樣一個人，“做人更要緊”的巴蜀文化大家。

201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