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李致“我的人生”風雨人生的心靈自傳

八旬李致“我的人生”風雨人生的心靈自傳

張傑

種種“官銜”之外，他認為“一介書生”是對自己貼切的稱謂

李致是巴金的侄子，巴金視李致為己出，叔侄關係親密，心意相通。這早已被眾多讀者熟知。不過，李致在散文寫作上的造詣，其文學思想上的深刻，卻也值得更深入了解。

李致少年開始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熏陶，喜愛魯迅、巴金的作品，很早就表現出相當的文藝才華。早在學生時代，李致就已經開始在報刊上發表雜文、小說等文藝作品。后因客觀原因，在文藝創作領域停筆近30年之後，上世紀80、90年代，李致又重新拿起筆，創作出一批散文佳作。他在散文中擅長白描，文筆簡練質樸，情感真誠，思想深刻，備受文藝界同行及讀者的喜愛。李致因此也被稱為“差點被時間湮滅的作家”。

李致長期在共青團系統工作，曾任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社總編輯、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長兼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位。但李致說，種種“官”銜之外，“一介書生”對他是貼切的稱謂。在2014年11月25日巴金誕辰110周年紀念日前夕，李致的《四爸巴金》隨筆集再版，讓讀者有更詳細深入了解巴金的機會。與《四爸巴金》一起，李致的《銘記在心》《昔日足跡》，也由四川天地出版社以“我的人生”系列同時出版。李致說，這套“我的人生”是他新時期以來20多年內業餘從事散文創作成果的匯總，“‘我的人生’系列寫到我個人在大時代里尋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寫到對我人生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其中有領導人物，也有普通百姓。裏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這套書是個人化的歷史記錄，也是我本人80多年風雨人生的‘心靈自傳’。”

喜歡文學，從讀《狂人日記》開始痴迷話劇能背《雷雨》《日出》大段台詞

李致喜歡文學，是從他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學讀初中開始的。他和同學到國文老師楊邦傑老師的寢室玩，楊老師取下一本《新青年》雜誌，給他們念了魯迅的《狂人日記》，並作講解，引發了李致對新文學的興趣。後來，另一位老師出了一個名叫《一年容易又秋風》的作文題。從小就受到愛國抗日教育的李致，設想了一位日本婦女的丈夫參加侵略中國的戰爭，一到秋天她特別期望丈夫回家，為她作了反戰的心理描寫。老師給他這篇作文做了這樣的批示：“筆姿婉轉，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給李致很大的鼓舞。他開始讀自己家中的藏書，尤其是新文學作品，“我讀了魯迅的《吶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說，特別喜歡《阿Q正傳》。”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書房，放在最顯眼位置的，仍然是魯迅的作品，“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筆鋒利、幽默，對人性的剖析和反諷，犀利深刻，我極為佩服！”

因為愛讀書，讓李致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進步。他的作文還被校慶校刊選中發表。之後就讀華西協和高級中學，李致和同學陳先澤辦壁報《破曉》，被國文老師、巴金的朋友盧劍波發現。在盧劍波的鼓勵下，李致在《今日青年》發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內戰的運動后，李致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破曉社，辦鉛印《破曉半月刊》，李致發表了散文和小小說。1948年到重慶以後，李致又開始在《大公報》和《新民報》發表評論和散文。

除了閱讀文學作品，青年時代的李致非常熱愛文藝，尤其喜歡話劇。抗日戰爭時期，全國許多話劇名演員，集中在重慶和成都兩地，演出了許多好戲。李致特別喜歡曹禺、夏衍和陳白塵等作家創作的戲。經常買最後一排的價格最低的票，然後站在劇場前邊把戲看完。李致說，他當時喜歡曹禺的戲，喜歡到了可以背誦大段台詞的程度，“《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詞，我都能大段大段地背！”新時期，在出版界工作的李致到北京向曹禺約稿，在曹禺面前背起了《日出》裏的台詞，“讓曹禺非常吃驚！”新中國成立后，李致還一度想要去當職業的話劇演員，但最終還是被組織安排在共青團系統工作。筆耕20多年“寫出一生經歷是我應盡的社會責任”

1949年初，李致全力從事地下黨工作，為避免暴露身份，停止寫作和發表文章。之後近30年，李致忙於工作，又在特殊年代遭受誤解，就一直沒再提筆寫文章。提筆再寫，已是上世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李致說：“回想自己幾十年人生，時代幾度變遷，許多難以忘懷的人和事，我曾為之喜悅或痛苦。這些人和事，也可以說是時代的某些縮影或折射，也許有一些‘史料’價值；我有感情需要傾訴，也想藉此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剖析自己的一生。魯迅反對‘忘卻’，他說，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已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我感到，寫出一生的經歷，是我應盡的社會責任。”

在過去20多年的散文創作中，李致所涉獵的內容豐富，時間跨度長，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一直到當下。在他的筆下，地下工作的同志，國家領導人，文藝工作者，普通勞動者等，都有各自精彩的亮相。比如在《銘記在心》中，李致記錄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物，其中既包括賀龍、胡耀邦、張愛萍等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革命家兼文學家馬識途等對自己重要的影響，還包括他與曹禺、沙汀、艾蕪、劉紹棠、王火等文壇名家的深入交流，此外，還有他與音樂家周巍峙（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總導演之一，音樂家王昆的愛人）、編輯家范用等人的交往。而在普通小人物的刻畫上，李致的筆也是情真意切令人動容。比如他在《胖舅舅》中回憶自己的舅舅對自己的愛，在舅舅去世后，對舅舅的懷念，語言真摯幽默。而在他家做了十多年活兒因而結下終生情感的保姆，也被李致寫進《姨媽》一文中，真情流露，讓人感動。

因為與巴金有着天然親近的血緣關係，在李致的筆下，巴金自然是被表現的重頭人物。與其他人寫巴金的文章都不同，李致筆下的巴金，有其獨特的視角：巴金對親人的情感，對後輩的關愛，晚年的思考、困惑，對時間和親人的留戀，以及他對自己小說代表作《家》原型人物的深刻理解，等等，都在李致的隨筆集《四爸巴金》中有所呈現。《四爸巴金》全書共41篇，寫作時間跨度近30年，記錄了李致與巴金60多年的交往的細節回憶錄。所涉內容貫穿巴金的青年、中年和晚年，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馬識途是當年中共地下黨川康特委副書記，又是李致所在學校的老師。提到馬老，李致總是語氣帶着發出內心的敬意，“他對我是亦師亦友。我們心靈相通。”在《銘記在心》中所收錄的一篇長篇隨筆《歷經斧斤不老松——記馬識途》中，李致就用細緻真摯的文筆，記述了他與馬老超越半個世紀的交往細節，以及他所結識和見證的馬老：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戴土耳其帽的英文教員”，成都解放前夕“愛護青年的組織部部長”，上世紀七十年代馬老在“雷區”工作，一直到新時期“優秀的文藝工作領導人”等等。對於馬老的文學成就，李致還回憶上世紀60年代，馬老寫長篇小說《清江壯歌》時的感人細節，以及馬老敬佩巴老“說真話”精神等。

紀實手法受業界肯定：有史料價值李致不贊成別人稱自己是著名作家

李致的“我的人生”系列，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國家、民族、歷史、前途的關切思考，飽含着對戰友、同志、親朋至愛的真情實感。一片赤子之心。學者王地山在論及李致作品的藝術特色時說：“這種秉筆直書的寫法，即是《春秋》《左傳》《史記》《漢書》等歷史散文的紀實手法。它既是嚴謹的文學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學價值。”對於《銘記在心》，評論家廖全京說：“李致一直把理解別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親人，作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條重要的路徑，努力想在理解別人的過程中獲得內心的純潔、光明、溫暖。”詩人沈重則這樣評價李致的作品，“諸多篇章，總是與時代風雲緊緊相扣，事情也許都是平凡的。卻從平凡中折射出高尚的情操，溫暖的人情，加之作者的坦誠，便更覺其可親。”李致說：“無論寫人或寫事，我力求真實，決不加一點虛構。我寫的是第一手資料，因此有自己的特點和可能保留的價值。”2012年，李致榮獲四川文藝終身成就獎，專門嘉獎李致繼承巴金“說真話”的精神，“為歷史留下一份珍貴的記憶”。李致的隨筆文章，言辭樸實、幽默真誠、行文簡練。他說；“文字準確和簡練。不求技巧花哨，不用華麗辭藻，正是我一直行文追求的境界。我最愛魯迅的作品。魯迅主張文字簡練，大意是中篇不要拉成長篇，短篇不要拉成中篇。我贊同魯迅的主張，努力這樣做。”

雖然在散文創作上成就斐然，但李致很低調，不贊成別人稱他為著名作家。他說：“我不是為當作家而寫作的。我寫了幾本書，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算是個業餘作家。至於著名作家，我聽到這個稱謂，一下就想起電視廣告：一種並不為人知的商品，突然被冠以馳名商標，顯然是炒作。”在四川作家中，李致跟馬（識途）老、王火關係很好，來往也多。談及二位，“馬（識途）老100歲，王火兄90歲，著作等身，影響很大，仍堅持寫作。我向他們學習。”

2014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