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擔待的領導，講真話的老師

有擔待的領導，講真話的老師

包川

1980年羅蓀夫婦入川，李致老師和我陪同他們參觀杜甫草堂。參觀草堂之前，我們先去參觀了武侯祠。武侯祠還專門派了一個解說員陪同，那是個個子高高的年輕姑娘，可能剛剛高中畢業不久，還十分稚氣。她在講解中難免出現一些失誤，我猜想大家也許沒太在意。但就在行進途中，李致老師故意落在我們三人之後，悄悄對小姑娘說著什麼……看見小姑娘頻頻點頭，我猛然明白了，他是在糾正她的某些失誤，又考慮到小姑娘的自尊心，給她留面子，刻意不讓其他人聽見，多麼周到！那時他還是四川人記出版社的總編輯。

大約是1983年左右吧，李致老師調到省委宣傳部后發生的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全軍的部隊作家來川參觀訪問，因宣傳部長許川和李致要來和他們座談，作協就安排我們本省一些人去參加，我也去了。我的同學李雲良是海軍的，海波是從四川大學出去的，熟人難得見面，所以我們就坐在一起，這樣也就認識了喬良和黃其卉。聽完兩位部長的講話后，大家開始提問，兩位部長也一一作答，氣氛十分融洽。突然，有人問道：“你們四川的反自由化開展得怎麼樣？”這是個在當時非常敏感的問題，怎麼回答呀？我都替兩位部長捏了把汗。不料，李致部長隨即回答說：“我們四川存在的問題，我看，主要還是思想解放的問題……”當時，我們坐在一起的幾個人都很感慨，記得是喬良吧，他悄悄跟我說：“有這麼開明的宣傳部長，你們四川作家真幸福！”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李致部長，講真心話的李致老師！

開明的宣傳部長令我們覺得有幸福感的是1984年，我們《四川文學》準備再辦一個大型紀實文學刊物《人世間》，這個刊物能夠順利地在1985年初出版發行，並首發創出六十萬冊的高紀錄，多虧了李致部長的支持。因為，那個頭條《十年動亂》還未發表，就已經引起了很多人的異議。但是，李致部長是個事業心很強的人，當過出版社總編輯的他，豈肯讓好稿子從自家手中流向他處？所以他讓我們把稿子送審，他親自逐字逐句審完稿后，同意發表。他這是為了保護我們，為我們承擔責任啊！果然，一經發表，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受大家喜歡；但是，也有那麼一些“報告文學作家”的作品，雪片般飛到省委宣傳部。我完全能想像，當時李部長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弄不好，那是要丟官的……他就是這樣一個有擔待的事業型的官！難怪，喬良會說“有這麼開明的宣傳部長，你們四川作家真幸福”。

而開明的宣傳部長讓我直接感受到幸福的是一件小事。大概是1989年初，之光老師生病住院了，化石老師和我去醫院看望。碰巧，李致部長也來了，他見到我就說：“小包川，我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會很感動。有一天我去看沙老，他問我：包川為什麼還待在編輯部不下去寫東西？是因為沒錢嗎？要是有困難，我借錢給她，等她今後拿了版稅再還我；若是還不起的話，就算了。”他的話音剛落，化石老師馬上接嘴道：“沙老這話哪是給包川說的，他是說給你聽的，說給你聽的！”李致部長一愣，恍然明白地“啊”了一聲，我敢肯定沒停頓三秒鐘，立即表態說：“好，小包川，你打一個創作計劃的報告，直接交到宣傳部來，我來處理這件事。”

我想，他知道黨組幾年前就決定不再設專業作家，而作協的年輕人都想搞創作，明白我這事黨組很為難，他又用自己的肩膀，為黨組把責任承擔了。不到一個月，我的創作假就獲准了。

沒錯，他是官——是個勇於擔待的官，卻更是出版家、作家、跟作家們心靈相通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