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憶故人 丹心着信史——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讀後

風雨憶故人丹心着信史——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讀後

趙雷

李致老是四川文藝界受人愛戴的老領導。他15歲開始寫作，1949年前就在報刊上發表近百篇習作。新中國成立后，由於一些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而擱筆。新時期以來，他先後出版了《往事》《回顧》《昔日》《銘記在心的人》，編印了《終於盼到這一天》等散文隨筆集，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讀者的熱烈反響。尤其《巴金的內心世界》《我的四爸巴金》等書披露了關於文學大師巴金先生的大量史料，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近年來，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依然筆耕不輟，由天地出版社以“我的人生”為主題結集出版了《四爸巴金》《銘記在心》《昔日足跡》三部增訂本、近70萬字的厚重之作，可謂其情可感、其事可贊、其業可嘆。

三部我的人生實際是回憶錄，它秉承了講真話的書寫品格。耄耋之年的李老已在20世紀愛國知識分子典型的人生道路上探索跋涉了85個春秋：15歲參加學生運動，17歲加入黨的地下組織，50年代投身新中國建設，“文革”中作為“當權派”被“打倒”，新時期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從革命到建設，無論為人為文，他一直秉持魯迅“有骨氣”的精神和巴金“講真話”的品格。從“文革”到改革，不管逆境順境，他始終保有共產黨人的崇高追求和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懷。巴金先生“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的教誨影響了李老的一生。閱讀李老的回憶錄，頭腦中同樣時時閃現《隨想錄》的身影：不尚雕琢卻耐人尋味，行文質樸卻餘韻悠長，平實的敘事中奔涌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樸素的語言下飽含了感人至深的真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浩然之氣發諸心而形於外，崇高之美本乎情而感人心。書中對於作者“四爸”巴金的記述，為我們多方位展現了這位被譽為“世紀良知”的文學大師的生活和情感、經歷和思想、家庭和事業，為學者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為讀者更好理解巴老的作品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幫助。書中對於“文革”的回憶，記錄了那段黑白顛倒、人妖不分的歷史悲劇，回應了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李老的三部回憶錄，把個人命運與時代變遷相融合，將家族悲歡和民族命運相勾連。這是一部反映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浸潤了他們的歡樂和苦難、記錄了他們的探索與思考，這是一部反映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史，昭示了他們的理想和信念、刻畫了他們的奮鬥和奉獻。

三部我的人生同樣是口述史，它提供了有價值的珍貴史料。李老曾在從地方到中央的共青團系統工作23年，新時期以來先後在四川省出版局、省委宣傳部、省政協等部門擔任領導職務，離休后連任三屆省文聯主席，工作中接觸了眾多的各級領導人和文藝界人士。在他的回憶錄里，既有鄧小平、賀龍、楊尚昆、胡耀邦、張愛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事迹，又有茅盾、巴金、曹禺、葉聖陶、李健吾、馮至、沙汀、艾蕪、馬識途、王火、高纓、劉紹棠等文壇大家的軼聞，周巍峙、范用、周企何、周裕祥、陳書舫、競華、王永梭、許倩雲、魏明倫、徐棻等藝苑名宿的風采，還有童年夥伴和孩子保姆的身影。三部回憶錄為現當代文學史提供了鮮活的史料、為四川文藝史留下了生動的寫真。歷史書寫絕不僅僅是長篇通史。宏大敘事固然重要，但往往追尋大趨勢而遮蔽個體、關注大事件而省略細節、重視客觀規律而忽視主觀因素。馬克思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往往強調“客觀規律”而忽略“人的創造”，實際上無論創造歷史還是書寫歷史，其中既有客觀的條件也有主觀的因素。敘述歷史也是在賦予其意義，探索歷史也是在認識自己。因此，我們既需要宏觀史也需要微觀史、既需要大歷史也需要心靈史，這正是我的人生的意義所在。“本朝人寫本朝事”固然無法避免客觀的條件和限制、主觀的認知和情感，但當事人的回憶始終有其獨特而重要的價值，因為它包含了在場的諸多信息和無法進入“正史”的細節，由此幫助我們重返歷史現場、理解歷史人物，從而進入歷史的細部、體會歷史的溫度。當我們把眼光從“長時段”轉向“當事人”，當我們不僅把歷史視為冰冷的數據而是人類的故事，我們就會重新發現被大歷史所遮蔽的個體的價值、被大敘事所省略的細節的意義。李老的回憶錄就是這樣一種有價值的充滿細節和溫度的微觀史、有意義的縈繞人情和人性的心靈史，值得我們閱讀和研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親歷者到回憶者，從歷史創造者到歷史書寫者，李老用厚重的文字完成了上述身份轉換，和巴金先生一樣“把心交給讀者”，恪守“務求真實”、於人於己於事不加任何虛構的原則，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前事不忘、知史明鑒，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能夠認真讀一讀它們，從而更好地理解中國道路的由來和民族復興的夢想。老驥伏櫪、丹心着史，衷心祝願李老身體健康，期待他為廣大讀者奉獻更多的著述、為四川文藝和中國文學留下更多的珍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