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貴族精神——讀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有感
重見貴族精神——讀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有感
田海燕
四川有道傳統名菜叫開水白菜，常在國宴菜單中榜上有名，令外賓讚不絕口。這道菜湯色如同白開水清澈見底，幾棵嫩綠的白菜心飄逸其中，不見一星油珠、亦不見其它作料雜物，一清二白，素雅到極致。然而，吃在嘴裏卻鮮香異常，濃醇得久久在味蕾上繚繞。所謂的“開水”一點也不白，而是將老母雞、老母鴨、雲南宣威火腿上的蹄子、排骨、乾貝等鮮貨熬至少4小時之上，經過複雜的烹飪製作而成。看李致老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如同品嘗開水白菜，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濫情的粉飾，沒有堆砌的成語，沒有大量的引經據典，文字簡潔，行文質樸，敘述嚴謹，而內涵就像開水白菜中的“開水”豐富深厚，讓人受益無窮。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一套三本，《四爸巴金》《銘記在心》《昔日足跡》，從書名可看出，一本是專寫巴老的，一本是寫生命中值得懷念和銘記的人與事，如上至耀邦同志、小平同志等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下至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如出版社臨時工小白、姨媽保姆等，一本是寫自己、家人家事的。其實，並非分得這樣清楚，三本書的內容多有穿插與重複，正如李致老所說：“我沒有按時間順序寫，作品獨立成篇：好處是寫作起來比較靈活，缺點是某些內容難免重複。”也正如腰封所說，這是李致老的“個人化的歷史記錄”，然而，這樣的個人化，在我讀來卻是折射出中國幾十年的陰晴圓缺與滄桑，特別是李氏家族的家族史可以說是中國近幾十年來風雲變遷的縮影，而以巴老為代表的成都李家幾代人的信仰、追求、抗爭、尋覓、堅守，則讓我看到了寬厚的愛心、悲憫的情懷、獨立的精神、擔當的勇氣、人性的良知，平等的意識，實際上就是一種久違了的貴族精神！
為什麼說是久違了呢？因為在中國，秦以前有貴族，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卻把這些國家的貴族不是殺了就是遷徙或流放。雖然秦始皇本身也是貴族，但他更愛專制，取消了貴族的特權，讓他們與平民一樣，都是皇帝的奴僕，所以秦朝的專制制度使得貴族這一階層消亡了，而貴族精神也隨之漸漸在中國大地上難見其蹤影。何謂貴族精神？雖然有多種版本，但不外乎與這樣的定語有關：“高貴的”“高尚的”“偉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輝煌的”；與這樣的詞有關：教養、尊嚴、真誠、擔當、低調、自由、自省、自製。就像貴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貴族一樣，貴族精神不是貴族所特有，它與金錢多少、財富厚薄無關。
《永恆的手足情》《帶來光和熱的人》《終於理解父親》《一部舊書一片兄弟情》《唱片〈小寶貝〉》《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等幾篇文章，給讀者勾勒出一幅李氏三兄弟的命運圖景和與之相輝映的貴族精神——
巴金的大哥李堯枚，也是李致老的父親，生得眉清目秀，品行高潔。不但在學校功課第一，還練就一身好劍術；追求新思潮，喜讀“五四”以來新書報，幫助三弟李堯林和四弟巴金到南京讀書，並支持巴金留學法國；樂於助人，為親朋操辦紅白喜事，調解矛盾，“甚至給雙方作揖，說是他的不是”；君子行為，“幫親友做生意，贏了歸親友，虧了他賠錢”……這樣一個大大的好人，在大家庭分家、田產收入減少、所開書店虧本關門、銀行倒閉而致放在銀行里的“養命的根源已經化成水”后，既愧對家人又無法優雅地活下去，為了自尊而赴死——這就是貴族精神里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李致老的三爸李堯林自1923年離開成都去南京讀書後，就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大哥死後，在南開中學做英文教員的他，取消了自己的人生計劃，省吃儉用，自製克已，承擔起了成都老家九口人的生活費用，“三爸的匯款，每月按時從天津寄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天津和四川的聯繫中斷。他不願意做亡國奴，從天津到上海的租界，靠翻譯外國文學為生。最後幾年，他書買不起了，舊樂片（唱片）買不起了，音樂會也聽不成了，門也不出了，房間裏“四處堆滿各式各樣的西洋書”，而他“陶醉於靈魂的獨往獨來的天地”（李健吾《挽三哥》）。孤潔的他去世時已四十多歲，仍未婚——這就是貴族精神里的擔當與奉獻。如巴金說的那樣，他的三哥像“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毀去”。後來，接過養家接力棒的是巴金。再後來，李致老的大姐工作后也承擔起部分責任。擔當與奉獻，是李家的好傳統。
在《永恆的手足情》一文中，巴金很懷念他的兩個兄長，他和李致談起此事時，常常動容，有一次失聲痛哭：“我的兩個哥哥對我都很好，對我的幫助很大。他們兩人都是因為沒有錢死掉的。後來我有錢，也沒有用……所以我也不想過好日子。”可見他們情之深厚愛之濃烈。
李氏三親兄弟中的大哥和三哥的生命過早地凋謝，只有四弟巴金不但活得長壽——101歲的世紀老人，還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是我國傑出的文學大師和文壇巨匠。然而，光芒萬丈的巴老，生前表現出的低調，恕我孤陋寡聞，真難在中國再找出第二人。
在《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一文中，最能看出巴金身上所體現出的貴族精神——低調、平等及奉獻。
巴金的故居在成都正通順街，許多人包括官方，都主張恢復巴金故居，而且提了不止一次，但每次都被巴金婉拒。他不想讓國家為此花錢，說“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
不但如此，他不願意做“名人”，還反對用他的名字建基金會、設文學獎，他說他的寫作是因為他對祖國和人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的感情”，而不是為了沽名釣譽。他在乎的是奉獻而非索取。
《找回名字》，讓我們看到了這種貴族精神的延續與傳承。李致老從少年起就參加地下黨，可謂老革命老資格，可他骨子裏的貴族精神——低調、平等意識，並沒有隨着職務的升遷而減弱。特別是到了政府部門，官稱代替了名字，他極不習慣，往往反應不過來是在叫他。他喜歡別人叫他的名字，但這很為難部下，直呼其名確實讓人無法開口，他就讓叫李致同志。“李致同志”，多質樸的稱謂，沒有高超的品行，沒有貴族精神的定力，怎麼會有這樣的低調與平常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在這樣的稱呼里盡現平等與尊重、隨和與親切。
《講真話的作家》《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讓我們感受到自省和真誠的貴族精神，感受到強大的內心、高貴的靈魂和非凡的人格魅力。說真話，是巴金一貫倡導的。早在1942年，李致老才13歲時，四爸巴金就對他寫下了四句話，其中一句就是“說話要說真話”。李致老一直當成他人生的座右銘，並在歷次的厄運中堅守。
巴金對自己曾被迫講過一些違心的話，感到由衷地痛徹——“欠下了還不清的債”，這樣自省自責的貴族精神，讓我們看到他有顆聖潔的心，令人肅然起敬。李致老也自我檢驗，“講真話，我基本上這樣做了”。在現實面前，做到百分百地講真話確實很難，但更難的是敢於自省自律，不斷地自我剖析。
著名報人儲安平在其《英國採風錄》中記述了他對英國貴族和貴族社會的觀察：“英國人以為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僅是一個有榮譽的、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良知，就是講真話。講真話就是貴族精神的內核！
讀罷《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合上書的那一刻，陽光從窗欞照射進來，打在封面上泛起一陣金光。這樣的光芒滋潤心田，也將享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