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川劇走“頭旗”

振興川劇走“頭旗”

◎陳國福

要說20世紀中國戲曲大事記，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提出“振興川劇”當列其間。結束了“十年浩劫”對人類文明的禁錮和摧殘，傳統戲曲迎來第二次解放，“振興川劇”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省委、省政府為此組建了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致“全權負責”日常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我調到辦公室工作。因為中學時在語文課本上讀過巴金散文，聽說李致是巴老侄子，心中升起一種親近和敬佩之情。我與李致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作為一個富有個性的文化領導人，李致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致原是一位作家，在職時忙於政務，很少動筆，退休後接連出版了四本散文集，謬蒙相贈，頗有感觸，茲以前兩冊書名為由，作一番“往事”“回顧”。

也許是遺傳基因使然，李致與巴老一樣，說話似嫌木訥，卻每見妙諦，蘊含著一種內在的幽默感。不論會議講話，或是與人交談，習慣於綴以川劇詞句，東馳西鶩，起興作比，爭得闡釋和表達的自由，三言兩語，極饒機趣。座談會上，引用周企何《投庄遇美》詞，提倡“長話短敘”；頒獎會上，引用曉艇《逼侄赴科》詞，鼓勵落榜者“去了還要來”。舉辦“周企何生平藝術紀念展”，我提供了王震、柳倩、俞振飛等的書法作品。俞老為我撰寫的《周企何舞台藝術》一書題詞：“周君企何，久享盛譽。幽默含蓄，老少皆宜。識者國福，載諸文字。炳耀劇壇，流香後世。”俞老巧取周企何演出《瞎子算命》中的一句道白“識者分文不取”，借用《水滸傳》後部以“行者”冠武松姓名，化出“識者國福”句。我前往參觀預展，李致早已親臨展廳。見我到來，親切招呼：“‘識者’來啦！謝謝國福支持，這幾幅字很好。還未正式展出，便來了這麼多人。豈止國福，都是識者。”李致別有所觀、所悟，讓人品出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大家莞爾而笑，佩服“李部長”的睿智與詼諧。

李致鍾情川劇，曾自我剖白：“我這個人很怪，上中學時不會背書，甚至被老師打過手板心。但看戲，無論是話劇還是川劇，只要多看幾遍，就可以大段大段地背出來。”1991年，原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將軍偕夫人李又蘭回到成都，與川劇界人士歡聚一堂，李致與陳書舫即席演出《花田寫扇》湊興，擔任劇中那位當場揮毫賣字畫的落魄書生邊吉，很快進入角色，台詞對答如流，富有舞台韻律，一招一式，“黃”中溢趣。面對眼前這位體態矮胖、酷肖周企何的老領導，陳書舫禁不住笑出聲來，失神“走戲”，李致卻全力對付春鶯丫頭的嬉鬧與調侃，喜劇效果特彆強烈。聯繫到李致平素說話常常引用川劇詞句，我深切地感悟到：他是在川劇喚起自己的生命情致后，全身心地把自己融入工作對象，按照“搶救、繼承、改革、發展”的方針去工作，工作中時刻牢記巴金老人的諄諄家訓：“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這樣，他便把領導工作本身作為個人的精神存在與活動方式。李致常常借用一句川劇行話，把自己的工作比作“跑龍套”，為“振興川劇”，“出人、齣戲”鳴鑼開道。這個劇詞用得十分生動準確，李致就是“四卒千軍”中走在最前面的“頭旗”。

光陰荏苒，時至今日，忘不了李致深入實際、善於兼聽的工作作風。在前兩屆“振興川劇會演”的籌備階段，李致與原省委常委黃啟璪、原四川省文化廳副廳長郝超親自帶隊，到各地、市、州、縣審看劇目，特別聘請各方面的專家，組成審看小組，踏遍巴山蜀水。一路上櫛風沐雨，鞍馬勞頓，自不待言。值得追憶的，是他們帶頭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特別是鄧小平同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重要指示，不僅在審看小組裏，同時在全省範圍內，開創出一個寬鬆祥和的政治環境和藝術氛圍，極大地調動了作家、藝術家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每次看完演出，照例集中全組人員，評論該劇的成功及其不足，提倡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要求客觀公正，臧否分明，堅決摒棄一切非藝術因素，然後安排次日的發言內容和發言次序。會議常常開至深夜，甚至延到凌晨。座談會上，充分進行藝術交流，相互切磋，十分投契。李致最後作小結，但不是結論，更非“長官意志”。對於個別尚有爭議的劇目，則採取特別謹慎的態度。原新都縣川劇團（今成都芙蓉花川劇團）重新整理演出的優美神話傳統戲《芙蓉花仙》，自1980年3月8日首演，已逾三百場，觀眾上座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點三，劇中大膽借鑒敦煌壁畫裏的“飛天”造型，花仙們袒胸露臂，赤腳腆肚。大約因為改革的步子邁大了一點，1982年1月，一家大報發表了帶有批評性的署名文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反映出不同的藝術見解，本屬審美活動中的正常現象。但在80年代初期，對於經歷“浩劫”，心存餘悸的文化人來說，恰似杯弓蛇影，談虎色變，誤以為要被打成“大毒草”，要挨“棍子”，抓“辮子”，戴“帽子”，在社會上激起軒然大波。李致聽到有關情況介紹，親躬劇場，調查研究，“花仙”們喜迎劇中陳秋林那樣的“護花人”。李致首先給予充分肯定，同時提出自己的意見，並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前往具體指導。經過再度加工提高，1983年5月，參加四川省第一屆振興川劇會演，榮獲劇本整理獎和優秀演出獎。

1992年2月，成都市川劇院一、二聯合團新排神話故事劇《九美狐仙》赴香港演出前夕，李致特別召開“挑漏眼兒”座談會。這個戲自首演以來，一直是上座不衰，欲罷不能。四個演員共同承擔女主角，聯袂獻藝，各盡其長，集中川劇傳統表演絕技，在藝術表現上京川“兩門搶”，精彩迭陳，美不勝收，雖有強烈的視聽效果，但也明顯地存在着某些裂痕。李致首先闡明會議主旨，正面意見可以說，但主要是批評意見，找出毛病，力求完美。當一個新戲初戰告捷，再來一番反向思維，香茗一杯，會場氣氛活躍融洽，使編導人員深受啟迪，果然“更上一層樓”。李致在振興川劇的領導工作中，十分注意川劇評論工作。他曾在唐思敏《川劇藝術管窺》序言中強調指出：“川劇評論家是振興川劇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隊伍。十年來，他們對振興川劇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為有這些朋友感到榮幸。”李致一貫主張川劇理論要聯繫幫助川劇舞台，希望川劇評論家滿腔熱情地幫助川劇界拿出“迷人”的戲來，促進川劇界真正振奮精神。1993年，我與黃光新、李遠強、唐思敏相繼出版了回顧振興川劇十年的評論集，李致就像品嘗一桌豐盛的“川劇套餐”，不勝欣喜，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祝賀，表示感謝，表示關心，表示支持，給予川劇評論家莫大的慰藉和鼓舞。在省委宣傳部召開的一次會上，李致當眾推薦我，說：“今後川劇晉京演出，不論哪個院團，建議你們聘請國福同志，請他幫忙聯絡、宣傳，代登廣告。他在北京搞熟了，比你們去臨時問路強多了。”最初，李致親自出馬，還有著名川劇藝術家席明真，聯絡首都各界人士，我也因此公關，以文廣交，與北京戲曲界、新聞界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係，為宣傳評論川劇在首都報刊爭得一席之地。根據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安排，我負責記錄整理著名川劇丑角表演藝術家周企何舞台藝術。李致原在出版部門工作，為此親自出面，與四川人民出版社落實選題，並批示撥出專項資金，周老與我都很感激“李部長”。1989年10月，《周企何舞台藝術》一書由國務院原副總理王震題箋，正式出版發行。欣逢四川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在成都召開有全省各市、地宣傳文化部門負責人出席的擴大會議，李致看到樣書，十分高興，讚許有加，當即在會議上廣為散發。1987年10月，張愛萍同志又一次返回四川，在金牛賓館小禮堂，與川劇界人士親切見面。張將軍曾為我撰寫了《天府之花》與《川劇攬勝》兩書題詞和題箋，我向李致提出，向將軍贈書；李致當即安排，並特別介紹。頓時，眾多記者對準我攝像，照相機向我聚焦，記下一個川劇學者人生歷程中難忘的一瞬間。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湧入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特別是在與強大的影視藝術的競爭之中，傳統戲曲一度跌入低谷，似乎瀕臨絕境。有一段時間，川劇界傳聞甚多，不少人紛紛質疑：川劇還能“振興”嗎？川劇是否“振朽兒”了？

面對諸如此類的新現象、新問題，李致正視困難，知難而不畏難，通過多種途徑，與各界人士會商，尋求切實可行的應變措施，諸如“出人、齣戲、走正路”後來衍化為“出人、齣戲、贏得雙效益”，“振興川劇會演”後來調整為“振興川劇調演”，明確指出“若要人迷戲，除非戲迷人”……一切遵循舞台藝術以觀眾為主體的美學原則，其中孕育着今天倡揚的“精品意識”或“拳頭產品”。李致一再強調：振興川劇不能“走過場”，不能“模式化”；魏明倫寫戲講究“一戲一招”，我們也要拿出新的招數來。經過反覆論證，李致科學地總結出：振興川劇，成績顯著，大有希望；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並撰而為文：《堅持不懈地振興川劇》。後來以宣傳部名義，報經省委、省政府批示，作為正式文件下達。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致善於預測振興川劇的曲折發展過程及其光明前景。在他的腦海中充滿了哲理的思辨，他把主觀和客觀的聯繫視作一個無盡的鏈條，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點而忽視另一點，勢必帶來主觀、片面和盲動。對主觀或客觀的任何一種超越，都將是錯誤的，既不應超越主觀力量，也決不能超越客觀條件。因之，對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及其統一關係的科學認識，便成為李致領導藝術的歷史閃光點，他讓我們看到振興川劇的曲折性和複雜性，充分估計到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從而做好長期性和堅忍性的思想準備。1992年5月，在成都舉行第六屆振興川劇調演。十年來，由於堅持不懈地振興川劇，確實把振興川劇推上了一個新台階。我撰寫了一篇帶有總結性的理論文章《俗則興，變則通，秀則美》，《中國戲劇》同年7月號及時刊發，充分肯定並向全國戲劇界介紹川劇十年振興的可喜成果及成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