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度風雨結戲緣

幾度風雨結戲緣

◎陳國福

在中國當代戲曲史上，川劇界曾出現三位德高望重的好領導，老藝術家們習慣以“老闆”尊稱之：一位是已故的成都市原市長李宗林，另兩位則系中共四川省委原宣傳部副部長——已故的李亞群和健在的李致。三位“李老闆”在歷史風雨中前後銜接起來，可以說，便是當代川劇發展史的濃縮。

1978年春，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在成都親切接見被“四人幫”迫害的川劇名老藝人，觀看被“四人幫”禁錮多年的川劇優秀傳統折子戲並作重要指示，從此揭開了中國戲曲乃至中國文化發展的新篇章。為貫徹執行鄧小平同志有關指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於1982年7月發出“振興川劇”的號召，李致擔負起歷史的重任，十年間為具體落實“搶救、繼承、改革、發展”的八字方針盡心竭力，在戲曲界廣有口碑，至今猶令人敬佩不已。

崢嶸歲月老部長

“振興川劇”的號召傳遍巴山蜀水，各地、市、州、縣的黨、政、人大、政協迅速行動，排演出一個又一個新創劇目或重新整理的傳統劇目。為籌備全省性的會演活動，李致與省委常委黃啟璪、省文化廳副廳長郝超、振興川劇領導小組藝術顧問席明真等帶頭看戲，還有宣傳部文藝處嚴福昌、張仲炎，省文化廳藝術處、錄像室有關同志，以及振興川劇領導小組辦公室於一、葉春凱、陳國福等，組成強大的審看小組前往各地。鐵路沿線還算方便，最苦是川東與川北。比如一次由成都去蓬溪，繼經營山去南江與通江，再轉巴中與達縣。碎石面黃泥巴鋪就的鄉村馬路，落雨泥濘，晴天揚塵，旅途勞頓，不言而喻。常常是晚上看戲，戲畢醞釀至凌晨，次日上午座談，下午趕路補瞌睡。李致與同志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由管川劇、看川劇、愛川劇進而懂川劇。那段時間，無論大小會或是與人閑話，李致言必川劇，屢談不厭，也算入鄉隨俗。比如，每次觀看演出，他都要提醒大家莫學《易膽大》中的“麻五爺”，眾人都按時進劇場坐下了，你才姍姍來遲，劇團才敢演出。

20世紀70至80年代的中國，正值一個新舊交替的歷史新時期，猶如大自然的季節變化，紅梅報春，但堅冰待破。人們多年形成的一種習慣勢力，往往導致藝術審美中杯弓蛇影，談虎色變，由《紅梅贈君家》引發的一場大爭論，便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李致充分肯定這是一個優秀傳統劇目，作為川劇高腔四大本之一，《紅梅記》源自明代周朝俊的同名傳奇，曾於50年代由熊豐整理為上、下兩本，周裕祥導演，分別由張巧鳳與劉又全，許倩雲與曾榮華主演，受到普遍好評。進入歷史新時期，著名川籍音樂家沙梅傾數十年的藝術積累，以李慧娘與裴禹的感情糾葛為主線，整理為一本，並為之重新譜曲並配器，力圖在川劇音樂方面有所突破，由成都市川劇院劉芸與曉艇主演。儘管毀譽參半，褒貶不一，首先應當寬容、允許和支持，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動輒“抓辮子”“打棍子”“戴帽子”。李致代表宣傳部，支持四川電視台播放該劇舞台錄像，以便引起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出於同樣的目的，後來還將自貢市川劇團排演魏明倫的荒誕戲《潘金蓮》調到成都演出，這個戲的爭論更大，有時甚至尖銳對立。這在今天看來，其實不算什麼，但在二十年前，要這樣善待一個劇團的改革與創新，那可是需要相當的膽識與魄力的！原新都縣川劇團（即今成都市芙蓉花川劇團）重排優秀傳統神話戲《芙蓉花仙》，引起了更大範圍的激烈論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同志獲悉后，李致曾陪他前往東郊木材廠俱樂部觀看，給予劇團以極大的支持。李致始終不渝地強調一點：“改革的任務既艱巨又重大，而改革卻沒有現成的良方（如果有了，也就無所謂改革了）。因此，改革的本身就意味着某種探索，就必須有所探索。改革、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一個經驗的積累與實踐的檢驗過程。探索的方式與方法應多種多樣，改革試驗也應不拘一格。”李致一次至上海，曾登門拜訪沙梅，希望老人家關注振興川劇，繼續幫助川劇進行音樂改革。

1986年10月，在競華收徒儀式上，李致曾說：“競華同志是川劇表演藝術家，無論唱腔和表演，有許多獨到之處。有她這樣的教師，還有陳書舫、袁玉堃、周企何等諸位名家，不僅可以培養出名角，還可以發展川劇藝術流派。”尊重老藝術家的另一方面，便是關心老藝術家。李致多次籲請有關部門特別照顧生病的老藝術家，曾一度得到落實，陽友鶴、周裕祥、競華、張光茹等在重病期間，都住進了幹部病房，得到精心護理和治療。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儼然巨大的精神支柱，促使他們為川劇事業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當歷史的車輪進入21世紀，又一代老藝術家出現在各級文化主管部門面前，亟待我們採取相應的對策，戲以人傳的民族戲曲，才能綿延不斷，繼往開來，新人輩出，欣欣向榮。與之同時，李致還十分關心投身戲曲事業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其中有劇作家、劇評家、戲畫家。他曾為徐棻《探索集》、張鴻奎《戲劇人物畫冊》、李遠強、黃光新《好一朵芙蓉花》、唐思敏《川劇藝術管窺》、鄧運佳《中國川劇通史》、陳國福《一世戲緣》以及“川劇文化叢書”撰寫序言，並強調指出：“川劇評論家是振興川劇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隊伍。十年來，他們對振興川劇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廖友朋、王誠德、陳國福、劉雙江、鄧運佳、杜建華等許多同志，幾十年如一日，顯示了他們對川劇藝術的奉獻精神。我為有這些朋友感到榮幸，因為他們的精神和成就代表着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應當得到應有的承認和尊重。”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李致曾多次率領川劇團進京或出國，為宣傳川劇，擴大川劇的影響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他曾在北京工作多年，與首都文藝界十分熟悉，特別是與曹禺的關係，因巴金尤其親密，向以“萬叔叔”呼之。1983年10月，四川省振興川劇進京演出團在首都彙報演出，曹禺事前向李致表示：“萬分歡迎，我與（李）玉茹將多多學習，多觀摩，一定要寫篇學習心得，表示歡迎。”曹禺看了好幾個戲，主持中國戲劇家協會召開的座談會，聽罷李致介紹振興川劇情況，當即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又撰文讚揚振興川劇“有如空谷足音，預示着一個新的信息，一個新的行動即將來臨。”事後還寫信給李致：“振興川劇來京演出，大得成功。奮發首都戲劇界，確立信心，至可慶賀。”北京市文化局局長魯剛根據市委宣傳部部長徐惟誠的意見，約請李致向直屬藝術表演團體有關人員介紹振興川劇情況。1986年4月，四川與上海舉行首屆文化交流，李致與上海文化界過從甚密，由他出面請來陳沂、黃佐臨、杜宣、黃裳、程十發、謝稚柳、沙梅、鄭拾風等名流大家，首場《白蛇傳》演出獲得很大成功。

1985年6月7日，李致親率四川省川劇演出團赴西柏林參加第三屆國際“地平線藝術節”，在柏林自由人民劇院作揭幕演出，這是“振興川劇”以來古老的天府之花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據李致日記記載：“戲一開始，場內極為安靜，似乎連自己的心跳都能聽見。為什麼沒有掌聲？我開始感到不安——以後知道，觀眾不熟悉中國戲曲，不知該在什麼時候鼓掌。但第二場剛結束，爆發雷鳴般的掌聲，我才鬆一口氣。以後一發不可收，全場共鼓掌歡呼二十多次，謝幕歷時十四分鐘，形成高潮。鼓掌，歡呼‘阿博（好極了）’！”並以用腳踏地板的聲音表示興奮。面對狂熱的德國觀眾，他們這樣熱愛川劇，我的眼睛潤濕了。我體會到運動員獲得世界冠軍，眼見五星紅旗在國歌聲中升起的感情。緊接着，演出團巡迴聯邦德國、荷蘭、瑞士、意大利等國的十大城市，演出計二十二場，皆獲得很大成功。1987年5月，李致又率團東渡扶桑，在日本的東京、大阪、福崗、京都、名古屋、橫濱等十大城市巡迴演出，總計二十四場，其中東京十天演出十八場，觀眾共約五萬人次。1990年5月，李致率領成都市芙蓉花川劇團再次東渡扶桑，巡迴山梨、東京、福岡、廣島、名古屋、高松、大阪、滋賀、京都、神戶、奈川、昭和、橫濱以及松戶等十三個城市演出《芙蓉花仙》凡三十場，觀眾計六萬多人次，兩次均受到日本友人特別是青少年學生的喜愛和歡迎，“振興川劇”的豐碩成果蜚聲東西方。

激揚文字讀李致

1992年，李致擺脫政務，重操舊業。為了搶回因從政耽誤的寫作時間，他居然趕上新潮時尚，每天端坐電腦桌前，頻頻敲擊鍵盤，夜以繼日地趕寫回憶錄。迄今為止，已先後出版《往事》（1995）、《回顧》（1997）以及《昔日》（2001）等散文集。其中大多數是回憶巴金的文章，同時還有若干有關振興川劇的歷史記錄，為研究當代戲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李致親歷川劇在浩劫之後的再度輝煌，並且有機會在世紀回眸之中重新解讀川劇，深入揭示傳統戲曲深蘊的美學價值。這些，都散見於他的散文集中。

“振興川劇”是20世紀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的一項重大決策，在全國戲曲界引起很大的反響。1983年5月，張愛萍曾為第一屆振興川劇會演填詞：“鄉音喜聞樂見，古曲今開新面。群星匯蓉城，百花齊放藝湛。堪羨，堪羨，天府新秀千萬。”當時四川省顧問委員會主任是譚啟龍同志。李致在《譚啟龍與振興川劇》一文中記述道：“啟龍同志曾多次指示：戲曲是我們國家的瑰寶，川劇是我們省的瑰寶。我們一定要振興川劇，否則，既對不起前人，也對不起後人。要認真抓到底。1983年夏，啟龍同志為振興川劇題詞：‘振興川劇，務求實效，千錘百鍊，精益求精’，這十六個字對我們的啟發很大。務求實效，是說不圖熱鬧，不搞表面上的轟轟烈烈，不要為會演而會演，而當時已出現類似的苗頭。千錘百鍊，精益求精，是講戲的質量。沒有質量無法競爭，無法贏得觀眾。這是關係到川劇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啟龍同志十分尊重老藝術家。根據他的意見，振興川劇晉京演出，邀請了十三位老藝術家隨行，擔任藝術指導並在北京作觀摩演出，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他陪同小平同志在人大會堂的小劇場，看了川劇折子戲片斷演出，還陪同小平同志與演員、工作人員分別合影。”

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許川也很重視振興川劇，李致在一篇《振興川劇忘不了許川》的文章中寫道：“許川同志是江蘇人，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到宣傳部以前很少看川劇。從參與領導振興川劇的工作，他開始看川劇，並動員他的夫人和子女去看。他說，‘慢慢就看出了味道。’”李致還轉引了許川在一次幹部會上的重要講話：“四川解放初期，鄧小平和賀龍同志就要求我們的幹部帶頭看川劇，並指出這是入川幹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的問題，要認真對待，認為這才是黨的幹部應有的態度。粉碎‘四人幫’后，小平同志來川視察，又專門審看了一批被‘四人幫’禁錮的川劇折子戲，予以解放。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作為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長，如果不看川劇，能不能算為合格的宣傳部長？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懇切希望各級黨委、政府的宣傳和文化主管部門加強對振興川劇的總體要求和具體措施，層層落實，解決劇團的實際問題。要提倡領導同志和川劇藝術工作者交朋友。作為黨政和人民‘喉舌’的各級報紙、電台、電視台，要進一步宣傳振興川劇的工作。”李致回首當年，還向我們講述了另一位值得懷念的好領導——黃啟璪。她曾先後擔任重慶市京劇團黨支部書記，重慶市文化局副局長，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長等職。後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組長，分管文藝工作，她熱愛川劇，在川劇界廣交朋友。1982年7月，曾同有關人員前往自貢觀看《巴山秀才》，宜賓的《日月葬》以及瀘州的《軹侯劍》。她看戲認真，意見中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值此隆重紀念“振興川劇”二十周年之際，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川劇在國內外取得的輝煌成就，怎能忘記省委領導同志為此付出的心血？他們的事迹將彪炳中國當代戲曲發展的史冊，誠為宣傳文化部門負責同志學習的榜樣！

川劇無疑是看的或聽的，李致呈現給我們的卻是讀。當然，他讓我們讀的，不是劇本，也不是劇評，而是20世紀一代大家談論川劇的片言隻語，文字極簡而用字極確，瑣屑微末之處決不輕易放過，不足千言而盡道其詳，實有回味不盡之妙。1983年10月，四川省振興川劇進京演出團的老藝術家們為首都文藝界作專場演出，有陳書舫的《花田寫扇》、周企何的《投庄遇美》、王世澤與田卉文的《放裴》等，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著名理論家周揚觀看演出后曾說：“川劇在國內外，遠遠超過一個地方劇種的影響。”1986年4月，四川與上海舉行首屆文化交流，在李致引薦下，陳書舫、周企何等前往拜訪巴金，並為巴老清唱幾曲。老人家聽了十分高興，連聲讚歎：“我愛家鄉，愛聽鄉音，當然愛川劇。”1986年舉行四川省川劇青少年演員比賽演出，沙汀獲悉冉樵子曾據《聊齋·張鴻漸》改編為川劇《刀筆誤》，當即指出，“我覺得此公的著作應出專集。”儘管只是一兩句話，然而，深衷淺語而令名不衰，他們對民族戲曲體悟之深，為我們揭示出傳統文化的精髓和底蘊。他告誡我們，向國際友人和青年觀眾宣傳川劇，首先應該看到自身的藝術優勢，如果僅僅局限於變臉、吐火之類的純特技表演，勢必產生嚴重的誤導而損害自己，讓人在靈犀交會之中同此一慨：“我贊成用特技為川劇吸引觀眾，但不能丟掉川劇許多更重要的好東西，只強調特技。否則川劇團就成了雜技團。正如不能把內容豐富的川菜，簡單說成麻辣燙，又把麻辣燙集中於火鍋一身，川劇不等於特技，更不只是變臉。”

李致為若干戲曲著作撰寫的序言，體現出豐富的知識和深厚的學養，處處率真之心，不失儒者風範，多讀幾遍會使人忽地心華開發，器識遠大，其中有一段至今猶令人深思：“川劇是我們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之一，它的影響已超越省界和國界。我們決不能眼看着這一朵絢麗的花朵枯萎或消失。否則我們既愧對祖先，又有負於子孫。不振奮精神，就不會有這種責任感。哀莫大於心死，不振奮精神行嗎？對川劇現狀的估計，有許多說法。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成績顯著，前途光明；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在戲曲面臨著某種‘危機’的時候，我們必須搶救、繼承，把川劇藝術保留下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由於認識上的種種盲點和誤區，許多優秀的文化傳統（包括川劇）正在急速流失甚至瀕臨消亡；面對西方文化、港台文藝裹挾經濟大潮的衝擊，不少人已是“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不知道珍惜自己身邊的文化瑰寶，找不到“振興川劇”的前進之路。讀一讀李致有關川劇方面的散文，進行深沉的歷史反思並從反思中展望未來，那將是一番“最難風雨故人來”的喜悅，將會幫助我們採取措施捍衛民族的文化根脈，增強我們對弘揚優秀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