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為川劇奮鬥到最後一息——記李致為振興川劇所做的工作

願為川劇奮鬥到最後一息——記李致為振興川劇所做的工作

◎朱丹楓

李致從小喜歡文藝，50年代初迷上川劇。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幹得火紅的時候，於1982年底調省委宣傳部任副部長，分管文藝工作。省委、省政府在1982年7月發出“振興川劇”的號召，成立振興川劇領導小組；1983年初李致任副組長，主管日常工作。十年來，他與川劇結下了不解之緣，做了不少工作，得到了川劇界廣泛真誠的信任。人們連同以前的李亞群、李宗林，稱他為關心支持川劇的“三李”之一，戲稱為川劇的“三個‘李老闆’”。

反覆宣傳振興川劇的意義

川劇藝術是我國戲曲藝術的奇葩，是最能體現巴蜀文化的一種藝術形態。明末清初以來，它逐漸形成了南北一體、五腔兼備、文野交融、雅俗共賞的文化特徵。其劇目豐富，傳統深厚，劇本文學性強，音樂形態獨特，表演生動細膩，特技使人入迷，幽默風趣，貼近民眾和貼近生活，深受四川民眾的喜愛，並為戲劇界所公認。川劇的發展和繁榮，對我省精神文明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振興川劇就是要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根據時代的要求，不斷發展和創新，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傳統做出貢獻。十多年來，為了弄清川劇藝術的特色，李致不斷請教，認真思考，積極宣傳，從不間歇。

黨和政府對川劇的重視，是李致經常宣傳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西南局的領導，特別是鄧小平、賀龍同志，經常舉行川劇晚會，規定有關領導同志必須觀看。外來的同志開始不習慣，就鎖着門不許溜走；有人聽了幫腔發笑，賀龍同志就站起來問笑什麼。小平和賀龍同志都強調，川劇為四川人民所喜聞樂見，要尊重老百姓的喜愛，才能取得共同語言，也才能運用這個形式去啟發教育群眾，便於做好工作。1983年9月振興川劇晉京演出，在全國劇協舉行的座談會上，李致介紹了這些情況，引起了震動。全國劇協主席曹禺頌揚小平和賀龍同志說：“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觀點，最大的群眾觀點！”周揚同志在北京看了川劇，對李致說：“川劇在國內外，遠遠超過一個地方劇種的影響。”李致回川后廣為宣傳了曹禺和周揚的評價。

李致兼任省政協秘書長時，在主席團的領導下成立了川劇室，積極依靠老同志宣傳振興川劇。這不僅增多了宣傳陣地，也增強了振興川劇的凝聚力。

隨着幹部的年輕化，有些市、縣委的宣傳部部長自己就不喜歡川劇。根據李致的彙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許川在一次會上講：“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作為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長，如果不看川劇，能不能算為合格的宣傳部長？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李致大力宣傳許川的講話，鼓勵各級宣傳部長看川劇、抓川劇，促進了振興川劇工作的發展。

正確貫徹“八字方針”，鼓勵大膽探索

省委、省政府為振興川劇制定了一個正確的方針：搶救、繼承、改革、發展，川劇界簡稱為“八字方針”。它得到了川劇界一致的擁護，指導和推進了振興川劇的工作。曾經演出過《算命》的川劇表演藝術家周企何，稱讚川劇界遇到了“好八字”。

對“八字方針”的正確理解有一個過程。有的強調搶救、繼承，有的強調改革、發展，把兩者對立起來。李致則始終辯證地看待兩者的關係。他多次指出：振興川劇當然要改革發展，但必須在搶救繼承的基礎上進行。有人說川劇藝術豐富得很，似乎要搶救繼承完了再來改革發展。“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國”，生旦凈末丑，五種聲腔，上千種曲牌，表演技術和特技，何時才能繼承完？只能在搶救繼承的基礎上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搶救繼承。

在四川省川劇音樂改革研討會上，李致說：“振興川劇要遵循搶救、繼承、改革、發展的方針。前四個字講的是保持川劇的特色，后四個字講的是體現時代精神。前四個字和后四個字是對立的統一，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時期針對不同的問題，強調前者和後者，最後達到兩者的統一，絕不可以把兩者完全對立，甚至割裂開來。”

劇作家徐棻出版《探索集》，李致為書作序。他又強調：“大膽探索符合振興川劇的搶救、繼承、改革、發展的八字方針。搶救的工作要抓緊做。繼承是戲曲改革的基礎，也是各種戲曲劇種的藝術特質和藝術生命之所在，必須十分強調。但是，繼承不僅僅是保存。只有在改革中繼承，才會發展傳統，才會使戲曲藝術不致因為停滯不前、凝固僵化而脫離時代，脫離群眾。改革的任務既艱巨又重大，而改革沒有現成的良方（如果有了，也就無所謂改革了）。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某種探索，就必須有所探索。改革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經驗積累與實踐的檢驗過程。徐棻的探索是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的創造與革新。當然，這只是她個人所選擇的一種改革試驗。探索的方式和方法應多種多樣，改革試驗也應不拘一格。我們支持徐棻、魏明倫和別的劇作家大膽探索，絕不把某一種探索說成是改革的方向或樣板，更不會強行推廣。”

李致的這些講話和文字，無疑對人們理解“八字”方針有所幫助。

因為探索，曾多次引起爭論。李致強調對爭論的態度必須客觀冷靜，他主張只要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后改為不違反《憲法》），不搞格調低下的東西，都允許存在。至於是否姓“川”，可以不斷討論，反覆加工，逐漸完善，千萬不要互扣大帽子。他說，這一不死人，二不擾亂治安，不要把它看得過於嚴重。1986年春，女高音歌唱家李存璉配樂演唱川戲，李致表示支持，並在講話中對那一段期間爭論較大的三齣戲，談了自己的看法：

《紅梅贈君家》是一次有意義的探索。這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次大膽的試驗，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問題是爭論中有同志動了一點氣。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注意一下就行了。我剛到宣傳部不久，電視台請示是否可以播放，我回答說：“從沒有人禁止。”不要再糾纏在這個問題上，要向前看。今年4月我去上海時，到沙梅同志家去看望他，請他繼續關心和幫助川劇改革。他也很高興。

新都的《芙蓉花仙》，改革的步子邁得比較大，有些地方合適，有的地方過了一些，當然會有不同看法。新都縣川劇團認真聽取意見，不斷加工，現已演出一千二百場（創最高紀錄），還拍了電影。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對《芙蓉花仙》是支持的，1983年第一次會演時，由嚴福昌同志執筆的《簡報》即予以肯定，並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議。有人說省上不讓副總理張愛萍去看，張老只好悄悄到郊區一個廠去看演出。哪有這回事？是我請張老去工廠看的，因為金牛壩的舞台太小。陪張老去看的，還有啟龍和許川同志。

對《潘金蓮》的爭論較大。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和文化廳把它調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貢市川劇團的探索和試驗精神，二是活躍川劇舞台——當時川劇舞台相當不景氣。有人說調它來演出本身就是“荒誕”的。有那麼嚴重么？有意見可以充分開展討論，但要允許探索和試驗，這才能繁榮川劇舞台演出，有利於“百花齊放”方針的貫徹執行。

李致這些態度，有助於消除在劇改上的顧慮。

出人、齣戲、贏得觀眾

振興川劇，要求出人、齣戲、贏得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

有一段時間，曾經對振興川劇的要求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振興川劇要把所有的縣川劇團保留和振興起來，所有劇團都要經常演出，觀眾人次要恢復到50年代的上座水平，否則，就大失所望，責備川劇沒有振興。有些人甚至說不是振興，而是“振朽兒”了。

李致注意到這些問題，並和席明真、張仲炎、魏明倫、徐棻等許多同志交換意見。針對振興川劇的要求，他多次在不同的會議上講了他和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的思考。他說，50年代初期，偌大一個成都市，電影院不到十家，沒有電視，自娛性的活動場所也很少，川劇的觀眾當然很多。現在，電影院增加很多，電視基本普及，舞會、音樂茶座、電子遊戲等各種場所到處可見，通俗歌曲和現代舞盛行。文化生活中這樣大的選擇餘地，川劇能天天上演座無虛席么？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用這種要求來衡量振興川劇的成果，不合乎客觀實際，必然會大失所望，甚至灰心喪氣。

正確的要求是什麼？

李致說，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出人、齣戲、贏得觀眾”，這是符合實際的。但齣戲並不是所有劇團天天演出，贏得觀眾並不是必須恢復到50年代的觀眾人次。能否這樣理解：川劇，這個優秀的地方劇種，是百花園中的一朵鮮花；儘管目前遇到很多困難，處境不佳，決不能讓它在我們這一代枯萎、消亡，而要上下一致群策群力，下大力氣澆灌它，讓它在百花園中佔有應有的位置，演出質量必須超過50年代。不僅在省內、國內有它的觀眾，還要把它介紹到國外去。

“出人、齣戲、贏得觀眾”，不是一句空話，需要做許多工作。

會演，是出人、齣戲的一項重要措施。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多次組織會演，既出了人（劇作家、導演、演員、音樂和舞美設計等），又出了許多好戲。為保證演出質量，李致和文化廳主管廳長、專家一起到市、地、縣看戲，對擬參加會演的戲開展討論，提出修改的建議。重點戲還請領導小組的藝術指導席明真給予幫助提高。會演時，組織演職員觀摩，對每一個戲都要組織評論。儘管會演的成績應該肯定，但整個會演花費大，有的地方花了錢，戲的質量不高，會演后束之高閣，變成為會演而演出。李致和文化廳領導總結經驗以後，改會演為調演。一字之差不是文字遊戲。調演，是調質量高的戲來，先要在當地演出一定數量的場次，經過觀眾初步認可。調演時再聽取觀眾意見，組織專家討論，廣為宣傳，擴大影響。

贏得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關鍵當然在劇本和演出的質量。除此之外，還有工作要做。傳統戲曲節奏太慢。張愛萍副總理多次指出，節奏慢，幫了又唱，唱了又幫，跑龍套的出來一走就是半天，很不適合青年人的審美情趣。李致非常擁護張老的意見，一再強調改革先抓加快節奏。青年觀眾不熟悉劇目，除要求演員吐詞清楚外，一定要打字幕。字也要看得清楚，要懂戲的人打字幕，字幕與唱詞同步進行。為此會演還設了字幕獎。

李致積極支持組織大學生看川劇的倡議。1983年第一屆振興川劇會演時，組織了三百多個成都市的大學生看《巴山秀才》，接受他們的檢驗。這些學生絕大多數不願看或沒有看過川劇，但戲一開始便把他們抓住了，使他們興緻勃勃地看到底。在第二天的座談會上，他們紛紛表示喜歡川劇，希望把川劇送到學校演出，並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前文化部副部長吳雪稱讚李致，說這種做法是“有遠見、有深遠意義的”。北京一大報也專為此發了短評。

許多地方舉行川劇唱腔音樂欣賞會、川劇折子戲片段演出。成都市和其他一些地方成立了川劇玩友協會，圍鼓坐唱在城鄉較普遍開展。四川大學中文系師生成立了戲曲愛好者協會，重慶市和成都市在一些小學校里進行教唱川劇試點。這些活動有利於普及川劇和贏得觀眾，李致都大力支持。

有質量才有生命力，才能在競爭中取勝

1983年，省顧委主任譚啟龍為振興川劇題詞：“振興川劇，務求實效，千錘百鍊，精益求精。”李致對此理解較深，他說，務求實效是期望我們不搞形式主義，不滿足於表面的轟轟烈烈；千錘百鍊，精益求精，是要求我們抓質量（即現在說的精品意識），這十分重要和確切。李致始終把譚老的題詞當成振興川劇的座右銘。

川劇的觀眾減少，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老戲多，新戲少，特別是演出的質量不高。有些同志怕電視普及，恨經費不足，怨觀眾水平不高，就是不從自身找原因，不檢查戲的質量。李瑞環同志曾說，戲曲的問題不是曲高和寡，而是“曲低和寡”。李致經常用這個判斷來提醒大家，不要走“曲低和寡”這條路，這是死胡同，進去了就出不來。若干年後，合江縣川劇團劉俊明在川劇理論研究會上，提出“若要人迷戲，除非戲迷人”。李致十分欣賞這句話，認為它深刻而又通俗地說明了戲曲與觀眾的關係，到處宣傳。他比喻說，好像講戀愛，你人品不好，長得又難看，卻非要對方愛你。這辦得到么？

川劇是綜合藝術，提高質量涉及各方面。

劇本是一劇之本，在提高質量上佔有重要位置。魏明倫、徐棻等劇作家，創作態度認真，所寫劇本質量高。儘管如此，魏明倫的《巴山秀才》曾十易其稿。李致經常宣傳這種創作態度，他說魏明倫善於聽取各種意見，但無論什麼意見他都得消化，擇其善者而從之；改出來的地方，常比提意見人的期望還好。李致主張凡有一定基礎的戲，一要聽取觀眾意見，二要組織專家討論，儘可能先寫好劇本，不要匆匆投入排練。

川劇長期不重視導演。振興川劇以來，許多專家要求恢復或建立導演制。李致贊同這個意見，他尊重夏陽、熊正堃等老一代導演，又重視劉忠義、邱明瑞、任庭芳、謝平安等這一代取得成就的導演。由於各方面重視導演，在提高川劇質量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對於演員，李致強調基本功。提倡堅持練功，不要偷懶，臨時抱佛腳。主張演員要提高文化素質，多讀幾本書，多接觸其他藝術門類，采各家之長。演員要認真研究劇本和自己所扮演的人物，否則演出時很難進入角色。針對某些演員上台前還在說說笑笑的情況，李致多次介紹周企何老先生，他每次上台前化了裝，總是坐在一個角落，閉目默戲，一上台就運用自如。群角既不能隨意亂動，也不能呆若木雞，要烘托氣氛，起到應有的作用。

音樂一定要設計好。李致主張，力爭每個戲、每場戲有幾句能給觀眾留下較深的印象。最有特色的高腔，要真正把幫、打、唱融為一體。現在有不少劇團，不重視幫腔，或只有領腔沒有合腔。李致很不滿意這種狀況。自貢市的領腔陳世芬，不僅音色好，感情與劇情融和一起，既好聽又感人。李致稱讚她是川劇第一流幫腔，每去自貢都要看望和鼓勵她。關於為高腔配樂，李致認為可以探索，但不宜太滿；除西洋樂器外，還可試用民樂。唱和音樂靠音響傳播，李致主張，在可能條件下，劇團要有好的音響設備。演出前要試音，演出時要根據情況調整音量，切實改變或聽不見、或聲音太大、或發怪音等現象。

必須重視舞台美術設計。觀眾早不滿足於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的道具和舞台美術了，必須根據劇情作恰當的設計。李致強調適應形勢，加強舞美設計。但他建議：戲曲畢竟不同於話劇；舞美最好是着重寫意，不要太實；道具宜少，不宜多。否則，會影響演員表演，換景和搬運都不方便。

字幕一定要打好。

李致主張，劇場秩序和服務設施，也應包括在演出質量之內。小孩不能在場內跑鬧。攝影、攝像不要影響觀眾看戲。劇場要清潔衛生，洗手間不能有臭氣。錦江劇場的廁所離劇場太近，污染空氣，李致多次呼籲，省市文化部門出錢支持，終於解決了這個“老大難”問題。

為了提高川劇質量，李致重視和關心川劇理論研究工作。他認為川劇評論家是振興川劇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隊伍，為振興川劇做出了貢獻。他希望評論家在加強基礎研究的同時，加強對川劇現狀和工作決策的研究。有段時間川劇演出處於低谷，評論家的情緒受到影響，李致與張仲炎邀請部分評論家聚會，既慰問又鼓勵，希望評論家一如既往，滿腔熱情地幫助川劇界振奮精神，拿出“迷人”的戲來。由於得到廣大川劇評論工作者的信任，不久前李致還被推選為四川省川劇理論研究會名譽會長。

好戲要廣泛上演，發揚“爬地草”精神

若干年來，許多劇團都搞出了一些有基礎的戲，但沒有千錘百鍊，不是抓住不放，精益求精，而是半途而廢。有的戲雖然較好，演幾場就放在那兒，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針對這種現象，李致主張各劇團要有自己的保留劇目，好戲要廣泛上演。《芙蓉花仙》在80年代共演出一千五百場以上，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1984年拍成電影，1988年赴香港參加“中國地方戲曲展”，1990年又應邀赴日本作一個月的演出。李致從《芙蓉花仙》現象得到啟示，於1990年春就這個問題表示了意見。

李致說，任何劇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保留劇目。有保留劇目，才能形成劇團獨特的風格和擁有自己的優勢。《芙蓉花仙》是芙蓉花川劇團（即新都縣川劇團）的保留劇目，它經受了各種困難和衝擊，歷久不衰，觀眾達一百六十萬人次，並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這與某些劇團東拼西湊、得過且過、觀眾銳減、經濟虧損迥然不同。有些好戲為什麼不能廣泛上演？因為這些劇團是為參加藝術節或會演、為晉京或出國而演出的。如果目的不能達到，或目的已經達到，再好的戲也會被束之高閣。後有人諷刺芙蓉花川劇團是“養花專業戶”，省川劇院是“養蛇專業戶”，李致說這有什麼不好？所幸這個“養花專業戶”堅持下來了，以後到了朝鮮、蒙古演出，還拍了電視劇。

劇團要贏得觀眾，需要巡迴演出，特別需要深入基層演出。劇團要移動一下，確有很多實際困難，但也是大有學問的。李致根據《芙蓉花仙》演出的經驗指出，有些劇團巡迴演出，眼睛就盯着幾個大中城市。劇目質量不高，隊伍卻很龐大，千里迢迢地跑來跑去，賣不了幾張票，甚至出現拿錢取人的情況。另一種情況是，拿出有質量的戲，眼睛向下，由近及遠，送戲上門，觀眾多，負擔小，效益好。這是大家讚揚的“爬地草”精神。芙蓉花川劇團就是具有這種精神的劇團之一。

李致還說，要做到這一點，既有方法問題，更重要的是精神狀態問題。搞藝術需要獻身精神。芙蓉花川劇團繼承了50年代藝術團體為人民服務，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所以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

演出要加強宣傳工作。李致認為這方面做得很不夠。他說，40年代放映電影《出水芙蓉》，要吹洋號、打洋鼓，拿着片名遊行。現在賣耗子葯的，旁邊放一個錄音機，招徠顧客；最近還編些詞（如“耗子葯耗子葯，耗子吃了跑不脫”），沿街叫賣。我們不作宣傳行嗎？

充分運用現代傳媒，擴大川劇影響

川劇當然要在舞台演出，但舞台的觀眾有限，還得依靠現代傳媒，擴大川劇的影響。李致多次強調這一點，並對這種努力給予鼓勵和支持。

在電影還擁有較多觀眾時，振興川劇第一次會演后，李致即代表領導小組與峨眉電影製片廠商量，廠長杜天文給了很大的支持，拍攝了《巴山奇冤》。

原成都“太空音響製作中心”，錄製了幾百盒川劇音帶，在傳播川劇藝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李致曾代表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到“中心”表示感謝。省、市電台經常播放川劇，保留了大量的川劇藝術資料。成都市通過廣播電台，把現代戲《火紅的雲霞》改為廣播劇，並獲獎。李致也給予肯定。

四川電視台在這方面做的工作更多。1998年全省中青年演員“金鷹杯”電視大獎賽，採取現場直播。據保守的估計，僅四場直播的觀眾在千萬人次以上。並先後拍攝了《王熙鳳》《四川好人》《逼侄赴科》等川劇折子戲和《芙蓉花仙》。《四川好人》曾榮獲全國多項大獎。歷屆台長陳傑、盧子貴、王岳軍、曹培俊等，都很支持這項工作。電視劇導演倪紹鍾為此做出很大貢獻。倪紹鐘的工作較多，李致建議電視台把倪紹鐘的主要精力放在拍川劇上。

但李致總覺得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做得不夠，比黃梅戲做得差。

加強對外文化交流

川劇晉京演出，引起了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的注意。1985年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邀請中國派團參加，對外演出公司推薦了川劇。藝術節秘書長西格榮到成都來看川劇，選中了省川劇院的《白蛇傳》。《白蛇傳》在藝術節以及在荷蘭、聯邦德國、瑞士、意大利等國的演出，觀眾反響強烈，各國報紙發表了許多評論，讚揚川劇是“跨越國界的藝術”，許多地方出現“川劇熱”。隨團出訪的對外演出公司副總經理胡樹山稱讚：川劇飲譽歐洲。

《白蛇傳》在1987年、《芙蓉花仙》在1990年，相繼到日本演出，也獲得巨大成功。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對這兩次演出給了很高的評價，上報文化部和中宣部。大使館全體工作人員寫慰問信、送水果給《芙蓉花仙》所有的演職人員。

去歐洲演出是半商業性的，兩次去日本是商業性演出，收入可觀。

李致作為團長參與了這三次演出。團長可虛可實，但李致絕不離團單獨遊玩，從頭到尾認真全面履行團長的職責。他主要抓演出質量：出國前認真抓排練，在外演出每場必看，了解觀眾反應，找問題，與演員商量提高演出質量，並及時解決臨時發生的各種問題，回國后還要總結經驗教訓。在整個過程中，結合實際，加強外事紀律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動員大家為國爭光。日本文化財團董事長山脅龜夫在宴會上公開讚揚：“李致先生是我接待過的演出團體中最好的團長。”

此外，李致每到一個地方，總要擠出時間去做對外友好工作。既包括當地的友協，與四川結為友好城市的省（縣），又有文藝界、出版界的名流，許多友好關係一直維持到現在。

每次演出歸來，李致還要做許多工作。

向省委彙報是必不可少的。有一次省委書記楊汝岱聽到了彙報，指出對外演出有三個好處：一是進行了文化交流，二是加強了川劇隊伍的建設，三是賺取外匯，獲得經濟效益。他主張川劇每年爭取出國演出一次。李致認為這幾條意見很好，立即請文藝處整理出來，刊登在宣傳部的《情況反映》上，上報下發，澄清了一些不正確的認識，促進川劇對外文化交流。

有些人不相信川劇在國外有這樣大的影響。根據李致建議，省文化廳把收集到的歐洲報紙對川劇的介紹和評論，印了兩本小冊子，廣為散送。《四川日報》也選刊了大半版。終於使人相信這不是自己吹的，增強了自信心。

在外學習到的東西，李致把它當作一筆財富，廣為介紹。日本文化財團，選節目一般要來看兩三次，絕不“隔口袋買貓兒”。選定以後，與《朝日新聞》和NHK電視台聯辦，大造聲勢。選最好的劇場，印各種海報，半年前開始售票。發售有圖片和中日兩種文字劇本的《說明書》，看戲時用耳機同步介紹劇情。每到一個劇場，樂隊和演員要試音，主要演員還得在每個表演區試音，尊重藝術家。把《白蛇傳》《芙蓉花仙》作為“世界文化優秀課”，組織上萬的中學生觀看，等等。這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正確估計形勢，堅持不懈地振興川劇

世上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振興川劇經歷了不少坎坷。

怎樣評估振興川劇？時有不同看法。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有時情緒高漲，有時情緒低落。李致在1988年連續召開了七次座談會，與老中青演員、有關同志、專家商量，認為經過六年的實踐，證明省委、省政府關於“振興川劇”的號召，“八字方針”，“出人、齣戲、贏得觀眾”的宗旨，以及“長期任務的觀點與制定近期目標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切實可行的。對振興川劇形勢的估計，李致提出兩句話：成績顯著，大有希望；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他認為，實事求是地講清成績和問題，有利於調動積極性，戰勝各種困難。針對某些過高要求和急躁情緒，他提出振興川劇是一項長期持久的工作，任重道遠，絕非短時間就能完成任務，需要幾代人為之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堅持不懈地振興川劇。為此，李致寫了《堅持不懈地振興川劇》，先與袁玉堃、徐棻在省政協全體會上作了聯合發言，后經宣傳部討論認可，上報省委、省政府，作為正式文件下發。

張愛萍副總理十分重視川劇界的團結工作。他希望改過去的“文人相輕”為“文人相親”。還分別贈予省川劇院的兩位著名旦角張巧鳳、左清飛單條：雙鳳齊飛。李致廣為轉達張老的期望，並提出：“團結存，川劇興；內耗多，川劇衰。”省、市川劇團體原有此問題，經李致不斷做工作，矛盾大為緩解。李致和川劇界廣交朋友。他開玩笑說：“諧劇中的王大爺都曉得，天大的事，一擺龍門陣，那氣就消了。”他關心老藝人的健康。陽友鶴、周裕祥、競華、張光茹等生病，他常去看望。笑非有次腿不好，李致和張仲炎擔心他腦有問題，幫助他立即轉院確診治療。笑非到處對人說：“宣傳部救了我的命，硬是腦溢血引起的。”陳書舫逝世后，李致為老藝術家的保健問題給省委領導寫信，提出建議。對那些在台上頂梁唱戲的（包括領腔的）中年演員，李致公開表示在評職稱時要給予照顧，並支持他們奪取梅花獎。他幾次給芙蓉花川劇團和川劇學校的少年班送書，鼓勵小演員學習文化知識。這種事例不勝枚舉。

李致主張各級宣傳、文化部門的有關領導，要以抓藝術生產為主，經常深入到劇團，關鍵時刻要在第一線指揮。他向黃啟璪同志（曾任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組長）學習，努力這樣去做。省上重點抓的劇團，他去過的次數難以統計。前幾次會演，他和啟璪同志、郝超（文化廳副廳長）等同志一起到下面看戲。為不要觀眾等候，有時跑了一天，先看戲后吃飯。李致有午睡習慣，碰上中午看戲，他就站着看，以免睡着。看演出時，一發現問題，立即帶話給後台，以便改正。他經常鼓勵大家學習嚴永潔同志對藝術一絲不苟的精神。

劇團演出，困難的確很多。經費短缺，“不演不賠，少演少賠，多演多賠”是普遍現象。上乘劇本不多，演員青黃不接。“戲未演，心已亂；演完戲，心更散。”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些困難：是唉聲嘆氣，埋怨指責？幻想“第二個春天”，期待“神仙皇帝”的靈丹妙藥？意志消沉，成天打麻將？李致說，哀莫大於心死，不能坐以待斃，一定要振奮精神，認清形勢，拿出高質量的戲，以質量參與競爭，以質量求生存、求發展和求繁榮。

李致於1991年因年逾花甲，不再任宣傳部副部長和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僅任領導小組顧問，但他仍關心支持振興川劇的工作。早在1989年初李致兼任省政協秘書長時，記者問他是否仍關心振興川劇的工作，李致說，套用電影《夜半歌聲》的一句歌詞：“我只要一息尚在，願為振興川劇奮鬥到底！”很多生動的事例證明了他的諾言。

1994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