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我的好師長、好朋友

李致——我的好師長、好朋友

◎張寧佳

光陰荏苒，轉眼間“振興川劇”在春的尾聲中已走過二十個年頭。二十年前的我，還是一個扎着一對“小鬏鬏”、對未來懷着美好憧憬的小姑娘。在我奏響事業序曲的第一個音符時，“振興川劇”便沉沉地刻在了我的心底。我把它作為自己的事業和奮鬥目標，在戲曲舞台上揮灑辛勤的汗水，心甘情願地做一棵為“振興川劇”奉獻自己的一絲新綠的小草。就在那時，我認識了令我終生難忘的師長、好友——李致。

第一次看見李致是在振興川劇剛剛開始的一次人才交流會上。我從未經歷過那麼大的場面，來了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大領導。他們和我握手，我緊張得要命，只想逃避。這時，一個阿姨走過來看了我一眼便問：“丫頭，你是不是扮演《芙蓉花仙》的小張？”我點頭稱是。於是，她牽着我的手來到領導面前，首先把我介紹給了宣傳部副部長、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李致。後來我才知道，那位阿姨是省委常委、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組長黃啟璪同志。

李致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個子不高，卻有一種高大的氣質。看得出來他非常喜好川劇，對許多經典折子戲不僅清清楚楚，並且對演員的一招一式都能說出些門道，這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的距離，我暗中猜想他看過我演的《芙蓉花仙》嗎？他會不會喜歡我演的戲？管他的，沒有看過更好，我會儘力去感染他。

第二次見到李致是在第一屆川劇調演的舞台上。由我主演的《芙蓉花仙》是一出唱、念、做、打併重的戲，有許多翻騰技巧要在舞台上完成，因此，演這個戲對我來說是很累很累。演出結束時，領導上台接見演員，我又見到李致。他緊握着我的手，嘴裏不停地說：“不錯，不錯！”從他眼裏我看見了信任與興奮。當時，什麼辛苦、什麼勞累都消融在他的稱讚和觀眾的一片掌聲中。我獲得了首屆川劇調演的表演獎，並且是獲獎演員中年齡最小的一個，那時只有二十歲。

第三次見到李致是在總結《芙蓉花仙》的研討會上。他對《芙蓉花仙》這齣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這齣戲為振興川劇增添了春天般的氣息，台上一群能歌善舞的年輕演員帶給觀眾青春的活力，振興川劇需要這樣的活力。

第三次見面，我深深地感受到李致對振興川劇傾注了他滿腔的心血，特別是對我們年輕演員關懷備至。他曾經這樣對我說：“年輕雖然是演員的本錢，如果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本錢只能用短短几年。多看書、多學習能延長藝術生命。”雖然當時我不太明白這究竟有多重要，但我記住了。1984年1月，《芙蓉花仙》被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成戲曲故事片。在拍攝過程中我才知道知識對演員理解人物是何等重要。我決心拍完電影之後進學校深造。我急切地把這個想法告訴李致，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記得當時在省委宣傳部李致的辦公室里，我向他傾訴我想讀書，想學習民族聲樂的願望。李致問我：“你剛剛二十二歲，正是做演員的好時光，退下舞台你會不會後悔？”我說，我會很痛很痛，但我不悔！我會用心去讀書，用知識去填充、化解離開舞台的失落與惆悵。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肯定的目光認同了我的決定，並希望我今後能成為一名教師，通過學習聲樂，在川劇聲腔上有所作為。那一次談話成了我事業的轉折點。在李致和張仲炎（現文化廳廳長）的關懷下，我順利地考進了四川省舞蹈學校歌劇班。在四年的學習中，我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

李致與《芙蓉花仙》主演張寧佳在日本

我沒有辜負李致對我的期望。1990年，“芙蓉花”劇團訪問日本，劇團和李致共同商定由我擔任該劇的主角，我用圓潤的嗓音、成熟的唱腔、聲情並茂的表演感染、陶醉着廣大的日本觀眾。就在演出期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出國之前，劇團曾對我承諾，演出歸國后將為我在北京舉行一個專場演出，爭取梅花獎，到了京都后我才知道劇團改變了承諾，取消了北京的演出。當時，我急了，不顧李致已午睡，敲門把他叫起來向他“求救”！我氣憤地說：“劇團不講誠信，我也可毀約。從現在起我就罷演！”李致嚴肅地告訴我：“發脾氣可以，罷演決不允許！”他理解我當時的心情，因為梅花獎在演員心中有着崇高的位置，他也非常希望我能摘取這朵令我嚮往的梅花。“可是劇團與你的協議是小協議，中國演出公司與日本文化財團的協議是大協議，儘管委屈了你，小局必須服從大局，你必須戰勝自己，不能給中國人丟臉。”我很傷心，流出了眼淚。面對尊嚴、面對眾多的日本觀眾，我戰勝了自己。李致對我的教誨讓我明白：得獎與做人相比，做人更重要。我雖然永遠地失去了奪取這朵“梅花”的機會，但我感覺很值！我用這樣的方式通過了李致對我進行的特殊考核。大阪演出時，日本觀眾長達二十多分鐘的掌聲中，他笑了，我熱淚盈眶……

二十年前李致幾乎沒有白髮，二十年後他幾乎沒有黑髮。我曾用最朋友的語言問他：“在你參與振興川劇的過程中，累不累？”他說：“累。”我又問他：“你覺得值不值？”他說：“值。”我真的被他感動了。我在心靈深處默默地為他祈禱、祝福，我的好師長、好朋友——李致。

2001年4月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