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李部長

又一個李部長

◎左清飛

望着滿頭白髮的李致，我感嘆，川劇之幸！

李“員外”

2001年，我重返舞台，排演《都督夫人董竹君》，一直未見李致副部長。一打聽，說患腿疾，行動困難。決定去看望。他住東城根中街省委宣傳部宿舍。在邢孃（秀田）指引下，去到他家。部長果然行動不便。見此情形，我不知該怎樣問好。李部長倒是先開了口：“左清飛，稀客，快坐。”滿臉的笑容使氣氛一下輕鬆了。他想挪動腳步去端凳子，我趕快說：“自己來。”他問了我這些年的情況。我說等他行動方便之後，請他去農莊做客。然後談到川劇，他說：“現在少出門，在家看錄像。又看了《綉襦記》，遺憾當初沒拍成電影。要是現在……”我看着他，等他說出下文。見他笑笑：“現在我是‘員外’了！”我一時未明白：“員外？”“我是頭戴方巾的李‘員外’了。”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來。員外爺爺在川劇舞台上，常常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名望，卻不管實事也管不了實事的鄉紳之類。李致已從宣傳部領導崗位退下來，現任省文聯主席，以員外自喻，風趣之中道出實際情況，有超脫之感，無失落之意。後來幾次聽他講話，“吼班兒”之類的川劇行話信手拈來，儼然成一位川劇行家了。不由想起他新上任時的點滴往事。

1983年，省川劇院的《綉襦記》要進一步加工，參加首屆川劇調演，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文化廳的領導親自抓。在領導的隊伍中，我見到一個新面孔，個子不很高，微胖，戴着一副寬邊眼鏡。有人告訴我，這是新來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叫李致。“又來一個李部長”，我不由笑了。與他同來的，還有一位女領導，比較年輕，是新上任的省委常委、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組長黃啟璪。她為人謙和，沒有架子，對省里的老領導很尊重。一次聯歡晚會上，來了不少老領導，其中有已不是常委的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何郝炬，啟璪同志熱情招呼，安排老領導之後，跑過來叫我：“清飛，你去請何主任跳個舞。”我的舞跳得不好，但知道何省長一直關心支持川劇，我還是走了過去。沒想到何省長的舞跳得那樣好，他的書法也很好。很奇怪，喜歡川劇的，怎麼偏偏是些有修養有文化的人呢？黃啟璪后調中央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可惜英年早逝。又少一個關心川劇的好領導。

《綉襦記》參加了首屆川劇調演，並作為“振興川劇”的成果赴京彙報。金秋十月，我們坐上了北行的火車。兼任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的李致，以及領導小組成員一路同行。

“振興川劇”赴京彙報演出引起了轟動，《綉襦記》獲得普遍讚譽。李致副部長專程帶我去中國劇協主席曹禺家聽意見。曹禺大加鼓勵，揮毫題字。他的夫人、著名京劇演員李玉茹後來發表了《“振興川劇”使我興奮——川劇〈綉襦記〉觀后》的文章。

北京歸來以後，峨眉電影製片廠的郝為光導演通知我，說《綉襦記》準備拍電影。是省委宣傳部的意見。班子已經組建起來，先做案頭工作。

郝導首先和我交流。他要把《綉襦記》精華的東西都加以保留，用電影的手段加以豐富和優化。他說《綉襦記》很感人，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一定要把它拍好。他多次和我談結構、談處理、談分鏡頭。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幾位同事，大家都很激動，都在等待正式通知。

通知一直沒有下來，我們有些奇怪。一天碰到郝導，問及此事。郝導很生氣：“怎麼，你們都不知道？《綉襦記》什麼都準備好了，你們劇院要拍《卧虎令》。我們不同意，你們劇院堅持。我們說，要拍《卧虎令》，那就不拍了。花我們那麼多時間和精力，真氣人。”

我在家裏生悶氣。華峰說，想開些，劇院領導也是人，是人難過名利關，你以為個個都是李亞群？

後來，李致不止一次地在會上說：“我最遺憾的一件事，是當年沒把《綉襦記》拍成電影。”

有一天，李部長忽然問我：“左清飛，什麼是‘穿幫’？”我一愣，問這話是什麼意思？但還是告訴他：“舞台演出，不該讓觀眾看到的，觀眾看到了，就叫‘穿幫’。”此後，他聽到川劇人講行話，就一定要問清楚是什麼意思。看來，這位部長不僅僅是不恥下問，是要“踩深水”了。他要干一行，懂一行。這使他很快成為內行。從熱愛川劇到有些痴迷。在任上，履行“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責；當了“員外”，痴心不改。也許正因如此，七八十歲的人反倒有了童心。一次接他電話：“左清飛，你猜我現在在做什麼？”我好奇地問：“部長在做什麼？”“在看《綉襦記》。”我忍不住笑起來。也不知他看了多少遍了。將此話講給杜建華聽了，她也笑：“看來老頭子入迷了。”王誠德老師聽了，微笑着點頭：“又多了個太子菩薩摸了腦殼的人。”

李致用自己熱愛川劇的這顆心，極力去改變川劇不盡如人意的現狀，不只是說，還儘力地做。與何郝炬、廖伯康等省里十二位老領導，給省委寫信，發出進一步扶植川劇的倡議。支持在位的張仲炎廳長，擠出30萬元撥到文化廳所屬文藝音像出版社，趕快給步入老年的藝術家錄像。防止走一個，帶走幾個好戲，剩下的傳統戲越來越少的局面。錢撥下去了，用去還債了，“像”自然未錄。他仍不死心，還在奔走呼號。

這個“員外”，到底是為了什麼？

知情者，無不動容。

“要大度”

1983年，我在“講習會”學習期間，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到會講話：“文藝體制非改不可。文藝團體問題很多，比如大鍋飯等等，不利於出人齣戲。”他還就中央直屬文藝團體承包試點引起的強烈反應，表明了觀點。當時，認為改革是領導的事，好像與自己關係不大，沒太在意。

1984年，關於文藝體制改革的風颳得更猛了。7月的一天，省川劇院召開大會，宣佈改革方案，實行團長責任制。團部立即決定把人馬拉往馬爾康，去完成演出場次，引起大家強烈不滿。在劇院球場壩，三五成群，紛紛議論：“老是那幾個戲，沒得地方演了，就只有往馬爾康跑！”“今年底川劇調演，院部好像搞忘了！”“我才不去，到時找塊紗布把手包起，我肯信把我押起去！”“不去又咋個辦呢？”

我與牆方雲開了句玩笑：“你們不是想搞承包嗎？”

“我算老幾！除非你和張巧鳳‘雙鳳齊飛’出面領頭還差不多。”牆方雲認真地說。

他所說的“雙鳳齊飛”，是指1983年李致部長轉來張愛萍將軍給我和張巧鳳分別題的字，被《戲劇報》發表，而廣為流傳。沒想到我的玩笑竟被當了真。

1984年7月31日晚，在楊昌林家，經過充分討論，最後決定：由張巧鳳、楊昌林、何伯傑和我共四人聯合承包。8月1日，一份《關於組建承包試驗演出隊的請示報告》產生了，第二天分別遞交到院部、省文化廳、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

演出隊的人員初定為十五人至四十人，摸底后，願參加的人數遠遠超出預想。就在等待院部批複的幾天裏，情形驟變。一些同事找到我們紛紛反映：“那邊說了：‘參加承包隊的人，三個月回來，我們不要。’‘學生去參加的，不轉正。’”有的擔心明年出國受影響，有的擔心將來穿小鞋：“你們四個人倒不怕，把你們沒辦法，我們就難說了。”還有人勸楊昌林：“‘二鳳’有國防部長撐腰，何伯傑在拍電影，最後只有你挨起！”也有人擔心四個人都是“侯爺王爺（主要演員）”，將來是否能團結？加上一團原定去馬爾康現改去富順，很多人因此動搖和退縮了。

華峰去找過任庭芳，說明四人不是針對院部，是想搞個試驗，願做改革的馬前卒。任庭芳說院部現在有些被動，他們也有難處。聽這樣一說，我們的情緒也稍有緩和。經多次催促之後，院部終於在8月7日批准蓋章。堅定參加承包隊者當晚就簽了字，一個十八人的承包試驗演出隊正式組建起來。

8月8日，李致副部長和文化廳副廳長郝超及幾位處長，一起到劇院接見了承包人，聽取詳細彙報，表示堅決支持，寄予殷切期望。希望我們“主動爭取院部支持，要大度。一場改革，出現各種思想是難免的，改革是勢不可當的”。我們十分激動，我已是熱淚盈眶。此刻，大家體會到黨和上級領導的支持是何等重要和及時！彙報開始都有點語無倫次了。諸位領導最後叮嚀我們：“要主動找院領導彙報工作，磕頭作揖都要找他們。”這天下來，我第一次睡了懶覺。楊昌林拿起久違的畫筆，畫起畫來。

18日這天，李致部長和宣傳部文藝處張仲炎再次到劇院，詳細了解承包演出隊組建情況和未來安排。希望隨時向部里彙報在下面的演出情況。李部長語重心長地說：“我擔心你們逆境團結，以後順境時還能不能團結？”我們幾個人認真地記住了這句話。第二天，登上去簡陽的火車，開始了我們的行程。

三個月裏，我們只到過簡陽、綿竹、宜賓（含附近的納溪、江安）三個地方，都是和當地兄弟劇團聯合演出。主要演員、鼓師、琴師由我方擔任，其餘演員、樂員、舞美人員及服裝道具均由對方承擔，演出收入對半分成。各地上座很好，尤以宜賓一帶為最，場場爆滿，常常是帶去的戲、新排的戲都已演盡，仍不能滿足要求。因此，合作雙方都較為滿意。承包人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完成了預定目標，也創造了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在簡陽縣委支持下，與簡陽劇團聯合排演了現代大幕戲《張玉良》（后改名《畫魂》）。從9月11日雙方第一次案頭工作會算起，至9月24日止，完成了素排、合樂、響排、綵排的全過程，僅花了十四天時間。考慮到吃住費用，這當中還演了兩個午場，四個夜場。這要放在省團，想都不敢想。

審查時間是預先定好了的。9月25日上午，李致、郝超、李累、文辛、邢秀田、嚴福昌、蔡文金等領導和專家驅車來到簡陽。沒有漂亮的佈景、五彩的燈光、華麗的服裝，只有演員認真的表演。約兩個小時的演出落下了帷幕。在下午舉行的座談會上，李致部長說：“看完戲后，覺得基礎好，可以公演。繼續加工，爭取在年底內搞成一個好戲。”領導的表態對我們是個很大的鼓舞，也算是給《畫魂》的“出籠”畫上了一個肯定的句號。

我明白，“繼續加工”對我們來說，談何容易。沒有物力財力，只是空想。除非院部安排，可能么？

李致部長對《畫魂》倒是一直念念不忘。多次帶信給我，不要放棄此戲。1986年我到上海演出時，他又再次提及此戲，“放棄太可惜”。但我知道，它的命運似乎早就註定。既已如此，何必再做無用之功，自尋煩惱。

有人問我：“你們四個人三個月相處究竟如何？”

我回答：“相處不錯。”我們都記住了李致部長那句話，無論逆境、順境，都很團結。當然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但能開誠佈公，最後達到統一。

他懂演員

演員喜歡和李致交往。談話時，忘了上下級，不把他當部長，只當是師友。

1985年，我隨劇院去西歐四國演出。不像1983年在北京，演出重，只能待在住地休息，哪裏都不敢去。演折子戲《秋江》，不是每天都演的，《白蛇傳》只第一場的觀音菩薩幾分鐘，下來就無事了，相對任務輕些。我喜歡新鮮事物，興趣廣泛，這又是第一次出國，總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偏偏管得很嚴。出街要三五人一組，須按規定在二十分鐘內返回。街對面是商店，咫尺天涯，只能隔街相望。離回國的時間越來越近，不免有點忍不住了。有人悄悄溜出去，轉一圈又溜回來。幾個女同胞相邀一同出去轉轉，她們說，叫我一齊出去，有一個擋箭牌，我確實也想出去逛，就只好冒點險了。誰知剛走出不到五分鐘，就有人追出來把我們叫回去了，大家垂頭喪氣回至房間。有人立即通知：“左清飛，李部長找你。”我知道有人“告密”，挨批是肯定的了。

剛走進門，未等部長開口，我搶先說話：“李部長，我曉得有人反映了。說老實話，我是想出去看看。你們做領導的，出國機會多，外出也比較方便。我們出來一趟不容易，學表演的就想多了解生活，想看看國外各個方面，擴大視野，增加知識。我這個人求知慾強，對什麼都感興趣，天天把我們關起，發的錢想買點小東西都沒有時間。有演出時，自己都不願出去，我們知道不能影響演出，也曉得你們領導怕出事，怕有人跑。說心裏話，跑出去幹什麼？語言又不通，請我跑我都不得跑！”我一口氣把窩在心裏的話倒出來。就是挨批評，也得把話說完，以免憋在心裏難受。我等着部長發落，他看了看我一個字沒說，把手揮了兩下，示意叫我可以走了。我愣了一下，轉身出來了。

這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實領導也有領導的難處，當時各類出國團體不時有人偷跑，特別是跑美國。團員跑了，團長是要“背書”的。1985年在歐洲演出的團體中，真還跑了一個。作為這次對外演出團團長的李致，身上的壓力肯定不輕。他對我這次“違紀”的態度，我感受到“他懂演員”，他善解人意。事隔四年，劇院再次出訪歐洲時，就像在國內，任何城市演出，都可以自由行動了。

若干年後，我偶問起他這件事：“你當時為什麼沒有處罰我呢？”他回答：“那是因為我了解你們。”他又說，“1985年那次去歐洲，有人還建議派人守門，我說：那又誰來看住守門的人呢？！”我不禁“啊”了一聲。

“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1989年初，一張紅紙喜報貼在劇院灰舊的圍牆上。人們的議論，變成了現實。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裏反覆念着：“不公平、不公平啊，真有這樣黑暗呀！”我心裏直想跺腳，恨不得把地跺裂，跺碎。在金錢面前，哪裏還有“藝不昧良”？梅花獎評委們曾是我敬仰的專家學者，就在這一刻，心中一直高高矗立的那座崇高的豐碑，轟然倒塌。

劇院開了鍋，川劇界嘩然。許多人為此鳴不平。

李致部長和張仲炎、朱丹楓（后均任宣傳部副部長）等來到家裏看望。胸中的積怨，噴薄而出，我忍不住慟哭起來。反覆述說著“不公平！不公平！他們只看錢！”李部長說：“你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拿了獎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毛主席就說過，選上中央委員的不一定比沒選上的水平高，沒選上的不一定比選上的差。過去打仗，並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川劇很多藝術家都沒有拿過獎。把這些看淡些，觀眾承認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為印證李致部長“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這句話，這年6月，中國唱片總公司在慶祝成立四十周年時，出了一本紀念刊。刊中收入了全國許多著名音樂家、歌唱家、戲曲和曲藝的表演藝術家及著名演員的照片，每個人都作了簡介。因為“他們出版了唱片”，“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收入戲曲的，大多是“著名藝術家”，如梅蘭芳、馬連良、周信芳、常香玉、新鳳霞、嚴鳳英、王文娟等，也有“著名演員”梅葆玖、李世濟、李維康、趙麗蓉等。京劇居多，地方戲較少，川劇只有三個：周企何、陳書舫和我。當我收到這本中英文和繁體字印刷的《中國唱片四十年》時，百感交集。

無獨有偶，我收到一位日本觀眾的來信。信是北京“專場”演出三天後發出的。自“祝成功您在北京的公演”這封信開始，這位自稱“日本左迷”的大學生，在兩年多時間裏，來了八封信，抒發他熱愛川劇的情懷。還專程到成都，拜訪劇院，與我相見。一個外囯人對中國傳統藝術竟然如此痴迷，我的心情真是用語言難以表述！

2007年一天晚上十點過，李致部長與我通電話說：“我把你的電話弄丟了，四處找你，黃宗江老師到成都來了。我請他吃飯，他說想見你，他一直為你的梅花獎抱不平。可惜明天一早，他回北京，見不上了。”

事隔多年，未獲梅花獎的真正原因才清楚了：當年一位有實權的評委，把別人的贊助費以自己的名義給了劇協，按照劇協當時的政策，合理合法地得到百分之三十的提成獎金，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然後對其控制部門中的五六個評委下達指令：“只能投某某的票，不能投左清飛的票。”幾年之後，這位評委變本加厲，搞起了“流動票箱”，再次製造“冤案”。以劉厚生為首的十位評委，上書中國文聯和中宣部要求嚴查。調查結果，撤銷了這位評委劇協書記處書記、梅花獎評委等一切職務。這就是鬧得沸沸揚揚的宋丹丹拒絕領獎的第十屆梅花獎發生的事情。要不是這次事件的暴露，發生在1989年初我的梅花獎問題也許永遠是個謎。善良的劉厚生們也許永遠都會認為“因為早場有少數評委沒看戲”這個“偶然因素”造成的結果。二十年了，這個謎終於解開。謎雖然解開，它卻給失獎者、獲獎者、評獎者都帶來了傷害。

隨着歲月的流逝，我對梅花獎已毫不在意，只當是和我開了個玩笑。然而李致部長那些話，卻始終難以忘懷。

川劇之幸

我請李致到農莊看看，一直未能約定。一天接他電話，要請我和另幾位演員吃飯。領導請百姓吃飯，實屬少有，好在部長已經是“員外”，不算官請。

九如村附近一飯店，不算豪華，卻乾淨。部長向來守時，客人陸續到齊，到的都是熟人，許倩雲、杜建華、古小琴、張寧佳、楊楠樺等。這天談論的話題還是川劇，談得很愉快。我們都領會到了李部長的意圖：無論在做什麼，都不要忘了川劇。分別時，我們相互留下電話，各自上車，揮手告別。我手握方向盤，正欲向前駛去，回頭看見李部長還站在那裏，他那滿頭白髮格外顯眼。不禁嘆息：為了川劇，他真是用心良苦！

李致部長說：“目前，獲梅花獎的人，除曉艇、劉芸等少數人例外，多數獲獎者能演的戲很少，甚至就幾個戲。演員斷代，是一大危機。”

又隔了很久，再見到他時，他說，他現在什麼都不是了，連文聯主席也將改選。但接著說：“只有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的顧問，我不會主動辭掉！”

望着眼前的李致，想起了以前的李亞群。

又一個李部長，川劇之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