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李致——答黃光新問

我心中的李致——答黃光新問

◎魏明倫

問：值省委、省政府提出振興川劇二十周年之際，四川文藝出版社將出版李致同志的《我與川劇》。對此你有何評價？

答：文如其人，書名很平實。我雖未窺書稿全豹，但了解好人李致對振興川劇所做的一系列好事。如果我早知道出書消息，我會着力寫出比較精緻的文章，描述“我與李致”。無奈我目前忙着赴嶽麓書院講學，回川寫稿就趕不上出書時間。只好先作一番口頭表述，請你整理轉述。

問：你是否能從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負責人之一這個角度，談談對李致同志的看法。

答：他有長者之風，我稱他為“老大哥”。對於振興川劇，他堪稱名副其實的好領導，也是我們川劇人的好朋友，更是一位好讀者、好觀眾。作為領導，最難得的一條，就是有膽有識，敢於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培育跨越雷池的探索與創新。李致老大哥在這一點上表現很突出，尤其對我而言，有深刻的切身感受。早在1983年，他出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就熱心支持川劇《巴山秀才》。那次，他是陪同陽翰笙、陳白塵等幾位貴賓去宜賓看《草莽英雄》，原計劃看了戲就回成都。自貢這時正演《巴山秀才》，派人到宜賓請陽翰老一行看戲。李致改變計劃，促成陽翰老一行到自貢觀看《巴山秀才》。從此，他與“秀才”結緣，現在仍稱我為“秀才”，稱我妻子為“秀才娘子”。他對此劇的台詞背得很熟，常常在講話中引用，可見他與此劇感情之深。《巴山秀才》從自貢一直演到北京、上海、南京，李致老大哥關懷備至，猶如一位盡職盡責的“助產士”，為這齣戲的“順產”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工作。如果說，李致支持《巴山秀才》是無可非議，他支持《潘金蓮》就是招惹非議，敢冒風險了！

問：對這樁“公案”我十分清楚，所以完全理解你的這種切身感受。1985年10月1日，戲稱為“荒誕川劇”的《潘金蓮》在自貢市首屆藝術節上首次亮相，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在受到廣大觀眾和多數同行高度評價的同時，也受到一些尖銳抨擊，頓時成了一個爭議激烈的劇目。

答：有探索，就會有爭議，不足為怪。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左”的陰影未除，有的當權者習慣寧“左”勿右，對有爭議的作品避而遠之，不願捲入是非，承擔風險。在當時的複雜背景中，以李致為代表的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多數成員，對探索性劇目《潘金蓮》表現出可貴的寬容與扶持，於12月中旬，以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和省文化廳的名義，把《潘金蓮》調到成都公演十二場。可是，一位權威人士竟粗暴地指責，刻薄地諷刺：“調《潘金蓮》到成都演出，這個做法本身就是荒誕的！”

問：確有此事。李致同志當時面對指責與諷刺，他沒有退縮，發表過一篇《要鼓勵探索》。他在文章中說：“對《潘金蓮》的爭論比較大，但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和省文化廳把它調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貢市川劇團的探索與試驗精神；二是活躍川劇舞台。……有同志不贊成，還說‘調《潘金蓮》到成都演出，這種做法本身就是荒誕的！’有這麼嚴重么？可能是開玩笑的。要允許人家探索和試驗嘛！”

答：更有甚者，1987年初，有人借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機，以《潘金蓮》為“突破口”，想把我當作“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棍子打死。恰好香港影視劇藝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移植演出《潘金蓮》，邀請我赴港觀看首演。此事被人暗中干擾，以至過了首演日期還沒有辦好護照等手續。在省委和宣傳部許川、李致的關懷下，終於成行，趕上了第二輪演出。有人對此心懷不滿，背後以極左的口吻發泄：“許川、李致一貫右傾！”現在看來，許川、李致一貫開明！

問：事過十幾年，現在已經證明許川、李致對《潘金蓮》的寬容與支持是正確的。這個戲的重大影響已經超越戲曲領域，進入文學層次與文史範疇。近幾年出版的供大、中、小學生使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教程》《中華當代文學新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新時期文學作品選讀》《中國當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等史料中，儘管戲劇作品選得很少，但是，哪怕只選一個戲曲劇本，必定是《潘金蓮》。此劇生命力很長，已被海內外文學史家列為新時期探索的代表作之一，載進當代中國文學史。應該說，這也是振興川劇的一個特殊成果。

答：李致另有一個特徵：出身文學世家，受巴老影響，重視劇本，注重文學性。所以在我的劇作中，李致老大哥偏愛文學性很強的《夕照祁山》。恰恰這又是一出有所爭議的劇本。他告訴我，初讀《夕照祁山》夜不能寐，與老伴披衣傳閱，吟誦起來，喚起他們年輕時候閱讀曹禺詩劇的那種感覺。當然，這是偏愛而過譽了。不過，他雖然偏愛我，卻並不偏廢其他劇作者。許多作者都是他的好友。俗話說：眾手澆花，李致是“手澆眾花”。

問：對，我也有同感。1990年，我同李遠強合作的《好一朵芙蓉花》，請李致寫“序”。當時，他正在省醫院住院，病中看稿，一絲不苟，熱情扶持。

答：這同他長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有關，養成了對作者認真負責的良好習慣。他還有一個藏書的愛好。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什麼都不要，就是要書！他要書要到了“索取”的程度！貪財者索賄，愛書者索書！人各有志，稟性難移。我出版有二十幾種不同版本的著作，被李致老大哥“索”去了十八種。最近，我出了兩本新書：《魏明倫短文》和《圖說名家格言·魏明倫卷》，他打了幾次電話索取，又迫不及待，親自爬上我家三樓，氣喘吁吁，伸手要書。他愛書，我愛他！寶劍贈壯士，紅粉贈佳人。酒對知己飲，詩向會人吟。我與李致老大哥是君子之交，平時淡如水，讀書興趣則濃如酒。我倆之間，不套用伯樂與千里馬的比喻，更像高山流水撫琴與聽琴的關係。

問：說到這裏，我聯想起“文革”前川劇的好老闆李宗林！答：啊，成都市市長李宗林！那是川劇界有口皆碑的好領導。

問：如果把李宗林與李致同志作一比較，你認為“二李”是否相似？

答：我認為“二李”有同有異。同在都是川劇的好園丁，異在分別處於反差很大的歷史階段。上世紀50年代是川劇的黃金時代，李宗林市長是錦上添花；80年代中期以後則是川劇的困難時期，非黃金時代，李致老大哥是雪中送炭，他受命於“危難”之際，難得他痴迷川劇，鍥而不捨。二十年來，特別是他主管“振興”工作的那一段時期，川劇所取得一些來之不易的成果，都程度不同地凝聚着他的心血。相對而言，錦上添花更易，雪中送炭太難。李宗林得天時、地利、人和三大條件，一帆風順，捷報頻傳。此公的業績顯而易見，引人注目。但李致在逆境中燒冷灶，是川劇藝術的患難知己。他的業績雖不及李宗林市長那樣輝煌奪目，但他的苦衷卻遠遠超過了李宗林。我們習慣於緬懷黃金時代的“富貴同人”，而忽視冷落時期的“送炭朋友”！

問：我記得，你在《中國公主杜蘭朵》的闡述中寫過一句話。大意是：距離太近的好人，我們視而不見。

答：是啊，最可貴的知音，往往就在身旁！

200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