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叔侄

巴金叔侄

◎周祿正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有緣相逢，戲中難求！在我國家喻戶曉的《百家姓》中，假若要我尋找哪一個姓氏與魏明倫有緣，那就是“趙錢孫李”的最末一個字。據我所知，魏明倫這一輩子與姓“李”的人緣分不淺。極力支持他，與極力壓制他的人都姓“李”！支持他的是李家叔侄。叔叔叫李芾甘——即文壇泰斗巴金；侄兒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李致。如果說吳祖光是他的“恩師”，余秋雨是他的“恩友”，那麼李致便是他的“恩兄”！

巴老是魏明倫最為仰慕的四川老鄉。從小愛讀巴金先生的系列小說“激流三部曲”。替覺新擔憂，替瑞珏傷心。李致的父親便是巴老的大哥李堯枚，是巴老《家》中主人公“覺新”的原型。李致另一個小叔叔李濟生，與巴老同住上海。1982年，魏明倫從四川老記者車輻那裏得閱李濟生的來信。信上說，巴老從電視預告中獲悉，中央電視台將播放魏明倫編劇、自貢市川劇團演出的《四姑娘》。老人很早就守候在電視機旁，全神貫注看完此劇，非常滿意，並托李濟生向劇作者致意。

1983年10月，魏明倫應上海戲劇節之邀赴滬講學期間，到華東醫院探望巴金。老人白髮蒼顏，精神矍鑠。他一見魏明倫就說：“你寫的戲，我在電視裏都看了。《四姑娘》《易膽大》《巴山秀才》，你連中三元嘛。我是四川人，你我都是巴山秀才嘛。”將近一個小時的對話，巴老鼓勵魏明倫多思考，說真話。寫好戲。

第二次魏明倫與巴老見面，是由李致牽線搭橋。

1987年金風送爽的時節，八十三歲的巴老從上海回到四川，又從錦水之濱來到釜溪之畔。他在侄兒李致的鼓動與陪同下專程到自貢，一是看恐龍，二是看川劇。魏明倫聞訊趕往賓館探望，見巴老衰老雖加，但真誠不改，與魏明倫拉起家常話，念念不忘幾年前他倆在華東醫院促膝談心。並說：“這幾年自貢的川戲特別著名，是你寫的幾個劇本，把自貢打響了！”魏明倫笑着告訴巴老：“我寫《潘金蓮》，把您老也寫進去了！”當即朗誦劇中唱詞：

比較學，跨朝代，

巴金之《家》聯想開！

馮樂山可似張員外？

鳴鳳金蓮同悲衰。

三少爺覺慧今何在？

寶二爺與三少爺共一胎……

老人聽着，露出會心的微笑。那天晚上，魏明倫陪同巴老觀看劇團演出《易膽大》等大型劇目中的四個折子戲。巴老神采煥發，興味盎然。當《巴山秀才》《迂告》一折中秀才臨死還在糾正總督念別字時，引起老人一陣陣笑聲；當《潘金蓮》《追求》一折中幾句幫腔：“關二爺，偏不似憐香惜玉的寶二爺！”當即引起巴老共鳴，向魏明倫低語：“在中國，封建觀念還是根深蒂固的。川劇《潘金蓮》形式荒誕，內容很深刻。這種探索應該肯定。”演出過程中李致幾次提醒四叔巴金：“身體受不受得了？還看不看？”巴老戲癮甚大，目不轉睛盯住台上說：“不要緊。看戲，看下去。”“文革”以後整整十年，巴老因年高多病，無論是在上海、在北京、在海外，他都沒有進劇場看過一次戲。這回卻在李致的陪同下，破例到小小的自貢劇場過了一次戲癮，坐了整整兩個半小時！

次日清晨，李致特意告訴魏明倫，巴老要送書與他。當魏明倫前去送行時，老人把一卷長篇名著《寒夜》送與魏明倫，並再一次囑咐：“你不但努力，而且膽大，這很難得。我希望你多出新作，希望川劇振興。”巴老揮手告別時，特別關照魏明倫少抽煙，愛護身體。以後，又幾次通過李致、車輻，促明倫戒煙。1995年，魏明倫果斷地把煙戒掉。這與巴老的敦促不無關係。

1983年，李致剛出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並主管振興川劇工作。一次李致陪同陽翰笙、陳白塵等著名劇作家去宜賓觀看川劇《草莽英雄》，原定計劃看了戲應回成都。正好這時魏明倫與南國合著的《巴山秀才》上演，自貢市文化局派人到宜賓請他們一行來自貢觀看。李致立即拍板，全力促進陽翰老等前來。李致與魏明倫一見如故，對《巴山秀才》更是情有獨鍾。看完之後便直呼魏明倫為“巴山秀才”，稱其夫人丁本秀為“秀才娘子”，一直叫到如今，李致本人也成了魏明倫劇作最忠實的觀眾和讀者之一。作為“振興川劇”的成果，在許川、李致為代表的四川省委宣傳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巴山秀才》從自貢演到北京、上海、南京，從劇院演到學校，李致既陪專家學者領導看過這部戲，也陪普通學生一般觀眾看過這部戲。給李致最深的印象是周揚看完《巴山秀才》后，拉着魏明倫的手說：“戲寫得很好，特別是孟登科死前說‘醒時死，死時醒’，我感受太深！”讓李致感受更深的是，不僅老觀眾喜歡魏明倫的戲，青年觀眾也是如此。他曾和大學生一起看《巴山秀才》，大學生的反應非常敏銳。李致後來在《川劇大功臣》一文中高度評價魏明倫說：

他的戲上座踴躍，一開演則鴉雀無聲。觀眾隨劇情發展，或放聲大笑，或突發驚嘆，或傷心流淚。戲劇欣賞水平較高的上海觀眾，謝幕很難收場。故事情節，都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大悲大喜，跌宕起伏，觀眾不願漏掉任何一個細節。劇中人物個性鮮明，看后歷歷在目，叫人難以忘卻。唱詞和台詞，或引經據典，或用民間俚語，或采現代流行詞彙，把它們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特別是他敢於創新，作了各種探索，真正做到“一戲一招”。他用“曲高和眾”贏得觀眾，不媚俗不搞品位低的東西。我十分贊同四川一位劇評家說的：“若要人迷戲，除非戲迷人。”明倫能使他的戲迷人，迷到“一見鍾情”的程度。

李致對《巴山秀才》不遺餘力地扶持，算得上是錦上添花，他對魏明倫戲劇創作探索階段的支持，就屬於“雪中送炭”，也就更需要勇氣和膽識。早在魏明倫創作《歲歲重陽》時，因導演採用無鑼鼓純音樂演出，便曾受到一些非難：“難道以後川劇都不要鑼鼓了？”李致就明確指出：“並不是所有川劇以後都不用鑼鼓，這種探索也是允許的。”他對《潘金蓮》《夕照祁山》這兩部引起不少爭議的作品更是加意呵護，顯示出非凡的眼光和過人的膽識。這不僅是在“雪中送炭”，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還可以叫作“玩火”——對那些眼中把“官帽”看得至高無上的人來說，這樣做對仕途有百弊而無一利。但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李致深知這“炭”“火”不是送給魏明倫一個人的，而是送給整個川劇界的，因此也就不顧個人安危了！通過《巴山秀才》演出所獲得的效果，讓李致敏銳看到：魏明倫的出現把川劇引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川劇從表演的豐富發展到劇本的精緻，現已經達到了劇本創作與舞台表演兩者交相輝映雙雙出彩的藝術境界。但是，作為振興川劇領導小組的成員，李致與魏明倫同樣十分明白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面對影視的競爭，川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如果不探索不改革，便是坐以待斃，無異於慢性自殺。魏明倫創作《潘金蓮》正是朝這個方面進行新的探索，無非是為其注射“強心針”或尋找“還魂草”，其目的正是為了挽救川劇的沒落與衰敗。正因為如此，李致與四川省委宣傳部長許川不怕招惹非議，敢於冒着風險，對探索性劇目《潘金蓮》表現出十分寶貴的寬容胸襟與扶持舉措，並把《潘金蓮》調到成都公演十二場。李致專門發表了一篇旗幟鮮明的文章《要鼓勵探索》，義正詞嚴卻又心平氣和地指出：“對《潘金蓮》的爭議比較大，但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和省文化廳把它調到成都演出，其目的：一是支持自貢市川劇團的探索與試驗精神；二是活躍川劇舞台。有同志不贊成，說‘調《潘金蓮》到成都演出，這種做法本身就是荒誕的！’有這麼嚴重么？可能是開玩笑的。要允許人家探索和試驗嘛。”1987年初，四川省與自貢市都有人借“反自由化”之機，以《潘金蓮》作為突破口，想把魏明倫當成“自由化代表人物”一棍子打死。當時香港影視劇藝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下移植搬演《潘金蓮》，邀請魏明倫到香港去觀看首演，卻有人暗中干擾，故意刁難，以致過了首演日期還沒能辦好護照等相關手續。后在許川、李致、刁金祥等幾位開明領導的關懷下，才得以成行，趕上了第二輪演出。自貢市官方有人竟把這種“為劇作家創造和諧寬鬆環境”的正確立場、開明態度，誣為“許川、李致一貫右傾”，此一類偏見真是“左”到了極端。

對於另一個有爭議的劇本《夕照祁山》，李致更是熱情扶持。此劇尚未問世之前，省劇協一位主席既沒看演出，更沒看劇本，便在自己掌控的刊物上發表批判文章，捕風捉影地羅織種種罪名。李致卻對這個遭受非議被打入“冷宮”的劇目異乎尋常地偏愛。他告訴魏明倫：細讀這個劇本，夜不能寐，與老伴披衣傳閱，吟誦起來，喚起他倆年輕時讀曹愚劇本的感覺。魏明倫自謙“老大哥此語，實乃過譽”。我則以為感覺相當準確，表述恰如其分。口之於味，有同嗜焉。只要烹飪出的是一道好菜，不論是宣傳部長、還是普通讀者，都會拍案叫好。所不同者，作為書香世家的李致，更能充分品嘗出常人難以完全體會出的那種陽春白雪的高潔大雅韻味。從改革開放以來，魏明倫所創作的九個大戲，無一不是實踐了他的獨家宣言：“我從少年習作以來，早就有感於此。立志苦吟成戲，自定戲文‘指標’：戲劇性與文學性並舉，可看性與可讀性兼備。台上可演，案頭可讀。八字口訣，兩‘可’之間。不敢自稱詩劇，力爭接近詩劇。”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毫無疑問當屬《夕照祁山》。其文學性特強，也難怪為李致所激賞。但李致欣賞《夕照祁山》，又何曾僅僅在詞章優美上？大約還與他肩負領導“振興川劇”的重任有關。在內心深處，他和劇作者魏明倫的痴迷川劇、熱愛故鄉的感情，與諸葛亮“憂心國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某些相通相似。我敢於大膽斷定：在《夕照祁山》劇中諸葛亮的這些唱詞：“鼎盛春秋飛旋去/挽啊/挽不回黃金時節/去也/全去也/剩熒熒燈影/蕭蕭落葉/落葉歸根不得/集酸甜苦辣憶蜀國/都江堰水灌田野/蜀錦織女搖紡車/井鹽轆轤轉日夜/僰人懸棺暮雲遮/川酒醇/川椒烈/川餚美/川味絕/川語如橄欖/川歌似甘蔗/川人盡桃李/川情賽松柏/拜別/訣別/黃泉無限川江變/來生再做蜀川客……”在某種程度上便是李致與魏明倫自身心情的真切寫照。如果不是對振興川劇事業的高度關懷，不是對自己家鄉四川的深深眷戀，李致是不可能深深理解魏明倫在這些詩句般唱詞之中蘊藏的深邃意境。因此，魏明倫在談起李致時說出這樣深情的話：“我倆之間，不套用伯樂與千里馬的比喻，更像是高山流水撫琴與聽琴的關係。”

在魏明倫的心目中，李致是一個老大哥，更是一個大好人。他沒有白衣秀士王倫的鼠肚雞腸，他有着及時雨宋公明的寬宏大量。他偏愛魏明倫的劇作，卻並不厚此薄彼。只要是好作品，不論是哪個劇作家，他都是全力扶持。為了振興川劇，他風裏來雨里去，對於上演的新戲，只要是能去看的，想方設法也要去。他作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在看戲時與觀眾打成一片，甚至遠比觀眾辛苦。戲完之後時間很晚，在上台看望演職員工之後，有時還要拉上幾把椅子，在舞台上圍個圓圈坐下來開會徵求意見。即便對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同，對魏明倫劇作橫挑鼻子豎挑眼的戲劇評論家，李致也並不“橫眉冷對千夫指”，在為魏明倫的劇作鳴鑼開道時，李致卻又實實在在“俯首甘為孺子牛”。

但李致對魏明倫也並非只有奉獻沒有“索取”。他對魏明倫的“索取”除卻要他多寫好戲之外，便是向他“索取”著作。不過李致向魏明倫的這種“索取”，倒十分像“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魏明倫曾名為“訴苦”實為得意地說過：“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什麼都不要，就是要書！他要書要到了‘索取’的程度！貪財者索賄，愛書者索書！人各有志，本性難移。我只有二十幾種不同版本的著作，被李致老大哥‘索’去了十八種。最近我出了兩本新書：《魏明倫短文》和《圖說名家格言（魏明倫卷）》。他打了幾次電話索取，又迫不及待，親自爬上我家三樓，氣喘吁吁，伸手要書。他愛書，我愛他！寶劍贈壯士，紅粉贈佳人。酒對知己飲，詩向會人吟。我與李致老大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讀書興趣濃如酒。”

李致能成為一個坦蕩敦厚的真君子大好人，與他四叔巴金幾十年來言傳身教密不可分。據李致回憶說：1942年，已經成名的巴金回到四川，很多年輕人都拿着“紀念冊”來請巴金題詞。十多歲的李致也過來湊熱鬧，沒想到巴金並沒有拒絕，還在侄兒的本本上寫下四句話：“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這幾句樸實無華卻又飽含哲理的話，影響了他整整的一生。巴金給李致寫這段題詞早在六十多年之前，魏明倫剛剛出世。“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與魏明倫的為人之道不謀而合，也成為李致與魏明倫兩人共同追求的目標。正是在這點上，李致老大哥與魏明倫小老弟有着最根本的相通點：共同的事業，共同的興趣，共同的人生觀，使他倆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既能共富貴，又能同患難，真正做到了風雨同舟，手足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