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壓力的來源——心理學的語境

三、壓力的來源——心理學的語境著名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協會（APA）前主席，史丹福大學津巴多教授在《普通心理學》中把應激源歸納為以下四大類：

1.原始性應激源

我們今天在面對一些應激源時的應對方式是來自我們祖先的遺傳。在遠古時代，祖先們會碰到許多危及生命的威脅，諸如猛獸和敵對的部落，他們逃生的辦法靠的就是果斷而又快速的本能反應。現代社會中，威脅我們祖先生命的那些應激源基本不存在了，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危險，恐怖襲擊、電腦系統癱瘓、金融市場崩盤等屬於新的“原始性應激源”。一些傳統的致命威脅依然存在，第一類是飢餓，第二類是生存條件的缺乏，第三類是致命的攻擊。為此，我們必須迅速想辦法找到食物和掩體，獲得保護並進行快速有效的防禦。

2.創傷性應激源

創傷性應激源是指威脅我們自己或他人生命安全，並且會引發恐懼感和無助感的情境。日常的生活事件通常不會引發人們的創傷，只有那些超越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完全擊潰一個人正常的處理問題的能力的事件，才被認為是創傷性的事件。創傷性事件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刺激強度過大，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損害了人的身心健康，降低了我們對社會和生活的適應能力，給個體造成的精神壓力是破壞性的。創傷性應激源大致分類如下：

（1）自然災難（地震、洪水、颶風、森林火災、雪崩、火山爆發……）；

（2）人為災難（空難、海難、車禍、礦難、核泄漏……）；

（3）暴力犯罪和恐怖襲擊（強姦、搶劫、刺殺、槍擊、炸彈爆炸、劫持人質、拘禁拷打、家庭暴力、性虐待、戰爭……）。

美國“9·11”事件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災難事件，在中國，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了最具標誌性的事件，促使國內心理學界增加了對創傷性應激源的關注和作了大量的研究。

創傷性事件通常會導致人們的心理創傷，人們在經歷這些創傷事件時會深受其害，目睹事件發生經過也會誘發人們的創傷，這些事件在發生時包含了這些潛在信息：事件結果導致死亡、個體遭受死亡的威脅、事件有可能危及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當事人出現極度恐懼、無助和瀕死感。

“媒體造成的創傷”和“替代性創傷”是與創傷性應激源有關的兩個次生的應激源。

媒體造成的創傷指的是媒體對災難性場景的及時回放，媒體的報道會擴大災難所造成的傷害，因為觀眾或讀者會一遍又一遍地體驗可怕的經歷，有關災難的二手體驗會讓聽到或看到他人創傷的救援和醫療人員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美國的研究人員發現，他們所研究的消防隊員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一周后，因為媒體對事件的持續報道而感到有巨大的壓力。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比以前危險的多，他們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應對這樣的造成大規模傷亡的緊急事件，而且他們對於在工作中所能得到的社會支持感到不滿。在汶川地震的報道中，一路路的記者們，採訪同一個倖存者，倖存者要一次次回憶，講述可怕的場景，這也是次生創傷。

替代性創傷指的是回顧自己未曾親身經歷的災難也會製造壓力，即當某人在了解了他人經歷的災難時，因投注了那些引起壓力的內容而感到的巨大壓力。減少替代性創傷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對新聞信息的接收進行有效控制，可以選擇關閉該類信息。

美國在“9·11”事件后，約有40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礙，約有24%的人出現較嚴重的精神焦慮，7%的人尋求精神科的幫助。

3.慢性應激源

慢性應激源是一些漸進的、持久的應激源。它們可能與主要的生活變化和日積月累，反覆出現的小問題有關。慢性應激源包括以下幾類：

（1）社會性應激源，即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中的應激源，包括客觀的社會學指標，如經濟、職業、婚姻、年齡、受教育水平等差異和社會變動性與社會地位的不合適，客觀的社會學指標的變遷，個人的社會交往、生活、工作的變化，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動等，也包括失業、種族歧視、失去親人，因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改變造成的刺激或情境。

（2）精疲力竭。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最大的一個慢性應激源就是來自工作的壓力，精疲力竭是一種讓人情緒疲勞，人格解體，喪失工作動機和義務感的綜合征。大量的研究表明，醫生、教師、社會工作者、服務業從業者等這些需要高強度人際接觸的職業是最易感群體。提供服務和關懷是一種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精疲力竭是人們對工作負荷過重的反應，而且在心理上疏離服務對象以應對工作的應激源。這種持續性的應激反應，會對個體造成生理和心理及行為方面的諸多消極後果。

（3）日常中的小麻煩。任何打攪我們生活的事情都可能稱為麻煩，比如，一天緊張的工作之後，在回家的路上，車被堵得就像爬行；你在銀行排隊等了一個小時，還遭受了櫃員的白眼；孩子的老師一周兩次來電話請你去學校……心理學家已經證實，平日裏的小麻煩可以積累成大麻煩，特別是在這些麻煩頻繁發生或者摻雜着人際衝突的時候。

1967年，霍爾姆斯（T.H.Holmes）和雷赫（R.H.Rahe）在美國對5000餘人進行了關於生活事件（指造成人們生活上的變化、並要求對其適應和應付的社會生活情境和事件）對健康影響的調查研究。他們將當時美國人生活中常見的43項生活事件列成表格，把每一項生活事件引起生活變化的程度或達到社會再適應所需努力的大小，稱為生活變化單位（lifechangeunit，LCU），以此反應心理應激的強度。研究者認為，配偶死亡引起當事人生活變化的程度最大，所以規定配偶死亡的生活變化計量單位為100，其他生活事件的計量單位由每一位被調查者與前述標準對比參照自評，最後獲得了被調查總體對43項生活事件自評的“生活變化單位平均值”，並由大到小按次序進行排列，編製了一張包括43項生活事件及相應的生活變化計量單位的目錄表，稱為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SRRS）。霍爾姆斯對經歷了不同事件的人進行多年的追蹤觀察，認為生活事件與10年內的重大健康變化有關。如果在一年中，當總分低於149時，使用者面臨的生病風險微不足道，超過200單位，則發生疾病的概率增高，當總分超過300時，使用者面臨生病的風險，第二年生病的可能性達70％。

表4-1社會適應評定量表（SRRS）

續表

說明：仔細閱讀上表中的每一事件。寫下去年經歷這事件的次數，再把次數與該項壓力指數的相乘積就是這個生活事件的壓力數，最後將各項的分數相加即為去年一年的生活壓力總分。上表為西方人制定，但研究者已經用來自日本、拉丁美洲、歐洲和馬來西亞的樣本對其有效性進行了驗證。當然由於文化的差異，可能在不同的國家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