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圈外

大風圈外人生的變化，往往是從不可測的地方開展開來的；中途從那一所教會學校退出來的我們，按理是應該額上都負着了該隱的烙印，無處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裏的一處浸禮會的中學，反把我們當作了義士，以極優待的條件歡迎了我們進去。

這一所中學的那位美國校長，非但態度和藹，中懷磊落，並且還有着外國宣教師中間所絕無僅見的一副很聰明的腦筋。若要找出一點他的壞處來，就在他的用人的不當；在他手下做教務長的一位紹興人，簡直是那種奴顏婢膝、謅事外人、趾高氣揚、壓迫同種的典型的洋狗。

校內的空氣，自然也並不平靜。在自修室，在寢室，議論紛紜，為一般學生所不滿的，當然是那隻洋狗。

“來它一下吧！”

“吃吃狗肉看！”

“頂好先敲他一頓！”

像這樣的各種密議與策略，雖則很多，可是終於也沒有一個敢首先發難的入。滿腔的怨憤，既找不着一條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時候，發些紙上的牢騷。於是各班的文課，不管出的是什麼題目，總是橫一個嗚呼、豎一個嗚呼地悲啼滿紙，有幾位同學的卷子，從頭至尾統共還不滿五六百字，而“嗚呼”卻要寫着一二百個。那位改國文的老先生，後來也沒法想了，就出了一個禁令，禁止學生，以後不準再讀再做那些嗚呼派的文章。

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里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着的樣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宮毒婦的陰謀暗算，一面雖想變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槍，把紅毛碧眼的鬼子，盡行殺戮。英法各國屢次的進攻，廣東、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難者的百姓起來爭奪政權。洪楊的起義，兩湖山東捻子的運動，回民、苗族的獨立等等，都在暗示着專制政府滿清的命運，孤城落日，總崩潰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場。

催促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之久的漢族結束奮起的，是徐錫麟、熊成基諸先烈的犧牲勇猛的行為；北京的幾次對滿清大員的暗殺事件，又是當時熱血沸騰的一般青年們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當這前後，此絕彼起地在上海發行的幾家報紙，像《民吁》《民立》之類，更是直接灌輸種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動的有力的號吹。到了宣統二年的秋冬（一九一〇年庚戌），政府雖則在忙着召開資政院，組織內閣，趕製憲法，冀圖挽回頹勢，欺騙百姓，但四海洶洶，革命的氣運，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面了。

是在這一年的年假放學之前，我對當時的學校教育，實在是真的感到了絕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個計劃，打算回家去做從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會的聲氣，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定一份上海發行的日報。第二，家裏所藏的四部舊籍，雖則不多，但也盡夠我的兩三年的翻讀，中學的根底，當然是不會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經把第三冊文法讀完了，若能刻苦用工，則比在這種教會學校里受奴隸教育、心裏又氣、進步又慢的半死狀態，總要痛快一點。自己私自決定了這大膽的計劃以後，在放年假的前幾天，也着實去添買了些預備帶回去作自修用的書籍。等年假考一考完，於一天冬晴的午後，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腳夫，走出候潮門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鄉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

“牢獄變相的你這座教會學校啊！以後你對我還更能加以壓迫么？”

“我們將比比試試，看將來還是你的成績好，還是我的成績好？”

“被解放了！以後便是憑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奮鬥的遠大的前程！”

這一種喜悅，這一種充滿着希望的喜悅，比我初次上杭州來考中學時所感到的，還要緊張，還要肯定。

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希望毀滅；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譏訕之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撥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顯地問我“為什麼不進學堂去讀書？”，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我總以“家裏再沒有錢供給我去浪費了”的一句話回報他們。有幾個滿懷着十分的好意，勸告我“在家裏閑住着終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時候，我總以“現在正在預備，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學”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穫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後，我總面也不洗，就先讀一個鐘頭的外國文。早餐吃過，直到中午為止，是讀中國書的時間，一部《資治通鑒》和兩部《唐宋詩文醇》，就是我當時的課本。下午看一點科學書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節季已漸漸地進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統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兩岸，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長滿了裊裊的垂楊。梅花落後，接着就是桃李的亂開；我若不沿着江邊，走上城東鸛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天，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閑步，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裡去遊行。

附廓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經我幾次和他們接談及觀察的結果，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着十畝田的己產，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的自作農吧，在近郊的農民中間，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從四五月起，他們先要種秧田，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因為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秧就不能種活。租秧用的費用，多則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卻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即使全家出馬，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插種的危險；因為水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農民的時間，卻也同交易所里的閑食者們一樣，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即使不僱工人，和人家交換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倘使天時湊巧，最上的豐年，平均一畝，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凈谷；而從這四五石谷里，除去完糧納稅的錢，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僱用忙工的錢后，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么？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利用田的閑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終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豐年穀賤傷農的事實，農民們自然哪裏會有這樣的知識；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開闢荒地，一年之中，歲時伏臘，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還沒有像現在那麼地厲害，中國農村也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更哪裏還經得超廿年的內亂、廿年的外患，與廿年的剝削呢？

從這一種鄉村視察的閑步回來，在書桌上躺着候我開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來的日報。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佔領片馬了，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凡見到的消息，又都是無能的政府因專制昏庸而釀成的慘劇。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接着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在我們那一個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井似的小縣城裏，也顯然地起了動搖。市面上敲着銅鑼，賣朝報的小販，日日從省城裏到來，臉上畫著八字鬍須，身上穿着披開的洋服，有點像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紙之上，滿貼在條坊酒肆的壁間，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嚨，皺緊了眉頭，低低切切，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

這一年的夏天，在我們的縣裏西北鄉，並且還出了一次青洪幫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了一位旗籍都統，帶了兵馬來殺了幾個客籍農民之後，城裏的街談巷議，更是顛倒錯亂了；不知從哪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東南面的天空，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我和祖母、母親，發著抖，趕着四更起來，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可是掃帚星卻終於沒有看見。

到了陰曆的七八月，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凶，那一種謠傳，更來得神秘奇異了，我們的家裏，當然也起了一個波瀾，原因是因為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面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

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后，還盼不到他們的複信的到來。八月十八（陽曆十月九日）的晚上，漢口俄租界裏炸彈就爆發了。從此急轉直下，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不消旬日，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靂一樣，馬上就震動了全國。

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擁某人為都督等標題，一日總有幾起；城裏的謠言，更是青黃雜出，有的說“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有的說“撫台已經逃了”，弄得一般居民，鄉下人逃上了城裏，城裏人逃往了鄉間。

我也日日地緊張着，日日地渴等着報來；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一聽見喇叭的聲音，便發著抖穿起衣裳，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而沿江一帶的兵船，也每天看見駛過，洋貨鋪里的五色布匹，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終於有一天陰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着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制服、荷槍帶彈的兵士。縣城裏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報紙上也報着前兩日，上海已為民軍所佔領。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以及殘留着在城裏的一位貳尹，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幾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會，家家戶戶便掛上了五色的國旗；杭城光復，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小縣城，總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制。

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筆來，也老是痛哭淋漓、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在書齋里只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為眾捨身、為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志士，際遇着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為，只呆立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的啞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