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現象

杜拉現象

“杜拉現象”，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瑪格麗特·杜拉[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最新的小說《情人》（TheLover），獲得了龔果爾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但現象的形成，和作品的得獎無關，而是由於小說出版之後，引起的反響。去年秋季，《情人》在九月初的發行量每日達到一萬冊的數量，等到大獎揭曉后，已有近百萬冊書送到讀者手中了。

杜拉之子尚·馬斯科洛為母親編過一本她的生活攝影集，題目叫做《絕對的形象》，獻給法國當代著名電影攝影師布魯諾·紐伊唐。影集中有一幅重要的畫片，雖有文字說明，卻沒有出現，反而在其他的畫片中依稀可見。攝影集由杜拉的兒子編輯圖片，說明文字八十頁則由杜拉的朋友楊·安德烈亞執筆。文字在打字機上打好之後，安德烈亞認為說明文字是畫蛇添足，建議杜拉寫一本小說，這就是《情人》的緣起。

《情人》一書，開章明義，就從“絕對的形象”寫起，那是一個怎樣的形象呢？作者心目中的絕對形象，是在西貢湄公河的渡輪上，冷漠而又嚴峻的形象，那時候，她才十五歲半。《情人》的中心人物，正是這個十五歲半的小小白種女人，寫她和她的中國戀人的故事。小小的白種女人，正是杜拉自己的寫照。

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杜拉出生於印度支那，父親是數學教授，母親是小學教師，她跟隨母親在西貢讀中學，十八歲回到法國。《情人》的背景，就是西貢，小小的白種女人，到了十八歲離開了她的情人，回法國去。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杜拉是一位“枯燥的、知識分子式的”小說家，她寫的也是些“令人昏昏欲睡，而且複雜得要命”的東西，那麼，《情人》為什麼忽然成為一本暢銷書呢？有人認為，她的作品回到傳統的路上來了，有的說，小說有了例外的結局，而真正的原因，可能因為小說中那麼顯露地描述了情人之間的肌膚之親吧。

《情人》是一部帶自傳色彩的小說，作品自嘲地一直稱呼小說中的十五歲半姑娘為“小小的白種女人”。小說中主要的人物都沒有名姓，小姑娘家裏有一位母親，兩個哥哥，她的情人是一個中國人，她稱他為“堤岸的那個男人”。

小小的白種女人在西貢公立寄宿學校食宿，上課卻在校外的法國中學：她的母親是小學教師，一生只為兒女的將來操勞。在西貢，她們的經濟情況欠佳，但生活還是比當地人要好些，問題還出在家中的大哥身上，他無所事事，讀書不成，抽上了鴉片，整日把家裏的錢偷出去花，至於小哥哥，不過二十七歲就死了，這家人還買了一塊租讓地，結果白花了金錢，陷於更貧困的境地。

事實上，讀過杜拉作品的讀者，對《情人》裏面的母親、兄長，都不會感到陌生，因為他們都在她的筆下出現過。杜拉自己也說：這本書，大部分是由過去已經說過的話組成的。所以，熟悉杜拉作品的人，不過是追隨作者一起回憶她的往事罷了。

購置租讓地的經歷，杜拉在早期作品《太平洋大堤》[《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就寫過。一位到印度支那的法國母親向殖民地當局地籍管理局租用印度支那南方太平洋海邊一塊租讓地，因為沒有行賄，租到的竟是一塊不可耕種的鹽鹼地，還有被太平洋大潮隨時吞沒的危險。後來她帶着一子一女，歷盡千辛萬苦，與當地人合築大堤，最後還是被潮水衝去。

家道貧困，精神沒有出路，小小的白種女人十五歲就有了一副耽於逸樂的面目，一切就這樣開始的。那是渡河的時候發生的事，她從外面旅行回來，必須渡河才能回家，身上穿的是真絲的衣裙，一件舊衣裳，幾乎是透明的，腳上是一雙晚上穿的鑲金條帶的高跟鞋子，頭上戴了一頂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寬飾帶的男式平檐呢帽，臉上搽了脂粉，塗了口紅。這輪渡上的“絕對形象”，她自己是一直不能忘記的。

渡輪上的“絕對形象”，吸引了黑色小汽車裏坐着的中國青年。從一開始，她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而且，一切都得由她自己去完成。她心裏一直有一個意念，並不真要得到什麼，而是只求從當前家庭的處境中脫身出去。於是，一切按照她的意願，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車。從此之後，她就算有了一部小汽車了，坐車去上學，坐車回寄宿學校，而且不久，她跟他到了城內南部市區的一個單間的房間，成為他的情人。堤岸男子十分愛她，但是她呢？她說她不知道，她可能也有點喜歡他，才選擇了他，自願成為他的情人，但愛情，彷彿遙遠的事情。十五歲半。

在沙瀝地區很快就有傳聞，僅僅是她的裝束打扮，人們認為就說明了這種沒有廉恥的事；在學校里，命令也下達了，禁止學生們和她說話。但她對別人視若無睹，仍然坐在黑色的小汽車裏來往，和情人到河堤的房子裏去。

他是中國人，他家原在中國北方撫順，他到過巴黎讀書，母親已經過世，他是獨生子，父親很有錢，鴉片煙燈一刻不離，全憑躺在床上經營他那份財產，他不允許兒子和住在沙瀝的白人小娼婦結婚。後來，小小的白種女人回到法國后，兒子遵照父命，與十年前家庭指定的少女成婚，於是，許多年過去了。

許多年過去了，小小的白種女人回到法國，讀書長大，經歷幾次結婚、生孩子、離婚，並且寫書。這時，她的中國戀人帶着他的女人來到巴黎，給她打來電話：是我。她一聽那聲音，就聽出是他。他說：我僅僅想聽聽你的聲音。她說：是我，你好。他是膽怯的，仍然和過去一樣。突然間，他的聲音打顫了。聽到這顫抖的聲音，她猛然在那語音中聽出那種中國口音。他對她說，和過去一樣，他依然愛她，他根本不能不愛她，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他死。也許是這個結局，是使《情人》成為暢銷書的一個原因。

說《情人》是杜拉的新小說，其實不大對，因為作者根本沒有寫下一個新的故事，她只把以往寫過的事件重現一次罷了。“中國戀人”的故事，後來頗多變調。

比如《廣島之戀》，那是法國女子與日本男子的愛情事件，法國女子不斷回憶年輕時的戀愛，那段“妮華情事”，任何杜拉的讀者都不會忘記。法國姑娘在戰亂中長大，在父親的藥店中當助手，這時德軍已經入侵，法國淪陷，一名受了點傷的德國士兵到藥店來，她為他包紮了傷口。後來他繼續來，直到傷愈。晚上，她在家裏彈鋼琴，兵士站在屋外的廣場上傾聽，於是，父親不再讓她彈琴。她出外的時候，兵士一直追隨她，他們就那樣悄悄地戀愛起來。然後戰爭終結，他是那麼的快樂，因為他可以回巴伐利亞去，他可以帶她回國，和她結婚。然而，白陽光耀的一日正午，他遭槍殺了，她趕到河邊的時候，他還沒有完全死去。整整一日一夜，她就俯伏在他的軀體上，直至人們把他移走。因為她愛上了德國人，人們把她的頭髮都剃掉，使她度過屈辱的青年時代。小小的白種女子，她們的愛情，是別人無法容忍的。

“妮華情事”中的法國姑娘，愛的是德國兵士，而《情人》中的小小白種女人，雖有中國戀人，但不知道這是不是愛情。當她乘船離開西貢，站在船上，畢竟哭了，因為她想到堤岸的那個男人，因為她一時之間無法斷定她是不是曾經愛過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見過的愛情去愛他，因為他已經消失於歷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樣。

杜拉筆下的情人總以分手結局，比如《如歌的中板》[《琴聲如訴》]、《直布羅陀海峽來的水手》[《直布羅陀海峽的水手》]、《塔爾基尼亞的小馬》[《塔吉尼亞的小馬》]、《廣場》等，各人都有所期待，結果都落了空。所以，《情人》的結局，實在是一次意外，也許因為這是一件真事，杜拉於是寫下《情人》；也許，世界上的確存在一種絕對的愛情，正是《如歌的中板》裏苦苦追索的真相。

杜拉是法國“新小說”的一分子，她的《情人》，沿用的仍是“新小說”的寫作特點，並沒有改變到巴爾扎克式的傳統小說路途上去。事實上，過了那麼多年，讀者對錯綜複雜的敘事方式、時間與空間互相交錯也已經習慣了。

《情人》呈現“新小說”特徵的面貌，主要在兩方面，其一，是情景的重複出現。像羅布·格利葉的《橡皮》，寫秘密警察前往調查一件暗殺案，被害者的屍體失蹤了，警察為尋找線索，不斷在城內迷宮般的街道、水溝、廣場上遊逛。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街道上，作者也不厭其煩地重複描寫它們。克洛岱·西蒙的《故事》，講敘事者一天的生活，其中一個片段是他在一個抽屜里發現一些明信片和照片，在小說中，這些明信片和照片重複出現不知多少次。即使在電影中，我們看見的也常常是同一的場景，連續重現許多次。《情人》不斷重複的，是小小的白種女人記憶中的“絕對的形象”，小說就從這個形象展開。

《情人》的另一“新小說”面貌特徵，是敘事的方式，不依直線進行，而採取星形的放射。作者可以這一段描寫現實，下一段回憶往事，接着是自由聯想，忽然又來一陣子自我參與的說白，所以，讀慣巴爾扎克式小說的讀者，難免感到眼花繚亂。《情人》雖採用星形敘事法，事實上，作者把這手法運用得還要自由些、即興些，因此，小說更像一篇自傳，其中一些段落，如非自傳，根本就不該出現了。

“新小說”多數用第三人稱寫成，《情人》則兼用第一和第三人稱，相輔進行；本是自述，忽然客觀站開，回憶錄可又多了小說的味道，算是《情人》的特色。至於“新小說”的其他特徵：模稜兩可的情景和故事多發生在一天之內。這些，《情人》也不太例外，堤岸情事不過是一年之間的事，而小小的白種女人，她的愛情，實際上正處於模稜兩可的感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