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空間生產的生活意蘊

第二章空間生產的生活意蘊面對成就與問題都日益突出的空間變革，列斐伏爾運用生產邏輯對空間變革進行理解、概括與反思，認為空間變革的本質是空間生產。筆者認為，在生產邏輯的背後，存在更為深刻與現實的生活邏輯。從生產邏輯走向生活邏輯，從生產時代向生活時代轉換，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趨勢。但從生產時代向生活時代轉換，並不意味着生活邏輯是一個不需要澄清、不會出現問題的範疇。揭示空間生產的可能生活問題，釐清空間生產、空間變革的合理生活內涵，對理解和解決諸多空間問題，建構合理的城市哲學，具有基礎意義。

一

列斐伏爾用“空間生產”這個範疇來概括我們遭遇的空間變化，特別是席捲世界的城市化浪潮，其意義是雙面的。一是突出了空間的主體性、實踐性。空間不再是一個沒有內容的容器，而是一種由人的實踐所創造，同人的存在具有密切互動關係的人化空間。一是突出了當代空間變革的深層問題。當代城市化等空間變革主要由生產邏輯所主導，空間成為掌握權力、資本的強勢集團生產和再生產自身地位、利益的工具。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範疇的雙面性，根源於其所使用的“生產”概念的雙面性。一是廣義上的生產，作為“能指”的生產，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活動，人的實踐。以這種一般性的生產概念為基礎，所謂空間生產，就是空間變革、空間實踐。一是狹義上的生產，作為一種“所指”的生產，特指近代特別是晚近以來由理性主義、經濟主義、資本與政治權力所主宰的生產，也就是一種異化、片面、有問題的實踐和變革。以這種特指性的生產概念為基礎，所謂空間生產，就是以一種片面的生產邏輯為主導，在資本與權力主導下的異化的空間變革、空間實踐。在能指與所指的統一中，列斐伏爾用生產邏輯來揭示空間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政治批判與方法論意義。

但問題在於，生產範疇、生活邏輯是否能夠成為揭示空間等當代社會變革、現代性問題的核心範疇、唯一邏輯。筆者認為，對生產問題的理解需要引入生活範疇。空間生產之所以存在問題，成為一種有問題、需要得到批判與反思的進程，其重要原因是空間變革的目的發生了偏離，空間只服務、服從於片面的生產，而脫離了全面的生活；是空間與生活的關係沒有得到有效澄清，人的生活、主體的生活，沒有成為空間變革、空間實踐的自覺目的。對生產範疇的深入理解離不開生活範疇，揭示空間變革等當代現代性問題，需要引入經過反思的生活範疇。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一個統一的過程，而消費的真正本質，是人的生產、勞動力與主體的再生產。可以說，馬克思所說的消費，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生活。在馬克思看來，近代資本現代性的根本問題，是把利潤與財富的增長和生產作為根本的目的，而把人的生活過程，作為人的再生產的消費過程從屬於這種以利潤為目的的片面的生產過程。生活邏輯的自覺與突顯，對克服資本現代性具有重要的認識和實踐意義。恩格斯曾經對生產進行過經典論述，認為生產包括兩個方面：人的生產與生活的生產。在恩格斯那裏，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的重要的基礎進程，但生產的基礎是人的生產，而生產的目的是人的生活。離開了生活範疇，生產範疇必然走向片面與異化。恩格斯對近代曼徹斯特的空間生產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在恩格斯的那個時代，曼市的空間佈局以資本生產為核心，工廠作為商品和利潤的生產基礎處於中心，工人居住在工廠外圍環境惡劣的棚戶區，資本家居住在更外圍的環境優美的區域。在空間實踐這個層面，以曼市為代表的資本現代性的最大問題，就是把空間變革淪為為資本、為少數人謀利的工具，而沒有成為服務於更多大眾的生活的進程和實踐。生活特別是普通大眾的生活被遮蔽、被犧牲，是資本與權力邏輯主導下的空間生產、空間實踐的最根本問題。

在薩克看來，空間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具有深刻的主體性，尤其需要從主體（主觀）的角度理解空間。“不同的空間概念主要源自於關於空間的不同看法。即使面對的是同一個空間結構，但當這個空間結構為各種不同的模式，諸如科學模式、社會的科學的模式、藝術模式、神話巫術模式、兒童模式、實踐模式以及社會模式等所考察時，這些各不相同的模式對同一個空間結構的評價可能完全不一樣。”“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氛圍里，人們是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和評價地理空間的。”人性具有全面性，人的需要具有全面性，生活具有全面性，人們對空間的關係與態度也具有全面性。但在科學與理性的主導下，人們日益強調以科學與理性邏輯為基礎認識和對待空間，走向了空間問題上的理性異化、科學異化、生產異化。“所有的個人和群體不只是用一種思想模式來評價空間及其特性，甚至也不只是用一種思想模式來評價一種單一的形式、形狀或場所。”“由於民族國家越來越複雜，國家的規模不斷增大，加之社會思想分裂成具體的學科，所以，人們很少嘗試研究空間關係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係，而更關心的是一個特定的空間構型怎樣影響行為的特定方面。”顯然，需要回歸一種更為全面的空間關係，從一種以理性和生產邏輯為主導的人與空間的單向度關係，回歸到以全面的生活為基礎的人與空間的全面、全維度關係。

城市化是空間生產的首要領域，在芒福德看來，近代以來城市發展的根本問題，是城市化與人的尺度、人的需要嚴重背離。在應然和趨勢的意義上，“城市通過集中物質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類交往的速度，並將它的產品變成可以儲存和複製的形式。……它不但集中了傳遞的擴大這一遺產所需的物質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這一點一直是城市給我們的最大的貢獻”。“城市的任務是充分發展各個地區，各種文化，各個人的多樣性和他們各自的特性。”“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的東西為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的繁衍為社會創造力。”但在現實中，城市呈現異化發展的趨勢。城市被扭曲為追求財富與權力的工具，成為奴役大多數人的場所和工具。“大都市表面上一片和平景象，一切運轉得井井有條。但暴力的深度和廣度突然加大了。”“20世紀的城市歷史也許可以叫做一部奇怪醫療故事，這種治療方法一方面尋求減輕病痛，另一方面卻孜孜不倦地維持着導致疾病的一切令人痛苦的環境——實際上產生的副作用像疾病本身一樣壞。”回歸城市發展、空間生產的人性目標，以人的尺度和需要，以人的全面生活規範城市化、空間生產，對解決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空間異化，具有基礎意義。

筆者認為，現代空間觀的最大問題，是從客觀、客體的角度，而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理解空間，沒有把空間變革理解為“革命的實踐活動”。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在方法論上適用於從客觀出發的空間觀。“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僅僅從客體的角度理解空間，是生產與空間生產走向狹義化、異化，成為遠離、背離人的主體需要，與主體的全面生命活動、全面生活進程相背離的重要方法論原因。人是一種具體的存在，空間與主體的關係是一種全面的關係。在馬克思看來，所謂具體，就是多樣性的綜合。“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人的具體性就是人性的多樣性，以及這種多樣性的對象化實現。人是一種總體性、整體性的存在，人的需要和存在的每一個方面都會以對象化、空間化的形式存在，因此，人的總體性與整體性也就對應於空間的多樣性。沒有多樣性的空間，也就沒有人的具體性。狹義的空間生產的最根本問題，正在於把空間生產片面化，用一種單一的邏輯主導空間實踐。

現實中的諸多空間問題，在本質上都同經濟邏輯與權力邏輯對空間變革的主導有關。在狹義的生產邏輯主導下，空間變革主要呈現出以下問題與矛盾：其一，從空間的物質形態看，宏觀空間生長無序與微觀空間發育不足相同步。權力與資本往往會選擇建造宏大建築、開闢寬闊的道路，以體現其力量與權威。但在這些宏大建築的背後，往往就是狹小、無序的破舊建築，在寬闊道路的背後也往往是狹窄的道路。而這些宏大建築的內部也往往存在諸多凌亂、無序的場所。這是在權力與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空間生產的必然。其二，從空間的權利歸屬看，不同主體之間的空間權利不平等。在資本與權力邏輯主導下，空間成為一種生產資料，成為生產和再生產權力、資本、利潤、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料。掌握權力與資本的主體，成為空間生產的主體，並可能能夠通過空間生產獲取更大的利益，並掌握更多更宏大的空間。而處於權力與資本掌握下的主體，則成為空間生產、空間運作的工具，只能擁有相對狹小的空間，甚至沒有屬於自己的居住、生活空間。這其實導致了公共空間的不斷私有化，所謂的公共空間成為強勢主體實際佔有的私有空間。而普通人的生存、生活與活動空間則日益狹小。其三，從空間所承載的社會關係看，空間風險不斷加劇可能導致激烈的社會衝突。主體之間不平等的空間權利關係如果繼續惡化，社會關係的空間風險將日益聚集，並可能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式爆發。空間權利是一種基本的主體權利，在前現代，空間權利表現為土地權，在現代性語境下，空間權利不僅表現為土地權，也表現為建築、道路等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土地等空間權利歷來是導致社會衝突、社會變革的重要原因，當這些權利的不平等日益加劇時，必然導致綜合性的社會風險，並最終成為政治風險。

釐清空間變革的生活本質，使空間生產回歸全面的生活邏輯，實現空間生產的倫理基礎的轉換，是解決諸多空間問題的重要基礎。

二

20世紀晚期以來，人類深刻地從生產時代進入生活時代。不同的學者與思考者對這種轉換有不同的表述。波德里亞把這個新的階段稱為消費社會；丹尼爾·貝爾稱之為後工業社會；利奧塔等稱之為後現代；麥克高希則稱之娛樂時代。在《世界文明史》中，麥克高希認為，人類社會已經深刻地從以工業為基礎的時代，進入以傳媒、娛樂為代表的新階段，他稱之文明四；目前正在進入的以數碼化信息為基礎的新階段，他稱之為文明五。“將娛樂作為取代過去500年舊文明的新文明的基礎，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這佔優勢地位的文化的表徵在20世紀晚期正在發揮着強烈的吸引力。計算機圖像創造了一種新的引起感觀興奮的景象，以及從能產生幻覺的機器中得到樂趣的新的機會。”筆者認為，這種文明轉變的深層本質是從以大工業為基礎、以物質財富增長為目標的生產時代，進入了以人的尺度和需要的更多滿足為目標的生活時代。生活成為20世紀晚近以來的時代主題。從“生產文明”向“生活文明”的轉換，是現時代的重要特徵或者說趨勢。

雖然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明，但是，不管文明以何種技術、關係為基礎，都需要以空間的形式實現。文明與空間是一種必然同步、相互確認的關係。不同時代的文明具有不同的空間形式，也具有不同的空間問題。從歷史轉換看，在文明的早期，前生產時代、前工業時期，人類還沒有掌握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改造自然的技術、工具、手段，在這種條件下，人類居住、交流、生產、生活等的空間都更多體現出與自然的接近、對自然的尊重。雖然有了一些較大的城市、大的聚集區，但在總體上，人類的城市率不高。近代以來，以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為代表，人類開始進入生產時代，也就是大規模改造自然，大規模生產財富的階段，同時，也進入了大規模生產空間的階段。諸多現代城市、大都市不斷崛起，人類的城市化率不斷提高，人類日益建構起與自然相異的空間。大體量的工廠、道路，是這個時代的空間表徵。20世紀後期以來，在已經具備巨大商品與財富生產能力的基礎上，人們開始追求日益複雜、全面的生活，商業、娛樂業、傳媒業的重要性與作用日益增長，大型甚至巨型的商業建築、娛樂建築、傳媒建築、居住建築，成為這個時代的空間表徵。

文明的轉換必然帶來空間的轉換，而空間的轉換又確認並表徵着文明的轉換。不同時代、不同文明時期的成就通過空間體現，不同時代、不同文明時期的問題也通過空間體現。在前工業社會、前生產時代，政治與宗教權力處於社會關係、社會結構中的強勢地位。在這個時期，也就必然具有宏大的宮殿與寺廟。在工業社會、生產時代，工業與資本處於社會關係、社會結構中的強勢地位。這個時期，也就必然產生宏偉的工廠。在後生產時代，也就是生活時代，商業、娛樂與傳媒在社會關係、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這個時期，人們會發現，城市的最高點、城市的最大建築或者說標誌性建築往往歸屬於商業、娛樂和傳媒、高檔住宅。

空間變換的背後其實是人與人關係的關係，人們之間社會關係、社會地位的變化。反思文明與空間的變遷史，可以看到，空間變換始終是以不平衡、不平等的方式進行的。一種空間的興起，其背後或者說其社會本質是一類人的地位、作用、財富的提升，一種空間的衰落，其背後或者說社會本質是一類人的地位、作用、財富的下降。也就是說，空間轉換的背景，是人與人綜合關係的關係，是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的轉換。在文明變遷、空間實踐的每個時期，都有其成就，也有其問題。文明與空間同時、同步轉換，這種同步轉換從來沒有以理想的方式進行，一直都是一個成就與問題交織的同時性過程。也就是說，雖然我們正在步入文明與空間變遷的生活時代，生活日益成為文明與空間變化新階段的主題詞，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理想的生活時代。既要看到生活時代的成就，也要看到生活時代的問題。對生活時代的問題，可以從諸多維度進行分析和考察。以空間實踐為線索，生活時代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生活空間的分化與主體間性的斷裂。在吉登斯看來，以城市化為基礎，當代社會生活已經呈現出區域分化的現象。作為人們總體性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被日益分割為不同的區域性時間與區域性空間。一方面，人們需要在不同的時段扮演不同的角色，進行不同的活動；另一方面，人們也需要在不同的功能性區域扮演不同的角色，進行不同的活動。雖然人們會在一定的時段和區域相遇，比如在工作時段和工作區域相遇，或者在消費時段和消費區域相遇，但人們之間已經並不存在傳統意識上的總體性，人們日益成為一種被不同時段與區域分割的孤獨個體。人們在日益追求和擁有自身的生活空間的同時，日益成為一種非整體性的存在。生活空間的擁有與拓展，在為人們提供更多自由和獨立的同時，也成為主體間性斷裂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城市內部主體之間的主體間性走向斷裂，另一方面城鄉之間的主體間性，也更為斷裂。“城市導致了資源——尤其是行政管理資源——的集中，從而帶來了比部落社會中更廣泛的時空距離化。”

其二，生活空間在主體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有擴大和固化的趨勢。主體之間生活空間的差異有拉大的趨勢，空間權利的不均衡日益嚴重，空間生活及至生活本身不斷走向異化。雖然，從歷史看，生活漸成空間變革的主題，在總體上，人們的生活空間在不斷改善，但主體之間的生活空間並不平等。空間成為一種商品、資產、資本，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所說，資產對人們收入的影響日益擴大。“資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將高於產出的增長率。這樣一來，過去積累的財富要遠比未來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在這種趨勢下，空間的既得者，往往會通過空間資產的增值而獲得超額的利潤、利益。而空間的後進入者，即使努力工作也可能無法獲得相對平等的空間。因此，空間作為生活的一種基礎內容，就成了一種同人的勞動和付出不對等的存在，在現有的私有權利同官僚權力相結合的制度體制下，這種空間權利的不平等有固化的趨勢。沒有空間所有制的合理化，也就沒有生活權利的合理化。

其三，生活空間成為一種偶然性的存在，一種機會性、機遇性、投機性的對象。空間是人們生活與生存的基本條件，但在資本與權力現代性語境下，空間作為一種生活資料，日益成為一種商品，生活空間不斷商品化、資本化。這樣，就使生活本身更加深刻地成了商品。以空間不斷商品化為標誌和象徵，生活的所有內容也就成了可以交換、交易的商品。這無疑對社會既有的價值觀念體系形成了巨大的衝擊，使投機成為生活的內容與目標，使生活日益走向異化。人們已有的生活概念，人們對更好生活與生活空間的嚮往成為空間資本攫取更大利潤的工具。“空間的商品化帶來了一種具有獨特特徵的‘人造環境’——表現出新的制度接合形式。這樣一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改變了社會整合和體系整體的條件，因而改變了時空中臨近與遙遠之間關係的性質。”

其四，生活空間的過度非自然化，使生活主體成為一種反季節的溫室動物。在科技支撐下，人們建構起各類日益舒適的空間，仿自然、反季節的生活空間，使人本身成為一種反季節存在的動物。人的生活空間成為一種遠離自然的空間，人們的生存和生活就成為一種溫室性的生活，人也就成為一種大棚蔬菜式的動物。人追求無限度的舒適，正如一些後現代思想家等對大型購物中心的分析。我們日益生活在一個仿真甚至超真實的人化空間中，成為一種以虛擬為基礎的存在物，也就成為一種虛擬性的存在。當我們日益生活於仿真、超真的生活，將不再具有真實進入生活，真實改變世界和生活的能力。

其五，生活空間的生態足跡日益擴大，不斷挑戰自然的承載力，使生活本身日益處於增大的風險之中。現代性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口不斷增長。與此同時，人們的慾望也在不斷增長，在競爭中追求無限的舒適、無限的財富、無限的空間。而這些都以對自然的破壞為基礎。這種以城市化為代表的空間生產，日益成為風險的製造過程。城市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聚集過程，也成為一種綜合風險的聚集過程。城市在強大的同時，也日益脆弱，隨時可能發生始料未及的災難。空間實踐在無序推進的同時，城市在日益變得宏大與精緻的同時，也在進行貝克所說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風險創造。“在人為不確定的全球世界中，個人生活經歷和世界政治都在變為‘有風險的’。”沒有對城市化進程的深刻人文自覺，沒有對城市之生活內涵的人文自覺、倫理反省，城市化的綜合風險將日益增大。

總之，現代性已經從追求無限的生產，走向追求無限的生活。從生產轉向生活是一種進步，但追求無限的生活，卻不是一種進步。對無限生活的追求，不僅沒有約束無序的破壞性的生產，反而成為生產無限擴大的動力與原因。無限的生活拉動無限的生產，無限的生產助推無限的生活，構成生產與生活的惡性循環。

三

吉登斯認為，解決現代性時空問題，“只有從‘社會整合’與‘體系整合’之間的關係的角度才會得到更好的處理”。也就是需要從社會領域與政治領域的關係入手，理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才能真正解決現代性所遭遇的時空問題、空間問題。在貝克看來，解決現代性、現代性時空問題的關鍵在於反思現代性的倫理基礎，為現代性奠定一種合理的倫理理念。貝克認為，現代性之所以成為一種“有組織的不同負責任”的風險社會，其重要原因在於以個人為本位的倫理理念。“個人實現自我和成就的倫理是現代西方社會最強勁的思潮。”這樣一種“制度化的個人主義”是導致風險的重要原因。以制度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現代性正在暗中削弱它自己的絕對必要的道德前提”。重建以共同體為導向的倫理，對解決現代性時空問題具有基礎意義。而按照哈維、卡斯特爾的思路，解決現代性的空間問題的關鍵則在於調整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關係。在卡斯特爾的眼中，現代城市是一種集體消費的場域，其本質是為了資本的再生產而不斷進行的集中化的勞動力再生產。在哈維與卡斯特爾看來，沒有對資本邏輯、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體制與制度的超越，也就沒有對現代性之空間問題的根本解決。

筆者認為，當代空間及空間生活的問題，在總體上從屬於現代性的問題。空間問題的轉換，從“生產性空間”向“生活性空間”的轉換，同現代性本身的轉換在總體上同步。如果說，從近代工業革命到20世紀中葉，生產是引領時代的核心關鍵詞，那麼，到了20世紀後期，生活開始成為時代的核心關鍵詞。後福特製、消費社會、后工業社會等概念的興起，都是這種趨勢的重要表現。我們所處的現代性已經從生產時代進入了“後生產時代”、生活時代。

在這樣一個“後生產時代”，生活成為自覺的目的，也成為問題的重要源頭，成為需要反思和確認的重要問題。一方面，生活的重要性日益為人們所自覺，另一方面，生活範疇、生活邏輯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制於生產範疇、生產邏輯。人們強調生活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為了再生產的擴大和繼續。也就是說，在目前的格局下，生活還是一個受利用的工具性範疇，還沒有上升為一個真正的、經過反思和自覺確認的目的性範疇。一方面，生活正在成為時代精神的重要主題，另一方面，這個不斷走向前台的生活範疇還沒有得到充分、自覺的哲學與倫理反思。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沒有經過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如果缺少自覺的反思和確認，生活範疇有可能如生產範疇一樣，成為一種沒有約束的無限性範疇，成為製造新的問題的惡範疇。在現時代語境下，在空間問題日益突出的時代，在空間與生活的關係日益緊密的時代，在從生產時代走向生活時代的進程中，尤其需要對生活範疇本身，對空間與生活的關係，對空間與生活的具體倫理關係等，進行自覺的反思和確認。

所謂倫理，是一種經過主體自覺反思、符合規律、可以持續的，與人相關的綜合關係。所謂倫理反思，就是對什麼是可持續的多重主體性關係進行合理性釐清、規範性把握。在空間與倫理的關係上，倫理決定空間，有什麼樣的倫理，有什麼樣的主體間性關係，人們就會努力建造什麼樣的空間。人們營建的空間總是體現着某種倫理關係，空間營建必然以某種倫理為基礎。同時，空間也會確認和再生產倫理，在某種空間中，往往會生成與其相應的倫理。空間是倫理呈現自身、實現自身的一種必然形式，倫理必然以空間的方式呈現。空間與倫理之間是一種具體、歷史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決定的關係。建構合理的生活空間、空間化的生活，離不開對以下幾個問題的倫理反思、哲學確認。

其一，對空間與生活的多重間性進行倫理反思。一般而言，空間與生活的關係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社會與社會等諸多方面，空間生活的合理化，離不開這些關係的全面理順。具體而言，當下的中國，尤其需要反思和改善三個方面的空間生活、倫理關係：(1)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生活差異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城鄉關係一改變，整個世界也隨之改變。中國的城鄉關係雖然在總體上有所改善，但城鄉之間的生活差異仍然巨大。沒有城鄉之間生活的基本平等，也就沒有空間生活的真正倫理化。(2)不同區域之間的生活差異問題。幾十年來，中國客觀上走了一條區域差異化發展的道路，在社會總體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與生活差異有拉大的趨勢。不同空間區域之間生活水平的差異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發展與穩定的一個重要問題。沒有對這個問題的恰當解決，所謂的空間生活的倫理化也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紙上談兵。(3)生活改進同自然生態的關係問題。人類生活的改進，離不開自然資源、環境條件的支撐。但問題在於，人類生活的改善是否能夠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無限破壞上。如果繼續走一條以無限度破壞自然、無限度使用資源為基礎的生活改進之路，人類已經提升了的生活可能會在自然的報復面前突然喪失。生態制約、生態限度、生態倫理應該成為生活倫理、空間倫理的一個基礎性內容。

其二，對生產和生活的歷史與時代關係進行倫理確認。生活與生產是一對相互支撐的範疇，片面注重生產會生成與積累問題，片面注重生活也會生成與積累問題。沒有生產邏輯的生活無以為繼，同樣，沒有生活邏輯的生產也難以持久。生產邏輯與生活邏輯不平衡，是現代性之推進包括現代性之空間變革存在問題的重要原因。在工業現代性時期，生產邏輯成為主導邏輯有其歷史合理性，這與那個時代人類亟須以規模化的方式從自然中獲取生存資料有關。但即使在那個時代，生活範疇仍然作為一種重要的力量而存在。即使是在以逐利為目的資本統治下，資本是為了自身的增值，為了再生產生產者，也需要滿足生產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是那個時期，生活範疇是處於一種潛在狀態，作為一種工具範疇而存在。在當代城市現代性語境下，消費與需求成為拉動生產的重要力量，而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生活範疇。但生活範疇正在成長為一種目的性的範疇，生活範疇的目的化，並不意味着生產範疇已經不再重要，而只是意味着生產與生活關係的轉換。生產範疇從一種目的性範疇轉換為工具性範疇，生活範疇則轉換為一種目的性範疇。在生產範疇與生活範疇這種轉換的背後，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的變化。生產範疇佔主導的社會，往往處於少數人獲利與幸福的時期，而生活範疇目的化的社會，則意味着更多的普通人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機遇，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其三，對生活本身的張力和限度進行倫理反思。反思現代性的歷史，反思空間現代性的生成和變遷，生產邏輯之所以能夠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成為左右現代性、空間現代性，左右時代精神的主導邏輯，生活邏輯之所以沒有成為一種目的性範疇，而淪為一種工具性範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生活邏輯本身，生活範疇的哲學基礎，生活本身的有限性、規範性等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澄清。人們主要是以無限性思維來理解生活，認為生活是一種沒有約束的過程，把生活的改善和提升理解為一種沒有盡頭和約束的過程。這實質上是以一種慾壑難填、慾望無限式的思維在理解生活。反思人本身的歷史變遷，可以發現，人作為一種自然有機體、社會有機體等的統一，雖然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但這種無限的可能實際上建構在一定的自然、機體、社會邊界之內。也就是說，人作為處於特定有利環境下的幸運性、機遇性存在，可以在思維中無限擴展自身的慾望，但在現實進程中，人的慾望的實現和拓展都受到外在與內在雙重尺度的制約。一方面，人可以自覺地運用自我尺度與外界尺度兩個尺度進行生產、改進生活，另一方面，人的生產與生活的進步又始終受到人的尺度與自然尺度這雙重尺度的限制與制約。這雙重尺度的制約都提醒我們，需要以有限性思維為基礎來重構生產邏輯、生活邏輯，對生活邏輯進行倫理規範、倫理制約。空間生產是為了生活，但如果生活本身是一個無限慾望的滿足過程，那麼所謂的空間生產終會成為一個問題和風險的製造過程。

其四，對空間生活的改進路徑進行倫理確認。空間生活的合理化需要觀念、習慣、行為、制度等的全面轉換。推進空間生活合理化的路徑是多樣性的。宏觀路徑與微觀路徑的統一，是推進空間生活倫理化、合理化的原則選擇。所謂宏觀路徑，就是宏觀上的制度變革，即建構一種同生活時代、空間現代性相匹配，對空間生活有規範和引導作用的生活制度。所謂微觀路徑，就是微觀上的行為變革，即實踐同生活時代、空間現代性相匹配，立足我們所處此在單元的改進策略。當代空間生活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時，也具有深刻的公共性，這就需要超越貝克所批判的制度化的個體主義的思路，保持公共領域、公共權力對生活空間的總體關照。同時，對廣大的生活個體而言，也需要不斷調整自身的生活方式、生活要求，建構一種健康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間。宏觀策略與微觀策略內在相通。但在現實中，我們往往會在某個時期片面地強調宏觀策略，強調公共領域對個體生活的全面干預甚至控制；在另一個時期，又片面地強調微觀策略，強調私人領域的神聖性。在吉登斯看來，當代現代性語境下，對空間問題而言，宏觀與微觀並不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我們需要通過提出為什麼‘微觀’與‘宏觀’之分並不是特別有用的問題來繼續上述思考。”超越宏觀與微觀的二元對立，統籌宏觀建構與微觀調適這兩種策略，對於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空間、生產、生活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空間生產生活的相互關聯，是一個主體社會自然等相互作用的綜合性過程。從可持續的生產到可持續的生活，是空間變革、空間實踐的重要倫理轉換方向，面對這種轉換，不僅需要對生產，也需要對生活，進行更為深刻的哲學與倫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