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空間轉向與空間本體論

第一章空間轉向與空間本體論空間轉向與空間本體論批判理論、激進理論是社會理論的重要構成，但在變遷中，當代批判理論、激進理論卻日益成為一種知識論，一種對曾經的批判理論、批判態度的整理、懷念、懷舊，成為一種無法真實切入現實的“批判鄉愁”、“激進鄉愁”。由愛德華·蘇賈等所具體推進的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的空間轉向，對在城市社會語境下激活、復興批判理論、激進理論起到了重要作用。把握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空間轉向的理論內涵，釐清其生成的歷史進程、轉換的現實走向，對推進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現實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

蘇賈對當代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的重要貢獻，在於堅持了空間優先的立場，把空間作為一個本體論範疇對待與使用，並倡導空間平等、空間正義，從而使其成為一個有自己創見的、真正意義上的空間理論家。

在蘇賈看來，哈維、吉登斯等雖然都對空間問題進行了思考，但在他們那裏，空間並沒有獲得本體論意義上的重視。吉登斯對社會理論進行了諸多探究與推進，並非常接近空間本體論，但他並沒有真正地把空間作為社會理論的一個基礎維度。對吉登斯而言，在空間與社會的關係中，社會具有更為基礎的意義與作用。“城市化表徵了對本體論上的普遍性的一種脫節，強制性地向一種更具體地得到說明的歷史地理學過渡。對這一過渡，吉登斯未曾作出足夠的清楚表述。已經存在的每一個人類社會已被語境化和區域化，其圍繞的中心就是超個體結點性的場所的一種多層面的具體地點。”“吉登斯並沒有成功地提出一種豐富而嚴格的城市化理論，相反，他選擇了將自己的投射聚集於民族國家。”空間在吉登斯那裏仍然是一種外在的、邊緣性的範疇。

哈維也是如此。哈維對現代性的空間問題進行了探索，對城市社會的正義問題進行了研究，但他仍然不是一個空間理論家。對哈維而言，在空間與社會的關係中，也是社會具有更為基礎的作用。“儘管哈維褒揚了勒菲弗，但他對勒菲弗堅持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空間結構力量起‘決定性’和‘卓越的’作用的觀點持不同見解。”“在哈維看來，……勒菲弗似乎是一名‘空間獨立主義者’，因此屈從於也許人們所稱的空間拜物教。”顯然，哈維對列斐伏爾的評價是立足社會，而不是立足於空間的。

在蘇賈看來，哈維與吉登斯對空間問題的思考都是社會本體論的。需要建構一種空間本體論的批判理論；需要回歸併拯救列斐伏爾的空間優先的觀點。雖然福柯已經認識到空間問題的重要性，呼籲人們從時間理論向空間理論轉換，但他並沒有建立自身的空間理論，其空間觀點具有一種“含糊不定的空間性”。雖然“在1980年代，學者們一致呼籲對批判想像需要進行廣泛的空間化，其態度之明確前所未有，這給對空間熟視無睹的古老傳統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但人們並沒有真正切入空間研究內部，只有到了列斐伏爾、因為列斐伏爾，空間才真正獲得了本體論的意義。

蘇賈認為，列斐伏爾是推動批判理論空間轉換的最傑出人物。“勒菲弗對空間理論化的觀點並非三言兩語便能概括，因為其觀點包含於為數眾多的已發表的著作中。”列斐伏爾對空間進行了深入探索，“1950年代以後，他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首屈一指的空間理論家，並成為重申批判理論中的空間最強有力的提倡者”。在蘇賈看來，當代批判理論的空間轉向，正是通過列斐伏爾的《城市權利》、《空間與政治》、《空間生產》等一系列論著，才得以真正開啟。

在傳承與反思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蘇賈沿着列斐伏爾開啟的進路，建構起有自身特點的系統的空間理論。蘇賈的空間理論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空間本體論、社會歷史空間辯證法、空間正義論。在這三個方面，蘇賈都有獨特的創見。

第一，空間本體論。近代以來，進化論成為社會理論的重要底板與基礎。進化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時間和歷史的重視。這一點，正如福柯所指認，時間成為一個革命的範疇，空間只是一個潛在隱性的範疇，人們的思想被時間範疇所左右。對時間範疇、時間思維的過度依賴，使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無法解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現實世界，無法成為一種真正具有批判性的理論。20世紀後期以來，隨着人類進入城市社會、都市社會，空間更是成為同社會歷史同樣重要的特殊存在、基礎存在。空間既是人們生產的造物，也成為生產社會的重要主體，更應該成為人們觀察世界的基本視域。在這種時代語境下，福柯、列斐伏爾倡導拯救空間範疇，認為應該重新發現空間範疇的能動性、主體性、政治性。

正是沿着這個進路，蘇賈把歷史唯物主義推進到空間唯物主義，或者說歷史地理唯物主義這個階段。蘇賈把空間上升為同主體、時間等處於同一層面的本體論範疇來使用，認為空間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背景性範疇，而是一個歷來同人的存在密切相關、從未分離的基礎性範疇。由此，批判理論、激進理論成為一個可以面對並解釋都市社會諸多問題、獲得了新的生命與可能的理論。對空間的範疇的這種強調，使蘇賈同哈維的空間研究有了重要區別。哈維注重的是把空間引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界，把空間問題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對象，空間只是他們的一個新的研究對象。而蘇賈則是把空間作為一種方法與視界來使用。空間在蘇賈這裏，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研究對象，而是人們進行社會認識、社會批判的一個重要視域與出發點。蘇賈的空間本體論，也同時是一種空間認識論、空間存在論、空間價值論。

第二，空間辯證法。列斐伏爾認為，空間存在於三個層面。一是實體性空間，就是人們所營建的、以城市等方式存在的空間；一是空間的想像，就是人們關於空間的意識、意象；一是想像的空間，就是人們把對空間的希望、構想轉化為實體性的空間。蘇賈用第一空間、第二空間、第三空間來描述列斐伏爾所說的這三類空間。“如果說‘第一空間’首先是在它順暢可讀的文本和語境中得到探索，‘第二空間’是在它流行不衰的表徵話語中被人探討，那麼，‘第三空間’的探究，就必須額外引導以某種具有解放潛能的‘實踐’形式，有意識（有意識空間化）努力將知識轉化為行動，在有尊嚴的方式中改善世界。”可以看到，蘇賈所說的第一空間主要指物質性空間，人們所建構的物質性空間。第二空間指意象性空間，人們對空間問題的反映與構想。第三空間則指行動性空間，人們通過批判和行動使空間更具合理性。三個空間的互動與依存，構成空間本身的辯證法。

除了用第一、第二、第三空間的辯證關係揭示空間，蘇賈還從空間、社會、歷史三者的互動來揭示空間，構成視野更為宏大的空間辯證法。在蘇賈看來，強調空間的重要性，認為空間具有本體性意蘊，空間是一個本體論範疇，並不意味着空間是比時間、主體，比社會、歷史等更為基礎的範疇，並不意味着是空間決定社會與歷史，而歷史、社會不決定空間。蘇賈和列斐伏爾一樣，反對用二元對立的思維觀察與思考世界，而倡導一種“永遠有他者存在”的三元思維。“兩個術語（以及圍繞它們建樹起來的二元對立和二律相背）永遠是不夠的。總有‘他者’。……面臨一種有宥於非此即彼的選擇，列斐伏爾通過相反來選取一種他者的抉擇。”也就是說，雖然針對人們對空間的忽視，蘇賈更為強調空間的重要，建構了一種空間本體論，但他所理解的空間本體論是空間社會歷史三元互動意義上的空間本體論，是以社會歷史空間三元辯證法共存的空間本體論，而不是簡單、單純地強調空間的作用的空間本體論。

第三，空間正義論。公平、正義是批判理論、激進理論包括所有社會理論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不同的理論對公正、正義的理解有所不同。或者追求生產的正義，或者追求分配的正義；或者追求起點與結果的正義，或者追求過程與機會的正義。蘇賈等所推動的空間理論則更為注重正義的空間基礎、空間內涵。在空間理論、空間哲學的視野中，不管是何種正義，都離不開空間向度。一方面，正義與不正義的社會關係，必然通過特殊的空間形式來實現，必然生產正義或不正義的空間；另一方面，正義或不正義的空間也會再生產特殊的社會結構，沒有空間的正義也就沒有社會正義。“為了強調社會空間辯證法，我從一開始時便運用了這樣的觀點：‘正義及不正義’〔(in)justice〕（把正義和不正義結合為一個詞）的空間影響社會和社會生活，正如生活過程形構‘正義及不正義’的空間或者特定的地理一樣。”因此，樹立批判性的空間意識，就成為推進正義的一個重要基礎。“我將《第三空間》界定為理解和行為的一種他者方法，目的在於改變人類生活的空間性，它是一種獨特的批判性空間意識。”

在強調空間維度對正義的重要性時，蘇賈並沒有走向絕對、孤立的空間正義論。在蘇賈看來，尋求與建構空間正義同建構社會正義其實並不衝突。這兩者是一個統一的過程。只是人們在過去的理解中，沒有注重社會與空間的同一性、不可分割性，從而分割了社會正義與空間正義。“稱之為空間正義，並不是意味着暗示正義僅僅由空間所決定。”正如由社會決定的事物同時是空間的，空間性的事物也同時內在地是社會的。也就是說，在蘇賈那裏，一方面，空間是理解與建構正義的重要維度，沒有空間的正義也就沒有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義。另一方面，空間正義又不是一個單獨的正義領域，空間正義同社會正義、經濟正義、政治正義始終是一種複雜的糾纏與互動關係。蘇賈對空間正義的理解，與其對空間本體論、空間辯證法的理解是內在一致的。空間本體論、空間辯證法與空間正義論，三者有機統一，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解釋體系。

二

對空間維度的自覺，使批判理論、激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獲得了理論活力。蘇賈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發，在空間本體論、空間辯證法、空間正義論的統一中，空間正義論具有特殊的地位；需要從空間的視角重新理解正義問題，更為具體地揭示空間與正義的關係，呈現正義的空間基礎、空間內涵，探索建構正義的空間進路、空間可能。

空間是人們生存、發展的人文地理、歷史地理基礎。人生產空間，空間也生產人。人們通過物質實踐與交往實踐營建、獲取、保存着空間。空間是人們生存、生產、生活的場域，為人們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提供基本的確定性。人生於空間，活於空間，也死於空間。空間承載着人們的希望，也生產着人們的希望。空間是一種希望的空間，沒有了空間也就沒有了希望。空間是正義的重要承載，沒有了空間層面的正義，也就沒有整體層面的正義。

但問題在於，既然空間同人的關係如此密切，空間對正義如此重要，為什麼一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才開始專題探索空間正義問題？對這個問題可以進行多向度解答。筆者認為，需要結合世界文明史，釐清正義的歷史轉換，把握空間正義的歷史生成。

在亞里士多德那裏，正義是一種善、幸福、自足、公正和平等的狀態和品質。“完美的善應當是自足的。”“我們把那些始終因其自身而從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東西稱為完善的。”“公正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也就是違法的和不平等的。”亞里士多德主要是在人與人的關係這個層面上思考正義。在亞氏看來，人是有等級之分的，所謂正義，就是人們獲得與自身的能力、貢獻等相稱的對待。正義不是沒有差異，而是人們獲得與自己的等級相稱的所得。從今天的觀點看，亞氏所謂的正義，是一種以天然、已然的等級製為基礎的分配正義，其目的在於維護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的整體秩序。因此，其分配正義也就是一種特定語境下的秩序正義，以實現和維護秩序為目的的正義。反思文明史的變遷，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其實是近代以前社會狀態、文明狀態的產物，代表了近代以前的正義觀的基本特點。

1500年之前，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前，雖然人類文明經歷了舊石器、新石器、銅器、鐵器等諸多階段，經歷了農業革命的巨大進步，文明不斷進步，人的實踐能力、社會總財富都在不斷增長；但同1500年之後，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後的階段相比，前現代在總體上是生產力、技術水平相對低下，交往與交流能力相對有限的階段，也是社會總財富雖不斷增長卻一直相對有限的階段。

在前現代，世界總人口在總體上相對較少，增長相對緩慢。雖然人地矛盾在不斷增長，但人們總是可以發現未使用的土地、未開發的空間。這是一個人們可以在相對無限的空間中通過流動、遷徙來解決人地矛盾的階段。對一個共同體而言，即使是對於已經進入農業社會的共同體、文明體而言，土地、空間並不是文明存在的最核心因素，擁有一定數量與質量的人口才是最關鍵的。在世界文明史研究專家古切爾看來，平等和“不平等的介質多種多樣——從性別、年齡、社會地位或階級種族和其他特性”。

在近代以前，空間還不是平等、不平等的根本介質。例如“在俄國，如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義務規範社會體系，土地唾手可得，權力和財富的基礎是控制勞動力”。人口是前現代階段制約文明體存在與發展的最根本因素。“人口的增加是形成人類歷史最為關鍵的因素。”正是在這種語境下，空間雖然始終是一個文明體存在的必要因素，且重要性不斷增長，但一直沒有成長為與正義相關的關鍵內容。財富、地位、身份是正義、不正義的重要介質。人們的正義感、對正義的要求更多地同財富、地位、身份等因素聯繫在一起。

以1500年為節點，人類進入以海洋文明為特點的全球化階段。跨洋航行、地理大發現，標示着人類歷史進入新的全球化階段。伴隨世界及區域（比如歐洲）總人口的增多，也伴隨人們需要的提升，人地矛盾進入新的階段。空間開始成為稀缺性資源，成為制約文明體的顯性因素，對空間的拓展與爭奪，成為越來越多文明體的自覺追求。如果說，近代史是資本主義與世俗政權結合的歷史，是以這種結合為基礎的民族國家不斷分立與成長的歷史，那麼，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這段歷史也是不同的民族國家維護、擴大或縮小自身空間的歷史，特別是西方先發國家在世界爭取殖民地，在全球進行空間爭奪的歷史。在全球史，在大跨度的歷史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從近代開始，空間才開始成為全球性的稀缺資源。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體之間爭奪、劃定、再劃定全球及區域地理空間的歷史。與空間重要性的提升相伴隨的是人的地位的下降，人在總體上成為一種不如空間重要的存在。

一般而言，人們往往認為近代是人的地位提升的歷史時期，因為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標誌人的地位提升的標誌性的運動或事件。不可否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確實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其對人的尊嚴、權利、自由、理性等的強調，至今仍然意義重大。甚至可以說，在現時代的我們，仍然需要啟蒙，我們仍然處於啟蒙的過程之中，仍處於啟蒙的時代。但從近代以來的社會實際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只在一部分精英中存在，影響範圍相當有限，其意義更多的是象徵性的。在其所興起的時代，啟蒙運動並沒有真正成為一種廣泛的、全球性的社會思想，更沒有轉化為一種廣泛的社會實踐。

反觀近代史，其實際情況是，在資本與權力相結合、工業與資本相結合、慾望與市場相結合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在全球爭奪空間，並把幾乎全球的所有人作為資本甚至奴隸來對待。雖然奴隸制在近代以前就已存在，但只有到了近代，奴隸制才真正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制度。“大約在1500年和1850年之間，奴隸制的全球化、契約勞動力和奴隸貿易解釋了之後接踵而至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剝削和征服時代。”“依賴奴隸是如此完美無缺，以至於到了18世紀，環加勒比地區的非洲人數目大大超過了歐洲人的後裔（人口比率高達13∶1至11∶1）。他們的深膚色也很容易被當作奴隸而不是自由人。隨着‘黑色’成為‘奴隸’的代名詞，種族歧視產生了。”奴隸制、種族歧視都是在近代這個時代才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近代是空間的地位相對提升的時代，是人的地位相對下降的時代。

近代是空間不正義的起點，也是人們反思與尋找空間正義的重要起點。在華勒斯坦、阿明等看來，近代是歐洲、西方的發達國家成為世界財富、資源等匯聚的中心區域的時代，是其他地區成為服務、附屬於發達國家的邊緣、半邊緣區域的時代。華勒斯坦、阿明深刻揭示了近代以來的空間不正義這個歷史事實。“在許多類似的理論中，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是極有影響力的，其主要觀點主體正是資本主義而非民族國家造就了現有世界的秩序。”“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由它自身的積累財富的邏輯所支配的。該體系的運行始終是為了維護和擴充整個體系的資本主義特徵，尤其是為了保護核心國家的利益。”正是這種全球性的空間不正義，激發、激活了人們對空間正義的追求。

兩次世界大戰以來，隨着發展中國家、世界欠發達區域的不斷崛起，這種全球空間意義上的不平等正在得到某種程度的糾正。但在總體上，全球空間意義上的不正義仍然存在，我們現在仍然在相當程度上生活於這種全球的空間不正義之中。全球產業的分佈、全球財富的分配，仍然存在極大的問題。高端的上游產業往往處於發達國家的發達區域，低端的下游產業往往在欠發達國家、欠發達區域。財富往往積聚在發達國家，貧窮則積聚在欠發達國家。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區域的實力在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與區域的強勢地位仍然存在。全球空間正義的尋求與建構還將面臨諸多曲折與艱辛。

反思近代以來的空間問題，可以看到，空間正義/不正義是一種日漸復興的綜合性現象。一方面，正義具有人本性，人與人之間的生活、生存等狀態是評判正義或不正義的根本尺度。另一方面，正義又具有空間性，近代以來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更多的是以區域不平等的方式呈現。人與人之間的生活、生存狀態的差異表現為國家之間、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這種不正義與空間的結合告訴我們，不正義是一個整體性的區域現象，探索、建構正義也需要以區域為單位的整體的行動、整體的改變。沒有對近代以來形成的以西方為主體的全球空間格局、世界格局的根本改變，也就沒有全球不正義的真正改善、全球正義的真正實現。改變世界總體空間格局，改變世界產業、財富、實力在全球不同區域的分佈格局，對建構空間正義具有基礎意義。

三

對批判理論、激進理論而言，一個重要任務是探索解釋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停留在對問題的指認與分析上。對空間視角的發現，對社會問題的空間屬性的發現，使批判理論、激進理論重獲解釋現實、切入現實、引導現實改變的能力與可能。但問題在於，空間與社會的關係仍然處於變化之中，發現了社會問題的空間性，並不等於發現了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一把萬能鑰匙。正如對資本的發現，不等於把握了社會進程中的資本邏輯，而需要深入資本運行的每個環節。或者正是基於這一考慮，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運行的諸多階段與環節，即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進程的資本進行了探索與反思。對空間的發現，也需要如此，需要深入到空間與社會相互作用的諸多環節與領域，對諸多空間領域、空間問題進行具體的機理分析。把握空間問題的當代走向、當代特點，對探索空間正義的當代建構路徑具有基礎意義。

在蘇賈看來，我們正處於一個空間重構的時代，這種重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全球、區域與城市三者的相互纏繞，在這種纏繞中，城市日益成為空間重構中的重要載體。全球空間關係的變化，往往體現為區域關係的變化，體現為一些新區域的興起或衰落，而區域的這種變化，又具體體現為作為這個區域核心的城市地位的變化。從分工與產業的角度看，國際分工的變化，體現為區域產業的變化，並體現為城市產業的變化。“國際化過程造成了另一組自相矛盾的問題，因為國際化過程既包括從城市中延伸出來發展到全球，又包括從全球延伸進城市的場所。”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所有的城市都成為一種世界城市。“在此所謂的‘世界城市’是指業已重構的國際勞動分工在城市中的一種濃縮。世界的宏觀政治經濟學在城市中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了更多的語境化和再生產。”也就是說，城市日益成為區域與全球關係變化的結點；城市日益受到區域與全球因素的影響，日益成為一種區域性、全球性的存在；城市也日益成為理解與探索空間正義的重要場域和視域。

在列斐伏爾看來，20世紀後期，我們所處的時代，現代性已經深刻地城市化了，這個世界正在成為城市社會、城市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修復戰爭創傷與追求發展的雙重推進下，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城市化運動。這種世界範圍的城市化，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空間結構，也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社會結構，並已深刻地改變人們的認識和心理結構。在一個全球地理空間基本穩定，民族國家的疆界基本劃定，世界在相對意義上處於總體穩定、總體和平的階段，城市化已經成為影響宏觀世界及微觀世界的一種重要的革命性因素。

問題在於，當代空間變革的城市化、城市轉向，全球空間的總體穩定，並不意味着這是一個全球空間格局沒有問題的階段，也不意味着城市化進程作為空間生產的當代形態是一個沒有問題的過程。反觀現實，可以發現，全球空間與城市空間都是一個充滿問題的過程，全球問題與城市問題呈現一種結構性的相互生產狀態。全球化的成就體現為城市成就，全球化的問題也體現為城市化的問題。全球問題生產城市問題並通過城市問題體現，城市問題又生產全球問題並通過全球問題體現。全球不正義已經深刻地濃縮為城市不正義，同時，城市不正義也反映並生產着全球不正義。城市是生成、反映、影響當代空間問題的關鍵場域。全球化與城市化的深刻互動，當代空間關係、空間問題的城市化，要求批判理論、激進理論在關注正義問題時，強化城市意識、城市視域，對全球正義與城市正義的關係進行更為具體的把握，更多地關注全球化的城市性，關注城市不正義的生成與改善。

如果說，空間正義是整體正義的重要維度，全球正義是近代以來空間正義的重要維度，那麼，當代語境下，空間正義的重要內容則是城市正義。建構城市正義已經成為理解與建構整體正義的重要維度，對城市正義的建構就是對整體正義的一種重要建構。反之，沒有城市正義，也就沒有整體正義。城市已經成為理解當代正義問題的重要關節點。列斐伏爾、哈維、雅各布斯、蘇賈等學者聚焦於城市，集中關注城市問題，集中關注城市正義，推動、標誌着當代批判理論的城市化、城市轉換，標誌着可以適應與解釋當代空間重構特點的城市批判理論、城市正義論的生成。

雖然哈維等學者開始關注城市正義問題，但是，對什麼是正義的城市，對如何建構城市正義，學者們的意見並不統一。在列斐伏爾看來，正義的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權利都得到保障的城市，是人們平等地擁有進入城市、生產城市、管理城市等城市權利的城市，保障與實現城市權利對建構城市正義具有基礎意義。在哈維看來，正義的城市不應該是由資本邏輯掌控的城市，當代城市化在總體上服從、服務於資本的增殖，是資本再生產的一種新方式，沒有對資本邏輯的超越與反叛，也就沒有城市正義的實現。在雅各布斯看來，正義的城市是以人為本的城市，是所有人特別是下層人都可能有機會、有權利生活、發展的城市；基於此，雅各布斯強調對傳統街區、社區的保護，強調保護與培育城市的社區感。蘇賈則在注重城市權利的同時，強調對城市規劃的參與，強調推動城市空間佈局的合理化，通過打破封閉、堡壘式的特權空間，推動城市正義的建構與實現。

筆者認為，城市正義是一個綜合性正義，涉及當代社會存在、全球與區域等諸多方面，建構城市正義，既需要宏觀層面的努力與改變，也需要中觀、微觀層面的努力與改變。

其一，從宏觀層面看，建構城市正義需要不斷推動現代性本身的合理化。城市性與現代性相互生成。現代性的諸多成就通過城市體現，現代性的諸多問題也通過城市呈現。解決當代城市問題、建構城市正義，離不開對現代性本身的批判與反思。當代諸多城市問題，如生態問題、財富差異、空間隔離等，都同現代性的整體格局與整體設置的問題相關。當現代性的整體心性基礎是一種沒有約束的貪慾時，城市必然有問題。當現代性的整體生態供應基礎是一種絕對的以人為中心的機制時，城市必然遭遇生態問題。當現代性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不透明的等級制時，城市必然遭遇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也就是說，解決城市問題，建構城市正義，需要一種更為宏觀的視野，需要深刻檢省現代性本身的合理性問題，需要對現代性的心性、制度、機制等內容進行調適與改變。

其二，從中觀層面看，建構城市正義需要推動城市與區域關係的合理化。城市從來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城市必然以城市群落、區域的方式存在。當今世界，城市的區域性、群落性甚至全球性日益突顯。一方面，所有的城市都具有區域性、世界性，都處於區域、其他城市及全球的影響之下，另一方面，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可能以特定的方式影響區域、其他城市甚至全球。如果一個城市的財富增長是建立於對其他地區和城市的掠奪、剝奪的基礎上，如果一個城市的生態改善是建立在對其他地區和城市的生態破壞的基礎上，如果一個城市的產業發達是建立在對其他區域和城市資源、人才的掠奪的基礎上，這種城市發展很難說是正義的。推動不同區域和城市的均衡發展，對建構城市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從微觀層面看，建構城市正義需要調整每個城市內部的權利結構。城市社會語境下，爭取與建構空間正義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爭取與獲得城市權利的過程；城市權利就是進入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城市、共享城市發展成果的權利。“為城市權利而鬥爭，其目的不僅僅在於為了城市資源的公正、平等分配，而更在於獲得權力，以終結不正義的城市地理的生產過程。”阻礙當代城市權利實現、城市正義建構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城市權利的固化與城市權力的壟斷。當一個城市的財富不斷向少數人集中，當一個城市的發展資源、發展機會、重要崗位被少數人壟斷，這個城市很難說是正義的。打破城市權力的壟斷，實現城市權利的平等，使所有市民都可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對建構城市正義有重要意義。

總之，由列斐伏爾、蘇賈等所系統推動的空間轉向，對推動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的當代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從關注與建構空間理論，到更為具體地關注全球、城市、機體等空間問題，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的空間化進程不斷地生活化、現實化。當代城市化、城市社會的深入推進，使城市成為空間轉換、空間生產、空間正義的顯性場域，城市哲學成為當代空間理論、批評理論的重要構成。批判理論、激進理論的未來不僅取決於研究者是否具有空間意識、城市意識，是否關注現實問題，更取決於其能否找到或生成空間理論同現實生活、城市社會感性互動的路徑、機制、行動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