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城市社會的主體性問題

第十四章城市社會的主體性問題在每個時代，我們都會遭遇主體性問題，都會重構主體，重寫主體性。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在文明與主體的互動、發展中，人的主體性日益豐富，文明成果日益豐富，但我們也日益遭遇深刻的文明焦慮、主體焦慮，對主體性的本質特徵、發展問題、發展前景、未來方向等日益產生深刻的不安和焦慮。從歷史哲學與文明批評史這個維度，以城市社會與世界文明史為背景探索主體性問題，對釐清主體的本質、問題、趨勢，減緩、克服文明的焦慮、主體性焦慮，具有重要意義。

一

主體性是我們對自己是什麼、人是什麼這個根本問題的反思、假設、斷定、回答，是人確認自身的一種方式。一般而言，我們習慣於把主體性問題的興起作為一個近代現象，把歐洲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等作為主體性的起點和節點，把笛卡爾、盧梭、伏爾泰、康德等作為主體性研究的起點式人物，把這些作家的論著以及《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等文本作為主體性研究的代表性文本。但問題在於：其一，在近代以前是否就不存在人的主體地位、人的主體性？在近代以前，是否人就不成其為人？人的主體性似乎是一個在近代突然生成的現象，應該如何認識人的主體性的前現代史、前現代性？其二，在西方以外，是否存在人的主體地位，人的主體性？是否在西方以外，人就不成其為人？應該如何認識不同區域與文明背景下的主體性？主體性是否是一個純西方範疇？其三，文字文本是否是研究主體性的至上文本？主體性是一個文字現象，還是一個更為實在的社會實在過程、文明變遷過程？那些沒有文字文本流轉至今的文明，是否有其主體性？考察主體性是否需要關注、回歸更為廣闊的歷史實在、文明變遷？

筆者認為，主體是關係與結構中的主動方、主導者，主體性是作為主體，也就是作為對象性關係與對象性結構中的主動方、主導者所具有的特性。人成長為主體有一個過程，人的主體性的生成、發展有一個過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從人與自然關係中的被動者、受動者，到人與自然關係中的主動者，是人的主體性成長的重要內容。其二，從人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關係中的被動者、被決定者，到人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關係中的主動者、決定者、主導者，是人的主體性成長的重要內容。其三，從人與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情感關係中的被動者、不自覺者，到對人與自身包括生理、心理、情感等的自覺、主導與控制的程度提高，也是人的主體性成長的重要內容。

世界是一種對象性存在，人是一種複雜、總體性的對象性存在物，與人相關的對象性存在的所有方面都關涉到人的主體地位、人的主體性。或者說，人的主體地位，就是人對具體對象性關係的自覺、主導與控制程度的提升，人的主體性就是人在具體地自覺、控制對象性關係的過程中所生成、展開、積累的素質、能力、特性。“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簡言之，所謂人是主體，就是人成長為對象性關係中的主動者，所謂人的主體性，就是人作為主動者所具有的素質、能力與特性。

基於以上判斷，可以看到，康德對人的先天綜合判斷的論斷，對人的主體性的論斷，核心內容是斷定人天生地具有主體素質，斷定人生來就是主體。這與盧梭等所斷定的人生而平等，表達的其實是一個意思；同笛卡爾所斷定的人應該天生地懷疑一切，天性就是理性的，表達的也是一個意思，都是在斷定人生來就是主體，生來就具有主體性。但問題在於，如果進化論是正確的，如果人的機體、身體本身都有一個進化的過程，有一個從前人類、智人等早期人類到現代人的生成過程，那麼，笛卡爾、盧梭、康德等對人的主體性的這種論斷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甚至錯誤。按照他們的進路，人的主體與主體性問題，最終只能是一個無法研究、討論的獨斷論問題、宗教論問題。

在近代早期，進行這種論斷，對於反對當時政治、宗教力量對人的壓制，無疑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也應該看到，以獨斷、宗教的方式研究主體性，往往會激化、導致不同主體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這也是盧梭、康德等被指認為具有暴力傾向、西方中心論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在考古、歷史、科學等研究已經取得巨大進展的今天，在人類對自身的產生髮展的了解不斷具體的今天，如果還停留在非自覺的生物學視角，還停留在康德式的獨斷、宗教式的層面研究主體性，則無疑會阻礙對主體性問題研究的深化。

在生命科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已經取得深入進步的今天，主體性研究需要一種新的思路、新的線索。正如斯賓格勒所揭示，文明是人類主體性的物質與實在成果。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主體性的成長與變遷史。反之，一部主體性的成長史，也就是一部文明的生成過程史。離開了文明史，所謂主體性研究往往會走向抽象和獨斷。回到歷史本身，結合全球文明史或者說世界文明史，對主體與主體性進行新的沉思、新的考察，探索主體性與人類文明的關係，是深化主體性研究的一個重要進路。主體性的變遷史，同人類文明的變遷史具有深層的同構性。人的主體性不僅是觀念論的問題，更是一個實在論的問題。反思世界文明與人類主體性的歷史互動，主體性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人的主體性的成長史，也就是人對與人有關的對象性關係的調控能力不斷提升的歷史。主體性不是一個純知識性、反思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綜合實在論、綜合實踐論的問題。歷史轉換中，主體性變遷的一個重要趨勢是人日益從自然、社會、自我等對象性關係對人的束縛中逐漸解放出來，人日益成為對象性關係的主導。從不斷獲得調控自然的能力，到不斷獲得調控宗教、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技術、情感、身體等的能力，人日益成為世界的主人，成為自己的主人，人的主體地位不斷增強，主體性不斷豐富。比如，在文明與城市發展中，“與自然的決定因素相比，人為決定因素的數量眾多，並隨着城市社會和技術從最初的演進開始，數量不斷增加”。所謂人為因素的不斷增加，也就是人的主體力量增加的過程。如何理解主體性問題的實在性、實在內容及其變遷，對主體性研究能否深化具有基礎制約。

其二，人的主體性有一個生成、壯大的過程，自發與自覺並存，是主體性變遷的規律性特徵。正如城市變遷是有機自覺變遷與理性規劃變遷的統一，文明變遷是自發轉換與自覺規劃的有機統一，與此同構，主體與主體性的成長，也是自覺轉換與自覺規劃的統一。但理論研究中，我們往往走向過度強調主體性增長的規劃性、自覺性，甚至用一個統一的模式與路徑來理解主體性的成長。反思城市與文明史，“將會看到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特點，即一方面可以發現附加於有機生長部分之外，經規劃擴展或重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發現有機生長改變了起源於規劃的城鎮形態。……20世紀後期，全世界的城市規劃家都致力於建造‘規劃’城市，而忽略了有機生長的遺產”。對文明變遷的自發性、自然性、有機性的忽視，導致了文明變遷中的霸權、暴力等深刻問題。在人類對世界、對人自身的理解遠未成熟的條件下，如何平衡自覺與自發的關係，如何尊重文明與主體性變遷的自發進程、內在規律，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其三，從古代到現代，多樣性一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徵，也是人的主體與主體性的重要特徵。在文明的早期，人類就具有不同的居住方式、生計方式、制度與習俗等。即使在飲食傳統上，各區域的文明與主體之間也是各有差異。比如，“新石器時代，中國北部沿黃河流域發展出了以粟為基礎的農業體系。……在美洲，農業革命以玉米、木薯和紅薯為基礎”。“早期文明都要創建制度並發展農業生產技術。儘管擁有一些共同特徵，但這些文明在政治結構和文化模式方面是不同的。”“區域環境，包括地理條件，使每個文明各有獨特的模式。”“早期文明的政治和文化特徵多有不同。比如，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相信人的命運不可抗拒相比，埃及文明更注重來世。這兩個文明發展出來的很多風俗習慣在地中海沿岸、歐洲部分地區甚至大西洋對岸的文明中都能找到蹤跡。”但諸多研究中，人們往往更為強調主體與主體性的統一性，並把這種統一性理解為近代以來的西方性。如何理解文明與主體性的理論與邏輯層面的抽象統一性及歷史與現實層面的具體多樣性，對於主體性研究的深化具有基礎意義。

二

主體性同文明史深層、共同轉換。伴隨世界文明史，人的主體性不斷展開、不斷深化，在轉換與深化中，多樣性、具體性始終是主體性的重要特點。

公元前500年之前，是人類文明的早期。在這個階段，以城市為重要代表，在不同區域的人類就營建起不同特點的文明，生成了具有不同特點的主體性。據考古學、歷史學研究，人類文明從早期就具有複雜性，“大約在6000年前，世界上出現了最早的城市，這些城市很快又成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事實上，自從城市出現以後，整個世界的人類一步一步地被納入到圍繞城市所組成的複雜社會的影響之下”。在不同的區域，分別生成了具有不同特點的早期複雜性社會。“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500年間，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北部、中國、中美洲以及安第斯山脈中部都孤立發展了複雜社會。”在這些早期的複雜社會，不同區域的人們建構起各具特點的城市，建構起具有不同特點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系統，“不同的複雜社會形成的文化傳統也各不相同。某些社會致力於組織宗教活動，尋求神與人之間的交流；而在另外一些社會中，宗教儀式很大程度上由個別的家庭團體所把持”。一方面，人們對不同空間的營建以及對不同形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的建構，說明在以農業革命為基礎的文明早期，人的主體地位已經比在採集、狩獵社會時有了巨大提升，人的主體性已經開始崛起並不斷豐富。人類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成為自然與自我的主人，成為具有主導地位的主體。另一方面，在這個階段，以不同區域空間形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又具有不同的特點文明為標誌和代表，人的主體性也開始呈現具體的多樣性。也就是說，在文明的早期，一方面，以農業革命為標誌，人的主體性已經開始真正生成，另一方面，以不同區域農業文明的差異為標誌，人的主體與主體性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從文明的早期開始，多樣性就是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特點。

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是人類文明的古典時期與后古典時代。在世界史學麥克尼爾看來，這個階段是多種文明平衡發展的階段。其重要特點是，在這個時期，以不同的都城為中心，在不同的區域形成了幾個早期帝國，或者說四大文明古國。“這些傑出的社會在是波斯、中國、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發展起來的。它們的遺產歷史歷久彌長，影響了幾千萬人的生活方式，歷史學家稱它們為古典社會。”這些不同的早期帝國面臨著一些共同的主題，比如如何管理龐大的疆域，如何應對外部的軍事挑戰，如何應對內部的財富等差異。正是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早期帝國的政治體系、管理體系、信仰體系、知識體系等得到了發展。在這個帝國文明階段，人對世界，特別是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比早期文明社會時有了重要提升，標示着人的主體性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人類對主體性問題的思考開始以文本的形式流存。東西方不同區域的哲學體系開始形成，這些不同的體系標誌着人們對自身的認識，標示着人的主體性進一步呈現出比較鮮明的多樣化、差異化特徵。“波斯、中國、印度和地中海地區的古典社會在許多方面存在着差異。它們收割不同的農作物，用不同的建築材料搭建房屋，遵守不同的法律和道德標準，信仰不同的神。”雖然有一系列的震蕩，但四大文明在這個時期基本上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2000年時間，沒有任何一個文明生活中心在世界上佔有絕對優勢。”不同帝國之間在交流與衝突中的總體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不同形態的主體性之間的總體平衡關係。這個時期，一方面，以不同形態的大型帝國為標誌，人的主體性進一步長足發展，另一方面，以不同的哲學體系、社會體系為標誌，主體性之多樣性也日益鮮明、日益突出。

公元1500年至1800年，這300年間，人類文明的格局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歷史標誌都更適合作為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分界線。”一方面，這是一個西方地位提升的時期，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全球一體化緣起的時期。“西方躍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確是現代世界歷史的重大主題。”“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漸發現，他們必須進行某些急劇的變革，以阻止歐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擾。”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標示、推動着西方的崛起，也標誌着人的主體性的深入提升，人類從精神與地理兩個方面進一步提升了自己主體性。宗教改革、科學革命的重要內容是挑戰已有的精神權威、信仰權威，人們可以以自己民族的語言理解和重建宗教，這無疑代表着人們對自己的終極關懷具備了控制能力，說明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要提升。科學革命的重要內容是人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由探索自然的規律，則更象徵著人對自然的理解和控制進入規律論層面，人的主體地位獲得了真正的確立。而地理大發現則進一步說明人開始把征服、控制自然的空間拓展到海洋，象徵著人的主體地位在自然控制能力方面進入了新的階段。

但問題在於，歐洲是近代以來人類主體地位的重要提升者，人類主體性的重要豐富者。但這並不意味着這種主體性就是西方性。西方並不是科學的首創，也不是科學的一直領先者，並且其對科學的推動也受到了東方已有成就的巨大影響。“8世紀到12世紀，亦即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之前，伊斯蘭的科技水平絕對超過歐洲。在14、15和16世紀，歐洲學者才開始領先他們的穆斯林前輩。……在很大程度上，歐洲的進步要歸功於他們的穆斯林同行，以及通過後者傳入歐洲的各種亞洲成就。”眾所周知，啟蒙運動對人的主體地位的發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東方特別是中國的人性觀、社會觀等理念的影響。也就是說，雖然，近代歐洲對人的主體地位提升、主體性的展開與豐富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並不能說明近代以來的主體推進只是由歐洲推動的，並不意味着主體性只有理性化、世俗化等內容，也不意味着理性化、世俗化只有近代歐洲所推進的唯一形式。在近代，一方面，人的主體性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推進，另一方面，主體性的多樣性、豐富性也仍然存在，並將進一步推進和豐富。

從1800年以來，以社會革命、民族國家、工業革命等為標誌，世界文明實質性地進入了現代性這個新階段。工業革命的推進，標示着人類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自然的主人，標誌着在自然關係這個層面，人的主體性得到了深入提升。“法國大革命打破了舊制度下社會政治的相對穩定，開啟了被西方史學家稱作‘現代’的歷史時期”，標誌着人類文明從政治層面進入了現代，標誌着在社會關係這個層面人的主體性的提升。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化的推進，則為人的主體性的成長打開了新的空間，人類的主體性日益表現出共性與統一性。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主體性的多樣性開始減少。恰恰相反，在工業革命、全球交往等的推動下，不僅不同區域的人們日益注重自身具有個性的主體性，即使同一區域的人們也開始倡導不同的主體性。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群主義等多樣思潮的共存與激蕩，正是現代性語境下主體性之多樣性的重要反映。這些不同思潮的並存與激蕩，深刻反映了現代性語境下，人們對主體性問題的不同認識，深刻地說明多樣性仍是主體性的重要特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至21世紀以來，雖然文明之間的交往日益深化，但多樣並存仍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格局，也是主體性的重要格局。反思世界文明的變遷，反思主體性的轉換，可以看到，從早期文明到當代文明，雖然主體性的具體內容不斷展開，不斷深化，但多樣性始終是主體性的結構性特點。

三

世界文明發展與豐富的過程，就是人的主體性的成長與豐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體性的總體發展趨勢是從對外在世界的調控日益走向對人自身的調控。具體而言，就是從對自然的調控，走向到對政治的調控、經濟的調控、社會的調控、文化的控制，再走向對自身的機體、精神、情感等的控制。這個過程，也就是人日益成長為自然的主體、政治經濟社會等的主體，再到人自身的生命、精神、情感等活動的主體的過程。

人的主體性就是人的調控能力，並不意味着不同區域與時代的人的主體性是相同的。在不同的區域，相對於具體的對象，人的調控能力、調控方式會有所不同。相對於自然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會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別，比如，不同區域的人們會建築不同的空間，馴化不同的植物與動物。相對於政治活動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在不同的區域也會有所區別，例如，在帝國時期，雅典的政治形態就與兩河流域不同。相對於經濟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也是如此，不同的區域，人們會建構不同的生產方式，也會有不同的生產結構。相對於精神領域的主體性，也是如此，例如在不同區域所生成的幾大宗教。相對於人自身的主體性，不同區域的人們也有差異，比如，不同區域的人們會具有不同的心理、情感調控方式，也會有不同的運動與健身方式。

主體性既存在統一性，也存在多樣性，但只有在作為調控能力這個意義上，主體性才具有統一性。在現實中，主體性總是表現為具體而多樣的調控能力、調控方式。正是在多樣、具體調控能力的不斷展開中，人的主體性才得以不斷展開、不斷豐富。取消、否定了多樣性，也就取消、否定了主體性。多樣性是主體性的內在特點。在反思與邏輯的意義上，主體性的多樣性表現在兩個維度。一是相對於不同領域的對象性活動而言的多樣性。從相對於自然，到相對於宗教、政治、經濟，不同的社會運行與構成領域，需要人們發展出不同的、多樣的能力。一是相對於同一類領域的對象性活動的多樣性。比如，同為政治、經濟、社會等活動，也不意味着政治、經濟、社會等活動只有一種形式。

多樣性是理解主體性的核心線索。所謂主體性，也就是人的調控能力，即人對與自身有關的對象性關係的調控能力。主體性不是恆定的，有一個生成與變遷的過程。人的主體地位的提升、主體性的成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主體性的成長過程中，關鍵性的機制有兩個，一是聚集，一是分工。

人口數量的增多，以及同人口數量增多相伴隨的人口聚集度的增加，對人的主體性的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主體性的進步不會以個體的方式進行，而只能以群體、集體、社會或者說共同體的方式進行。在這個意義上，聚集是人的主體性成長的首要條件。沒有一定數量的人口及其聚集，主體性不可能成長。正基於此，亞里士多德、馬克思等從古到今的諸多思想家把社會性、政治性作為人性的重要特點。也正是基於此，雅各布斯、蘇賈認為文明的發展首要條件是城市，並倡導“首先是城市”這個觀點，因為城市的首要特徵正是人口的聚集。“我們通常以為屬於鄉村的工作並非起源於農村，而是城市。當前諸多領域的理論，如經濟學、歷史學和人類學，都認為城市是建立在農村經濟基礎之上的。但如果我的觀察和推理沒有錯的話，那麼事實恰好與此相反：包括農業勞動以內的農村經濟，乃是直接建立在城市經濟和城市勞動的基礎之上的。”在雅各布斯看來，城市不僅是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也是經濟的主要發源地。城市在本質上是人的聚集，這種聚集使人真正社會性地存在，使人們可以相互激活、相互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多樣能力。沒有聚集，就沒有主體性的生成，沒有主體性的成長與成熟，也就沒有文明與社會的進步。

聚集導致世界文明與主體性進步的核心機制是分工。分工以及與分工相伴隨的專業化，是導致人的主體性成長的結構性原因。分工的本質就是人的活動方式、生產方式的多樣性、專業化，也就是人們專業化地從事某一領域、某一部分的工作。分工使人們被分類為多樣的專業群體，正是不斷分化與增多的專業性群體，推進着文明的進步，推動着人自身的發展、主體性的不斷成長與豐富。面對多樣複雜的環境，面對人自身的多樣需要，人類選擇了以專門、專業的方面進行實踐、提升能力，並將這種分門別類的能力整合為作為總體能力的主體性。正是這種分工與整合相統一的機制，保證、促進了人的主體性的不斷發展，推動着人類文明從農業文明進步到商業文明、工業文明，再到當代的信息文明。在聚集與分工的相互作用中，新的分工不斷產生，舊的分工不斷被繼承、超越、揚棄。在聚集與分工的相互作用中，人類日益成為具有不同能力又相互依賴的主體。

分工引致社會團結、社會的倫理化。正如塗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所指出，分工具有倫理效應。相對於所有個體有限的精力、有限的體力、有限的生命，以分工為基礎的專業化，使人們整合為一種不得不相互依賴的整體力量。社會分工的發展，使社會團結成為一種必需，使人類成為一種整體力量日益強大的主體。“勞動分工的最大作用，並不在於功能以這種分化方式提高了生產率，而在於這些功能彼此緊密的結合。”“事實上，分工所產生的道德影響，要比它的經濟作用更重要些；在兩人或多人之間建立一種團結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無論如何，它總歸在朋友之間建立了一種聯合，並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主體性的增長，同文明多樣性、社會分工的發展具有同一性、同時性。文明的進步過程，就是文明多樣性增長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分工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不同的人們分別發展其專長、特有的主體能力，並整合、匯成作為人類整體調控能力的類主體性的過程。

分工引致工具與技術的進步。人的主體性的發展必然採取物化的形式，工具與技術是人的主體性的重要物化與實現形式。在古切爾看來，“當工具取代生物性的進化而成為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時，可以說，技術的發展就成了人類歷史最重要的方面”。“這樣，工具也創造和改變着人們的內心世界，即人類是如何理解他們的周圍的自然環境的。這些可以被使用和重複使用來操控周圍環境的工具就成為力量的源泉。”從早期的石質工具，到後來的金屬工具，再到後來的動力工具，以及現代的信息化工具，工具標示、推動着人的主體性的不斷進步。工具與技術，是人的主體性成長的核心載體與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主體性的進步，就是工具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工具與技術承載與代表着人的組織、制度、觀念等方面的水平與能力，也是文明與主體性的硬件部分。多樣化的實踐、多樣化的工業與技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從根基處推進着文明的進步、主體性的提升。

分工也必然引致觀念與知識的進步。知識與觀念是文明與主體性的軟件部分。分工方式的變化必然導致觀念的變遷，分工的多樣化、專業化，必然導致人的觀念的多樣性，知識、信仰、情感等的多樣化、專業化。文明的進步，離不開人的觀念、知識的不斷豐富，不斷專業化、多樣化。沒有知識與觀念的多樣化、專業化，也就沒有文明與人的主體性的進步。取消了觀念與知識的多樣化，也就取消了人的主體性的發展可能、激活機制。工業文明以來之所以成為人的主體性成長最快的時期，根本原因正在於工業革命以後，人們的多樣、多元觀念被深層激活。主張回到過去的浪漫主義、主張民族權利的民族主義、主張共同體利益的社群主義、主張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主張挑戰權威的懷疑主義等思潮，都在工業革命以後復興、發展及相互競爭。這些思潮都代表了人們對主體性的某種理解，代表了人的主體性的某一方面。它們的相互激蕩，從觀念層面推動着人們對主體性的認識與理解不斷走向深入。只要這些思潮不走向極端，就都代表人們對文明與主體性的某種理解，其共存性發展有利於主體性的進步。防止不同觀念的極端化，建構一種不同思潮和諧共存的關係，對推進人的主體性的有序成長，防止人們之間、民族與國家之間惡性競爭，有重要意義。

四

如果不是立足於抽象和神性，而是從具體的屬人關係來理解主體性，從外延看，人的主體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的關係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1）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一個展開與深化的過程。人從廣度與深化兩個層面，不斷開拓、深化同自然的聯繫。從地表性的自然到地球深處的自然，從分子層面的自然到原子甚至更深層面的自然，從地球上的自然到外層空間、宇宙意義上的自然，人日益把握與運用自然的規律，日益多樣地開發、探索、運用着自然。人對自然的多樣、多層性的探索與運用，是人的主體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現。（2）人與人的關係，也有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人與人之間日益開拓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情感、心理等維度的聯繫，且每一個維度的聯繫又日益呈現出多樣性的趨勢，例如政治、經濟等模式的多樣化。人對相互之間的關係的把握，日益走向深刻、自覺，人與人的多維、多層關係日益從無法掌握的無序關係轉換為可以把握甚至控制的有序關係，這個過程，是人的主體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現。（3）人與自身的關係，也有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人對自身的生理、心理等的了解有一個過程。從神化式的理解到宗教式的理解，再到科學性的理解，人對自身生理、心理的構成與運行的把握日益進入規律的層面。人自身的複雜構成，也從一個朦朧、偶然的和諧狀態，進入一個自覺實現、建構和諧的過程。醫學等生命科學的進步正標示着人對自身的控制能力的提升，人日益在身體論、心理論層面成為自身的主人、主體。

可以看到，不管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還是從人與自身看，所謂主體，就是人日益成為與人有關的對象性關係、屬人關係的主導者、主動者，所謂主體性，就是人作為的主導者、主動者所應該具有的調控能力、調控素質。因此，從內涵的角度看，從人的本質、存在構成這個角度看，所謂主體性也就是人在不斷與拓展的對象性關係中所不斷激活、發展、積澱、聚集、內化而成的一種綜合人性，一種內在的素養、素質，一種在具體的對象性關係中謀求存在、實現發展的能力和素質，並具體表現為心智、情感、語言、技能等各類能力，以及每種能力的不斷精細化、多樣性，表現為舊能力的不斷提升，新能力的不斷產生。人的主體性，就像一顆不斷成長的珍珠。在應對不斷變化與複雜化的對象性關係的過程中，珍珠會不斷地成長，在應對各類變化的屬人關係的過程中，人的各種能力、人的主體性也會不斷地新生、聚集、沉澱、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人的主體性更多地不是康德所謂的先天性，而是隨着人對屬人的對象性關係的處置而不斷成長、提煉、聚焦、沉澱的綜合能力。其內化結果，就是人把對屬人對象性關係的綜合把握，沉澱為可以隨時調用的感受能力、適應能力、改變能力、創新能力等綜合能力。

對主體性，對人們在處置、應對屬人對象性關係中成長起來的主體能力，可以從不同的維度進行描述。比如，可以從古典哲學、古典倫理學的角度，參照亞里士多德的思路，把這種能力，把人的主體性揭示為善；也可以從近代科學、近代哲學的角度，參照康德和黑格爾的思路，把人的主體性揭示為理性、自由；還可以從語言學、語言哲學的維度，把人的主體性揭示為語言，從政治學、政治哲學的維度，把人的主體性揭示為公正；或者從心理學與心理哲學、社會學與社會哲學、人類學與哲學人類學等角度，把主體性揭示為其他的屬性或素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所有分支，甚至自然科學的大部分分支，都是對人的主體性的一種研究。或者是希望揭示主體性的總體面貌，或者是在努力揭示主體性的某一個部分或者說構成。

不論我們如何揭示主體性，都可以看到，人的主體性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成長、變化的。只要人還在應對、處置不斷變化的對象性關係，人的主體性就如一顆活的珍珠，會不斷成長。即使我們把主體性定義為自由、理性、美德、公正，自由、理性、美德、公正的具體內涵也不是固定的，也將不斷變化。並不存在一個抽象、固化的作為自由、理性、平等或其他定義等的主體性。

但不斷變化的主體性也並不是無跡可尋。反思歷史，人的主體性的轉換，人的能力的轉換，有一個大致的歷史與邏輯進路，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人的主體性表現為努力從被自然決定的客體，成為把握與運行自然的主體。第二個階段，表現為從被主體間性決定的他者，成為把握與運用主體間性的關係的主體。第三個階段，表現為從被身體（包括生理與心理兩個方面）決定的存在，成為把握與運用自身規律的主體。人的主體性轉換的總體進程是從努力成為自然的主人，到努力成為社會的主人，再到努力成為自身的主人。這個過程，也就是從努力克服自然的失控，到努力克服社會的失控，再到努力克服自我的失控。

因此，在理想的意義上，所謂人的主體性，就是人可以全面自覺地把握、調控自然、社會與自我。但歷史與現實中，人對自然、社會、自我這三個層面的調控能力雖日益深化、日益提升，但遠未達到或者說不可能達到所謂的理想狀態。人類始終面臨著自然的失控、社會的失控、自我的失控。雖然經過數萬年、十數萬年甚至數十萬年的發展，特別是工業革命及當代新科技革命的發展，人的主體性快速發展，但人的主體性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主體性的認識，都遠未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人類一直面臨著深刻的主體性問題。當代語境下，人類面臨的最根本的主體性問題，或者說風險，是主體性停滯與主體性失控的並存。

人口總量的增長，人的需要的增多，客觀上要求人的主體性不斷成長。只有不斷提升人的主體性，才可能應對不斷增加的問題。但在現實語境下，由於自由主義、個體主義、消費主義等的極端化，人的主體性出現了相對停滯的現象。具體表現為人的責任意識與責任能力、創新意識與創新責任、開拓意識與開拓責任下降，人們追求安逸、享樂，不願探索、創新、創造。在一定意義上，主體性就是一種探索能力、創新能力、創造能力，人們不願意探索、創新、創造，其本質就是人的主體性的發展進入了相對停滯的狀態。這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政治發展、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深層動力不足，並可能使整體社會運行進入一種倒退的惡循環。主體性停滯是當代社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同時，人的主體性在當代又面臨著發展失控的風險。伴隨新科學、新技術、新產業、新領域的不斷發展，人的主體能力不斷提升，人的諸多合理與不合理需要也日益增長乃至膨脹，甚至開始追求一種無度的奢華、消費、享樂。人們日益走向一種無節制的生活，似乎人可以日益快速地創造、改變、佔有一切。當人們追求無限度地改變自然，無限度地改變社會，無限度地拓展自身時，就走向了主體性失控。

一方面，合理的主體性停止發展，另一方面，不合理的主體性又走向發展失控。這正是當今世界人們遭遇的最根本的主體性矛盾、主體性焦慮、主體性糾結。反思人類文明史，這個矛盾與問題一直存在，但工業文明以來，特別是當代全球新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等語境下，這個矛盾處於前所未有的激化狀態。

當代經濟危機中有一種矛盾現象“滯脹”，經濟發展停滯，就業率低，但物價卻上漲。滯脹在本質上正是停滯與失控這對主體性矛盾並存在經濟領域的反應。創新活力不足，會導致經濟停滯；很多人沒有工作，無法參與勞動創造，而其基本需要又必須滿足，特別是當人們追求沒有以勞動付出為基礎的生活和享受時，必須導致物價的上漲。

當代生態危機日益嚴重，在本質上也源於停滯與失控這對主體性矛盾並存。一方面，為了滿足更多人的生存、幸福等需求，人們需要不斷地探索可持續開發、循環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探索人與自然共生的新能力，而這方面能力的發展相對停滯；另一方面，人又在以一種短視心態發展掠奪式攫取自然資源的技術、工具、能力，這方面能力的發展基本失控。

當代社會，政治、文化與生態等問題之所以日益嚴重，都同主體性的深層矛盾密切相關。這個矛盾不解決，這個焦慮不緩解，人類將始終面臨深刻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心理、生理等危機。激活與規範并行，一方面，鼓勵發展合理的主體性，另一方面，規範、防範不合理的主體性，對解決當代文明危機具有根本意義。

反思文明史和主體性的深層統一與歷史互動，關於主體性的本質、問題與未來走向，應該強調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主體性的文明本質。主體是對象性關係中的主導者、主動者，主體性是人在應對、調適屬人對象性關係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綜合能力。人們往往用一種恆定的眼光看待主體性，把主體性看作具有固定內容與形式的人性。但反思歷史，可以發現，主體性是一個生成、變化的歷史，其發展受到自然、社會、自身等因素的多重製約。文明與主體性深層同構、具體統一。文明是主體性的外在實現，主體性是文明的內在積澱。文明的多重性、多樣性、複雜性，對應於主體性的多重性、多樣性、複雜性。聚集與分工推動主體性發展的深層機制，在聚集與分工的推動下，主體性不斷生成、展開、提升，並外化為日益多樣與豐富的文明領域與文明要素。主體性的總體轉換趨勢是從對自然的調控，走向對社會的調控，再進一步走向對人自身的調控。一部文明史、一部主體性發展的歷史，就是人的綜合調控能力不斷提升的歷史。

其二，關於主體性的深層矛盾。停滯與失控，是主體性轉換特別是當代發展中存在的一個根本性矛盾。所謂停滯，就是合理而必需的主體性，有利於人類整體可持續發展的主體能力、主體素質沒有得到發展；所謂失控，就是不利於人類整體可持續發展的主體能力、主體素質得到了不合理的增長。這對矛盾，就是人類發展自身與約束自身的矛盾。一方面，為了滿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多樣需要，人類需要發展自身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如果不約束和規範自身主體性的發展方向，將深層危及人類自身的存在，可能導致人自身、世界文明的反發展。當代諸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問題之所以呈現惡化趨勢，在根本上正同主體性的停滯與失控這對矛盾並存有關。能否在主體性層面處理好發展與規範的關係，能否有效解決停滯與失控的矛盾，將深層決定人類社會與世界文明的走向。

其三，關於主體性的未來走向。歷史轉換中，雖然有戰爭、災難等的諸多擾動，雖然人的主體性存在停滯與失控的深層矛盾，文明與主體性在總體上依然呈上升與發展的趨勢。但是，日益增多的問題與危機提醒我們，需要對文明與主體的關係進行自覺把握，對文明與主體的發展進行自覺規範，以避免可能出現的更為巨大的文明危機、主體性危機。主體是一個總體性範疇，具體呈現、實現為不同而多樣的文明要素與文明形態，每一種文明形態與文明要素都是人的主體性總構成中的一個部分。取消了多樣文明，也就取消了主體性合理髮展的現實構架。因此，自覺維護、發展文明多樣性，建構具有反思性、倫理性的多樣異質文明共存、共進的制度、知識、心理等構架，對緩解、克服主體性焦慮，推動文明與主體性的良性互動、可持續發展，具有基礎性的路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