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資本論》的城市哲學意蘊

第十章《資本論》的城市哲學意蘊從時代問題出發，用馬克思本人的方法重讀馬克思，用《資本論》內含的方法重讀《資本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及《資本論》走進當代具有基礎意義。當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提出“回到馬克思”這個論斷，並對如何回到馬克思進行具體思考時，他其實涉及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特別是《資本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是從歷史文本還是從現實問題出發閱讀馬克思及其《資本論》。“回到馬克思，我們指出，不僅在他所說的而且在他所做的，我們可以把握，從早期的閱讀理論和實踐過渡到新的閱讀實踐，並且過渡到能夠向我們提供新的閱讀理論的歷史理論。”對於如何閱讀《資本論》，阿爾都塞區分了“清白的閱讀”與“負罪的閱讀”。阿爾都塞反對沒有價值立場、沒有問題感的所謂純科學式的“清白的閱讀”，而主張一種從時代問題出發、具有真實問題感的“有罪的閱讀”。“作為哲學家閱讀《資本論》恰恰是要提出特殊論說的特殊對象的問題，而且提出這種理論與它的對象的特殊關係問題。”“地盤的改變”、問題本身的改變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提問方式本身的改變，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區別於其他政治經濟學著作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馬克思進行文本、文獻閱讀與研究的重要特點。“馬克思的理論革命，不在於他的答案的改變，而在於他的問題的改變。”“馬克思恰好使用‘地盤的改變’這種表述來表達這種理論總問題的改變。”

緊扣時代主題，努力對時代重大問題進行深層解答，是馬克思哲學及《資本論》的根本方法論特質。正是這種方法論特質決定了《資本論》在知識現代性、城市現代性等問題上的在場性。《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問題，探求新的答案”。對《資本論》研究而言，可以說，在不同時代語境中，人們會從自己面對的新問題出發重新閱讀《資本論》，對《資本論》不斷進行新的闡述、新的理解。而《資本論》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恰恰在於其內含的方法能否為人們切入當代、把握現實、直面問題，提供一種原則、路徑、可能。城市化是當今世界特別是當代中國正在遭遇的一個重大問題，城市問題具有根本性、全局性、複雜性。本章將從城市問題出發，探索《資本論》的城市哲學意蘊，努力呈現《資本論》對城市哲學研究的可能方法論意義。

一

對象越複雜，人們越需要清晰的認識原則和研究方法。把現實世界知識化，把複雜對象概念化，以符號和概念的方式把對象世界進行“解碼”，是人們應對複雜對象世界，特別是複雜現代性的一種需要和策略。隨着城市化的拓展，人類日益棲居於城市之中，複雜現代性日益表現為複雜城市性，建構城市哲學，尋找能夠反映和把握複雜城市社會的概念系統、話語系統，日益成為人們在城市社會語境下的一種理論訴求。努力把握城市問題、城市發展、城市社會的遺傳密碼，對城市與城市發展進行DNA基因測序，形成能夠反映城市本質與城市變遷規律的一般城市化理論，幫助人們形成應對城市問題、建構城市生活的一般方法、原則和態度，是城市理論與城市哲學研究的總體方向。但反思目前的城市研究、理論研究，不同學科和取向的研究者對城市與城市問題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認識，不僅沒有形成獲得普遍共識的一般城市方法、城市態度，甚至還沒有找到為大家所基本認可的能夠反映城市問題、城市本質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如何尋找、建構、形成能夠反映城市問題、揭示城市本質的核心概念、概念群，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理論、城市理論體系，是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大任務。

不同的學者往往用不同的範疇來定義城市。列斐伏爾用空間生產、政治性、日常性、城市權利等概念定義城市、城市化。他認為，在實然與問題意義上，作為空間生產過程及其結果的城市與城市化具有政治性，城市往往成為少數精英佔有與再生產權力的工具與場域；在應然與理想意義上，城市是人們進行日常生活的空間與場域，城市發展應該尊重與保障廣大日常生活主體的全面城市權利。所謂城市權利，就是所有的社會主體都“不被排斥於城市中心和城市運行之外”。哈維則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用資本來揭示當代城市的本質。在哈維看來，當代城市的深層本質是資本性，當代城市與城市化是資本維護自身生產、增殖的高領域、新工具，當代城市問題的深層本質也就是資本的問題，城市問題不過是資本問題的一種新形式。芒福德則用文化這個範疇來揭示城市，認為城市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容器。“貯存文化、流傳文化和創造文化，這大約就是城市的三個基本使命了。”凱文·林奇則立足城市的主體性功能，對城市本質進行揭示，認為活力、感覺、控制、效率、公正等是把握城市本質的重要概念。

應該說，針對具體研究目標，在不同語境下，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範疇來揭示、定義城市，對把握城市本質，建構作為一般城市理論的城市哲學都具有重要意義。但問題在於，目前的城市理論與城市研究，由於仍處於相對初級的階段，還沒有對自身的方法論策略進行十分自覺、系統的反思。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研究的深層化。筆者認為，城市理論、城市研究的深化，離不開對自身方法論的反思與確認。城市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論問題是如何處理對象與概念、社會史與概念史的關係，如何從感性的城市現象出發，生成、建構反映城市本質的概念與概念群。馬克思《資本論》的認識論策略，概念形成的原則和方法，對確認城市哲學建構的基本方法論，具有示範意義。

面對巨大的商品堆積、複雜的資本世界，馬克思使用商品貨幣資本、價值交換價值剩餘價值、生產資本流通資本消費資本等一系列相關的概念、概念群，對資本社會進行了解碼。正是通過這些緊密相關的概念與概念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了知識化、概念化，使資本社會從抽象的感性存在成為具體的理論存在，實現了資本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理論飛躍。這裏，問題的關鍵在於馬克思為什麼能夠實現這種理論飛躍，馬克思究竟以什麼原則和方法為支撐，實現了對作為感性存在的資本社會的符號化、概念化、理論化。筆者認為，邏輯與歷史相統一，從抽象到一般，是馬克思對資本社會進行理論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資本論》的根本方法論策略。“抽象”就是感性的具體，“一般”就是理論的具體。抽象之所以抽象是因為它只反映了對象的某一個側重面、某一個特點；具體之所以具體，是因為它由不同的抽象組成，儘可能全面地反映了對象多個特點、多個側重面。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就是從感性出發，儘可能把握研究對象的所有特點、根本特點，並形成反映對象本質的概念與理論的過程。“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這種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也就是從歷史出發建構邏輯，並對歷史進行邏輯與本質把握的方法。“歷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

《資本論》所內含與運用的這種處理對象與概念關係的方法論策略，對城市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從感性的城市生活出發，是建構城市哲學的根本基礎。在任何一個時代與時期，都會形成反映這個時期與時代的概念與理論。而社會生活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因此，從真實的感性生活出發，而不是從已有的理論和概念出發，就成為形成能夠反映已經變化了的對象與生活的概念與理論的重要基礎。城市化是一個正在進行的綜合變遷過程，建構城市哲學尤其需要注重從現實、感性的城市生活出發。其二，直面與解答城市問題，是建構城市哲學的重要任務。從問題出發，從資本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出發，是馬克思《資本論》能夠形成其獨特概念群的重要方法。對城市哲學而言，真實地面對、切入城市問題，是建構與深化城市哲學研究的重要起點與動力。其三，回歸城市歷史，正確處理城市邏輯與城市發展史的關係，是深化城市哲學的重要路徑。面對日益複雜而嚴重的城市問題，諸多學科的學者已經建構起不同向度與形態的城市知識。梳理、鑒別這些城市知識的合理性、價值與意義，是城市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面對日益豐富甚至互相對立的城市知識，尤其需要回到城市發展史本身。例如，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種“首先是城市的觀點”，認為，城市在公元前8500年就產生，城市的誕生早於農業文明，正是在城市的推動下，農業等生產方式才得以生產。那麼，究竟是農業文明先於城市文明，還是城市先於農業？顯然，在概念史層面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反思社會實踐史，可以發現，雅各布斯在建構起城市觀與文明觀的時候，沒有看到或者說忽視了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雅各布斯所設想的城市，其運行需要有運輸工業、存儲工具以及文字。但考古資料顯示，在公元前8500年，輪子運輸工具、制陶技術以及文字都還沒有出現。這個例子說明，只有回到歷史本身，從城市發展史出發，才能解決城市知識層面存在的諸多分歧，才能建構起真正合理的城市理論、城市哲學理論。

二

城市哲學的興起和當代社會發展、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密切相關。20世紀中後葉以來，伴隨現代性的複雜化，在福柯、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學者的推動下，當代社會理論發生了重要的空間轉向。空間轉向可以從社會實在與社會知識兩個層面來認識。從社會實在看，所謂空間轉向，是指現代社會的人文環境、生產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明與文化等的存在形態日益多樣，人們日益遭遇同時存在的文明與文化等的多樣性、差異性問題。從社會知識看，所謂空間轉向，是指人們日益關注社會生活的當下性，日益關注同時存在的多樣、差異的文明與文化，甚至把空間作為認識和解釋世界的本體性範疇，提出了“歷史終結論”、“空間本體論”等觀念和方法。筆者認為，時間與空間、歷史性與空間性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當代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存在問題的一面。這種轉向反映了當代現代性的重要新特徵，也反映了人們對傳統一元性、強制性歷史觀的反思。時間與空間、歷史性與空間性，是世界與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狀態，也是人們把握世界的兩個相互關聯的基本範疇。如果只側重於其中的某一個方面，比如空間性、共時性，可能有利於解釋某些階段性、局部性的現象，但並不能根本性地解釋和說明研究對象的深層本質與變遷趨勢。

在歷史觀這個問題上，目前的城市哲學研究也遭遇了空間與時間問題。一是如何認識城市問題與城市發展的空間性。在當代語境下，空間性就是同時並存意義上的多樣性。對城市而言，這種多樣性、空間性表現在利益、文化、建築形態、資源條件等方面。那麼，這些複雜的關係有無一個相對統一的交匯點，是否存在把握複雜多樣性的相對統一的切入點、關節點？這實質上涉及對城市本質與城市秩序的理解，如果城市只是各種要素的雜多性聚集，那麼，城市可能也就沒有本質與秩序可言。一是如何理解城市問題與城市發展的時間性，如何在歷史、現實、未來的統一中，認識城市問題與城市性。面對城市化的複雜結果，有的研究者以一種停滯、鄉愁甚至倒退式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認為城市發展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破壞了傳統的美好生活；有的研究者以一種激進、技術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認為人類可以以技術為支撐無限制地向前推進城市化。那麼，對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論上，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時間性與空間性？馬克思《資本論》對時間與空間關係的處理，對歷史性與空間性關係的處理，對釐清當代社會理論的歷史觀問題，從方法論層面自覺確認城市哲學的歷史觀基礎具有重要啟發。

應該說，馬克思深刻地遭遇了其所處時代的空間性問題：資本形態與資本問題的多樣性並存。比如：多樣堆積的商品，多樣複雜的利益關係，以利潤、利息、地租、工資、價格等多樣形式存在的價值與剩餘價值。可以說，促使馬克思進行理論思考的正是這些複雜的空間性問題。如何把這些空間並存的資本問題揭示清楚，正是《資本論》的一個基本目標。《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兩個層面揭示了資本空間化、多樣性的深層本質。其一，從社會關係出發，對空間化、多樣性的資本進行社會定位。在馬克思看來，再複雜的價值關係、資本關係，最終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具體表現為不同階層、階級之間的利益關係。不管資本是以利潤、利息、地租、工資，還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不管資本再生產自己的具體形式與鏈條多麼複雜，最後都是一種社會關係，都是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級之間的利益關係。其二，對已經深刻空間化、多樣化的資本進行歷史透視，通過揭示資本自身生成的歷史邏輯，呈現其邏輯一貫的深層本質。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認為，資本的生成經歷了物的交換、一般等價物的產生、貨幣的產生、資本的產生，再到資本的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等過程，而貫穿這個過程的核心與紅線，正是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無限度追求。

在馬克思對空間化、多樣化的資本進行社會與歷史本質揭示的背後，是馬克思獨特的歷史觀策略、方法論策略。其一，馬克思強調從已經充分展開、複雜化的現實出發，對研究對象進行“從后反思”，把握其變遷的總體邏輯、總體趨勢。“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也就是說，研究對象的複雜化固然是一個問題，但也為人們研究認識對象的歷史變遷提供了重要條件。其二，馬克思注重從歷史、現實、未來相統一的視角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變遷邏輯、未來趨勢。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以資本形式存在的社會關係，具有階段性、暫時性，既不是歷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也就是說，人類可以立足社會實踐，把握社會規律，創造新的生活。

《資本論》內含的歷史觀策略，馬克思從社會關係出發對空間性與歷史性的辯證處理，為我們理解城市的本質、建構城市哲學具有重要啟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關於如何理解不斷空間化、多樣化的城市。雖然城市是一個日益複雜的現象，其重要特徵就是多樣文明要素的空間化並存，但在深層本質上，城市是處於社會關係中的人的創造物。社會關係是把握城市本質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線索。把握了社會關係的變遷、結構與趨勢，也就把握了複雜城市現象的深層特點。城市問題不管多麼複雜，其深層本質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意義關係的合理化，也就沒有合理可持續的城市秩序。社會關係是把握城市本質、解決城市問題的根本切入點。其二，關於如何理解城市發展的時間性、歷史性。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社會是工業社會之後的一種普遍社會狀態，與意識形態無關。在雅各布斯看來，人類社會一直都是城市社會，蘇賈也贊同這種“首先是城市”的觀點。這種城市觀其實否認了城市的歷史性、時間性，否定了城市發展的可能。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歷史方法論視域中，城市是人類生產力、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應該區別社會性與城市性，區別以同質文明為基礎的小群落式的空間聚集與以多樣異質文明聚集為基礎的空間聚集。前者是村落，後者是城鎮或城市。而城鎮與城市本身也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並仍將繼續。只有從時間性與空間性相統一的角度，才能深層把握城市的具體、歷史本質。其三，關於城市哲學研究的歷史觀和方法論自覺。《資本論》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在進行社會與理論研究時，要有自覺的歷史觀與方法論意識。城市發展與城市問題具有全局性，對人類社會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面對時間效應與空間效應相統一的城市化，建構城市哲學尤其需要具有自覺的歷史觀與方法論意識。馬克思從社會關係、現實問題出發對研究對象進行“從后反思”，把握其歷史本質與歷史趨勢的方法，對深化城市哲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

客觀地反映、研究社會生活，是理論研究的一個基本特徵。但追求客觀性，不等於沒有價值立場。從知識歸屬看，價值立場問題是理論與知識的主體性歸屬問題，即一種社會理論為誰代言的問題；從社會實在看，價值立場問題其實深刻涉及歷史本身的主體性問題，即誰是歷史與社會的主體這個問題。在當代複雜現代性、“碎化”現代性語境下，歷史被分化為不同的具體領域，歷史的主體性問題被具體地分化為不同社會領域的主體性問題，例如，誰是經濟領域的主體、政治領域的主體、文化領域的主體等。對城市發展而言，追問誰是城市與城市發展的主體，就是對歷史主體的一種具體追問。城市的主體問題又具體化為“城市權”的歸屬問題，包括城市權力與城市權利的主體歸屬問題，即誰在城市與城市發展中擁有城市權力、享有城市權利。正如韋伯等所揭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專業化分工。以技術理性為基礎的專業化，使人們只能在某個領域內獲得發展，獲得範圍與內容有限的權力與權利。但這種有限的權力與權利，在現實中的配置卻往往並不平等。不同領域的權力與權利往往被少數政治與技術精英所佔有。對“城市權”而言也是如此，城市發展與運行的權力，城市發展的成果及相應權利，往往被少數的政治與技術精英所佔有，這些精英在城市發展中日益享有神聖的主體地位，而廣大的普遍人作為世俗主體，往往只能成為不受自身左右的城市發展結果的接受者甚至城市發展工具，而不能作為城市發展與運行的主體。精英與世俗的關係，是歷史與城市主體性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

雖然芝加哥學派對城市發展的社會問題、社會衝突進行過研究，以社會學的方法觸及了城市主體性問題，雖然福柯、哈維、蘇賈等對城市權力、城市權利、城市公正等問題進行過不同形式的探索，以政治學、地理學的方式涉及了城市主體性問題，但反思已有的城市研究，研究者們卻往往相對忽視從主體性及其歷史變遷進行城市研究，沒有對城市主體的神聖與世俗等結構性問題進行專門的歷史與邏輯探索，尤其缺乏對城市主體性問題研究方法的深層反思、理論自覺。《資本論》對經濟與社會發展主體的歷史反思、對世俗主體地位的歷史與價值確認，對推動城市哲學主體性研究、價值原則研究的自覺化具有方法論意義。

馬克思所面對的現代性是一個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的社會。權力與資本所有者佔有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財富，產業工人則掙扎在生存線上，甚至走向絕對貧困。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特別是剩餘價值論為視域，對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進行了深刻揭示。他認為，生產勞動是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生產勞動的核心主體是工人、普通的勞動者。但在資本現代性的制度語境下，作為財富主體創造者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歷史真正主體的世俗主體，不僅沒有獲得應該有的權力和權利，反而成為資本無限增殖自身的工具。《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整體運行邏輯與運行過程，揭示了資本家在生產、交換、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榨取剩餘價值的手段、方法、策略。反思《資本論》，可以發現，在科學客觀邏輯的背後，有一條非常鮮明的主體價值邏輯，就是確認世俗主體、普通人的歷史主體地位。可以說，對誰是歷史的主體這個問題的追問是《資本論》的真正主題。當然，《資本論》的價值不在於簡單地指認了這個事實，而在於通過詳細地研究資本主義誕生、發展、運行的歷史與邏輯，具體證明了剩餘價值的存在，具體證明了世俗主體的歷史主體地位。也就是說，在方法論上，馬克思是通過深入的歷史研究，來進行主體性研究、歷史主體確認。讓歷史過程本身確認歷史的主體，用事實本身來揭露事實，是馬克思進行主體性研究、主體性確認的根本方法論策略。正是通過這種具體的歷史與機理研究，馬克思把對苦難者、世俗主體的同情轉化或者說升華為對其歷史主體地位的理論確認、價值確認。

《資本論》的這種主體性研究進路對當代社會理論研究，特別是城市哲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其一，城市哲學研究離不開對城市主體的自覺反思與確認，當下的城市哲學研究尤其需要拓展從微觀、具體出發的主體問題研究思路。城市主體性是歷史主體性這個問題在城市發展領域的具體化。對歷史主體這個問題進行哲學高度、宏觀尺度的反思與反省，對把握城市主體性問題具有基礎意義。但對城市主體性問題的真正深入把握，尤其需要結合具體、微觀領域的城市權力、城市權利問題。城市是一個由諸多具體領域、環節構成的複雜機體，沒有諸多構成環節與領域的合理化，沒有諸多微觀領域城市權力與城市權利的合理化，也就沒有對整體意義上的城市主體性這個問題的真正解決。從微觀出發，從城市存在與發展的具體構成出發，具體確認世俗主體的“城市權”，是深化城市主體性研究、推進城市研究走出主體性迷失的一個基礎路徑。其二，對城市本身進行歷史研究，用城市發展史本身的內在邏輯確認城市主體，是釐清城市主體性問題的根本基礎。目前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空間、城市地理、城市形態、城市建築等為線索進行，而沒有以城市主體性問題為線索展開的城市發展史研究，更沒有對城市主體與城市發展史關係進行深層把握的城市史研究。這導致了城市研究、城市哲學研究的浮躁化與淺層化。城市哲學研究的深層化，離不開對城市權利史、城市權力史的進程反思與邏輯把握，離不開對生產方式變遷史、社會關係變遷史及城市主體變遷史的具體研究，離不開對主體性、城市性、社會性、現代性等問題的邏輯與歷史把握。城市發展史研究的深化，將“自然”呈現世俗主體在城市發展中的歷史主體與價值主體地位。其三，直面城市主體性問題的當代特徵，具體探索符合時代條件的解決城市主體性問題的制度路徑。當代城市現代性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現代性，有延續性也有差異性。一方面，資本現代性是城市現代性的重要特點，馬克思對資本關係、階級關係等的批判性把握，對分析當代城市及其主體性問題仍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當下現代性、城市現代性呈現出諸多新的特徵，後福特社會、消費社會、知識社會、虛擬經濟與社會等的推進，使城市現代性語境下的社會關係、階級與階層關係等表現出高複雜性。這就需要城市與城市哲學研究者不斷跟蹤、把握當代現代性的新變化、新特徵，對城市主體性的變遷趨勢進行動態性的研究，探索麵向未來的調整城市主體關係、實現世俗主體歷史主體性的可行制度、可行策略。

四

任何一個對象，包括客觀性的世界和主觀性的理論，都是一種對象性存在。對理論而言，對象性存在有兩層含義。一是任何理論都最終同實在對象、感性對象有關，都是對世界與實在的一種直接或間接反映，不和真實、感性、外在對象相關聯的理論往往是抽象的；一是任何理論都不可能單獨存在，都以知識群、理論群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同其他理論和知識的共存與對話中，一種理論才能得以生成、發展。也就是說，任何一種理論在其發展中都需要同時性地處理好兩個問題，一是同外在對象的關係問題，一是同其他理論和知識的關係問題。城市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現實生活中城市問題的突現，是城市理論、城市知識產生的根本動因，正是在感性的城市問題的推進下，城市理論、城市哲學才得以產生，離開了對現實生活、城市問題的關注，所謂的城市理論、城市哲學將沒有意義；另一方面，城市理論、城市哲學需要以知識群和理論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種城市研究都不可能以單獨或獨佔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同多樣形態、範式的城市理論、城市知識的共存、對話與碰撞中，城市研究才得以繁榮、不斷發展。

因此，對城市哲學而言，如何處理好同已有的多樣、多學科城市理論的關係，能否形成與其他城市理論的良性互動關係，推進城市知識群、理論群的良性發展，就成為城市哲學研究能否深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的城市理論群、城市知識群表現出三個特點。一是不同向度的城市知識、城市理論正在蓬勃興起、方興未艾，不同專業學科的研究者們建構起不同樣態的城市理論，如城市規劃與建築學、城市政治學、城市社會學、城市人類學、城市經濟學、城市生態學等。一是這些不同向度與範式的城市知識、城市理論仍處於相對離散的狀態，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標各異。雖然有了一些跨學科的對話，但城市知識仍主要分屬於不同的專業學科，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層對話，尤其缺少不同城市理論之間的多元對話，甚至沒有進行多元對話的機制和平台。一是城市問題本身的複合性、複雜性，客觀上要求不同學科城市知識、知識理論的跨界對話，這種對話將為城市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提供新的可能。城市哲學正是這種對話趨勢的一種產物，城市哲學的推進將為不同學科城市理論、城市知識的深層對話提供一種新的可能、一種新的基礎，甚至一種新的機制。因此，如何探索、確認同多樣的城市知識、城市理論進行多元對話的原則和機制，就成為城市哲學建構與發展中需要自覺反思的一個方法論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知識論策略，其處理知識與理論對話問題的原則與方法，對城市哲學處理知識對話、理論對話問題具有重要啟發。

反思馬克思的理論研究，可以發現，同已有的相關研究、相關知識、相關理論進行深層和系統的對話，不僅是馬克思進行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推動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化的一個重要機制。正是在同不同思想的對話與碰撞中，馬克思自身的理論不斷形成、不斷完善、不斷成熟。在《資本論》中，尤其是《資本論》第四卷也就是《剩餘價值理論》中，馬克思與同時代的諸多思想、理論進行了對話，對同時代的幾乎所有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重要著作進行了系統反思，並在這種反思與對話中形成、證明了自己的知識論立場、原則與方法。《資本論》的思想與理論對話，體現出三個特點。其一，是一種有深度和明確目標的對話，一種有強烈問題意識的批判性對話。馬克思梳理已有的國民經濟學等研究，目的不是撰寫教科書式的理論概覽，不是梳理已有的經濟學理論，而是在對話中揭示、證明剩餘價值的存在，揭示已有的國民經濟學等研究在剩餘價值這個問題理解上的可能價值與主要問題。也就是說，《資本論》中的理論對話，是緊緊圍繞探索資本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本質、運行規律這個問題所進行的對話，而不是無目的的漫遊式對話。其二，是一種有廣度、直面問題本身、沒有學科邊界的哲學性對話。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諸多流派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反思了李嘉圖、斯密等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資本論》就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思想史、政治學思想批評史。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的反思與批評，始終保持着哲學的高度與深度，始終沒有遊離於對現代性、資本現代性深層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因此，《資本論》同時又是一部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著作。哲學性是《資本論》的重要特點，也是《資本論》能夠走進當代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一種有智慧的對話，一種以探索具體規律、可行的實踐策略為目標的對話。揭示資本的剩餘價值本質，揭示資本主義的生成、發展、滅亡的規律，是馬克思同不同範式經濟學思想進行對話的重要目的，而這種目的又服從於更為高遠的目標：具體探索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建構新世界的可行策略、實踐智慧。也就是說，在《資本論》特別是其第四卷的大尺度思想對話中，始終有一個明確的實踐目標，就是為解決資本問題，為建構更合理的新世界、新社會進行原則、路徑等探索。這樣，馬克思的《資本論》就不僅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思想批評史著作，不僅是一部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著作，更是一部以實踐智慧為導向的實踐哲學著作。智慧性是《資本論》的根本價值所在，是《資本論》具有跨時空意義的根本原因。

對城市哲學而言，在知識建構這個層面，《資本論》的獨特知識論策略可以給我們諸多啟發。其一，多學科對話是深化城市理論與城市哲學研究的必要路徑。一方面，建構城市哲學是不同形態城市理論深層對話的一個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城市哲學的自覺建構，也將為城市理論的多學科對話提供一個更具一般性的對話基礎與對話平台。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哲學就是城市批評史研究，其研究的一個重要基礎內容是對不同範式的城市知識、知識理論進行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反思、梳理、把握。思想只有在激蕩中才能深化。離開了同已有城市規則、城市建築、城市經濟、城市地理、城市政治、城市文化等城市知識、城市理論的對話，城市哲學研究將失去思想資源，也將失去走進現實的知識路徑。其二，把握城市本質，呈現城市發展的歷史與趨勢，是城市哲學研究進行跨界與多學科對話的重要目標。與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城市知識的跨界性對話，是保持城市哲學活力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不斷建構、驗證城市哲學知識合法性的一個重要路徑。但城市哲學不能止步於此。城市哲學、城市批評史的重要基礎是城市發展史，只有不斷地回歸城市發展史本身，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研究才會具有真正的基礎。其三，在知識對話中，城市哲學建構尤其需要具有現實意識、問題意識、批判意識、實踐意識。“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實踐性是城市哲學的核心特點，梳理城市知識、回歸城市發展史都不是城市哲學的根本目標；探索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探索解決現實城市問題的實踐智慧，才是城市哲學的真正目標。因此，始終保持對城市現實問題的關注，保持與城市生活本身、感性真實的城市發展過程的對話，就成為城市哲學、城市知識研究能否真正深化的重要保障。同鮮活的城市生活對話，推動城市生活、城市社會的不斷合理化，是城市哲學的活力、意義、價值所在。

總之，城市化是當代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城市哲學是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新領域。《資本論》對資本現代性的探索對把握城市現代性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可以從諸多維度去探索《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及其對城市研究的可能意義。而方法論反思，用馬克思本人的方法回到馬克思，用《資本論》本身的方法呈現《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及其對城市哲學的可能意義，則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維度。